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3日 星期二
“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作者:吴周文  时间: 2020-05-19

  

  作为学者,王尧一直关心与热衷于学者散文的写作。他从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文化的钻研中,获得了散文写作的理性自觉,反复提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的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继巴金的《随想录》与林非的《散文的使命》之后,在“燕园三老”(张中行、季羡林和金克木)、林非、潘旭澜、董健、丁帆、赵丽宏等思想者之后,王尧也成为尖锐地追问散文写作主体性的一位思想者。他于2018年与2019年,在《收获》与《钟山》杂志分别开辟“沧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两个散文专栏,书写了“重庆”和“联大”两大文本。从内容与形式上看,比较其《错落的时空》《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散文集与随笔集,则有明显的区别。我以为,这两个文本是王尧对既往散文创作的一个超越,是当下学者散文创作中难得的赏心、瞩目之作。如果说,之前王尧的散文更多写自我的批判与精神启蒙,那么“重庆”和“联大”两个文本,则直接以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为题材,进行别开生面的探寻,是其“知识分子写作”话语又一次开拓与知性的践行。

  听一位老人讲述抗战时代重庆的往事,王尧由此萌发“重庆”文本写作的灵感。他说:“忽然觉得我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和战时重庆相遇,和战时知识分子相遇。苏州小巷的梧桐叶年复一年地长出,再落下。我这一‘重逢’的念想,多少年来也若隐若现。”(《“寒夜”里的“清油灯”》)巴金、老舍、郭沫若、路翎等,郑天挺、蒋梦麟、朱自清、闻一多等,他们为抗战分别集结在陪都重庆与西南联大,尽管穷困潦倒,遭遇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困境,但他们抗战之心不死,在文化与教育战线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精神上的抗战。作者借用费正清的话说,“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老舍为了气节从济南赶到重庆,郭沫若救下欲自杀的洪深并为之过50岁生日,路翎在胡风的指导下完成《财主底儿女们》,“内当家”郑天挺为支撑“联大”而充当“孤臣孽子”,闻一多为维持生计而辛劳治印,朱自清为育才还坚持为王瑶与季镇淮两个学生开课……王尧的文章写出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向度:共赴国难,威武不能屈,绝不做亡国奴!作者旨在表现作为抗战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是中国之所以不亡的灵魂所在,是那个时代的良知、道义与民族脊梁。

  王尧曾反复说过,做一个“纸上”的知识分子,渴望自己在散文写作中表现为一个真正、纯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故而,他将学者散文的写作意义定位在人格的审美。在他看来,当下的学者写作应该从自我的“立人”做起,必须从文化传统中去寻求借鉴。他指出现在的创作现状,“写作者的个人情怀、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来越贫乏和格式化,而忘记了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困境与终结》)惟其如此,两个文本的文史叙事,集中笔力去表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人性中的人格,以最真实的史料为根据,通过他们的言行、参与抗日救亡与教育救国的诸多细节,表现他们的进德修为。虽然他们不是面对面地与日寇厮杀,但他们的所思所想、精神发微都是出于“生命热源”,表现着他们“有异乎寻常的人性魅力”(《日常的弦歌·弁言》)。可见,王尧的人格审美是用历史反观现实,用传统烛照当下,立意用现代士子的铮铮风骨,为今天的知识分子重建应该予以效法的楷模。在他的文史叙事里,隐含着他的一种心境,即为既往知识分子写作中自我缺失而惋惜,急切呼唤创作主体的人格性。这两个文本背后,始终贯穿着自我启蒙的美好憧憬,贯穿着学者散文的理性批判。

  “重庆”文本和“联大”文本是非虚构文本。作者在相关的日记、传记、书信、评传、回忆录、校史等元史料基础上,进行选择、拼贴与熔材,将史料用精神“重逢”的构思智慧激活它们,而成为作者与他们进行心灵碰撞的抒情载体。有人认为,散文可以“虚构”甚至应该“虚构”,但我认为,如果散文在题材上半实半虚、半真半假,甚至整个地虚构人物,杜撰事件、细节,那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其文体的生命力与审美原则。王尧将史料的真实性与重新拼贴的思想性结合起来,这就在文史叙事真实性的前提下,将内在的思想用形象的故事表达出来,重新制作出一幅幅以人物为本位的“特写”画面,可谓生气盎然。

  一切文学作品的创作,必须灌注作家的内在激情。王尧的两大文本之所以写得生气盎然,是缘于作者以“重逢”的激情即以心灵写心灵的内在机制。激情机制将死材料盘活,自有王尧的经验。在写作中,他有意识地渲染人物、事件表述的“底色”,将寒夜、孤灯、幽谷、轰炸、逃亡、饥饿、贫病、“九儒十丐”、“无钱买酒卖文章”等关键词描述的战乱范围进行浓烈的渲染,从而为一批道德英雄的抗战精神揿定了深沉苍茫的基调。除各篇主体人物外,他还围绕主体人物附写了冰心、茅盾、贾植芳、阳翰笙、林徽因、梁思成、艾芜、沙汀、周文、宋之的、罗烽、陶行知、翦伯赞、杜国庠、郑伯奇、冯乃超等,以强调“道德英雄”是一个精神抗战的知识分子群体,以“漫天星斗”烘托十来颗“明星”。此外,叙事方式采取以史料为依据,以蒙太奇连接的时断时续与自由随意,创造出叙述节奏的明快与流畅,使文本结构在史料拼贴中显得整饬与严谨。这些手法的使用,让作者的万斛激情隐蔽在渲染、烘托与篇章修辞里,故此,文本在整体上策应着、节制着激情的喷薄,得到一种厚重感、沧桑感与深沉感的文学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