多么勇敢啊，第一位颠簸着、惊叫着穿过变幻莫测的海洋的人，当他看着家乡的土地在身后消失，他就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轻柔的风：他将海洋辟出一条前途莫测的路，却只能信任一块薄板，在生与死之间划出一道淡淡的线。

　　这是塞涅卡《美狄亚》中对人类发明航海术的歌咏。那勇敢的、“第一个人”，在风与海洋的召唤下，置生死于度外，他将告别的，不仅是“家乡的土地”，还包括世俗成规、稳定的事物与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以及所有这一切叠加起来对于对于人的角色规定。

　　而海上是一片混沌未知的“仙境”，既意味着冒险，也敞开所有可能……现在，余展飞也将“启航”——

　　从家开车到越剧团，大约需要二十分钟。车子一发动，余展飞身体有感觉了，兴奋了，柔软了。不是柔软无力，是柔韧，充满力量，跃跃欲试。同时，身体里好像有股水在流淌，可比水要绵柔，几乎要将身体溶化……他听见身体里有开水沸腾的咕噜声，那是身体被点燃的声音，他要绽放了。

　　也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越界，余展飞托付生命的“一块薄板”（借用哲贵创作谈中的用词“隐秘通道”）是越剧——准确地说——《盗仙草》。戏里有白素贞和舒晓夏，“美得不真实，惊心动魄”，他被“击中”。但为什么是这一出？与文戏中一往情深、含辛茹苦的形象相比，作为武戏的《盗仙草》淋漓尽致地释放了白娘子的血性、刚烈与叛逆，人妖相恋，异类交合，白娘子原也是由爱越界、因情犯禁的美狄亚。在肉身、理性、生死法度与社会规范之外，魅惑异端的白娘子，顽强为自己打开了一条“隐秘通道”，朝向蓬勃而不可遏抑的爱欲绽放，那何尝不是一重欲仙欲死的“仙境”？

　　这么说来，《仙境》讲述的也是从一个世界偏离、穿行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世界由秩序、规范和按部就班的现世组成，另一个世界则是由“隐秘通道”所打开的“仙境”。对于余展飞而言，一个世界意味着胶、线、针脚、皮料、采购、销售、公司上市……另一个世界意味着脸谱、盔头、戏服、剧本、唱腔……

　　与哲贵的其他作品一样，《仙境》以信河街为舞台，以这条街周边的人为主人公。信河街是一个民营企业特别发达的地方，据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在做生意。哲贵倾心描绘的就是这一特殊人群，在飞速的经济发展中积聚起财富，他们被称作新富阶层或成功人士。经济发展在今天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然而在一般广告、影视剧与文学书写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由饮食生活、休闲方式、商务应酬等所构成的新富商人们的“半张脸”，成为公众既艳羡又仇视的符号。与此同时，他们另外的“半张脸”则被悄然隐去。余展飞在父亲安排下，从采购和销售做起，然后独立经营，将工厂改为集团公司，在全国各地开出五千家专卖店，公司上市当天其个人市值达33亿。无疑这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说哲贵偏好写商人，这没错；但可能需要追加一条补注：哲贵笔下的商人，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批“试水者”，凭借着手艺、胆识与勤奋，由作坊、工厂到公司、集团，一手打拼出自己的事业，他们几乎没有脱离过第一线的生产制造。这么说吧，这些商人不是马克思意义上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的资本家，而是生意人和手艺人的混合体，其身后拖曳着长长的传统手艺人的背影，甚至影响到后代。余展飞“自出生那天起，便注定这一生要和皮鞋捆绑在一起”，“在父亲眼中，和那些修补和定做的皮鞋几乎没有区别”，委屈的同时，余展飞也感到骄傲，因为习得了父亲的态度：父亲没有将皮鞋当作商品，而是当作人，对父亲来讲，皮鞋竟是有性别的，分男鞋女鞋，任何一双鞋一上手，都会让它们发出独特的光芒，会给它们全新生命……这不是资本家，而接近阿伦特笔下的儿童与收藏家：“对于儿童，物品还远不是商品，还没据其用途来估价……只要收藏活动专注于一类物品（不仅是艺术品，艺术品反正已脱离日常日用世界，因为它们不能“用”于什么），将其只作为物本身来赎救，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有了内在的价值……收藏家‘梦萦一个悠远或消逝的世界，同时幻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再像日常世界中那样各取所需，物品也从需求使用的劳役中被解放出来’。”（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余展飞在商业市场上蒸蒸日上，必然也在“需求使用的劳役”与资本游戏中载浮载沉，由此不免愈发怀念父亲对于皮鞋的感情，“梦萦一个悠远或消逝的世界，同时幻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于是《盗仙草》和白素贞从天而降，那是由“隐秘通道”指示的“仙境”。

　　《仙境》中父亲对于皮鞋的寄托，与哲贵的写作旨趣相同：把物从市场中分离出来，不再只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而禀有了“内在的价值”；将人从分类秩序（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等）中解放出来，不再只是“半张脸”，而恢复其完整、自由与尊严。由此我们应当追加第二条补注：哲贵的文学由特殊抵达普通，以商人为镜像，实则观照的是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条“隐秘通道”，给日常生活打开一个出口。而且这个出口并不是外部“仙境”赐予的，而来自我们的反身自省，来自我们对人的丰富性的承诺。据哲贵说，中国社会从农耕走来，民间对手艺人有崇拜心理，认为手艺人是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妖怪”（哲贵：《现实与理想之间应该有条隐秘通道》，《小说选刊》2020年第7期）。白娘子是人神合体的妖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借用黑格尔的论述，人的意义正在于“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情欲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的”；但是，人的意义并不只在上述“人格”的向度上被穷尽，“人实质上不同于主体，因为主体只是人格的可能性，所有的生物一般说来都是主体……人既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低微的东西。他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人的高贵处就在于能保持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任何自然东西在自身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人之为人，在于其拥有一种能够从一切肉身性、社会现实规定性中抽象出来和超越出来的可能，这是人的“无限性”，“人的高贵处”。这并不是拔高，而是对人“实质”的趋近与认领，《仙境》中有一段点题性的描绘：“白素贞让他突然从现实生活中飞起来，让他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他以前没有想过的。”

　　故而，《仙境》的旨向并不是“生活在他处”，而是不断擦洗内心的镜面，“唤醒”（这是《仙境》中的用词）人本有的可能性。父亲的形象在这篇小说中是不可或缺的，他长年在皮鞋店里修修补补，让我联想到日复一日编织、拆解毛衣的佩涅洛普，素来被视作日常秩序、现世维度的象征。“幻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越界冲动，绝不意味着放弃世俗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签署的契约、放弃在契约状态中妥善安放自身的位格。与其说越界，毋宁说是“临界”，即不断地将常态生活相对化；与其将“隐秘通道”实指为通达“仙境”的捷径，毋宁理解为在远行与复归间营造出紧张的力学关系，“人的高贵处就在于能保持这种矛盾”。这么说来，当越剧团特批名额的机会摆在面前，余展飞的婉拒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成为剧团演员，在本职与业余间的那层原有的张力就消失殆尽了。照应本文开篇，第一位勇者辞家冒险，变幻莫测的海面上，也许即将与归家的奥德赛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