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比较起来，杜甫更重情谊。理由是李白怀念杜甫的诗只留下两三首，而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却有很多首——各种选本尽管没有收全，已经有近20首了。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里讲到了两个人的情感和友谊问题，非常有趣。谈到李杜的关系，有人替杜甫抱屈，认为很不平衡：杜甫那样怀念李白，李白却总是把杜甫扔到脑后，他俩的友谊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郭沫若先生在书中否定了类似的看法，他说李白对杜甫也很有感情，写杜甫的诗也很多，有可能都散失了，比如在安史之乱中丢掉了。

　　是否真的丢掉了，郭沫若先生也不知道，他只是推测，尽管让人觉得很有道理。杜甫的诗没有丢失太多，那也是性格原因。李白这种人丢三落四，粗线条，写诗很多却不注意保存，随手扔下，或写在墙上就走人，类似情况极可能有。但是若论当年书写工具和保存方式，李白和杜甫都差不多，都经历了安史之乱，都经历了动荡的年代，都没有现代印刷术的帮助。

　　记载中李白的好友在当年给他编了一本诗集，还作了序。而杜甫当时却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只按两个人的性格来推断，认为李白的诗丢得肯定比杜甫多，但实际上肯定不会差异那么大。李白究竟给杜甫写了多少诗，这不光无考，而且仅仅以此来衡量两个人的情感浓度也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两人的友谊值得我们好好揣摩一下。从杜甫的诗中看，他怀念一个朋友达到了这样不能忘怀的一种程度：常常想着此时此刻李白在做什么。要知道他们主要是在山东共游了一番，时间不长，见面的机会总共不过三次。杜甫却要不停地怀念李白的文与人，心里仿佛永远装了一个李白，写了那么多诗来排遣这种思念。当有消息说李白在流放当中死去了，杜甫简直痛苦极了，马上写了一首诗；当有消息传来说李白被迫害得疯掉了，杜甫也写了一首诗。

　　不光是杜甫，古代的诗人，也包括李白杜甫同时代的一些诗人，有那么多记述朋友相聚离散的文字。这总给人一个感觉：古代的人要比我们当代人更重情谊。他们那么实实在在地、情感浓烈地去牵挂一个朋友，真切朴直。当代人已经很少这样，如果不是故意将情感掩藏起来，就一定是丧失了这种能力。可能有两种情况：两个人在一块儿时间很长，看起来仿佛友谊很深，但实际上情感淡薄，离开以后想念很少或压根就不想，或有一点点想念但不愿过多地表露；再就是对于爱情、友谊的记忆能力是不同的，现代人深化这种人与人的情感的能力，咀嚼这种情感的能力，已经大大地不如古人了。

　　也许这是现代生命的一个总的趋向：情感淡漠、冷漠。古代人与我们有许多差异，其中最令人惊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变化之巨———情感的浓度与表达的方式都改变了。这或许是人的生命演化的一种大不幸。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李白和杜甫的关系，其他的例子更多。古人那么看重友谊情分，分离后常常不停地怀念。那些感人至深的友谊，在古代人那儿多到了数不胜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种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技术的飞跃，媒介的无孔不入和全面覆盖，竟然在很大程度上伤害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也许人的情感真的需要在安静独守中培植和孕育，今天的喧嚣之中，人的情感属性的确被伤害了。不仅是情感，包括人的道德感，也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无可挽回地下降。因为一再地通过各种管道拉近对象，一再地重复繁多的信息，人的心灵就会疲惫，其道德冲动也就相应地降低。

　　对于情感，对于情谊的留恋、牵挂、怀念，这一切仍旧属于道德伦理范畴。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的道德感会不可逆转地、普遍地走向下降。这个判断是非常严重的，也是非常冷酷的。

　　仅以诗人们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一些文学人士在哪个地方开笔会，相见和分手都很难忘记。那个时候交通远不如今天发达，没有动车高铁，飞机几乎不坐，天南地北的人要见一面真是很不容易。有些好朋友相见之后会通宵交谈，分手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因为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见———他们就像李白杜甫曾经有过的那种情状，分别以后还是想着对方。

　　后来一切都变了，交通发达，电邮有了，手机有了，视频也有了，那么好的文学朋友见面后反而没有什么亲热的感觉了。正在会议当中，吃饭的时候才发现朋友不见了，问一句哪去了？说是提前走了。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更不要说依依惜别了。这按理说是很不正常的，但现在大家都习惯如此，认为这种冷淡反而是最相宜的，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在过去可能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失礼———好朋友走的时候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不吱一声就走？现代人的解释就多了，也仿佛很像个道理：为了利索，为了不耽误时间；大家都很忙，简直太忙了；朋友么，总有一别，反正再见也不难，于是，干脆，就走了。

　　如果现代人再像汪伦那样，在水边一边高踏双腿一边啊啊大唱为好友送行，那只会被看成一个精神病。

　　其实不是古人病了，而真的是我们现代人病了，变得唯利是图，薄情寡义，只把时间当成金钱。其实时间是无价的，友谊是无价的。这种病状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倒需要我们好好研究。时代风习的演变常常难以追究，它既是个人的原因，又不能全让个体去负责。每一个生命都要随上时空而变易，想不发生变化都很难。现代科技的发展显而易见影响了人的道德感——友谊和情感是属于道德伦理范畴的———这样说等于判定我们现代人的道德品质普遍地不如古人了。的确如此，我们再也没有古人那样强烈的道德义愤。

　　仅就诗文来说，比如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另一个道德感很强的民族里，一个人如果写出了恶劣的文字，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当下不但不一定，还极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推崇———越是挨近低级趣味，越是围观红火；越是尽情倾倒肚子里的坏水，就越是被誉为“接地气”。原来我们的“地气”是这样地邪气充盈。我们荒谬之极，以至于常常把无耻当成了饱满的内容、才华和艺术本身。

　　杜甫李白那个年代对友谊耿耿于怀，对其他也是一样。

　　杜甫忘不了李白的样子：才华横溢，快言快语，比比画画，一会儿舞剑一会儿喝酒，出口成章。那样一个仙风道骨式的兄长，对杜甫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和触动，是他终生都不能忘怀的，所以他一遍又一遍地写诗怀念、吟唱。

　　郭沫若先生说得对，李白对杜甫也未必是薄情寡义，他留下的诗少一点，或许是接受的触动不是特别大———两个人单讲怀念的程度，有一点不对等几乎是肯定的。这同时也可以看成是性格问题：虽然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我们总感觉好像杜甫才是兄长。另外李白成名比杜甫更早，算是文学前辈，以两人资历和年龄的不同，杜甫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