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他们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这里，梁鸿所要宣扬的是，“人”生于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的天地之间，应当要“配得上这广大和丰富，所以要仁礼义正”。

　　“就这样，像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直到苔藓封住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名字。”梁鸿在《四象》篇首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为美而死》，再配合其后记，使得整个文本显豁地展露着支撑小说的精神内核与叙事驱动力：与逝去的亲人们在黑夜里相遇，通过语言与他们在坟墓内外进行联结，以此抵抗遗忘与被遗忘的可能性，抵抗被抹去言语和记忆的空白。

　　抵抗遗忘，是为了铭记承载着生活实践和生命情感的记忆。扬·阿斯曼认为记忆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在超越生死界限的时间长河中确定位置”，他区分了三种记忆形式：“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的个体记忆，“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集体记忆，以及作为“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的文化记忆。通常而言，它们不能截然分开，比如个体记忆本身就镌刻着集体记忆的信息，宗教、艺术和历史等文化记忆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个体记忆中留下痕迹。在梁鸿此前的创作中，对于“写作对抗遗忘”这个命题进行过多种实践。《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有大量死亡，它们唤起的“哀痛”和“忧伤”是为了“对抗遗忘”。《神圣家族》不但记录着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和法制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以及人们费尽心思的算计，而且出现了类似于《四象》的幽灵叙事，如《到第二条河去游泳》，它指引着我们记取以下令人心痛的事实。在《梁光正的光》中，记忆对象则极为明确，这是一首献给“父亲”的散文诗。梁光正爱女人、爱折腾、爱打官司，这些超出农民身份的行为显得颇不合时宜，就像梁鸿记忆中那件飘扬在乡村道路上的父亲的白衬衫，洁净、妥帖、耀眼，同时突兀和陌生。从此，那个别具一格的“父之名”就镶嵌在了我们的世界中。

　　但这些似乎还不够。对于梁鸿来说，它们可能完成了某些历史和现实的记载，但又因过于“实指”而将文学表现的范畴和意味窄化了。她需要一个更富有弹性的空间，将关于自我的经验和记忆升华为具有普遍化意义的抵抗实践。于是有了《四象》。可以说，《四象》是在《梁光正的光》的基础上对逝去亲人的再度追忆与书写。在这个文本里，梁鸿的良苦用心和督促我们“记住历史”的富有深意的处理方式，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且可以作为讲述历史的方法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四象》将诸多历史和生活的具象进行了抽象化，这样一来，梁鸿就将历史片段转化为了具有普泛指涉性的叙事，并通过参与者仿佛过节般的狂欢揭开了历史那根本性的悖谬。地名与背景的简化处理也值得我们注意。单就地名来说，它依然有“梁庄”“吴镇”“穰县”，但梁鸿并未耽溺于更为详实的地理形态学和地方性风物的描述，就像鲁迅的未庄、师陀的果园城。它们逾越了地理学的格局与限制，其所携带而来的人与事、情与利、恨与怨、鬼与魂，也不仅仅是中原某县某镇某村的生命伦理学、乡村生态学，而是在更高的意义和更广阔的层面上，成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当下现实的感性、饱满、多向度而又充满思索的路径。

　　从“抵抗遗忘”这个角度来理解《四象》，我们就完全能够明白梁鸿的叙事策略。她正是要借立阁、立挺和灵子对往事的无法忘怀和难以割舍，来昭示一种抵抗的艺术。他们的记忆如此铭心刻骨，以至于死亡也无法剥夺。他们去世时分别处于少年、壮年和老年，恰好较为完整地覆盖了个体生命的年龄阶段，而他们心之所系的爱、恨、悔，又分别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原型经验而在叙事中强烈地发酵，推动着孝先将自己生前未完成之事做一个了结。从梁庄到县里到省里再回到梁庄，这个空间的挪移一路衍生出了诸多子命题，敏感地触碰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某些至暗区域。就这样，幽灵叙事转化为了历史叙事和内心的深度扫瞄。也因此，这种原本相当奇异和魔幻的叙事方式意外地获得了朴素的在地化的效果。

　　抵抗遗忘，不仅仅是为了历史，它同时也包含着对于当下、现在、现实的铭记。幽灵代表历史，孝先代表现实。他带着幽灵们重返人间，意味着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永远切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他帮助幽灵们实现愿望，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和清理痛苦的往事。通过幽灵的观察与讲述，孝先年轻却坎坷的前半生得以呈现：生于乡村，长于贫困，考上重点大学，进入省城，办读书会，收获同人的友谊，得到恋人的支持，但一切努力均在老板（代表城市里的小天才和一帆风顺的财富人生）面前分崩离析……孝先的经历代表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与遭遇，而他与老板之间的两种遭际、人生、命运的交战实则是两个阶层的博弈，是中国城乡、贫富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再现。

　　《四象》在语言和感觉上的独特性激活了我们感官系统中的某些“钝点”，让我们关于历史、自然、故乡、生活史的记忆加速度地、高密度地得以塑形。在这个世界中，植物如人般多情，四季如有感知般传递；凉薄之人逍遥法外，仁德之人落入地狱；真实的暴力如同幻象，想象的东西又如同实存。爱与恨、生与死的转化就在一念之间，在充盈着眷恋、怨恨、愤懑、恐惧的共生关系之中，错综复杂的纠缠令人叹惋。诸如此类的这一切，以其生动、奇异、丰饶、斑斓让我们永远记住了这片古老的大地，记住了大地上古老的村庄如何在生者与亡灵的交织中生生不息，绵延不已。四象即万象，书写即记忆。抵抗遗忘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文字、神话、景象、仪式、空间等对于“过去”的反复建构之下，我们的记忆成为了有机的连续体而非割离和断裂。

　　在梁鸿的创作和当下的书写谱系中，《四象》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他们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将那些历史的、精神的“遗产”化作我们能接纳的文学形象和经验，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而梁鸿值得感佩之处在于，她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是为了宣扬“天道”“命理”“善恶有报”，而是力图在天地自然的“大幕”之中重新突显人伦之理，突显那些曾被打倒而迄今依然未能完全恢复其面目的古老而新鲜的“法则”。那就是“人”生于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的天地之间，应当要“配得上这广大和丰富，所以要仁礼义正”。这是一个时时需要拷问自我的“旷野呼告”。发出这个声音，不但需要真诚，更需要深刻和勇气。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她之所以会执著地源源不断地对自然、对万物、对逝去之人投射那份深情，是因为她对于“人”有爱，有信，有承诺，亦有寄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写作获得了比“道德”和“历史”都更为长久的“人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