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没人熟悉格陵兰。他深居简出，神秘低调，住在乌楼顶层，五楼最南端514房间。该房间旁可直通天台。传说十几年前，曾有一名中文系女博士在这里上吊而亡。女博士生前迷恋昆曲，漆黑的雨夜，有人见过一个眉眼如画，挥舞水袖，身着古装粉色长衫的女性，在天台“咿咿呀呀”地唱着《牡丹亭》。没人敢住在这里，唯独格陵兰主动要求住下，说是比较清静，学校求之不得，也没人与他合住，格陵兰就享受单间待遇。无论何时，从楼下望去，514房间的灯永远亮着，总有一个抽着烟、清瘦的身影，落在淡蓝色窗帘上。

　　没人说得清楚，格陵兰确切长什么样，他的博士已读到第五年，据说常戴着帽子和口罩，好像生怕被别人认出。他的故事，在乌楼博士圈广为流传。有人说，格陵兰的家乡在甘肃，因为家贫又热爱学习，几年都没回过家。Ｓ大图书馆每年评比借阅量最大、最勤奋的学生，格陵兰总是高居榜首。但图书馆里，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他。格陵兰还有一个吓人的外号——“中国文科第一博士”，如果打开中国知网搜索，格陵兰总是高居年发表量和引用率前几位，据说他读博期间，已发表核心刊物论文三十余篇，论文总量则达到了惊人的五十篇。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我有限的视野之中，的确没看到如此厉害的文科博士。奇怪的是，格陵兰的博士论文却迟迟不能完工，这也导致他五年还没毕业。也有人说，格陵兰憋着一股劲头，要把论文做到极致，让它成为一篇震撼学界的名著。

　　学生使用知网，不仅是查找资料，也可以暗暗检索同学们的核心刊物发表情况。除了在有限几门课程的课堂上交流讨论，餐厅也是沟通的场所。大家的话题，永远一成不变枯燥无聊，就是谈论各自论文的情况，有多少论文发出，有多少论文被刊物排队，或者多少论文被枪毙。这些交流常常三心二意，遮遮掩掩，既有得意的炫耀，也有嫉妒和窥视。有一位男博士，常向我们吹嘘，他将要在权威核心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我们都羡慕不已，系里老教授们都被惊动了。他也常拿出一个脏兮兮的用稿通知给我们看。他甚至成功俘虏了一个女博士的心，将她搞上了床。后来证明，他不过是遇到了骗子，白白花费了五万元。女博士也上了他的当，嫁给了这个“只有用稿通知”的男博士。女博士索要了三万元分手费，离开了这位风光一时的学术凤凰男。这位男博士经受不住打击，最后被送到了陆家嘴精神病医院。

　　格陵兰的发表是实打实的，有据可查。大家都猜测他的来历。其实，他不过是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普通农民的儿子，他的导师，也就是我的导师，虽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博导，但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也没有多丰富的学术资源，否则也不会几次评比青年长江学者，都接连败北。那么，为何这么多编辑都发表他的论文？难道他的论文水平如此之高？说实话，对此我们都不服气。格陵兰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才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学术认可。他可能是学界某位大佬的私生子，或是勾搭上了学界某位年高德勋但寂寞孤独的女主编。

　　格陵兰也并非在何处都受欢迎。系里某些老教授，认为此人狷狂傲气，心浮气躁，只是论文发得多而已，根本不会做学问。也有的博士讨厌格陵兰，说他哗众取宠，发论文不过是为吸引异性注意。我对格陵兰的好奇心更重了，好几次，我偷偷跑到514房间，想找他聊天。然而，他的房门总是紧闭着。我轻轻敲门，清脆的敲门声，似是掉入深潭的小石头，深远而幽微。那是一扇绿色木门，门上有一个奇异的血红色惊叹号，仿佛一根巨大手指，阻止着好奇者的探访。我悻悻地准备离开五楼时，他的房间隔壁的天台入口处，有若有若无的吟唱传出。我汗毛直竖，快步逃离。回到房间，我一口气喝光一大杯苏打水，还能感受到心脏在胸腔疯狂跳动。

　　深夜，天空飘着小雨，我在宿舍学习了五个多小时，头昏脑涨，决定去操场跑步。深夜在操场跑步，有一种漫长的孤独感。煤炭渣铺成的跑道，踏上去非常硌脚。我不管这么多，我只需要理由，在空旷的地方疯一下，在速度的激情下，喘息与汗水，都能化成自我确认的信心。一个人在操场上跑动，冷雨劈开每一个毛孔，狠狠地钻进去。这些小虫般的生物，吞噬着肌肉和血液，侵蚀我在寒夜所剩不多的勇气。

　　突然，有个影子从我身边飘过，我试图抓它，却无从着力。雨愈发大了，影子在我前方大约一百米的地方停下。我抹了把脸，又大踏步追上去。我这才看清，是一个瘦高的男人，大约二十七八岁。他穿着整齐黑西装，戴着白口罩，领带紧紧勒着细长脖颈，仿佛多情的蛇。黑皮鞋被雨点击打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浑身湿透了，雨点顺着他的额头溜下，在严肃宽阔的下巴边沿聚汇，变成了一排白亮的甲虫。他的眼不大，目光刺人，直勾勾的，不是疯狂，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冰冷、邪恶和嘲讽。他咧咧嘴，似乎想笑，却变成了某种狰狞的暗示。

　　难道是变态狂？我猛然想起，一个变态狂游荡在Ｓ大的传说。相传他已偷袭了好几个女生宿舍厕所，跑步速度奇快，每次都能逃脱保安的追捕。我愣住了。就在这时，那人快步上前，一眨眼逼近，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感觉被某种冷硬的铁器擒住了，无法逃脱，大脑一片空白。男人摘下口罩，不紧不慢地说，你是一年级的毕小沅吧。我是格陵兰，你的师兄，我注意你很久了。

　　四

　　几年后，我从Ｓ大毕业，离开乌楼，逃离了南方湿冷的冬天，去北方一所普通省属大学教书。我娶了一名样貌普通的辅导员，生了一个儿子。我在漫天白雪中散步，常想起中世纪古堡般的乌楼，一座充满巫术气质的民国建筑。时间是一切移动物体赋予的，不断逝去的灵魂。它是冰冷潮湿的雨点，是乌楼前漫天飞舞的梧桐叶，也是眼前无休无眠的雪。时间有不同附身形式，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太大区别。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我们都是时间的囚徒。我们被时间捕获、囚禁、训练，变成一种不断衰老、等待死亡的生命组织体。几年过去了，某些记忆没有模糊，反而更加清晰了。我时常想起Ｓ大那个凄风冷雨的操场，想起格陵兰那双铁器般凶狠冷酷的手。仿佛宿命的相遇，正是格陵兰那双手，启示了我的内心，让我看到未来无法挽救，又不可避免的命运。我还能记起，那双手不大，但骨节凸起，张弛有力，它们仿佛是地狱之门逃出的两只孪生小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捕获了。

　　我傻傻地问他为何知道我的名字，格陵兰说，导师在邮件里告诉他的。格陵兰还说，那天我敲门，他在门洞的窥视镜看到了我，但是他不敢肯定是我，又怕惹不必要的麻烦，就记住我的长相，在互联网搜索了我的资料，最终确定我就是住在二楼的博士一年级的师弟。

　　我又问，找我干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幼稚可笑的问题。对于格陵兰这样的“天才学者”来说，以我的智商和悟性，很难猜透他的真实想法。果不其然，格陵兰没有回答我的提问，而是拉着我离开操场，回到乌楼。我终于进到神秘的514房间。

　　那间传说中的房间，很普通，普通到近乎寒酸。一张结实的铁架床，一台电脑，两个棕绿色松木小衣橱，两个大书架塞满各类书籍，又非常整齐，很多书中都夹着便签，字迹工整。如果说，这间屋子有什么特别，那就是过于干净，地上一尘不染，桌子也一点污渍不见，雪白的墙，挂着两只相对而视的黑底白字老式挂钟，像一对尸体标本，“嘀嘀嗒嗒”地提示着时间流逝。书桌上方墙壁，有一张打印的月度计划书，显现出居住者的极度自律。风夹杂着冷雨，从天台入口灌进来，又被门挡住，发出“啪嗒啪嗒”的怪响，像一个女人用长长指甲，轻轻地叩门。我想起女鬼的传言，打趣说，师兄不怕鬼？人家都说天台吊死过人。格陵兰说，我这里鬼都不会上门，我也不愿和人应酬，浪费时间。如果真有鬼拜访，我就和她好一场，也不枉缘分。

　　这完全不符合我对“天才学者”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他应是不修边幅、凌乱不堪的才子，而不是如此冷静理智的人。然而，冷雨淋漓的操场上，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的。我们所谓的正常，也许不过是平庸吧。格陵兰打开橱子，里面有十几种咖啡，整齐地放在一个个小方盒子里，用英文标写着名字。格陵兰扫了一眼，夹出一瓶，漫不经心地说，德国格兰特黑咖啡，精选罗布斯塔咖啡豆，醇厚而不酸，特别适合运动后喝。

　　我问他有没有毛巾。他拍拍脑袋，从卫生间拿出一条淡蓝色干净毛巾，让我擦脸，并带来一套运动服，说，你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这套衣服你先穿着，洗干净再还我。格陵兰也换了一套宽松干爽的运动服。当我们终于坐在桌前，喝着格兰特咖啡，我突然发现，不知要说什么。

　　他微笑着，正襟危坐，优雅得体。他有坚挺的鼻子，细长的眼。他的身材很匀称。他更像一名白领职员，而不是一个以学术见长的哲学系博士。

　　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那天来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半天，才说明想让他教教我，如何写论文。我现在被论文搞得情绪很差。

　　格陵兰小口抿着咖啡，淡淡地说，我只教人如何发表文章，不教人写文章。

　　格陵兰继续说，任何行为，都取决于目标。达成目标，需要坚韧不拔的努力。这种努力，才决定了进化方向。

　　你看《动物世界》吗？格陵兰目光炯炯地问。

　　我自然不看。每天学业如此繁重，应付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干别的。

　　格陵兰告诉我，塞内加尔方果力的雌性黑猩猩，擅长使用自制长矛，在树洞猎杀非洲丛猴。你能想到吗？格陵兰说，动物学会使用工具，人与动物的区别，还那么明显吗？但是，黑猩猩的举动，不是从来如此，而是由于近年森林面积减少，人类猎杀频繁，导致黑猩猩种群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可以说，使用工具，是大自然和人类的逼迫所致。

　　格陵兰强调说，生存成为核心目标，猩猩就会进化为使用工具的“类人”，人类就有可能进化为“新人类”。只有“新人类”，才能适应现代性结构中激烈的竞争。

　　对他的讲述，我听不太懂。我期盼实际的教导，而不是不知所云的东西。这一点，格陵兰和导师没区别。他们太热衷谈论形而上的问题。第一次交谈，我们还是有些交浅言深。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我看到时钟指针指向九点，赶紧起身告辞。

　　格陵兰送我到门口。我无意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却只是八点五十。我的手表，是父亲送的卡西欧精钢手表，一直非常准时。对于一个自律节制、追求极致的人来说，不准确的时间，无疑不能忍受。我忍不住向他提示，墙上的钟快了十分钟。

　　我是故意的。格陵兰还是微笑着说，我要成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五

　　认识格陵兰后，我常去找他聊天，他并不在乎我的打扰。我打着谈学问的名义去，最后不过是发牢骚。他也总是耐心倾听。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他很少谈自己，除了说说学问的事，说得最多的，就是死亡。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尼采的怨恨哲学。而他也将死亡当成了哲学最高命题和最后理性裁判。

　　他喝着浓咖啡，在坟墓一般冷寂的宿舍，高声向我宣讲着对死亡的迷恋。他承认，上中学时，曾将无主荒坟的骷髅带回学校。他给那个忧郁的骷髅取了个名字叫“空空”。他每天对着骷髅讲话，将它当成沉默的朋友，善良的宠物。直到“空空”被同桌，一个胖姑娘发现，这个秘密才最终大白天下。胖姑娘被吓得昏倒，骷髅头也被没收，成为学校生物研究室的标本。

　　“死亡是公平的，它没有怜悯，也没有腐败，在死亡的怀抱里，世界成为宁静的港湾。”他吟诵着不知何人的诗句，眼神充满了疯狂的清醒。他在宿舍里盘旋，向左又向右，后退复又暴起，好似困在牢笼中的豹。他挥舞胳膊，高亢的声音穿透玻璃，变成一道道摄人心魄的魔法，像歌剧院庄严的颂歌。那张英俊的脸，不时变换着各种表情，仿佛一条五颜六色的河，淹没了格陵兰的五官，将之变成一座沉没在幽蓝水底的巨型雕像……

　　格陵兰说，生命短暂，相比浩瀚宇宙，地球又是短暂的。由此而推，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瞬间”。四十五亿年前，地球诞生，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板块运动使得喜马拉雅山脉隆起，马里亚纳海沟形成，无数岩浆喷射到数万米高空，形成壮观的生命之虹……

　　听格陵兰师兄讲解死亡，如同听瓦格纳的歌剧，没有颓废阴郁，总有激动人心的壮美。我自惭形秽，深感悟性太差，但有时听他讲多了，也觉得矫情，就嘲讽他说，师兄，你总谈到死亡，可也没见你死，你不是活得有滋有味？

　　格陵兰不屑地说，你不能只看表象。否则读再多书，也只是书呆子。

　　你看那是什么？他遥遥指向床头，那里挂着一截棕绳。我问那是干什么用的？格陵兰解释说，这叫“我主之索”，我把它挂在墙头，就是提醒生命短暂，时间流逝，要多学一点东西，多做一点事。

　　如果哪天我厌倦了，就拿起它结束自己。格陵兰淡淡地说。

　　我问他，以他的学术水平，完全可以正常毕业，为何要拖延这么久？格陵兰说，毕业又如何？不过是加快进入这个机器猛兽般的学术体制，变成一个齿轮，或被它吞噬血肉。他不过是在德里达意义上“延宕”了终结的最后时限。

　　我说，别转，说人话，你是赖着不想走呗。

　　格陵兰依然保持了神秘感。他很少现身公共场合，如果去餐厅或图书馆，也戴着白口罩。我对格陵兰的情感生活很好奇，但他不谈论女性，偶有涉及，也表现出厌恶。他说，女性是依附性生物，缺乏思想和灵魂，她们用肉身诱惑男性堕落。虽然他这样说，我还是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张女孩照片。姑娘清秀可爱，个子不高，一副邻家小妹样貌。我追问他，女孩是谁。格陵兰却说不出所以然。也有人告诉我，一个低年级硕士学妹，仰慕格陵兰的才华，数次追求无果。情人节，女孩给他买了精致领带，他给人家送了一朵“塑料花”。我问格陵兰是不是有这件事，他笑着说，他是想让女孩知难而退。他想说，没什么东西可以长久不腐，爱情、友谊，包括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珍视的东西，其实不过像塑料花，是一种虚假的美丽。

　　格陵兰向我讲述时，脸色苍白，目光忧郁，显然“美丽学妹”的故事，绝不可能仅是如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和图书馆读书写论文。只有深夜，他“衣冠楚楚”地在校园散步，不管风吹雨打，雷打不动。他多次被学校保安扣留审问。转眼间，到了期末，我又有了新烦恼，甚至无暇关注格陵兰了。一次，我们同一级博士生恰巧又在餐厅相遇。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很多同学都已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这大半年，我的时间，都用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上，丝毫没有计划性，对于发论文这样的大事，显然缺乏足够投入。导师也发电邮过来询问论文写作发表情况，我心乱如麻，感受到了巨大的学业压力。

　　看到我唉声叹气的样子，格陵兰表示同情。我趁机说，师兄，你教教我如何写论文吧。格陵兰盯着我，冷冷地说，我说过，我只会教如何发表论文。

　　我说，那也行，我先写出两篇，你帮我发发。

　　格陵兰又说，不是帮你发，而是教你发表的“方法”。

　　我说，有什么不同？不就是给编辑投稿吗？

　　格陵兰说，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晚上八点，你来我宿舍，我教你。

　　六

　　几年后，我一直没走出格陵兰带来的惊吓。他一定是恶魔转世，对隐秘的人性，有着刻骨铭心的洞察。这种聪明才智，没有完全转化到学术中去，反而变成了一种疯狂。

　　寒冬已过，春寒料峭。那天晚上，我准时来到514房间，雪白灯光下，格陵兰坐在黑色书桌前，戴着耳机，陶醉地听着音乐。细长的手，在空中挥舞着，仿佛翩翩起舞的灰鹤。我叫了他两声，他摘下耳机，深吸一口气，说，瓦格纳的音乐，大气磅礴，会让人成为勇者。

　　我说，你教我吧。格陵兰看了我一眼，让我自己泡咖啡，顺便丢给我一本舍勒的哲学著作，让我看书，充分放松下来，等待时机。我不明所以，只能答应着。他则继续戴上耳机，还是听音乐。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知不觉，我听到墙上钟表响了，竟然已十一点半了。老式挂钟的敲钟声，在寂静寒夜，格外刺耳，好像夜行人突然闯进荒野大宅，发现主人家正在举行热闹非凡的婚宴。格陵兰床头那条“我主之索”无端地动了动，像复活的花斑蝮蛇。屋内也仿佛凭空多了股冷风，打着旋子，张牙舞爪地游动着。我打了个寒战，从心底感到冷意。那肯定是天台入口吹来的冷风，顺着门缝，钻了进来，也许是那位在天台上吊死的师姐，耐住不寂寞，要来与我们相会.....

　　格陵兰拎出条蓝底碎花手提棉布袋，鼓鼓囊囊的，不知装着些什么。他对我说，咱们走吧。

　　我颤声说，去哪里？

　　格陵兰不解释，只说，跟着我就行，不要问。

　　我说，咱们不是去天台招魂吧？发个论文，不至于找鬼帮忙哇。

　　格陵兰皱着眉说，真能瞎想，咱们去拜访一位前辈。

　　我蒙了，已是深夜，我们去见谁呢？难道格陵兰是特务？有间谍帮助他？我胡思乱想，昏沉沉地跟着格陵兰，走出房门，下了楼，出了校园东门，越过校门口那条长满杂草的排水沟，走进一个小区。小区门口门卫岗，灯火昏黄，两名保安睡眼蒙眬，也没有注意到我们。板房上方有两条惨白灯光带，映衬着社区门口木牌上的烫金大字：西城蓝湾。

　　格陵兰和我进入小区，来到了一栋灰色居民楼前。格陵兰领着我，径直上了电梯间。我们进到二十楼，停了下来。咱们来干啥？我更疑惑了，这是谁的家？

　　这就是我们学报主编的家，格陵兰平静地说，我们给他送礼。

　　我感到头皮发奓。晚上十二点，我们跑到一个主编家送礼，这场面怎么如此诡异？我问格陵兰，是不是和主编很熟，他摇摇头。即使很熟，也不能这么晚干这种事呀！

　　果不其然，格陵兰使劲敲门，声音回荡在空旷幽深的走廊，许久，门内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服的声响，以及拖鞋拖拖拉拉的声音。我听到低沉的声音询问，谁敲门？格陵兰说，张主编，我是Ｓ大的博士生，来看望您。门内声音很不耐烦，这么晚，你怎么回事？回去吧。格陵兰不依不饶，坚持敲门说，张主编，感谢您对论文的指导，让我进来坐坐吧。门内的声音更高了，你快走，论文的事，有空去编辑部谈，要不然，我报警了！格陵兰也不慌，坚持说，我是Ｓ大述平教授的学生，没干任何坏事，我只想请教您，要不然我打通导师的电话，让他和您说……

　　我简直目瞪口呆，格陵兰偏执而疯狂，又有着疯人特殊的谨慎冷静。他慢条斯理地步步紧逼，门内的那个声音，开始不耐烦、愤怒，接着是恐慌，最后甚至是乞求。格陵兰居然真接通了导师电话，让导师和张主编通话。导师非常气愤，也只能挂断电话。我看到那扇门拉开一条小小缝隙，声音更加清晰了，主编在门内颤抖着说，论文我肯定好好看，如果可能我会发，你先回去吧，我孩子还小，你这样会吓到她……格陵兰还是不肯放松，讨价还价，追问具体看稿日期，并暗示自己身体很差，论文发表压力很大，如果这篇论文不能发，他可能活不了……

　　最终格陵兰获胜，得到了张主编的保证。他也终于将鼓鼓囊囊的袋子，塞进了门缝。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两瓶五粮液与一条中华烟。这就是发表文章的“方法”吧。我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句话，我没想到，清高孤傲、思想深刻，又极其自律的格陵兰师兄，居然以这种疯狂的方式发表论文。如果张主编报警了怎么办？如果张主编不答应，事情又如何收场？

　　格陵兰说，不是没遇到过报警的刊物主编，也不是没有被人拒绝过。我要做的，只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说，可以坚持下去吗？格陵兰说，看来你不了解人性，对于一个权威学术杂志主编来说，发文章不是事儿，但惹上麻烦，就没必要了。他们不会和我耗下去的，犯不着。

　　“以死相拼”获得的论文发表机会，对于学术权力持有者来说，不过是一个利益筹码。格陵兰说着，眼圈红了，我们的自信、荣誉和生存幸福感，都寄托于此。格陵兰说，他还曾坚持每天深夜十二点，给某学报主编打电话，他坚持了三个月，曾被公安局警告骚扰，但最终发表成功，拿到了Ｓ大一类期刊发表奖励。

　　导师和学院领导不知道你这样做吗？我还是不可思议。格陵兰表示，他们全知道，但为了学校发表率和引用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格陵兰以如此惨烈手段获取资源，将来的路要如何走下去？我很难想象，也不能认同。我所敬仰的青年学术才俊，不过是一个流氓博士，一个学术钻营者。那两块老式钟表，所谓“走在时间之前”的勤奋学者，用格兰特黑咖啡，瓦格纳音乐，死亡终极追问以及无数书籍构建的高大形象，原来是如此不堪的谎言。从张主编家回来，已是凌晨两点了。我厌恶地甩开格陵兰，独自回宿舍。格陵兰愣了一下，继而面色苍白地嘲讽我说，装什么清高，走吧，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本来我以为咱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被逼着使用工具的猴子，我们可以用非常手段征服世界，但我看错了，你不过是怯弱又虚伪的家伙。你滚吧，不要再来找我！

　　我飞快逃离，身后是格陵兰神经质般的咆哮。天台口的风呼啸，时快时慢，时粗时细，渐渐变成类似喘息的声响。我跑得更快了，裤脚残留着风的痕迹，散发着腥臭的穿透力。地狱之门已打开，我可以逃脱吗？如果不用非常手段，我能完成学业任务，顺利毕业吗？

　　我整日枯坐在乌楼走廊的长椅上，冬天虽过去了，江南的风依然湿冷，走廊的椅子，也是又湿又冷。南方没有暖气，走廊没有多少温热气息，窗户蒙了一层水汽，好似我灰蒙蒙的心情。我靠着椅子，隔上一段时间擦擦玻璃，我看到“铁条博士”和“面包博士”，在操场慢跑。我还看到，“恶人博士”搂着博士夫人，在乌楼外的亭子下散步，让我嫉妒又伤心。乌楼外的常春藤又开始活跃，偷偷地绿着，枫树、木麻黄和石楠树，经过寒冷冬天，愈发显现出五彩斑斓的欲望，细腻沉稳的表情。只有我，好似一条被遗弃的雏狗，在湿冷的长椅上，满怀怨怼和委屈，无法找到发泄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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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伟，一九七六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当代》《青年文学》等刊发表小说数十篇，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