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海原人，海原大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和重大事件，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说不清了。只记得小时候放羊或铲草，去离村子一华里左右的一个深沟，那里阳光照不到沟底，草木格外茂盛，一些草，比如苦苦菜苦籽蔓等，在深沟里要比别处大出很多。这也是我们来沟里的原因。然而一个人不大敢来。沟里湿重阴森，即使炎炎六月，在沟底也似乎有一种入骨的寒意。常常在沟底沟壁间能看到残碗剩碟，破帽烂鞋，会看到零散的朽骨。有时候铲一大朵苦籽蔓就会顺带出一段骨头来，用铲子拨向一边时，会是很特别的感觉，看似不小的一段骨头，竟然一点分量也没有了。回家后，大人要知道我们去那沟里，一定会变脸变色地训我们一顿，好像那里即使一根草有背篼大，也是不可以去的。

　　隐隐约约听到，村子原来就在深沟那里，大地震后不得不挪移到现在的位置。

　　这样的深沟，在我们那里有许多。记得我们还翻过梁后的深沟去邻村看电影，夜里回来时丢掉了一个伙伴，第二天才在沟里找到他，但是嘴里被塞了一些土，慢慢好过来后也是病病殃殃的了。

　　这样遍布各处相貌凶险的的深沟，对我们的成长一定是有影响的。

　　奇怪的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从来没有哪个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大地震。这其实是很应该讲讲的。一次我们被组织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好像叫《长空雄鹰》，动静很大，等我们明白过来时，才知道动静不只来自电影，而是地震了。大家弃了电影慌慌跑出影院，发现极其结实的影院已经裂开大口子了。即使这样的好机会，也没有听到谁顺势给我们讲讲海原大地震。

　　可以说，我们这些地震幸存者的后裔，在地震方面所受的教育几乎没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写作者了，时任宁夏宣传部副部长张怀武先生，就多次提到海原大地震，认为作为宁夏的一个写作者，尤其是西海固的一个写作者，置海原大地震这样的素材于不顾，不但可惜，也是失职。大家听了蠢蠢欲动，《固原报》还特辟了一个专栏，征集关于海原大地震的旧闻轶事；宁夏电视台拍了一部七集专题片，叫《在山走动的地方》，制作人是我的大学教师牛中奇先生。这个片子拍得很好，是关于大地震的一个相匹配的作品。但也止于此而已。就我自己来说，一直惦记着这个事，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它。也许我一直写短篇小说的原因，觉得这样的重大事件，自己力有未逮，不是自己能啃得了的骨头吧。

　　私下见过张怀武先生，记得他又和我谈到海原大地震，他于我一直是很温善的，不记得怎么糊弄过去了。

　　就到了去年，2019年。

　　2020年是海原大地震一百周年，家乡都想为这个节点做一点什么。这些年，海原地震博物馆建起来了；知名散文家梁衡先生还专程来到我的老家，实地观览，写了一篇在当地影响不小的文章。但纪念的气氛似乎还需要更隆重一些。忽然一天，躺在沙发上睡觉的我就接到海原地震局局长刘刚的电话，刘刚的爷爷和我爷爷是结拜弟兄，所以我们之间兄弟相称。刘说，大地震一百年了，想好好纪念纪念，想拍一部电影，导演都找好了，是在宁夏拍过电影的杨亚洲先生，之于剧本，想让我来写。我一下子就从沙发上坐起来。但后来我还是考虑到身体原因，没敢接这个活。忽然就觉得海原大地震一百年真是越来越近了，脚步声都听得清晰。

　　2019年年底，在北京有一个宁夏文学创作方面的会议。会议期间，《十月》发了我一篇小说，我有几年没写小说了，就着这个信息，不知怎么又说起了海原大地震，说起了即将到来的一百周年，说如果有一篇关于海原大地震的文学作品，发表在类似《十月》这样的刊物上，该是多么合适的一个纪念。我有些心动。诗人杨梓说，写，名字就叫《地动》。我神往地说，能写个三万字的中篇就好了，杨梓说，写八万字。至于写什么如何写，我心里一点谱也没有。

　　回来不久，就收到了一包资料，是家乡青年诗人田玉珍给我的。玉珍得悉我要写海原大地震，就把她能收集到的大地震的资料都给我了。要知道，她可是在海原地震局工作的，自己又写作，知道哪些资料用得着。

　　玉珍把资料送到我小区的门房，通知我便中一取，等我下去，她已经不见踪影。直到今天，我们两个姓田的海原人也未曾见得一面。

　　还有什么可讲，写吧。

　　就有了今天这个结果。

　　要谢谢《十月》，谢谢我鲁院的同学谷禾兄，他给了我及时而有力的鼓励；谢谢陈东捷先生，宗永平先生，正是他们的青眼相看，使我有了一次向我的家乡表情达意的机会。老实说，写作这么多年，没有一次发表我会如此看重和珍惜。

　　我还要说，虽然写出来了，但我并非十分满意，我的感觉是，好像得到一块糖，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就吃下去了。刘刚兄说，他手头还有一些口述资料，这使我看到将来的某种可能。通过这次写海原大地震，我得知写这个事件的家乡人原来有许多，不下百人，知名的写手就有季栋梁兄和王漫西兄。记得一天见到王漫西兄，他也是海原人，算我的老师辈，我们即说到海原大地震，他说他正在甘肃靖远一带做实地考察。

　　这让我觉到海原大地震是写不尽的，至少于一代代西海固写作者而言，可以常写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