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荒，豆秸垛和麦秸垛，是秋天和夏天的两种意象。

　　不过，我只留意过豆秸垛，没有怎么留意麦秸垛。那时候，我们二队每家的房前屋后最起码都要堆上一个豆秸垛，很少见有麦秸垛的。我们知青食堂前面，要左右对称堆上两个豆秸垛，高高的，高过房顶，快赶上白杨树高了。这些豆秸，要用整整一年，烧火做饭，烧炕取暖，都要靠它。麦秸垛，一般只是堆在马号牛号旁，喂牲畜用，不会用它烧火做饭取暖。因为它没有豆秸经烧，往灶膛里塞满麦秸，一阵火苗过后，很快就烧干净了，只剩下一堆灰烬，徒有热情，没有耐力。

　　返城后很多年，看到了梵高的速写，和莫奈以及毕沙罗的油画，很多幅画中有麦秸垛，一堆堆，圆乎乎，胖墩墩，蹲在收割后的麦田里，闪烁着金子般的光。才发现麦秸垛挺漂亮的，而当初忽略了它的存在。只顾着实用主义用它烧火做饭烧炕取暖，不懂得它还可以入画，成为审美的浪漫主义的作品。

　　后来看到文学作品，大概是铁凝的小说，她称麦秸垛是矗立在大地上女人的乳房。这样的比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尽管我在北大荒经历过好几年麦收。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比喻新鲜，充满乡土气息和人情味，让我忍不住想起当年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弯腰挥舞着镰刀也抖动着乳房的能干的当地妇女。

　　再后来，看到聂绀弩的诗，他写的是北大荒的麦秸垛：“麦垛千堆又万堆，长城迤逦复迂回，散兵线上黄金满，金字塔边赤日辉。”他写得要昂扬多了，长城、黄金和金字塔一连串的比喻，总觉得压在麦秸垛上，会让麦秸垛力不胜负。不过，也确实让我惭愧自己当年在北大荒收麦子时缺乏这样的想象力。

　　但是，对于豆秸垛，我多少还是有些想象的。那时看它圆圆的顶，结实的底座，阳光照射下，一个高个子女人似的，健壮挺拔，丰乳肥臀，那么给你提气。当然，比起麦秸垛的金碧辉煌，豆秸垛灰头灰脸的，像土拨鼠的皮毛。只有到了大雪覆盖的时候，我才会为它扬眉吐气，因为那时候，它像我儿时堆起的雪人，一身洁白，站在各家门前，像守护神。

　　用豆秸，是有讲究的。会用的，一般都是用三股叉从豆秸垛底下扒，扒下一层，上面的豆秸会自动地落下，有节奏地填补到下面，绝对不会从上面塌下来。在这一点上，无论绘画还是文学再如何美化的麦秸垛，都无法与之相比。很简单，如果是麦秸垛，底下扒掉一层，早就像一摊稀泥，坍塌得一塌糊涂，因为麦秸太滑，又没有豆秸枝杈的相互勾连。所以，就是一冬一春快烧完的时候，豆秸垛都会保持着原来那圆圆的顶子，就像冰雕融化时候那样，即使有些悲壮，也有些悲壮的样子，一点一点地融化，最后将自己的形象湿润而温暖地融化在空气中。

　　因此，垛豆秸垛和垛麦秸垛，是完全两回事。

　　垛豆秸垛，在北大荒是一门本事，不亚于砌房子，一层一层砖往上垒的劲头和意思，和一层一层豆秸往上垛，是一个样的，得要手艺。大豆收割完之后，一般我们知青能够跟着车去地里拉豆秸回来，但垛豆秸垛这活儿，得等老农来干。在我看来，会垛它的，会使用它的，都是富有艺术感的人。在质朴的艺术感方面，老农永远是我的老师。

　　不能怪我偏心眼儿，对豆秸垛充满感情。这样的感情，不仅来自艺术感方面，也来自情感方面。

　　我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秋收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要顶着星星，出工割豆子，每人一条垄，一条垄，八里长，割完一条垄，快手能赶在日头落前，慢手得要到月亮出来了。

　　我属于慢手，常常是全队的人都割完，收工回家吃晚饭了，我还撅着屁股，挥着镰刀，在地里忙乎着。直直腰身，望望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豆地，黑乎乎地笼罩在迷蒙的月光中，心里涌出一种绝望的感觉。偌大的豆子地里，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秋风掠过豆秸梢，干透的豆子在豆荚里哗啦啦直响，想起第一次割豆子时自己曾经写过的“大豆摇铃”之类的诗句，不禁哑然失笑。

　　有一天晚上，由于头天刚下过一场雨，地里有些泥泞，割豆子便更显得艰难。人们都已经收工了，我还在豆地里盘桓。

　　上弦月早就升起来，由于有雾，光线不亮，朦朦胧胧地洒在已经结霜的豆秸上，斑驳之中，银光闪闪的，像眼泪晶莹在闪烁。

　　已经是阴历的九月初，北大荒的天气很冷了，晚风吹过，更多凉意和凄清的感觉。豆秸上有刺，上霜后变得坚硬扎人，我没有戴手套，手心、手背扎得火燎一样疼。

　　咬咬牙，还得继续往前割，一定要割到头，否则更会遭人嘲笑。现在想想，那一晚的情景，多少有些悲凉，一片割不完的豆地，一弯凄清的月牙，一个孤独的人影。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唰唰的声音。

　　起初，我以为是风渐大了，吹过豆秸的声响；但仔细听，不像，因为那唰唰的声音很有节奏。我站在豆地里，很有些奇怪，想再好好听听，怕是钻出来一条獾或狐狸。这在北大荒的秋夜里，是常有的事。

　　很快，一个人头在豆秸上浮动，是一头长长的秀发，暗淡的月光下勾勒出朦胧的轮廓。是个女人。很快的速度，她前面的豆子纷纷倒地，她扬起脸来，站在我的面前，笑了，嘴唇上露出两颗小虎牙，秀气的脸上淌着汗珠，月光下，晶莹透亮。娇小玲珑的身材，和四围阔大无边的豆地和幽幽的黑夜，对比得那么不成比例，那么醒目。

　　我认出她来，是刚从北京到我们队上69届的小知青。她刚到我们队才两个多月，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甚至叫不出她的名字。

　　很久很久以后，她对我说，她刚来到我们队上，第一次见到我，是我独自一人坐在树下笨手笨脚地缝衣服，我们队上的农业技术员老韩远远地指着我对她说：他是北京二十六中的高中生，很有才。就是这简单的“很有才”三个字，害了她，让她竟然割完了自己的那一垄豆子之后，又跑过来帮助我割。

　　我在北大荒整整六年，割过很多次豆子或麦子，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帮助我割豆子。是这样一个娇小的小姑娘，刚来我们队两个多月的小姑娘，和我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小姑娘。

　　割完了一垄豆子，要往回走八里地，才能回到队上吃晚饭。路上，她把她手上戴着的一副手套递给我，说豆子扎手，戴上手套好些。

　　我看看手套，是一副白线手套，但每个手指上都粘有一小块黑色的胶皮。刚要对她说：给了我，你戴什么？她就说话了：我还有。

　　就这样，我们一起走了八里地的夜路，上弦月在我们的头顶，无边的荒原，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再没有说一句话，就这样默默地走着。

　　那时候，我不知道，她更不知道，为此她要付出代价。

　　事后，我才知道，因为她和我的接触，引起队上头头和工作组的注意。他们的联想和想象力，远比我更为丰富。一对年轻男女在旷野豆地又是在幽暗的黑夜里的相遇，八里地的长途漫步，以后又频繁往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是顺理成章，还要费口舌再去说吗？

　　于是，工作组找她谈话。为了增加震慑力，也为了确保一战功成，工作组还特意请来农场保卫处处长坐镇。

　　那一晚，是数九寒冬北大荒最冰冷的时候，纷纷扬扬的大烟炮儿，没有阻挡保卫处处长从十六里外的农场场部赶到我们的队上。在和知青宿舍一道之隔的队部里，一盏昏黄的马灯前，保卫处的处长，工作组的组长，我们二队的队长，几个大老爷们儿，对付一个娇小的小姑娘。但再怎么逼问，她就说了句：根本没有的事，我交代什么？任凭他们怎么红白脸轮番上阵，她只是哭，再不说一句话。

　　那个年代，在压力面前，有人选择顺从，有人选择屈服，有人选择背叛，有人选择躲避，有人选择坚持。那一年，我22岁，她还不到17岁。很多时候，我会想，如果那个风雪呼啸的夜晚，那盏昏黄的马灯下，换成是我，我会怎么样？我能和她一样吗？

　　由于她的坚持，我幸免于难。

　　第二年，刚刚开春的一个黄昏，我独自一人拿着饭盒，垂着头往队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觉得四周有许多眼睛聚光灯似的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怪，其实我并没有抬头看什么，但那种感觉像是毛毛虫似的，一下子爬满我的全身。

　　抬头一看，在我前面不远食堂的豆秸垛旁，站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铝制的饭盒。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在那里等着我。

　　是她，她可真会找地方，她身后的豆秸垛，是那样的醒目，让我想起秋收她帮我割豆子接垄时相遇的那个结霜的夜晚。似乎那是一场戏的开头，这时候收割完的豆荚垛起来的豆秸垛，成了她特意选择的一个明亮的收尾。

　　那一刻，那个褐色有些像是经冬后发旧狍子皮的豆秸垛，被晚霞照得格外的灿烂，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红。

　　食堂前是两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了一个个脑袋，露出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要演什么精彩的大戏。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毛，觉得芒刺在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那样向我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时候还和我那么亲热地讲话，就不怕沾包儿吗？

　　那时候，她才刚满17岁啊。

　　什么叫作旁若无人？那一刻，我记住了这句成语，也记住了她和那个北大荒落日的黄昏，并且记住了那个在晚霞映照下像是着了火一样的豆秸垛。

　　那是1970年的春天，整整50年前的春天。北大荒的豆秸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