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既没有电视，又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人们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围坐在一起听收音机。在那个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单一的岁月里，小人书成了我的精神食粮，陪伴着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我从小在偏僻的山区长大，童年时期是不讲究读书的。年轻人读完小学就算是“知识分子”，读完初中就是“秀才”了。刚上学时，我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书籍，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几张破烂的报纸；放学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看牛、砍柴，帮父母做家务。读二年级时，我认识了不少字，那年到舅舅家拜年，第一次看到了到几本连环画。那是舅舅回家过年时，带给表弟的礼物。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里，小人书里那行云流水的线条、人物丰富的表情，再配上通俗易懂的文字，就像施了魔法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从此也就迷上了。

　　舅舅见我和哥哥都喜欢看小人书，说喜欢看书就好，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把表弟已看过的小人书拿给我们带回家。表弟则不同意，在外工作的舅舅严肃地批评道：“兄弟之间要学会分享，下次表哥来我们家时会还给你。别那么小气好不好？爸爸下次回家探亲，会给你买更多的小人书，好吗？”表弟极不情愿地说：“那好，下次表哥来我们家时一定要还啊！”

　　小人书一到手，我如获至宝。为了想看到更多的小人书，我便转借给村里的同伴看。在转借之前，我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决不能丢失。因为在那个没有精神生活选择的年代，小人书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我难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对世间的善恶、人物的好坏，都是从小人书中获得的。看《小兵张嘎》时，我崇拜他小小年纪就敢与敌人斗智斗勇，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看《红岩》时，我便痛恨像“甫志高”那样的叛徒，敬佩“江姐”那样视死如归的英雄……那时，我虽然是个小屁孩，却有了英雄情怀。我沉浸在那些故事里，产生了无尽的联想。小人书，引导了我的人生价值趋向。

　　读小学五年级时，我在语文老师的房间里看到了一本破旧的《民间故事集》。我便向老师借阅，她当时吓得脸色变青，说什么也不肯借给我看，并郑重地对我说：“你爸爸是大队支部书记，这事千万说不得！我这里有两本小人书，先借给你看。我家里还有几本，待我回城后，再带来给你看。”

　　这位知青教师见我喜欢读书，每一次回城都要带一两书给我看。这些书籍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很大，它让我了解到祖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也让我知道了一个名叫“阿凡提”的聪明人，更重要的是它让我学到了许多文学、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为我以后跳出“农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读高中时，“四人帮”刚被粉碎，一些出版物开始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尤其是恢复高考的消息又重新激活了人们读书的热情，每天早晨，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青少年，书店门前都会排起长队，抢购自己心仪的书籍。书店就象是一个大灾之年赈济灾民的粮仓，等待着一批精神上的饥民。

　　当时，我有个同学买了一套《五朵金花》的小人书。听说杨丽坤一生只演过《阿诗玛》和《五朵金花》两部电影，却迷倒了亿万观众。两部电影获奖无数，给她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但也因为这两部电影，“文革”中杨丽坤身心受尽摧残，被迫害致精神错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杨丽坤曾两次住进了原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在郴州治疗期间，她好几次参加了原地区歌舞剧团的工农兵慰问演出。那优美的舞姿曾迷倒了多少年轻男儿，歌舞剧团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两个售票窗前排上了两条长长的巨龙。演出结束后，杨丽坤只好从歌舞剧团的后院悄悄地离开。

　　带着这份好奇，我课后抓紧时间，用了三天时间认真地看完了整套《五朵金花》。以前，我看过的小人书大多是描写战争题材的；这次，却是第一次看描写爱情题材的，感到十分新颖。用时下的话说，就是描写一群美女围绕着一位优秀青年，或者是一群青年围绕着一位美丽姑娘，在劳动中所产生的一连串故事，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看完这套小人书，我才对爱情有了一点朦胧意识。

　　有小人书相伴的日子，虽然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精神生活也能泛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来。

　　而今，往事已成云烟。小人书留下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人物形象，仍让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