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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风 来源:  本站浏览:58        发布时间:[2018-12-05]

  

  徐风,一级作家,江南文化学者。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国壶》等四部,散文集《一壶乾坤》等六部。代表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等刊物,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二、三、四、六届紫金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起先他是一个农民。最后他还是一个农民。此话等于没说。在中国,有几亿农民,没有什么起先,也没有什么最后,谁都是一辈子在泥土里跌打滚爬。是的。很久以来,一个农民无论活着还是死去,跟蚂蚁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农民想要在地里弄出许多动静,让大家关注,并且引起一阵轰动,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农民的生活线路,基本离不开村头田头炕头。这里说的是江南,没有炕头,但是有水牛。这里说的驾驭水牛的农民,名字叫潘根大。

  农民潘根大已经死了20年。世间万物,人是最容易被忘记的。人死了,灯就灭了。即便是潘根大村上的人,除了年岁大的,年轻人也差不多不知道这个名字了。

  为什么还要提起他?因为他的故事有点特别。

  潘根大的“前世”没什么好说的。若是当年,你到他所在的红星村去问,潘根大是谁,人们就会用手指一指砖瓦厂的方向,说,不就是那砖瓦厂的厂长嘛。

  是厂长也不稀罕。上世纪80年代开始,江南大地,到处是冒头的烟囱,厂长经理,像雨后的地苔,是一片一片的。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三个企业老总头上。

  问题是,上边突然不让潘根大当厂长了,这个“上边”具体是谁,年岁久了也不清楚了。当然潘根大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他被告知,领导体恤他,让他光荣退休,这年他刚满55岁。

  说一个55岁的农民退休了,在江南乡村是件很可笑的事。如果你愿意到乡下走走,你会看到七八十岁的老翁还在田边干活。

  据说那时潘根大很牛逼。窑场上三个小伙子跟他对打,都被他撂倒在地。突然宣布他退休,不等于打他的脸吗?

  老潘离开砖瓦厂的时候,一个人灌了三瓶白酒,人们看到他在田埂上摇摇晃晃的背影。说,一条汉子被阉了。据说那次他差点栽在河里。

  不就是一个破窑厂,有那么值得留恋吗?如果带你去砖瓦厂看看,你会发现,所谓的厂子,其实就是一座砖窑。烧砖的泥土,都是从良田里挖来。被挖成一个一个大窟窿的田地,样子有点难看,像一件好端端的棉袄,到处都是破洞。地被毁了,自然就再也不能耕种粮食。放眼看去,田野上这样的窟窿很多。那座大坟包一样的砖窑,就像一张饿煞的大嘴,也不过20年时间,吃掉的土地,竟有200多亩。

  听听是蛮吓人的,但这笔账,其实从来没有人去算过。

  没有人想到,老潘“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算那笔账。所谓被吃掉的200多亩土地,是老潘在地头用皮尺一点点丈量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还没有人知道。

  有一段经历不能回避。在当砖瓦厂长之前,老潘还干过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对别人,这或许是一种威风的依附,但对老潘,可能是个憋屈的位置。乡村的政权,书记才是老大。如果书记强势,那其他人都是伙计。老潘终于没有熬到书记的位置,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摆上桌面的事,是他的老丈人成分不好,据说这在当时比较致命。他和妻子的关系,一直不是很热乎,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

  老潘突然被撸了厂长位置这件事,即使在不大的村子里,也没有成为轰动的新闻,大家私下议论几天,就跟田野里的风一样消散了。人们只是看到,老潘有事没事就往城里跑。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说他会去城里租个门面开店,说他会去找关系圈一块地,再办一个砖瓦厂。也有说他在外面借钱,数目很大,估计要上一个赚钱的大项目。反正有一点大家都不怀疑,老潘爱折腾,他怎肯就此罢休呢,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才行。

  可是,后来人们看到潘根大扛着一把锄头下田了。并不是去他自家的责任田里,而是在村后那些被砖瓦厂挖了很多窟窿的抛荒地上,一个人孤零零地挥起了他久违了的锄把。

  有人说,老潘啊,气糊涂了啊,你家的地在那边呢。他也不言语。

  每天太阳还没有上山,他就下地了,一直干到傍晚断暗时分,才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回家。

  潘根大是要干嘛?逼急了,他终于说了两个字:复垦。

  很多人把牙齿笑得掉在那片抛荒地上了。

  神经啊,老潘。现如今责任田都没有人种,好端端的良田都抛荒了,有点本事的人都去了城里。你还在这里愚公移山,还想感动玉皇大帝吗?

  老潘还是不言语。过去,他不是这样,嘴不肯饶人,再说,他怎么也是个厂长,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尊严。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乡村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没有一个名叫潘根大的人。所谓政治舞台,无论大小,都是热闹且“务实”的,就是个跑龙套的,也自有出处。那些昙花一现的人物,总是在热闹里突然没了踪影。

  可是有一天,人们突然看到电视台的报道车开进了红星村。然后,潘根大扛着锄头从家里出来,一个扛机器的记者在后面跟着,再后面,还有几个人,有的举个长杆话筒,有的拖着长长的电线。这是在干嘛呢?有瞧热闹的高喊:拍电视剧的来喽!

  不好意思,那几个跟在潘根大后面的报道人员里,有一个就是在下,时任某电视台副台长兼专题文艺部主任。之前,我是在某一天审片时发现潘根大的。有一个潦草的记者拍回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农民在当了20年砖瓦厂厂长后复垦土地,是一位退休不退志的惜土先进人物。

  显然这是一条拍摄和制作乃至解说都很蹩脚的消息,画面很差劲,由于是摆拍,画面上的潘根大在镜头前很拘谨。但是我发现潘根大的目光里,有一种很执拗的光亮。细细看,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

  他头发油亮,声如洪钟。说他是农民,完全不像,白衬衣束在裤腰里,皮带还是皮尔卡丹的牌子。这是当年乡村干部的典型作派,但我还发现他跟一般村干部不一样的地方,一张有棱角的脸上没有赘肉,也不见油腻,山根是笔直的,眉宇间,有着漫无边际的风霜。

  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突然觉得有戏。

  如此,一种机缘的力量,催生了纪录片《农民潘根大》的拍摄。什么人老心红的惜土模范,一边去吧。在我当时的观念里,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罄竹难书的关系,莫过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日渐崩溃的乡村里,竟然走出这么一个角色,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农民的认知。这或许是一篇大文章。地方电视台出作品太难,除了视野的局限,题材的狭窄也是一个因素。好歹我还是个作家,虽然在电视台谋饭,心底却还保留着几分人文情结。

  可是,开始我并不喜欢潘根大。他豪言壮语太多,没有几句是从心坎上流出来的。举手投足之间,“村官”的味道很浓,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乡村官场的那一套,他都很娴熟。那种真正朴素的农民语言,很难从他嘴里听到。

  记得,我曾经这样问他:如果你还在当砖瓦厂的厂长,能想到来复垦吗?他朝我看了看,反问我:徐台长,你住过草屋吗?

  或许我流露出些许窘迫了。他哈哈一笑,然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我当砖瓦厂厂长之前,红星村的大半房子都是茅棚草屋,我曾经发誓,要让每一户农民住上瓦房。我离开砖瓦厂的时候,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愿望。至于复垦,那是我不当厂长了,闲在家里无事可做,村前村后转转,发现到处都是窟窿,都是我们烧砖取土挖下的。量一量,算一算,抛荒的土地居然有200多亩啊,我心里很害怕,感觉把子孙的地都吃掉了。”

  几乎天衣无缝。毁田的那笔账,老潘天天放在嘴上说。在不断自圆其说的讲述里,潘根大索性把自己的身段放到最低,甚至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毁田的罪人,然后他说要以自己的余生,把20年来吃掉的土地还给子孙。

  口气,总是比较豪迈,上世纪90年代的典型语言。后来人们才知道,抛出“毁田说”之前,老潘认真做了功课。他一趟趟往国土局跑,咨询相关的复垦政策,关键是政府的态度,吃准了之后,他才实施复垦行动。一开始他并没有昭告天下,而是选择了极度的低调。那是他功课的一部分,是一种力量的养蓄。

  他当然不会想到,他这种行动本身,恰恰击中了当时的“国情”的一根软肋。几乎所有城市的急剧膨胀,都是以乡村的急剧萎缩和凋敝为代价的。大量的农民仓皇离开土地,抛荒二字,已经成为政府案头的一份急火而夹生的快餐。

  当地媒体的胃口,一度被他吊得很高。估计潘根大比较享受。不过,最早的一些报道,还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惜土先进人物”来对待。也有跑题的记者,从“人老心红”角度来吹捧一番,这让老潘不太解渴。

  抓典型是媒体的普遍特点,也是各级领导的要求。成为典型的人,日子往往并不好过。幸亏第一波的宣传,并没有形成气候,像一阵风,刮过就没影了。

  王者归来——潘根大显然没有做到。那个他已经缺席很久的“舞台”上,依然没有他的位置。想想也是,即便是山大王,也得有一群喽啰。他没有。别看他在媒体上牛皮哄哄的,大家都不看好他。老百姓很实惠,一锄头挖下去,能挖个金娃娃,众人肯定一起跟他走。

  就此歇手断无可能,开弓哪有回头箭呢?他心里失望,那是肯定的。除了没有人手,还缺钱。当时请一台G30推土机来地里干一天,要支付500元。

  此时支持他的,只有当地的几家媒体。那也不顶用,你不可能天天报道老潘在复垦,哪有那么多故事。生活不是演电视剧。如果一定要把生活的进行时当成一部戏,那他肯定是男一号,老婆不支持他,于是女一号缺席;连子女们也不支持他,所以也没有“联合主演”的阵容;村里人看他笑话,开始还有吃瓜群众围观,后来因为情节乏善可陈,于是连“群众演员”也都作鸟兽散也。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坑坑洼洼的复垦地上,心头应该是有几分荒凉的。

  “就连小店里的老板娘,也不肯赊账。老子酒都喝不成了。”

  他无奈地对我说。与潘根大交朋友,终究还是很愉快的。第一次带着摄制组和他见面时,我送了他几瓶酒,他很开心。杀了一只鸡款待我们。待我们走后,他拎着几瓶酒满村头转,高声嚷嚷:电视台徐台长来看我,还送了我几瓶酒,太客气了啊。

  可见他当时心里孤独。因为没有人支持他。

  找出当时的拍摄日记,1997年6月2日,我们跟着老潘在地头拍了一天。这一晚我们住在他家,随机拍摄了很多生活场面。半夜里,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半夜里,我们睡得很沉。不知什么时候,跟我睡一铺的摄像夏涛把我推醒,“徐台你听,好像老潘在跟谁吵架?”

  仄起耳朵细听,真的是老潘在楼下大声嚷嚷,口气凶巴巴的。这时,睡在我们对面铺上的录音师薛胜伟也醒了。我们三人悄悄下了楼,堂屋里亮着灯,老潘面对着墙壁,一个拳头在捶胸,另一只手,握着一只酒瓶,大声骂一句什么,仰着脖子喝上一口,他的舌头有点大,口齿不清,一股浓浊的酒气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那面斑驳的墙壁上,只有他的影子在晃动。

  也不知道该怎么上去劝他。大家面面相觑。这时,老潘的老伴出现了。低声对我们说:“把你们吵醒了啊,老头子经常这样的,有心事就喝酒,喝多了就发酒疯。”

  她也不上去跟他说话。仿佛他只是在跟别人闲聊,一切都无关痛痒。

  我突然想到,其实老潘复垦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最近这段时间,复垦需要机械设备挖土填土,没什么人帮他。钱也不够,经常要外出借债,老是空手而回。田里的农活不等人,化肥要钱,农药要钱,人手不够找帮工,更需要钱。村里人的闲话,一直尾随着他。“发酒疯”的背后,有多少酸楚啊。

  要真正了解老潘并不容易。他的内心,或许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潭子。他的厂长位置是怎么丢失的,他是如何跌倒了爬起来的,为什么要选择复垦?除了他对媒体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还另有隐情。为什么他那么孤独,村里人为什么不肯支持他?

  所有这些问题,或许并不能都归结到那个“舞台”。我知道他有被迫离开的失落,可也不完全是因为丢掉一顶他后来真心不在乎的“官帽”。

  春去秋来,老潘在泥水里滚打了大半年,庄稼成熟的季节到了。老潘竟然收获了15万斤粮食,平均亩产达到1100斤。不过,我发现老潘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或许这成功的背后,也有难言的隐痛。后来知道,当时的粮价太贱,黄灿灿的稻谷,竟然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草绳价。说谷贱伤农,伤的是农民的心。

  一笔账算下来,老潘真正收获的,竟是一个巨大的亏空。

  面对着电视台记者的话筒,老潘的豪言壮语显然不如往昔流利。然后,他回家,闷声不吭,在床上躺了几天。

  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出场了。他们心疼自己的父亲,劝他收场。名也出了,威风也有了,你还要什么?欠下的债,我们来还。其实有些债,儿子已经替他还了,却不敢对他讲。从此以后,儿子希望他钓钓鱼,打打麻将,活得自在些,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

  可是,在老潘听来,说这些话还不如让他去死。不服输是天下男人的天性。他重新出现在田头的时候,又有了新的主意。在原来复垦的田地旁边,再开垦20余亩荒地,扩作鱼塘。老潘跑到电视台,对着我算了一笔账。20余亩鱼塘,可以养几千斤青鱼草鱼,到过年的时候,本钱就可以收回,还有盈余。到明年,债务可以全部还清。

  那一天,老潘显然又喝酒了,浑身的酒气像蒸笼里的蒸汽一样散发开来。隐隐的不安,从这时候起,就在我心头盘桓不去。我担心老潘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貌似强悍实则无助,把自己的退路全部堵死,眼里只有压力,只有困难。仿佛他的命,就是为了压力和困难而活着。其时,无锡和省里乃至全国的媒体也开始关注老潘了,他的见报率和出镜率在不断攀升,我感觉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合力,在把他往一条险路上逼。

  1998年4月19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张很醒目的照片,江南宜兴农民潘根大手持锄头在复垦土地。画面上的老潘,摆着一个威风凛凛的弓箭步,锄头高扬超过头顶。这张摆拍的照片很专业,是该报一位资深记者的得意之作,照片旁边还配了一篇短文《造田记》。内容当然是赞扬潘根大不辞劳苦复垦荒地的事迹。写作此文的记者当然不会想到,当时的潘根大已经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绝路。

  这一年的盛夏,江南宜兴遭遇了百年不见的高温,我的摄制组跟着老潘拍摄已经两年了,他的“复垦进行时”故事还一直在延续,我却为找不到一个最佳的结尾方式而纠结。

  有一天,在高温40多度的烈日下拍完他给鱼儿喂食的镜头后,我告诉他,待天气凉快些,我想以他的名义,然后由我们来出资,请市锡剧团来村里演场戏,然后呢,请他对看戏的乡亲们说几句话,感谢大家对他复垦的支持。这是我设计的一个“光明”的片子结尾,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老潘收手。同时,常识告诉我,片子要想获奖,“尾巴”必须是光明的,这在传媒界几乎人尽皆知。

  记得老潘给了我一个勉强的苦笑。他的意思是,村里没有几个人是支持他的,干嘛要包一场戏给他们看?多别扭啊。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的复垦,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他也没有结束,这条命只要还活着,就不会结束。

  一句话,他不想妥协。

  那次谈话,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他想为自己活。别人的感受,外界的评价,他已经不再在乎。尤其那个一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的“舞台”,已经被他真正地抛弃了。

  但是,他要给我面子。他似乎知道我的难处。一部片子拍了两年,一直没有个子丑寅卯。他要给我一个交代。这个时候老潘完全把我当成了朋友,再也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了。他说,老弟,你也不容易,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放心!

  其时老潘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由于常年酗酒,加上过度劳累,他貌似粗壮的身躯里潜伏着多种疾病,每天他只睡两三个小时,昼夜不分的他,在酒精的支撑下,奔走在高温笼罩的田头渠边。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个昼夜他要起来二十多次,假想中,有太多的坏人,在跟他捣乱。比如,任何一个在暗夜里经过鱼塘的人,都有可能被他怀疑是偷鱼的贼。

  最后的一次拍摄,是在鱼塘边临时搭建的小屋里,闷热得像一个蒸笼。老潘的言语有些含混,脸色赤紫,双目圆睁。送我出来的时候,他说,没有钱,请不起帮工,刚才来了一帮安徽民工,要价太高,谈不拢。只能自己撑着慢慢干。

  我感觉他特别无助,心里难受。劝他,天这么热,还是要悠着点,多保重。

  为了安慰我,他说,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约定,一周后天气就会转凉,然后锡剧团会如期来村里演戏,老潘一口承诺,届时他会发表一席讲话,绝不会驳我的面子。

  他扬起手,朝我使劲挥了挥,说,老弟,你也保重。

  然而,一周后,传来了老潘的噩耗。

  我在1998年8月1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突如其来的噩耗,如晴天霹雳,老潘死了。

  今天凌晨,人们在复垦地上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手电筒。

  我们接到鲸塘乡广电站打来的电话,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青天白日,谁能开这样的玩笑呢!

  ……未进潘家,已闻哭声,噪杂的人群挤满了原本寂静的潘家小院。我们突然一步也挪不动了。

  老潘直挺挺地躺在临时搁起的门板上,只穿一件汗背心,身上的泥斑还未洗去。他仿佛是累极了,小憩似的。

  含着泪水,我们献上了第一个花圈,忍着悲痛拍下了众人哭灵的场面。我们又一次来到复垦地,来到老潘夜巡鱼塘、放水增氧、猝然倒下的田边。

  他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倒下的,当时四野无人,连一丝风都没有。

  摄像机不会流泪,它只会无声地记录。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老潘用他生命的句号,来作为我们这部纪录片的句号。这个句号太沉重、太悲壮了。

  在老潘的采访素材里,我找到一段同期声:

  “我死也要死在这块土地上。如果我复垦累死了,就让我儿子在这里树块碑,上面写着:潘根大复垦在此牺牲。让子孙们再也不要破坏土地。”

  一语成谶。这段话,成为一部拍摄了两年的纪录片的灵魂,把我们摆渡到获奖的彼岸。

  从1998年起,电视纪录片《农民潘根大》获了很多大奖。其中包括该年度的国家广电总局节目特别奖、中央电视台一等奖、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还作为中国优秀纪录片,去了加拿大国际电视节展播。

  每一次走向领奖台,我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所有的奖,都是用老潘的命换来的。老潘死了,纵然我们获一万个奖又怎么样,能换回老潘的命吗?有一次在西安领奖,老潘的图像出现在大屏幕上,仿佛一个真人在向我走来,我顿时潸然泪下。半夜里睡不着,一个人起来到院子里,想起诸多往事,默默为老潘祈祷。

  在我长达十年的电视生涯里,这确实是一部获奖最多的片子,但不是一部让我骄傲的片子,而是一部想起来就让我心痛、不安、难过的片子。

  我记得,央视播出这部片子之前,编导曾经约我和老潘的长子潘国庆一起去做一个节目。在节目录制的现场,主持人问潘国庆,你父亲的死,你觉得突然吗?潘国庆说,我早就料到他会出事,但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出事了。

  在潘国庆看来,他父亲潘根大就是一个英雄气短、剑走偏锋的性格,任何事都是一根筋走到底。那样的复垦,在当时人人都想发家致富的年代,经济价值微乎其微。做点什么不行呢,偏要去复垦。为什么当时村里没有人支持他?因为粮食不值钱,所以复垦没什么价值,也就没有人会跟他走了。潘家兄弟都是孝子,他们一直在暗地里帮父亲,当然,有时也会撒手,那是希望他歇手。他们认为,父亲的自信里有较多冒险的成份,这样的性格怎么会不出事呢。

  假如,老潘的那块复垦地,也像有些人那样用来圈个围墙做工厂,弄个“中外合资”的牌子,各种贷款会纷至沓来,把各种关系打通理顺,他不做事也是个“著名企业家”。君不见,过去很多年,我们这块土地上,有多少“企业家”昙花一现,肥了自己害了众人。明知不靠谱,追随的人却很多,官方给荣誉、担保贷款的时候,一点也不犹豫。出事了,鼻管一捏,也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

  假如,老潘的那块复垦地,像有些人那样做个大酒店,或者升级版的农家乐,岂不妙哉。很多感情是吃出来的。我们这个好吃的民风里,吃,永远是第一位的。老潘会很吃香,而且一点也不会像复垦那样吃力,他只要说一声吃不消,朝野都会伸出援手,绝不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总之,老潘的选项太多,只要他不一个人去复垦。只要他“与时俱进”,哪怕他也挂个“快乐农场”,搞点“观光农业”或者“度假村”,以一种时下皆大欢喜的娱乐精神取悦大众,一定可以上下通吃,游刃有余。

  时隔多年,我突然悟到,老潘当年是在跟一个浮躁的时代对着干。一己之力,何其微乎。虽然当时的媒体对潘根大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功利社会的价值观摆在那里。说到底潘根大复垦太不赚钱,领导真正在乎的各种排行榜上,都不会有他的名字。他的价值,如果用钱来丈量,无疑是太卑微了。

  由此想来,老潘当年挂在嘴上的那些话,未必都是豪言壮语。起先,他是跟那个遗弃他的“舞台”对着干,等到真正地融入田间,他的心沉下来了,对脚下这块土地,他确实有一种真心的亏欠和疼爱。他的举动让我确信,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深怀感恩乃至崇敬之心,就体现在他们日复一日的躬耕之上,作为潘根大,身上还有难能可贵的、众人并不具备的“原罪”精神,一个农民,拼尽全力,在替我们的时代向老祖宗认错,用自己的一条老命,在向子孙忏悔。这样的自我救赎,真的并不容易。

  想到这一点,20年后的我,特别难过,也特别惭愧。

  回望他最后的大地如雷般沉默,二百多亩复垦的田园张开臂膀,无声地将他拥入怀抱。说这是最高的形式并不矫情,他倒下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们无法想象,但他一定闻到了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后来知道,先是老潘的二儿子弃商从农,接过了父亲的锄头;然后,潘家两兄弟在父亲生前复垦的土地上,合力投资几千万元,造了一个“根大生态园”,或许,那未必是老潘心仪的模式,但我相信,这是两个忠诚的儿子,以此来祭奠他们一去不返的父亲的一种心念。

  愿老潘的魂魄,会坚守属于他的家园。

  愿他的心愿,终将在他的子孙手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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