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流向死就像溪水流向海，生是新鲜的而死对于我却是盐。

　　——美国肯宁翰

　　1.惠英：远离

　　新疆伊宁。天色刚放亮，灰白一片，像死鱼的眼睛。飞机几乎压着我家的屋顶，轰隆隆，轰隆隆，噪音太响了。我知道它飞向南方，飞往我的故乡。

　　院子里种的菜因为泥土营养不够，蔫头耷脑。我对儿媳妇说：“实在不行，就多浇水吧。”韭菜该有韭菜的样子，扁豆花应该开出扁豆花的模样。还有小青菜，细嫩的身子骨，采摘下来放一点面粉，烧成糊糊状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美味。

　　对，我现在只能吃些糊糊状的半流质。

　　可惜，我回不了南方。我的肠胃处绞痛得厉害。肠癌晚期。医生已经给我宣判了死刑，最多几个月。八个月、六个月、可能只有三个月？也许就是明天！

　　昨晚我梦见了十九岁的自己，齐耳短发，干脆利索。那时，老家到处都是“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去新疆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口号，我十九岁。母亲去世多年，父亲身材魁梧，食量大，在食堂放开肚皮吃也还是吃不饱。弟弟是眉眼清秀的少年，还有一个妹妹单薄消瘦。

　　村上长脚支书龚林发笑眯眯地对我说，“到大城市去，吃商品粮。”

　　大城市、商品粮，大城市、商品粮——我掂量了很久，既然去不了上海、去不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去新疆应该也是很美好的事情。我写了申请，不久，我和成千上万的青年一起离开故乡，去向祖国最偏远的地方。我将头探出车窗，数以千计的家长们挥舞着双手，他们在齐声痛哭，追赶着火车，想要多看看我们一眼……而在车上的我们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激情澎湃。

　　十九岁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南方。十九岁的我，没有料想到这样转身一去，故乡便越来越模糊；模糊到我的双眼出现了白内障。

　　我叫葛惠英。

　　我始终记得，记得离开故乡时，我深深地看了一眼葛家巷村子口那条清亮亮的河——白沱河。早晨，村上的女人几乎都在这里聚会，洗米、洗菜、洗衣服，洗一切该洗的东西。鸭子在水里欢腾着，一个猛子扎到河对岸。小孩在岸上捡小石片，打水漂。笑声不断。

　　真正的长途跋涉开始了，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开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墨绿色、深绿色、浅绿色，绿色在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点；代替的是大片土黄色，单调的色彩开始覆盖我的视野。戈壁来了，沙漠来了，粗犷、开阔、无趣。车厢里的同伴们从最初的兴高采烈渐渐闭上了嘴巴，他们打盹、挖鼻孔、发呆、失神。

　　有人流鼻血了，空气太干燥。

　　葛家巷村上和我一同申请到边疆的还有阿秉。他就坐我对面，牢骚话说了一路。快到目的地时，他忍不住嘴一撇，喊出来：“什么破地方啊！”

　　阿秉和我同龄同桌，是村上最皮的一个臭小子，萝卜型头颅。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他趁机把长凳往边上一弯，“扑通”一声，我屁股结结实实落到地面，他笑得稀里哗啦。桌上，他用红色粉笔画了一条“三八线”，一旦我超越，他就用铅笔芯戳。

　　就是他怂恿我一起远离故乡的。他说：“阿英，成天盯着葛家巷一条破河，你还不发腻啊？你娘死了，你爹眼看着还要讨个女人；那女人一进门准没你们好日子过。你不是考上农业中学的有志青年么，难道一点不想为祖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2.成玉：白沱河

　　那路走到尽头，分岔了，一条往左，一条往右，中间环绕一汪清澈的白沱河。河角种着些茭白、水芹、红菱，枝枝蔓蔓，品种繁多。外乡人一般走到这里，傻眼了，该往哪个方向走，才算对呢？再仔细一瞧，树桩上分别挂着两块牌子：葛家巷、龚家宕。

　　龚林发，前头有个老婆；碰着更年轻貌美的，就当了回陈世美，在葛家巷另起宅院。青砖、黑瓦，门前还载了一排月季花。新妻清秀，白的确良衬衫上总绣有一朵碎花。

　　正午的阳光暖烘烘的，村人将随手携带的扁担锄头往地上一放，坐在墙角，捧一搪瓷杯；杯身缺了一大块瓷，黑答答一圈，像只马眼睛。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开始聊天，先谈一阵子国家大事，再说说母猪牵到镇上和谁家的猪配种。他们把交配称做“印”，感觉像一幅画，从平面走向立体，便活生生搞出了小猪崽。

　　龚林发从容不迫走过去，在太阳的光辉下，他的脚显得特别长，村人称他“长脚”。据说，1959年10月，他是我们整个乡里唯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的人，在人群中他的长脚发挥了优势，不仅成功领略了建国十年后三军阵容的风采，还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长脚在公社里做过好几年干部，谈资自然要丰富得多。长脚特别喜欢数落别人，谁家的媳妇不够俏、嘴巴也不够甜；谁家的鸡又去啄他家的菜叶子；谁家的粪要铺出来了……

　　长脚比新妻要长十来岁。当长脚七十岁时，无可救药地邋遢起来，胡子上粘着米粒、裤子拉链也时常忘记拉上，还有湿答答一摊印迹；他照旧喜欢串门。老婆不买他的账了，分床、分房，一赌气，就跑到儿子家住上十天八日。回来一顿大吵。长脚也是得理不饶人的角色，只不过年纪大了，变得有点口吃，一句话愣上半天，像机关枪里的子弹，只是断断续续射出，威力也大减。

　　葛家巷也时有闹剧发生，只是像那条白沱河里的水，暗生潜涌，不事张扬。

　　女人叫月兰，长得不算丑，但因为眉间有颗硕大无朋的黑痣，便给人感觉整张脸都乌渍渍的，且有点凶相；其实心地软得很。月兰的男人，村人叫他丧门阿秉。何谓丧门？三句话不合，他就会操起扁担向你劈面打来，那种蛮劲是九头牛也拉不回的。有一次，有人娶媳妇，几个村人去轧闹猛。在迎亲队伍快要进入村庄时，在沿河的要道口放了两张长凳，拦住他们，要讨糖讨香烟。媒人公公就笑吟吟地从黑色人造革包里掏出烟和糖，于是皆大欢喜。那日碰着阿秉心情不爽，要了三五回香烟还不满足，媒人和新郎官都开始不悦了。阿秉粗话出来了，顺手操起板凳，穷凶极恶，标准一个无赖的形象。

　　阿秉的脾气躁，嘴巴也凶，常把月兰骂得狗血喷头。月兰年轻时一直想离婚，跑回娘家多次，但都没有效用。后来，她拿了一瓶敌敌畏，咕噜咕噜喝了几口。幸亏发现得早，但也落下了一条腿神经麻木的后果。

　　慢慢地，随着年纪增长，阿秉不似以前孟浪。他到一所中学当门卫，却又患上了顺手牵羊的恶习；一盆花、一只塑料盆、一把雨伞，一块香皂……他都要牵回家。他开始讲究起生活的情调，戴上老花眼镜，浇花整枝。村人夸这盘月季花生得水灵，他会露出一丝难为情的笑容，和以前的无赖形象截然不同。

　　有人嫁女儿，对方除了送彩礼，还捉来两只十几斤重的母鸡。那户人家把母鸡养在鸡圈里，准备过一阵再烹宰。半个月以后，发现两只母鸡竟不翼而飞。有下夜班的人说看见阿秉在月光下拎了只麻袋鬼鬼祟祟走出村子，麻袋里窸窸窣窣，很有可能就是两只养得肥肥壮壮的母鸡。失主又不便亲口去问阿秉，只能自认倒霉。证据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总要看到一地鸡毛才能说话吧？

　　后来我听姑姑惠英说起，阿秉和她是小学同学。一起支边过，再后来受不了恶劣环境的折磨，逃回了老家。

　　3.惠英：芨芨草

　　芨芨草。

　　还有梭梭草。

　　这些都有别于南方的植物，我开始一样一样认识。我喜欢芨芨草，有点像江南的狗尾巴草；但比狗尾巴草显得更粗壮坚硬。寒风从阿拉山口吹来，我缩头缩颈。芨芨草枯黄蛮横着，绵延一大片。

　　火车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把穷乏无聊的我们送到越来越荒僻越来越渺无人烟的地方。

　　“哐哧”——一声火车停了。

　　“到了？”

　　人群在窃窃私语。当我张头探脑向外望的时候，看见了茫茫戈壁和死灰一样的沉寂。

　　“尾亚”火车站。有人一脚跨下去，脚陷进沙子中足足四十厘米。女孩子尿憋得厉害，可到什么地方找厕所上呢？

　　“什么鬼地方啊？”有男生在哇哇乱叫。一个女娃失声哭出来，揪心的、长长的撕裂后的哭泣声，在戈壁滩上方盘旋。瞬时，一节车厢的女娃们全部放声大哭：“这不是乌鲁木齐，这也不是什么大城市啊！”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家乡，我们来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有干部安慰我们：“我们是要去乌鲁木齐，这只是中转站。”

　　尾亚，位于哈密和吐鲁番之间。尾亚火车站，于1959年建成。那时兰新线上乌鲁木齐火车站还没建立。

　　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又拉了走了三天三夜，蓬头垢面的我们声音变得很低很小。寒风肆虐，大有发配充军之感。才九月份，雪就开始下，越来越大，铺天盖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糟糕的等着我，听天由命吧！

　　我被安排到乌鲁木齐财经贸易学校学习一年，认识了一个来自老家隔壁乡镇的男生周勤良，他大我两岁。周勤良来新疆支边的原因很奇怪，他刚刚高中毕业，莫名其妙收到大队里发来的支边通知书。他没有当回事，毕竟自己没有写过申请。可紧接着大队干部接二连三来做思想工作，还提醒他，他父亲开的糕团店被划为小资本家。有什么办法呢！

　　周勤良说长泾话，我说顾山话。周勤良告诉我，在他们镇上图书馆的木楼门口挂着一幅槛联：“无锡锡山山无雪，长泾泾水水长经。”

　　周勤良说话的时候一点没有吹嘘的色彩，暗沉地、轻轻道出。越是这样暗沉，越发让我有惊心动魄之感。他是真正的知识青年，我是来自农村的傻丫头，一身蛮力，看来我是要好好学习专业知识了。

　　城市被冰雪覆盖，整个冻住了。清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铲雪。我用力铲，脚底失去平衡，“吧唧”摔下去，脸颊磕在冰上，随即半张脸肿了。“哎呦”，周勤良拽起我，扶我到室内。我想，我们人生地不熟，像两只鹌鹑鸟，潜行在野草丛中，不知道将来究竟会如何？

　　我忽然大滴大滴流下了泪珠，这是我离家以后的第一次流泪。泪水淌过麻木发肿的脸颊，仿佛会流到家乡的白沱河。我清晰地听见它下沉时的滴落声。

　　周勤良一时不知道如何安慰，慌了，他说：“别哭，我会照顾你。”

　　他二十岁，我十九岁。我们在遥远的异乡定下了自己的婚事，好像少了一点慌张，最起码相扶相持的决心让我们在大西北有了安定感。我给父亲写信，告诉他：“我结婚了，我在大城市吃商品粮，还努力学文化，挺不错。”果然我父亲也新娶了同村的寡妇。很快，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呱呱坠地，她只比我的大儿子大两岁。我想象着她的模样，黄毛丫头、脸蛋粉扑扑的、细长的手指——我好奇地问父亲：“你喜欢新养的小囡吧？”

　　父亲不识字，代笔的是我弟弟，他的字雄健有力，弟弟写信：“看到小囡就想起大女儿，爹爹放心不下。”

　　我差点又落泪，强忍住。“小囡。”我轻轻呼唤了一声。一点也没有料想到，十年以后胞妹竟被我也带至新疆伊宁终老。

　　一年后，我们来新疆支边的青年进行再分配。远行，继续远行，我被安排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当出纳会计，周勤良分配到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伊宁面粉厂工作。我和周勤良面面相觑，但不幸中的万幸，我俩只是隔开一条伊犁河。

　　阿秉听说自己要分配到奎屯，脸色仓惶大变。“奎屯”意为寒冷，是极度寒冷的地方。阿秉根本没有想过他会去荒无人烟的牧场干活。这是老天爷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临行前，队伍里怎么也找不到阿秉的人，我已经猜想到——他当了可耻的逃兵。我们再不想提他，他成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耻辱。

　　天刚蒙蒙亮，前往伊犁的大卡车开始启动。车子颠簸盘旋在天山陡峭的山崖间，我好似被老鹰捕获，腾空悬置着，头皮发麻。成千上万棵不知存活了多少年的树，在我眼皮底下掠过。仰视看远处，皑皑冰雪覆盖着山峦，冰冷、坚硬，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我们要走多长时间？没有人告诉我，翻江倒海的晕车恶心状况只能强忍。众目睽睽之下，不能哭，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头痛欲裂的我硬撑着。

　　车子停了，司机说：“天黑了，不好赶路，容易出危险。路况很差，明天清早需要大家一起动手。”

　　我的手拂过芨芨草，它像故乡的水稻，结满了穗子，沉甸甸迎风摆动。

　　4.成玉：火车

　　十九岁，我梦见火车。火车在我的深夜尖叫，纷披的树叶在尖叫声里坠落，就像荆棘鸟把刺深深扎进喉间，是渴望已久。

　　我终于接到一份家教。每天到一户人家，辅导五岁的女孩弹钢琴一小时，价格十元。实际上是很低廉的报酬，我接受了。男主人不胖，满口的牙被烟熏得黄渍渍的；女主人下巴很尖。小女孩属于神经质的一类，面颊上胖胖一团，发狠时候会砸钢琴。我进出他们家的时候经常会嗅到异味，如吵架的烟火气、莫名其妙特殊男人的气息。这是我第一次深入苏州本地人家中，我却像狗一样敏锐。有时，我会发现女主人的颈脖里有丝淡淡的血痕，她急急逃脱我的眼神，出门买菜。我在纠正小女孩弹琴手型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这是她丈夫还是情人所为？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有时，我很讨厌自己的委屈求全，或者无意识地窥探别人隐私。我目的很简单，我只想攒钱，趁着暑假走一趟丝绸之路。我要去敦煌，看飞天如何轻盈地舒展。校园的操场，不是很黑，我绕着它走了一圈又一圈。夜的气息，树木的气息。我假想着遥远的行走，在霍霍风声里，我听见夜莺的呼唤。

　　男主人是做饭店生意的，有时我负责把弹完琴的小女孩带到他店里。他叫服务员给我端上一盘蛋炒饭，葱蒜搭配着，我沉默着扒拉了几下便算吃完。饭店做菜的里间有点肮脏，瓷砖滑腻腻的。我想我又省下一顿饭钱。

　　我积累着我的情绪，只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梦里那列呼啸的火车带着我，穿越千山万水，我看见沙漠、草原、湖泊。有牛羊在奔跑、喝水；还有天空中盘旋的鹰，一个俯冲，飞越山坳。月牙泉静静躺在鸣沙山的怀抱中，它是沙漠中一滴清澈的泪水。

　　女主人匆匆忙忙把我召唤去，给我结算工钱。我发现她颈部里的血痕还未痊愈，却又添了几条新痕。女主人说：“很抱歉了，我们有另外打算，所以从明天起你就不用来了。”“哦。”我嗫嚅着，并未有太多的意外。我最后一次送女孩到饭店，因为不需要再弹钢琴，她兴奋得像一只撒欢的小马驹。我给她买了棒棒糖，她抿着糖，讨好似的告诉我一个秘密，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是吗？”我捏着她胖乎乎的手掌。她说：“爸爸的饭店也要关门了。他——”

　　女孩偷偷趴在我耳朵边上：“他要去做公墓生意，就是把地啊碑啊卖给死人！”

　　女孩又补充了一句：“我上厕所时偷听到的，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啊！”

　　分手的时候，小女孩的早熟透露出来了，她挥舞着手帕，不停喊着：“——玉老师——玉老师！”她喜欢这样叫我，我也任由着她叫。我走了很远，女孩隔着玻璃窗还在叫我。我回头，看着她嫩黄的头发因为跳跃，而在尘屑中飞扬着。我的心绪，忽然被伤感牵制着，几乎不能言语，我也不停地向她挥手。

　　那挥舞着手帕的姿势、和童稚的呼声，定格在我的脑海，在我即将北上的冥想中注入了一丝苍凉和几许幻影。

　　大一结束，我已经攒了近一千元的积蓄。我买了从上海出发的火车票，决定先去兰州和表哥宆汇合，然后到新疆伊宁寻找我的大姑。

　　我和父亲通电话时，轻描淡写地说道：“暑假我要晚一个月回家，去看看远在新疆的大姑——”

　　父亲在电话那头噎住了，半晌才回应：“你是家里除了大姑以外走得最远的人，去吧，代替我们好好瞧瞧。”

　　5.惠英：伊犁河

　　我见到了生命中的第二条河流——伊犁河。

　　她蜿蜒曲折，比我家乡的白沱河长多了。伊犁河中大片的芦苇，让我有了亲切感。它们像我一样隐藏着心事，凝视着暮色，静听着水流，若无其事地集体摇晃着身躯。哗哗哗——沙沙沙，随着日光的阴影转换姿态。各种各样的鸟雀，在苇林深处栖息、跳跃、啄食、鸣叫，任意离去和归来。

　　白沱河只有一小摊芦苇，而伊犁河的芦苇随着河流的方向无止境的延伸——

　　伊犁河究竟有多长有多远啊！我终于得到了答案。它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从中国到哈萨克斯坦，整整绵延约1500公里。她流经峡谷，流过沙漠，注入中亚的巴尔喀什湖。

　　我在伊犁河畔徘徊，我觉得她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长，长得让我长长舒了口气。天空太高太蓝了，站在秋光里的树，仿佛披着一层金色。我叫它黄金树吧，端庄肃立，一棵接一棵，眺望着远方。

　　我和周勤良分居两地。我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处伊犁河的南部；他在伊犁河北部的伊宁。隔河相望，却要赶好几天马车的路程。仿佛真能望穿秋水，我独自一人在河谷中出神，嫩绿的叶子铸成了金币，挂满树枝，叮当作响。我弟弟的名字和这有关，“金才”，金色有才华的人。我喜欢他写的钢笔字，有家乡白沱河水的味道。

　　“自然灾害，干旱，粮食紧缺。惠英要照顾好自己，爹爹挂念。”

　　我心里一阵痉挛，大米和我渐行渐远，每天我啃着苞米馒头上班下班，难以想象身强力壮的父亲是如何熬过困难时期的。听说很多人因为饥饿吃糠、吃草、吃树皮导致浮肿病。

　　阳光洒满伊犁河的一个清晨，我感觉到了腹部的异样。波痕状轻轻震颤，像伊犁河水面上天鹅掠过，留下的是惊喜。孩子——是的！他在我肚里成长，在中国最最西北边陲的地域中孕育。这真的很有意思。

　　我逐渐适应那些雕花长廊、那些地毯挂毯、那些精致的铜壶、那些散发着香气的馕饼、那些每天要喝的奶茶、那些开得轰轰烈烈的野花、那些高大挺拔的白桦树。我抚摸着逐渐隆起的肚子，给父亲写信，贴上八分钱一张的航空邮票，然后进行遥遥无期的等待。我想象着，终有一天，我和丈夫周勤良会带着孩子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

　　弟弟偶尔流露出内心的孤独，他会备注附言：“婶娘（后妈）不给我和妹妹做过冬的棉鞋，她只给她的亲生孩子做。我的脚好冷，生满冻疮。”

　　当然，他还会戏言两句，逗我开心：“阿秉娶新娘子了，新娘眉毛间有一块好大的黑痣，吓得阿秉掀开红布倒退三尺。”

　　大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建新”。二儿子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建国”，如果有。

　　我不可能两地奔波。我想好了，辞职，到伊宁，赶着毛驴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去！

　　6.成玉：永登

　　登上T52次开往西北的列车，听那火车一声长鸣，我想起了食指写于1968年的一首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食指在特定环境念这首诗时，两个女生还没有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知青时代，也成为我永远的缅想。我记得那本书的封面，一只特写的手，死死地想抠住什么。画面很模糊，看不太清。又像是在女性的乳房中死命地抠，深陷的凹处，还原了手的力度——那是种挣扎、喘息、呼唤、愤怒。书的题目是《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我在一个不经意的小书店里购的，老板爱诗，推荐了此书。

　　我坐在硬卧车厢里。燠热的南方，连风也是粘稠的。昏暗的灯光、嘈杂的人群、来往走动的列车员，构成了含混、逼仄、窒闷的空间。我看见自己的脸，印在玻璃窗上，陌生里带着不知心向何处的惶恐。对面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不怀好意地盯着我，还故意搭讪。我沉默着，听见火车“咔嗒咔嗒”在枕木上行驶的声音，我的脸如同水的波纹，在窗户上漂流。我对着黑暗默想，应该过蚌埠、徐州，再下去是郑州了。

　　男人想方设法把他的腿伸过来，我很嫌恶。借着上厕所的时候，我挤出来，拼命在车厢奔跑。我绕过了一个个身躯、一个个脑袋，男的、女的、愁苦的、哀怨的、嬉笑的、麻木的，他们全都没有缘由地被命运丢置在一起。有人腾出一小块地方，架起一块小木板，素不相识的几个人打起了扑克。也有人独自摆出一瓶二锅头，啃着鸡爪，很入味。

　　我跑累了。我不知道，哪儿才是最适合我待的地方。我愤怒那个男人的眼神和猥琐的动作，逼迫我离开。我现在所有的孤苦，都因他而起。火车像一根缀满了垃圾的下水道，只不过，横了过来。黑夜里它做着最有力的蠕动、伸缩，在穿透中国深沉的大地上不断挺进。

　　到了中转站兰州，表哥宆接上我到了舅舅家。黑夜我躺在平房里，听见火车有节奏平稳地行进着，房子在轻微地颤动。内急，爬起来，叫醒了表哥宆，拿着手电筒摸黑到五十米外的公厕拉屎。偶尔一瞥，枕木在夜色里发出晶亮的光芒，如同一种遥远的期待在不断迎合满足。整个村庄静悄悄的；没几天，狗也熟悉了我的气味，居然不叫了。房屋一律单调的土黄色，十分纯粹。我们的脚步越走越快，仿佛西北盛夏麦尖上转瞬而过的风。

　　这里是永登，兰州的一个县，古代河西走廊的重镇，古意为永远五谷丰登。为走出丝绸之路的味道，我在这块地方住了足足有半个月。

　　昨晚才刚刚晾到铁丝上的衣裳，一夜间竟干干爽爽。表哥宆进来，搓搓手，说带我到镇上转转。从村子到镇上，一路上有多户人家门口摆放着桌球台子，一群人挽着裤脚管观看。迎面走来一姑娘，瞅见表哥宆，扯到一边，叽里咕噜说了半天话。姑娘的下眼圈很黑，褐色雀斑跳跃着。表哥宆后来压低了嗓门说她抽大烟上瘾改不了了，年纪轻轻的就染上这不良嗜好。

　　镇上的商店有气无力的开着，似乎到处蒙着一层灰。想起来了，沙尘暴是这里的常客，经常不请自来。沿街有一排自制小车，玻璃窗格里摆放着凉皮、麻辣烫之类的食品。回族人带着白帽子，笑容很朴素。来一碗！还没吃，辣味便冲到鼻腔里，喷嚏接二连三，赶紧买冰镇汽水，吃一筷，喝一口。

　　回来，走小路，大片的荞麦，放浪着不能自己的深情。庄浪河自南向北淙淙流着，清澈悠然。河底的鹅卵石，如白玉般少女抬起迷蒙的眼睛，那是水的魂。白杨树在三米之外守候。

　　7.惠英：天山

　　周勤良在伊宁面粉厂当副厂长，我开始了我的兜售生涯。赶着毛驴子，铺上摆满了瓶瓶罐罐，建新被我搁置在小摇篮里，一起放入驴车。有近三万江苏支边青年在伊宁市安家落户，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乡音。

　　我晓得，不少人在农场吃的苦远甚于我，他们住地窝子，学习打柴，使用洋镐、镢头、锄头、木夯等各种农具，细嫩的手掌一天就被磨出血泡。他们必须挖干渠，把雪山上的水引下来，再挖支渠、斗渠、农渠，最后挖毛渠把水导进条田里。而把一块盐碱地变成农田要花几年的时间,看着他们粗糙的手掌，我说不出话。

　　一大早，我看见一个维族女人站在晨光中，一下一下地在捣奶。奶装在一个大桶中，她持一根捣杆，将桶中的奶捣得翻起了沫子。我朝她喊了一声。苍蝇嗡嗡着，围着马屁股。她没有看我，仍在捣奶。我又喊了她一声。“喂！”我不晓得自己怎么了，那天清晨我随着她一起捣奶。一个系着围裙，一脸慈祥的老太太负责做奶酪。

　　奶酪放到我的驴车上，我亮开嗓子直直地叫卖。

　　我由衷体会到了伊犁河谷的自然风光之美。伊犁的维语即伊勒，光明显达的意思。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赛里木湖，让清澈的蓝莹莹的水照耀脸庞，风吹草动，牛羊肥。一只草原雕，孤独地从草丛中飞起。它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缓慢地低空飞翔，掠过那青翠的、冷绿的、蓝色的、波光粼粼的湖面。我们去那拉提大草原，策马扬鞭，红艳艳的大炮花开得如火如荼，干脆淋漓，热烈奔放。

　　我们和维吾尔族人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迷恋上了酒；这应该是有遗传基因的，我的父亲就是个喝酒高手。我坐在毡房地毯上，狗在叫，羊群在交头接耳，奶茶一碗接一碗上，再然后是大碗大碗美酒。一直到晚年，我对酒的嗜好都没有改变，肖尔布拉克盛产的伊力特是我的最爱；还有伊力老窖、古城大曲、石榴酒、葡萄酒。只要是酒，三点水的酒，我都喝得痛快至极。

　　周勤良总是劝诫我：“少喝点！”

　　“勺子！”（新疆话傻瓜的意思）我回应他，他呵呵一笑。

　　喝酒，让人觉得天高云阔，思绪飘飞。我仿佛天上的苍鹰飞回到了故乡，在白沱河上方拍打翅膀。苇草深处有白鹭，轻盈的身姿真是好看。

　　阿秉家临河最近，每天傍晚他抢先在河边摸螺蛳，一碗小荤，味道很棒。有一次，为了抢占地盘，我和他起了矛盾。他一怒，将我推了出去，“扑通”一声眼看着我被水流带到河中央，他过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我并不会游泳。手忙脚乱的他游向河心，将我拖回，我已经被结结实实呛喝进很多河水。

　　恨死他了！事后我还希望他能被我咒死骂死！

　　他反背着手笑，大笑。我觉得他就是个神经病！

　　若干年后，阿秉的儿子居然到伊犁做生意卖内衣用品。见面时，他也称呼我姑姑。不仅如此，我还得知阿秉曾经在乌鲁木齐和一个女人好过，生过一个女娃。阿秉快要死了，他遗言叮嘱儿子，一定要找到曾经被他丢弃过的女娃，说：“去找惠英姑姑，她新疆人脉广，能通天。”

　　说得轻巧！我鼻子里喷出一股烟。

　　阿秉死之前，才透露这个惊天秘闻。让时光再倒回至1959年吧，我们在乌鲁木齐才待了一年，他和哪个女人好上了，乌鲁木齐本地人吗？应该不会是支边女青年，否则早就露馅了。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阿秉下巴泛着光，他在乌鲁木齐财经贸易学校培训的时候像只猫一样溜进溜出。他喜欢勾搭女孩，胖的、瘦的，觉得各有其美。雪很大，他哈着气，钻进有供暖设备的宿舍房。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下手的速度有多快，他应该没有等到女娃出生就溜走了，也许见过——他失踪过一年。据说到甘肃、河南都混了些日子，后来回到葛家巷，猴急般娶了月兰。

　　阿秉的儿子农凌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小胡子浓密，眼睛似笑非笑。农凌头脑灵活，到边境线霍尔果斯赚老毛子的钱，手伸到麻袋中和老毛子比画半天，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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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葛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小说作品发表于《花城》,《钟山》,《上海文学》等刊，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出版过小说集《纸飞机》、《六如偈》。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