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贵擅长以叙述者的姿态慢条斯理地将故事娓娓道来，在他独有的地理图谱——信河街中，他不断书写着阶层的当下和历史，并对当前时代的异化提出个人反思，既在精神立场上构建主体思考，同时也在时代背景下渲染了真实的情绪。横流的物欲表象之下，刻画出善与爱的光尘，在时代变迁的行为分裂中，书写急速演变的个人情感与真实自我。本文将从哲贵的短篇小说《仙境》谈起，试图袒露光彩之下的情绪暗涌和闪烁不定的豁然与救赎。

　　作为温州籍作家，哲贵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充斥着温州城市的影子。显然，就时代性而言，以温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可忽略的城市缩影。一方面，他们是新中国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是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风口浪尖，在刻板印象中，他们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有钱人，精明、世故、老道；然而在另一方面，温州也是历史的据点，承载着太多东南沿海地带的民风民俗，有着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等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样的两重撕裂之下，他们的内心世界实际上是被忽略的，经济上的发达与精神的流变，共同建构起漂泊的寻根之途。

　　就文学的时代性而言，这也是当代文学都绕不开改革开放的进程，因而，站在个人立场上的时代书写很多时候就是作家主体的经验书写，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谈到哲贵时所不断强调的地缘性标签。和苏童的香椿树街一样，在哲贵的小说中，也同样有着信河街这一标签式的地理图谱。但与苏童习惯于利用青年人视角进行直观表达不同，在哲贵的创作中，他始终是作为一个叙述者存在的，他所希望传递的是一种平和且氤氲的书写姿态。他甚至不希冀于书写任何人物的内卷情感，更多的以某个人物突如其来的非理性逻辑行事来展现其在个体精神上的微妙形态，并借助诸多片段式的经历来勾勒整体的精神本质，这种精神本质是柔软的、闪烁的。人物身上的游离是关于时代的松动想象，诸多人物个体不为外人道也的精神立场也呈现出了绝对的瑰丽奇观。

　　一、地域性标签与时代命题

　　温州印象在多数时候都被勾勒为精明世故的生意人形象，然而在温州人自身看来，这种看法却过于主观。诚然，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之下，他们身上带有整个中国的历史潮流和时代烙印，但就个体而言，他们所存在的特殊意义却是值得商榷的。

　　很显然，哲贵对温州的书写是融入的、触碰式的，可以说，这些在他的生命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标签就是他在写作中所希望表达的诉求。小说《仙境》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皮鞋厂的儿子，意外地迷恋上了戏曲，然后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打磨同一个角色，甚至在角色上被发觉了“妖气”，然而，在现实层面，他又极为世俗地选择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商人。

　　在此，小说巧妙地融入了时代命题与地域标签。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以温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人民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具有历史成就的一批人。这样的讲述在小说中也有所显现，但与此同时，他们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也失去了个体的表达可能。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成功，才使得他们被众生的浪潮吞没。

　　“俞小茹老师告诉余展飞，以他的天赋，如果一门心思将功夫花在学戏上，将来成就一定超过她，说不定能走出信河街，走上全国舞台，成为一代名角。但是，她没有要求余展飞这么做。她说余展飞的任务不仅仅是唱戏，他还有家族责任。最主要的是，她认为戏曲环境变恶劣，看戏人减少，社会关注点转移到赚钱，能赚到钱才是英雄，才是当家花旦，才是台柱子，才是‘名角’”。

　　在此，不得不承认的是，余展飞个人的意义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家族责任，乃至于历史浪潮的击打。温州这一神奇的地理意义使得个人标签与时代命题奇妙地融合了，人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所谓时代弄潮儿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力残局。

　　就地缘性书写来说，哲贵在他的地域书写中所展现的更多是以个体的情绪为旨归来探讨群体的情感叛逆，小说并未探究太多余展飞在做生意之后的情绪变换，也没有试图讨论舒晓夏面对余展飞的感情，人物的内心世界是模糊的，但在若有若无的氤氲氛围之下，这种全然的叙述者隐匿却展现出了更为立体的生命姿态。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探讨是幽微的，叙述者在暗处搭建起空间，借助《白素贞》的舞台氛围去撬动读者情感，于舒晓夏和余展飞而言，现实与戏曲舞台的边界是模糊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愈发显现出群体在时代浪潮下的困塞与彷徨。信河街这个带有原始小镇影子的街道所承载的历史变迁乃至时代慌乱，有效地拆解了政策上的庞杂因素，转而将原本的群体情感需求借用一种极为具体而真实的方式加以显现。

　　二、时代弄潮儿与历史传统勾连蓬勃传承

　　在前文中提到过，温州这一城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带有强烈的时代先锋色彩，可以被称为中国商品经济最先繁荣起来的区域，然而，其所旧有的历史因素也不容忽视，在历史的积淀之下，这个古老的城市也藏匿着诸多民风民俗。小说将余展飞的人物形象设置为了转型时期的生意人，哲贵在小说中改写了商人的形象，在符号观念盛行的时刻，也依然坚持以最为本真的状况来书写信河街上的有钱商人。自古以来，我们对于商人的印象都是刻板的，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书写了太多关于商人的自私与冷漠，因此，哲贵对于余展飞这一商人形象的叙述是带有强烈的革新性的。一方面，他将余展飞拉下神坛，商人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夫人形象，也并不是一个只可以借助想象去观照的遥远阶层；另一方面，他为余展飞塑造了另一重光影，也就是对压抑已久的梦想的追寻和纠结，小说建构了这样一重矛盾，时代弄潮儿与传统的民间风情的结合将生命意义与时代审美书写得更为深刻。

　　小说对于余展飞在生意上的书写相对来说是较少的，但小说却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了时代裹挟之下他的游离与奔走。尽管哲贵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展现余展飞在戏曲上的天赋，但戏剧内涵之外，他的精神内核仍然是荒芜的。尽管余展飞在戏曲上的兴趣和天赋在小说中看来颇有些毫无理由，前史的剥夺以及最后的历史性逃遁都书写了商人阶层的困惑与苦恼，在小说中，当俞小茹提出希望余展飞真正进入越剧工作时：

　　“但是，俞小茹老师那么骄傲的人，后来还是托鼓手去做父亲的工作，鼓手和父亲喝了一顿酒，回去问了俞老师一句话：

　　‘你说做生意和唱戏哪个有前途？’

　　俞小茹老师再没说什么。或许，她已经想通了，或者，是绝望了。她在那一年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与人合伙成立一家演出公司。

　　也是那一年，余展飞进入父亲的皮鞋厂，父亲抓生产和管理，他负责采购和销售，父亲主内，他主外。他向父亲提出要求，在工厂顶楼要了一个房间，装修成排练厅。下班后，他会去排练厅待一两个小时，有时更长。”

　　小说将诸多商业上的诡谲多变一笔带过，转而将结果直观展现。在致富之后，余展飞有了自由的时间扎根于戏曲中，他对历史传统的热爱和蓬勃是没有改变的，但另一面，我们也能从“下班后的一两个小时”里阅读出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

　　小说也借此来探讨了真实的人生意义。在温州，在信河街，这样一个绝对现代又拥有太多传统民俗的地方，作为被时代裹挟着的人物，如何在双重挤压中共存？事实上，小说巧妙地完成了人物与社会背景的融合，以写作者的身份对时代提出了个人化的假设。

　　三、虚实难辨的浪漫理想氛围建构

　　哲贵的小说是诗意的、理想化的，这种对精神世界的瑰丽描绘，展现了对世俗印象中的“成功人士”的另一重探寻。就余展飞来说，小说《仙境》借助戏曲这一元素，建构了在信河街这一叙事空间之外的虚拟氛围。小说不吝笔墨地书写了极为梦幻的场景，也与题目《仙境》暗合，将人物的性格与叙事逻辑糅杂到叙事空间之类，展现了别样的情愫。当个体的剥离被切割成为现实世界与舞台氛围的分割时，小说极其隐晦地表达了余展飞和舒晓夏共同的悲剧命运。余展飞和舒晓夏都是扮演白素贞的人，甚至在一开始，舒晓夏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师弟还有着隐约的敌意，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在白素贞身上找到了共存。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共存，或者说，两人对于白素贞共同的、绝对的情绪感知乃至病态的融合，也使得两人在压抑的缠绕中渐行渐远：

　　“舒晓夏很镇定，面无表情地说：

　　‘你爱的是白素贞，是舞台上的白素贞，而不是现实中的我。’

　　余展飞俯视着舒晓夏的眼睛，很肯定地说：

　　‘我当然爱舞台上的白素贞，同时也爱现实中的你。’

　　‘骗人。’舒晓夏仰视着他，‘如果你爱现实中的我，为什么不能和我上床？如果你爱现实中的我，为什么要和我争演白素贞？你爱的是白素贞，一直是白素贞。白素贞就是横隔在我们之间的峨眉山，无法逾越的峨眉山。’”

　　对于这两人而言，白素贞既是他们得以相爱的媒介，但也是幻想的面纱，这一层面纱是不可以被揭开的，模糊的脆弱光影之下，两人都只能以困兽之姿挣扎在历史的潮流之中。小说巧妙地建构了这样两个相生又相离的人物角色，在编织个体经验写作的同时形成了时代所主导的视野，当历史的勾连超越了理想主义的浪漫之后，小说的情绪从一男一女之间的情愫转而延伸成为了时代的嘶哑与焦虑。

　　在小说的最后，舒晓夏和余展飞又一次在舞台上相遇，两个白素贞相对：“舞台上只剩两个白素贞。她们舞出的枪花将身体团团包围住，成了两个既统一又独立的球体，发射出一道道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金光，既真实又虚幻。”这一场景是浓烈的、华丽的，小说借此完成了一种微妙的回环性叙事，当现实空间被历史潮流挤压之后，人们只能借助舞台上的隐喻来完成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救赎，这种救赎是闪烁着的、微渺的，但仍然带有极为孤寂的勇气与力量。

　　事实上，哲贵在小说中所展现的外化特征呈现出了绝对的叙事情景，他将诸多唯美的场景归结于现实主义的浪漫表达，但在人物的精神困境背后，这些浓厚瑰丽的氛围渲染出了真实的情绪觉醒。与其说哲贵写的是富人的精神赎救，倒不如说，他以一个平视的视角，从容地书写了自然规律下的时代特质：这一代人在遗憾中异化着自己的表象，但光鲜的物质背后，那些精神深处的活力与生机却被湮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