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我们的塔希提》回看蔡东

　　2014年《收获》连续在第4期、第5期组织了两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这颇有意味的集中刊发尤其彰显了“80后”作家的创作实绩。蔡东的小说《我们的塔希提》（后更名为《我想要的一天》）刊发在第5期上，这篇小说的出现或许会让熟悉《往生》《断指》《无岸》等蔡东之前作品的人不那么习惯，甚至会有所质疑。毕竟我们的“专业读者”在大多数时候会激赏那种抵达公共经验、表现广阔世界、充满写实细节的作品。而《我们的塔希提》貌似只编织了一场“80后”青年逃离城市的幻梦。这一主题的确不那么特别，可以说是“80后”作家一种惯有的书写路向，张悦然的《家》、文珍的《衣柜里来的人》《银河》、孟小书的《逃不出的幻世》、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等等，无论是文艺青年永远的“生活在别处”，还是城市生活高压下的逃避、晋升无路后的退却，逃离此在的生活已经成为都市青年的普遍情绪，并被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从不同角度予以细述。那么一向与其他“80后”作家在不同田地里精耕细作的蔡东何以要写作一篇关于逃离的小说，难道仅仅想在青年作家专辑中有意回归到“80后”作家的队伍吗？

　　《我们的塔希提》其实是一篇“伪逃离”小说，这样说不是以人物是否完成了逃离动作为判断标准，而是指小说的主导情绪是反逃离，努力地压制逃离心理，并将逃离视作危险的传染疾病。如若我们先将“逃离”这一惯于被用来理解“80后”文学的关键词从蔡东这里剥离，《我们的塔希提》中的另一层故事便会徐徐浮出，那是关于深圳一对年过三十的寻常中产夫妻的故事，小说呈现了已过而立之年、自觉不年轻的“80后”夫妻于“无事”生活中演绎出的丰富内心戏。正如蔡东自己所说：“对普通居民来说，衣食无忧之后，依然绝望，依然扭曲，依然低落，逃跑的冲动强烈涌起却终被深埋，人生朝着平庸无梦的深渊直直地坠落下去，如何管理自己的精神和情绪，如何令自己感到幸福和平静，也是值得探讨的文学命题。”①《我们的塔希提》实际上是作家实践自己理想中“城市文学”的典型作品，并由此从对“在别处”的精神空间的虚幻想象，转而明确”逃异地”的无效，从而开始思考人应该如何在客居的城市中安置自己的现代孤魂。无论是“塔西堤”，还是“净尘山”，都不过是人用于自我安慰的幻境，已经被固定到现代都市、被迫屈从于世俗规则的普通人即使对眼下的生活充满怨气，内在里却依恋都市文明，被消费欲望左右，被当下庸俗的价值观、资本运行规则规训。在此种时代背景之下，蔡东试图在日常生活的夹缝中辟出一个精神空间，这一精神空间的建立依靠的是个人对社会、历史、自身的反思，及反思后进行主体重建的可能性。

　　我们当然可以从《我们的塔希提》中看出蔡东的变化，写法上更节制，情节被有意修剪，讲述的语气不是从前那种急切的、充满倾诉欲的，只是缓缓道来，话留三分，人物更贴近作家自身经验，所以更能触到人物的痛点。但我们显然可以通过此篇小说辨认出此前一系列小说的面目。主人公麦思和高羽可以被看做成熟了的王果和铁帅（《天堂口》）、郁金和申安（《毕业生》），三十多岁的麦思和高羽度过了二十岁时初闯深圳时的贫穷期，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各自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在“平稳、混沌、微妙的制衡”中他们倦怠且暮气沉沉，这不是青春期时伪装的衰老，是与世俗生活肉搏后真正的无力。小说中麦思自述：“我们都不年轻了，三十多了。我再也没法忍受一个新的男人深入我的生活，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一想起来，仅仅是想一下，都觉得累。”②三十岁，便已经连更新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并且不断强化自己的“不年轻”，蔡东应该是“80后”作家中较早在小说中体现出中年心态的作家。比起这一代人漫长的青春梦，蔡东的梦醒得太早，也就勘破了太多的人间童话。

　　实际上，从创作伊始蔡东在对生活的认识上就表现得比同代作家更为成熟。在其2006年（时年作者25岁）发表的小说《嘿，天堂》（后更名为《天堂口》）中，尚未毕业的年轻女孩远赴深圳挽回爱情的方式竟然是委曲求全、殷勤侍奉，面对“出轨”的男朋友不质问，以非常“传统”的方式抓住男人的胃，在高压的深圳生活中与其同甘共苦，努力把自己变成男友的生活依靠。这个颇有“心计”的小妇人在爱情中都如此现实，太懂人心，与其说这场爱情里有算计，不如说女孩过早地放弃了浪漫和任性，懂得相濡以沫方能长久，懂得有瑕疵的生活才是恒常。我们可以看出蔡东最初的写作目的便不是急于表达自我，她想要抓住生活的“芯子”，关注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衣食住行，她有着对生活底色和恒常的探知欲，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男人、女人，中年、青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终将面临相似的现实困境和精神难题。而蔡东的优势恰恰在于她除了对平常的日子有非常细腻的体验，还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能够体贴地感受到他人的生活之苦。从外表上的疲态，到内心的伤疤，她对世人有所心疼，反过来，正是年纪轻轻便从别人的人生看到了生活的真相，也就明了那些别人经历的种种苦役也是自己必将经历的，于是便尤为怜惜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蔡东的悲与哀，不是因为太绝望，只是因为太爱惜生命，才不忍让生命在世间受损。她一方面认可生活、或人生本身的悲剧性，另一方又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社会——都市空间——资本运行规则——世俗生活——成功学、功利主义的难以抗拒，为了保护生命不被这一系列隐形却威力十足的武器杀伤，往往让笔下的人物主动退出社会的主场。这样说来，“80后”的麦思和高羽是可以超越年龄的界限和《无岸》中的柳萍、童家羽，《净尘山》中的劳玉、张亭轩，《木兰辞》中的李燕、陈江流对话的，在多篇小说的多种夫妻关系中，拨开世俗生活对人生理和心理的磨损那一层叙述，蔡东其实想要斟酌的是，在看透人生本身的残酷性和社会结构的制约下人如何自处的问题，她在思想上的纠结之处便在于是否“无为”，怎样“无为”。

　　批评家通常将蔡东笔下携带古风的陈江流、张亭轩、童家羽称为“多余人”“局外人”，将麦思、高羽、陈飞白这样从个人奋斗的道路上抽身而出的年轻人视为时代的“失败者”，其实蔡东小说中出现的大部分男人、女人都对主流价值观不认同，都有逃离世俗生活的欲望。只不过为了维持安稳的生活更多人物不得不忍辱负重，尤其对女人来说，当他们的另一半选择无所事事、虚度光阴，她们便只得一个人顶住生活的全部重压。对女性的同情可能会使读者偏离作者的写作初衷，反而从中读出对这些男性的讽刺。在《净尘山》中，张亭轩的确被塑造得“萧索衰老”，他在用刻意的、虚张声势的姿态维护着一个在世俗意义上失败者的体面。然而劳玉真的粗鄙到没有窥破丈夫表面道骨仙风、内里慌张颓丧的真相吗？事实是，当她与女儿一遍遍回忆丈夫的超尘脱俗时，当她配合丈夫将“钓鱼”说成“垂钓”时，其实是在艳羡丈夫的选择，那是她想要而不可得的另一种人生啊！与其说女人对男人的宽容、纵容来自单纯的牺牲精神，不如说蔡东笔下的夫妻在精神上具有同构性，张亭轩深知他和劳玉是同一类人，麦思当然理解高羽的爱与怕，他们在人群中辨认出对方，合为一体，却只能放任一半肉身享受更多的自由。实际上，那些避世、失意的男人是在尘世中受苦的女人的分体，是她们另一个更为理想的自我。在蔡东这里其实没有性别对峙，她心疼不够超越的女人，也欣赏惝恍的男人，他们共同体现着作者的理想与矛盾——人可以“无为”，但“无为”之后怎么办？

　　蔡东当然是现实的，她不会编造乌托邦神话，人可以“先莽撞地拒绝了世界”，但不久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拒绝这个世界的能力”。③对主流价值观的规避，不能使他们真正从容自如，重建自足的主体。世俗生活中的失败、对现实生活压力的卸载，又使他们深切感受到自身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无能无用，加之并无强大的精神资源进行自我支撑，他们其实在不断质疑自我的“出世”。说到底他们不过是有着高洁追求的“软弱的凡人”，这种摇摆和自我质疑又加剧了他们“内心的溃败”。如杨庆祥分析的那样，这种“出世”后却纠结于现世失败的人，其实遭遇了双重的失败，“他们的失败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在现实面前退步，更在于内心世界的溃败，他们完全不能坚持内心的法则去生活，相对于世俗的成功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④在《净尘山》中，张亭轩曾与友人讨论《红楼梦》秦钟离世那段，认为贾宝玉入仕为官、功成名就才能保住众姐妹的大观园，秦钟临死之前其实否定了浪子生活，对宝玉有所规劝。如果“功名利禄那条路，才是滋补理想的唯一正途”⑤，那么身处现代城市中的小资、中产就更无法挣脱资本、外物的束缚，稍有懈怠中产很可能转为赤贫，那又何以在肉身无处安放之时获得灵魂的解放。如此我们就更能理解青年中产麦思的恐惧，她原本是主动偏离奋斗之路的“无为”者，却极力强迫自己和丈夫压制逃逸的欲望，不过是为了依靠工作带来的物质收益给自己提供生活上的保障，于日常生活的空隙过上那为数不多的“想要的一天”，这种有限的对自由的争取也在同时努力地规避风险，这恰恰体现了被现代都市塑造的现代人的逻辑。

　　我之所以要反复回到《我们的塔希提》，是因为觉得它是蔡东创作史上比较重要的一篇，具有连接点的意义。首先，它有效整合了此前的创作经验——留州与深圳双视角的渗入，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对人的侵蚀，“无为”、抽离后内心的挣扎，以及重建生活之美的疗伤方式。它其实与《无岸》《净尘山》《木兰辞》等此前的小说是一脉的，只不过之前蔡东聚焦的是别人的故事，这一次她将自我经验、一代人的经验渗入到小说中，但她表达的并非单质的文艺青年式的逃离欲望和对意义的盲目寻找，而是想要写出被锁死在现代城市中的中产阶层、普通市民、新移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困顿，写出他们进退间的矛盾、退避后的彷徨。同时，此篇小说开启了《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照夜白》《天元》等此后小说的写作方向，既写细思极恐的残酷日常，又试图“打开日常生活下面的空间”，探讨人在退避之后如何自我安置。

　　二、从“无解”之处突围

　　《我们的塔西提》是“无解”的，带着点丧气。蔡东可能对压抑与绝望有所警惕，而将春丽视作故事中的一道光，寄希望于世界向春丽敞开。小说的实际效果却是春丽无法喧宾夺主，她空有行动的热情却盲目而不自知，她并不是理想的引导者，她只是麦思和高羽生活中偶然的闯入者，没有能量彻底影响和改变他们的刻板生活，麦思和高羽终将回到原地。在这里，蔡东只是呈现出了人们内心的起伏，却不能赋予他们精神力量，具有丰盈内心的个体无法实现精神上的超越，他们是不彻底的抵抗者；而在之后的小说里蔡东更为专注地解决这一类人的“无解”之题，试探着为他们寻找精神支撑。《我们的塔希提》之后，蔡东有意地做减法，写法上越来越注意提纯、延宕、留白，故事被修剪得甚至有些寡淡，讲述的不过是城中小事、家务事，甚至是无事之事，人物的内心却波澜壮阔，又时常要压制着。同时，蔡东也在为笔下的人物做生活的减法，他们从热浪滚滚的都市生活中退出去，偏离个人奋斗的道路，经历最初退居到家庭生活中的恓惶、犹疑，到《照夜白》《天元》时，终于内心笃定、澄明。

　　发表于《照夜白》《天元》之前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因为与《往生》中的生活困境具有相似性，很容易被认为是蔡东写“病、老”的又一次尝试，但这次作者的意图或许不是让读者再一次直面病、老的窘相，虽然她仍提供了患病老人那么多日常又令人悚然一惊的细节。小说中的人物一出场就处于“死局”，妻子从情感上、道德上都无法从患有阿兹海默症的丈夫身边逃走，唯一的了断途径无非是如同那只叫朋霍费尔的猫一样“从五楼纵身一跃”，但放弃生命、轻言生死决不是蔡东的方式。女主人公周素格在深切体验到生活的禁锢后，生发了行动的力量，她开始在“死局”中策划突围行动——被称为“海德格尔”的诗意行动。相比之前屈从、隐忍的女性形象，周素格重建生活的希望尤为强烈，这是因为一方面她曾经与丈夫心灵相通，感受过何为真正的理想生活，另一方面她体会到文学、哲学、艺术对受伤灵魂的疗愈作用，便更不甘于被生活的惯性制约而萌生更多期许。与此同时，作者让人物将自身置于历史长河中以寻求永恒、无限来抵抗眼下的卑微。小说在情绪的铺排中一点点祛除尘世的悲苦，于“死局”中拓展出无限的时间与空间感，从而使其整体上变得轻盈、空灵。若说《往生》是一匹棉布，此篇则似一块杭丝。

　　小说中插了一段周素格的回忆：

　　“她说，我想起来了，以前读过的古诗都活了，有自己的气息和体态了，我好像一下子能回到古时候，亲眼看见写诗的那些人了。你看看，唐朝的月亮，不也是这一个吗？他说，我知道，不用多说了。他们两人，心领神会，他们两人和月亮，也心领神会。久远古老的月光，雪一样轻盈地落在他们的身体上，又化成了水般流向地面。月亮是痴的，多少年它都没变。他们在月光下并排坐着。她全身松弛，只觉得安详，她在他脸上也看到了踏实和平静。那一刻，她确信，他们抓住了一点儿不变的东西。”⑥

　　蔡东在深圳这座现代都市中做起了旧梦，想要“抓住一点儿不变的东西”，虽然她之前就写过颇有古风的人物，可他们多空有仪式感，又身处内陆小城，而近期的作品却主要聚焦深圳，她对普遍的人生之苦的书写更明显地转化为对我们时代的具体批判。现代化、城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庸俗成功学成为其拒绝的具体对象，进而产生了对前现代文明的怀念，或者以更理性的态度来判断蔡东的这种倾向，这不是单纯的怀念，是她向古代文明寻求精神资源的一种尝试。

　　《照夜白》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实用主义，对成功的一元化评价标准予以否定。以讲课为本职工作的大学教师谢梦锦竟然不想说话，以假装失声躲避虚假的、程式化的发言。如果说蔡东之前塑造的人物对退避、“无为”有所挣扎，尚不能完全放下，到这里，人物对无意义的公共空间的拒斥则坚定、决绝。将不想上班简单归结为人近中年的职业懈怠，或城市人最为普遍的“慢性疲劳综合症”，实则低估了作者对人物主体性的确认。谢梦锦不想讲课的真实原因是职业工作与出自本心的劳动相悖，工作不能提供给人劳动的意义与尊严。可以说，这里表现的不是倦怠，是对无意义劳动的明确拒绝。谢梦锦以为从工作的主场主动退到闲职是一种抵抗，而可悲的是，她仍逃脱不了我们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规定，需要讲授一门《你的口才价值百万》的应用类课程。当她在课堂上讲述文学、电影，希望照耀过自己的光也能照到别人身上，却遭到学生的质疑：“我报名上课是觉得这门课实用性强，速成班，立竿见影的那一种”⑦。成功学、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已经给当下的年轻人“洗脑”，使他们信之、遵从之。需要注意的是，谢梦锦对成功的拒绝不是因为不能，而是不想、是不屑。这已然不同于马小淘《毛坯夫妻》中“宅女”温小暖以自然人性为借口对社会压力的回避，不同于霍艳《失败者之歌》中丧失了竞争能力的一家人在挣扎后的彻底放弃，更与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中小娄在逃到深山老林里继续复制城市奋斗神话的假“归隐”迥异。如同《天元》中的何知微所说，“不瞄准和瞄不准，完全不一样。”⑧以往软弱、不彻底的疏离者，终于在这里蜕变为内心笃定的抵抗者。

　　《天元》中的陈飞白则更为决绝，她连谢梦锦不想说话之前的挣扎、敷衍都没有，作为最容易在城市中获得利益的应用经济学硕士，她甫一毕业就选择退出奋斗、搏杀的名利场。小说讲述的依旧是蔡东最惯于写作的深圳中产夫妻的故事，全文围绕何知微探究陈飞白为什么不去面试展开，一点点进入“古典”女性陈飞白的精神世界。原来她拒绝的是公司的“狼文化”——“主动进攻，抢占先机，通过伟大的目标把员工凝聚成群狼，虎狼之师，枕戈待旦，常备不懈，时刻准备战斗搏杀”⑨，她反对“一步致胜”的成功观，更厌恶将“天元”这一至美之词被地产商宣传成城市的经济中心。她不止对这一切疏离、抗拒，还有着强烈的对其进行破坏的欲望，当然这种破坏是有限度的。

　　小说开头作者便用寥寥几句指认了深圳：这是一座“浮城”——填海建楼，人与建筑皆漂浮在海上，没有根基，无家可归。这城里的人如同小说里搁浅在海湾上的抹香鲸，动不得，发不出声音，默默受苦。如果明了，为何就范？提早清醒的陈飞白看似柔弱，实则有着足够拒绝世界的力量。这力量，一重来自她对别人和自我的心疼，对生命的不忍，她理解看起来不那么美好的男友母亲并非原本如此，而是被生活消耗，卑琐老妇也曾是有着美丽名字的美好姑娘“夏清煦”；另一重来自古典文化的给养，她以古典的慢对抗现代的快，以审美对抗实用，以过程对抗结果。她之所以能够在人群中辨认出何知微，是因为他有“一丝古意”，提笔写的字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前面我曾提到，蔡东笔下的夫妻表面看起来存有隔膜，实际是同一类人。不过这次，蔡东让女性自在，让女性看到光明，而让男性掮起生活的重担。不论前路如何抉择，在小说里他们理解、同心，结成了价值观相同的小共同体，在对弈时体验到宇宙的开阔，在观海时感知到时间的绵长。作者于现代都市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古典的爱情。

　　蔡东虽然惯于以家庭关系为核心搭建小说，却对私密空间、个人私语有所警惕，她理想的人物状态是在葆有精神空间之后，不进行自我封闭，他人、社会、历史经验依然可以进入帮助补足这一精神空间，从而使自省的主体走向澄明，并作用于社会。谢梦锦的“照夜白”不仅照亮了自己，也让学生陈乐感受到了自由之光；陈飞白摘掉“一步致胜”的广告牌是害怕广告这种强化记忆的方式给更多的人“洗脑”。《我们的塔希提》气氛压抑，不安的情绪蔓延，麦思和高羽走到了困局，而到《照夜白》《天元》，蔡东越写越开阔，写到听风、对弈、观海皆有荡气回肠、天人合一之感。这或许只是现代人“无解”之后重温的古典旧梦，是思想上的调和与改良，但蔡东的确以此让人物得以放下、敞开，有诗情、有格局、有境界了。

　　我曾经对身为“80后”的蔡东写出《福地》那样的小说感到讶异，自然不是因为城市客居者对于故乡、根的追寻，是惊讶于年轻作者能够发现乡村传统葬礼的美，在常人看来那不过是过于形式化的旧俗，而小说却写出了哭丧的庄严与美感：“凤婶子不是哭，是吟唱出来的哭，是炫技，是咏叹调，声音里充满了戏剧腔和形式感，并有一种接近文学的品质”⑩。此篇小说或许暗示了蔡东对传统、古典的一种态度，我们不可能退回去，但传统之美、古典之美却依然具有感召的能力，或许能够帮助现代人重建残损的精神空间。比如影响过蔡东的魏晋风度、晚明闲适，依然可以影响更多功利且焦虑着的城市人。这或许不能简单地被视作批判现代性之后进行的“反古”，从积极的层面考虑，这是获得趣味美、人格美的一种方式。

　　做减法的蔡东，其小说越来越淡雅，精细而精致，将经验与形式都作了提纯、萃取，这当然是技术上更为成熟的一种表现，可是我又开始怀念她前期作品的那种绵密、充盈，那种生活的浓稠感。不止蔡东，已经“不年轻了”的“80后”作家，尤其是“85前”作家的小说愈发精致、细腻、个人化、内心化。可是有的时候小说写得“糙”一点、小说中的生活“糙”一点，其实并不有损小说的质感。

　　注释：

　　①蔡东：《下一站，城市文学》，《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17日。

　　②蔡东：《我们的塔希提》，《收获》2014年第5期。

　　③⑤蔡东：《净尘山》，《当代》2013年第6期。

　　④杨庆祥：《小说即“往生”——读蔡东》，《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⑥蔡东：《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十月》2016年第4期。

　　⑦蔡东：《照夜白》，《十月》2018年第1期。

　　⑧⑨蔡东：《天元》，《人民文学》2018年第3期。

　　⑩蔡东：《福地》，《天涯》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