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纳兰性德的词。宋之后，纳兰性徳是我最喜欢的词家，一个满族贵胄能把汉语的词写得如此唇齿生香，真是了得。

　　这首词全文是：“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字字句句入画，人、物、情宛然眼前。一首词，诗亦如此，须无一字多余才是真正的好。这是诗词在形式上的最高境界，也是对汉语的最大尊重。

　　记得当年读博，读的是艺术学专业，入学考试要考艺术概论，出题老师是刘梦溪先生。刘先生当时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兼任研究生院艺术学系主任。他本人研究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出题信手拈来便是“试论意境、意象和境界”。这是道大题，我有点蒙，答得很不好，但最终也还是绕到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和意境论。“意”和“境”，后来成为我们艺术学专业出镜率最高的一类词。唐诗宋词数量那么多，怎么判别好坏，大多数人凭借阅读直感。阅读直感也是审美直感，来自经验积累。对于艺术学专业的学生，要能够把这个直感经验用专业语言描述出来，往往就是从意和境开始分解。当然，也有人干脆不理这套，直接从亚里士多德开论。原瓶装原酒，谈论中国古典诗词，还是意境能说得清。“意”大致可以分解为意象、意义、意蕴。“境”可以分解为心境、境界以及实境、真境、神境，等等。在“意”和“境”的前面，通常还要加上“象”。“象”是万物。“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国画专业的学生对此领会尤深，特别是山水画，几乎自始至终都在跟“象”“意”“境”三个字打交道，笔墨反而放在其次。

　　艺术讲通感，诗词更如此。词家填词，意象既要丰富、奇妙，还要有内在逻辑关联，能连缀成篇，这样填出来的词，节奏优美流畅，好听好唱，好记好传播。记住或遗忘，在传播学里叫“选择机制”。从选择机制角度，第一要有故事，诗词的故事就是“象”“意”，要有人、有物、有景，勾连在一起的画面感越自然越鲜明，越容易被记住。画面感来自不同意象的有机组合，有机组合当然不是以多为胜了。意象丰富与否，固然与多少有关，但独特、恰切、生动，具有思想、情感或形式的共同底色，逻辑有力，才更容易形成色调分明的画面感。

　　好诗好词讲究整体性。单个好词好句，难成好诗。有些人写了一辈子诗，结果还是有句无诗。词家填词，诗人写诗，不可一味追求字面出奇，拗断三根须才想出一个妙词。从意境和画面构成的角度，一个词肯定不够，还得继续拗断三根须。这样做诗填词，勤苦精神固然可嘉，但对于创作者个人实在是太苦了，从生命体能来说难以持久，诗词总量也很难上得来。比如李贺，诗风和遭际就很典型。人称“诗鬼”的李贺，与李白、李商隐并称唐代三李。鬼者，才华奇崛也。“李贺因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元和十二年（817年）因病辞去奉礼郎回昌谷，二十七岁英年早逝。”这是“百度百科”李贺词条下的注释。李贺肯定是诗词界的苦吟派，态度认真，自我要求高。李贺生在中唐，生在其后的李商隐在《李贺小传》中写道：“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语不惊人死不休，日日如此，呕心沥血，难怪做母亲的心疼。李贺活到二十七岁，总共做诗二百三十三首，也确有好诗传世。许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比如“黑云压城城欲摧”“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这句“雄鸡一声天下白”，后来被毛泽东在小令《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里改造为“一唱雄鸡天下白”，更出名了。“一唱雄鸡天下白”其后两句是，“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奔放，热烈，盛世气象呼之欲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收进中学语文课本，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背默。毛泽东的诗词音韵格律严格，用典出其不意。原诗在“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之后，那句“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也非常漂亮。李贺在诗论家笔下是具有现实情怀的浪漫主义诗人，与其“少年心事”有关。出身李唐宗室旁支，门庭久不兴，境遇不平加上自我期许高，李贺的忧闷，用今天的话来说，似乎是一种中度抑郁症的病象。在李贺现存所有诗句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李凭箜篌引》和《雁门太守行》。著名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就出自《雁门太守行》。这首诗几乎字字句句能流传，“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气象宏大的山水人物水墨画。

　　《李凭箜篌引》是难得的丰瞻华美、字字珠玑的好诗，整体都出色。音乐或声音用文字写出来，要打动人，往往需要通过人们熟知的事物比如色彩、乐器、感觉来构建意象、形成意境，沟通认知。关于写音乐的诗词，清人方扶南在《李长吉诗集批注》里有一段论述挺有见解。他说，“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引》，皆摹写声音之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这是把白、韩、李进行比对，把韩举到最高。这个方扶南又叫方世举，是桐城方家人，一生苦做诗，才气又不如李贺，创作方面几无成就，但桐城方家人会读书，理论水平和审美力不错，谈诗论艺有一套。比如，说《琵琶行》“足以移人”，就很准确，抓住了《琵琶行》的故事性和命运感这一叙事特点。所谓“移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代入感”。方扶南是韩愈的粉丝，力推的这首《听颖师弹琴》确实不错，从演奏技巧写到接受效果，细致、形象、熨帖。颖是唐时从印度来到中国的一个善于弹琴的和尚。文人好风雅，为和尚和歌妓写诗站台也是风雅之举。这个叫颖的印度和尚看来是公关能手，不仅劳动了韩愈的大驾，李贺也写过一首《听颖师弹琴歌》，但用典太多，流传不及韩诗。论诗赏词，最怕同类题材比对，一比对，高低立见。

　　琴是古琴。关于琴文化，典籍记载丰富有序。琴瑟和谐，鼓琴吹笙，高山流水，等等，这些说法都与古琴有关，可见其年代古远。中国传统乐器里还有一种月琴，虽然也叫琴，但这种弹拨乐器在诗文中有另一个更加著名的名字，叫“琵琶”，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诸多石窟壁画里都能见到这种“形如满月、声如古琴”的乐器。琵琶分直项和曲项两种，月琴是直项，地道的东亚本土乐器，早先也叫阮。百家姓里有阮姓，不知道祖先是不是乐户出生。在经济交流作为主要内容的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不仅频繁，而且持久。仅仅是琵琶这一种乐器，在河西走廊上留下踪迹的，既有从东向西传播的直项琵琶，比如月琴，也有从西域传到中国内地的曲项琵琶，比如胡琵琶。曲项的胡琵琶是外来户，唐以后在中国开始流行。就我所见，国内目前各大民族乐团乐队使用的都是直项琵琶，规模讲究的乐队会有琵琶的同类项月琴，大概只有甘肃省歌舞剧院有胡琵琶。甘肃歌舞团有台特别有名的舞剧节目，叫《丝路花雨》，里面有反弹琵琶。反弹琵琶，又奏乐又跳舞，奏乐动作在肩部完成，难度非常大，创作灵感来自敦煌莫高窟112窟的《伎乐舞》。差不多二十年前，我随这个团在韩国的首尔和全罗道演出。这台演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上座率都特别高。但可惜的是，现在的演员只会舞蹈动作，反弹琵琶这一演奏技能，早已失传。

　　中国传统乐器以丝弦为主，还有一种也叫琴的扬琴。扬琴是地道的外来户，在民族乐队里作用相当于钢琴，地位相当于第一小提琴。钢琴定音，第一小提琴指挥。2002年夏天，跟随中央民族乐团到雅典演出时，我才与扬琴有了近身接触。演出地点在雅典卫城南侧的狄奥索斯剧场。狄奥索斯剧场是剧院界的奥林匹亚，作为希腊最古老的露天剧场，古希腊三大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当年都是在这里与观众见面的。穹形阶梯剧场可以容纳近两万观众，相当于一个巨型体育场，但它的确是世界上声音效果最好的剧场之一。坐在空荡阔大的露天剧场里看彩排，心里都在打鼓。丝弦纤弱，如果没有电声交响，声音能传送到后排吗？欧洲观众能听得进去吗？指挥汤沫海当时在欧洲颇有人缘，许多观众正是冲他而来。但还是没底。今天的艺术交流已是家常便饭，那个时候，民乐到欧洲演出，对双方都是大事。中国民乐的演奏方法、声音效果，就连器型长相，对于欧洲观众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这的确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悲剧。在文化传播上，无论是无形的，还是有形的，近两百年来，明显的西高东低，输入多，输出少。以艺术为例，普通中国人对于歌剧、芭蕾和交响乐的熟悉程度，恐怕都要超过对于琵琶、扬琴和古琴的了解了。我们的美学不自信带到了蓝色的爱琴海畔，但事实上，那天晚上，现场气氛出人意料地好。这里面有观众友好、有教养的成分，但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民乐本身迷人。中央民族乐团是民乐界的No.1，国手云集，当晚就有吴玉霞的琵琶、姜克美的高胡。紧锣密鼓、裂帛撕心的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与纤纤弱弱、清婉低调的吴玉霞形成强大的反差。印象最深的就是扬琴了。扬琴在C位，面对观众，紧挨着指挥台。扬琴手和指挥都是最后出场，超越了第一二胡姜克美，姜克美当时正如日中天。这令我吃惊，才知道扬琴音阶平衡周全，在民乐中充任“第二指挥”。扬琴手的琴棒叫琴竹，相当于指挥手上的银色指挥棒。

　　当然，独奏席上，最受关注的还是古琴。近年来古琴又热起来了。我认识的一些作家，还有画家，四十岁以后突然开始拜师学琴。古琴在古代更加受宠。交际广泛的李白也为一个弹古琴的本土和尚写过诗。这个和尚叫濬。这首《听蜀僧濬弹琴》也是后世诗论家公推的好诗。全诗不长，照录如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白写诗一向善于用情，大胆用词，很少用典。用情、移情、同情、共鸣，这应该是李白诗歌能够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南宋时期的诗论家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一书里指出，“太白以意为祝”，也是这个意思。张戒是在对二李进行高下臧否时说的这句话。他的原话是：“李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才。太白以意为祝，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岁寒堂诗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话典籍，共两卷，流传在世版本不少，其中以武英殿本和《历代诗话续编》为最全，研究古典诗词的学者视为必读书。明清以来关于《岁寒堂诗话》的研究著作也不少。张戒作为一个理论评论家，他的优点是不光臧否和判断，还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和一套理论体系。比如提出“意味”一说，这个说法接近“诗意”，得到学者的响应。他提出“言志为本”“咏物为工”，从这个标准出发，李贺重工，李白重本，高下立分。在此标准下，尊李杜而反苏黄。“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今天，我们还在尊李杜，可见张戒的理论影响有多大了。

　　与诗歌创作并行或稍滞后的诗话，对于诗歌传播，相当于权威推荐和影响力排行榜，在大多数人受教育机会较少的古代，它的引导力不言而喻。读诗赏诗，理论上是凭审美直觉，但大多数人或者说普通读者往往受口碑影响。这个口碑，过去是文人墨客的诗话谈论，相当于今天的朋友圈推介。今天是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流行什么文章，新出什么新锐，在朋友圈里刷一下，便都知道了。碎片化的好处是，依赖大数据，什么都可能知道，缺点是流于表面，比较肤浅。这也是今人比古人显得浮躁轻薄的原因。古人的生活相对单纯，职业变化没那么频繁，一个职业不仅从一而终，往往还世代相传。比如农民就是种田，如果有家底，附带读读书，叫耕读世家。小农经济时代生活需求简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给自足，读诗写字可能就是日常最大的娱乐了。像李白那样到处游山玩水，是少数派，是异端。中国文化崇尚勤奋节俭，向来耻于游手好闲。李白如果不是大诗人，在他的时代是断然不会被接受的。古人生活简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资讯少。交通不便，又没电话，从一地到一地，经常是步行，得几天几夜甚至几个月。传统戏曲舞台上的才子佳人戏里，经常就因为资讯不通，有时间差，产生矛盾，形成戏剧冲突。这是古典时期的生活实况。今天，资讯发达，人们已经不满足一地一种生活，旅游是被鼓励的娱乐休闲方式，其他各种方式层出不穷，看电影、蹦极、健身等等，读诗写字反倒成为一种奢侈，结果是白话文运动至今一百多年了，新诗写作也有一百年，能传得开、传得下去的诗寥寥可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表达，但我们毕竟曾经是诗教国家，这种局面的出现，还是有其内在问题在，比如诗歌研究和诗评没落。诗歌不兴，像样的诗话研究更是难得一见。在诗歌界，诗评家是意见领袖，推崇哪一类诗、把谁放在什么位置，对于大众审美往往起引领作用。诗评客观不客观，准确不准确，高明不高明，与诗歌创作互动如何，可不是可有可无之事。

　　像《岁寒堂诗话》这类经历各种汰洗流传至今、被学者广泛认可的诗歌研究典籍，特别值得后学者尊重。如前所引，对于二李，《岁寒堂诗话》说得比较到位。李贺的问题，一是性格问题，一是才华问题。活的年头少，加之才华有差距，李贺一生所写的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比“大李”李白要差得远。李白人称“诗仙”，确有天赋之才情，一生做了多少首诗，确切难考，收录在各种选本里署名“李白”的诗将近一千首。当涂青山李白墓是全国重点文物，据说也是衣冠冢，但李白活到六十二岁，死在安徽当涂，这一点没有争议。当涂周边，包括安徽、江苏两省境内，李白的痕迹不少。李白晚景窘迫，投奔在当涂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安徽、江苏两地辗转漂泊。但李白生性潇洒，寄寓期间借机充分享受江南文化的刺激，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李白诗歌创作迎来了“晚高峰”，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名篇迭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代表了这个时期的一种类型：欢快，清灵，充满了生命意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李白一贯的高蹈和飘逸。李白和李贺的根本区别在于，李白也有离愁别恨，但能把生活艺术化，能让生活入诗，能用内心点燃日常。所以，许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似乎也能照常承受。当然，这与李白早年受道家影响偶有出世之心，大概也有关系。李贺的悲剧在于儒家事功思想一以贯之，又缺乏世俗矛盾排遣能力，不平无法排遣，久积成疾。其实，写诗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是很好的宣泄和排解方式，但李贺又弄得很苦，不仅没有充分享受到好处，反而为之所累。主体的生命精神既决定了艺术创作的走向，也决定了世俗生活的质量。李白和李贺是亲戚，都是李唐宗室出身，从脉络流传角度，李白可能还比李贺更接近皇室。同样，从世俗的角度，李白一生大概也是失败的，仕途不济——尽管他很努力上进，甚至写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经济窘迫，临老还要依靠他人救济。境遇相似的李白与李贺，性格却天差地别，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审美感受力和书写风格。

　　中国艺术强调生命精神，即主观投射的必要性。学者朱良志有一本专著以此为书名，非常流行。朱良志是安徽滁州人，在去北大之前在安师大文学院当过院长。我当年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赵宪章先生建议我上“委培”。这是二十年前了。今天的学生大概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词。所谓委培，就是委托培养，毕业后要分到委培单位。赵先生看到我是芜湖人，建议我读的委培单位是安师大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安师大是所有根底的老学校，1949年成建制从当时省会安庆迁至芜湖。当老师也是我的愿望。但当时确实年轻，不愿意回芜湖，无缘与朱良志先生做同事。《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这本书，对于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体认确实清澈，文风也平易。写中国文化或中国艺术，因为历史悠久，典籍丰富，容易掉书袋。书袋有时不得不掉，但不能食古不化。

　　创作其实很容易陷入文化和文字堆砌的泥沼。比对李白和李贺二人时，脑子里常常蹦出“性灵”一词。清代袁枚倡导“性灵说”最用力，这是对于诗词创作的大贡献。理论都是从前人的经验归纳而来。以李白为例，要研究李白的诗歌为什么广为流传，一定要研究他的诗歌创作观念。也有人不喜欢李白，觉得他滥情。但这句话反过来理解，李白确实善于把诗意和日常结合起来，在李白笔下，人生如诗，风物诗化，时时事事都可入诗。实物可入诗，想象可入诗，都有诗情画意，都充分自然地融入主观情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久寓江南，思乡怀亲，哪怕说哀愁，也会极大程度地画出哀愁的浪漫主义弧线和色彩，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就是“性灵”。

　　性灵，在诗歌中表现为情感的自然流露。情感如何流露，与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有关。仔细想来，写得好的叙事诗确实也不多，印象中最出色的大概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杜甫的“三吏”“三别”了。其中，许多叙事的存在还是为言志抒情做铺垫。中国文学有抒情传统，从最初的“歌之咏之”到文体成熟完美的诗词，“抒情”似乎都比“叙事”占上风。与李贺相比，李白胜在才华，也是胜在情怀。这个情，也包括性格，有先天成分，但也有后天养习。对于诗歌来说，情是所指，才是能指。能指决定走多远，情是前提，是内容。情动于中，才能关情赋情，才会吟诗填词，才会言志抒情。言志抒情，落在“意”的层面，即主观情感和主体认知。一首诗的好坏，象和意很关键，但一首诗高明与否，最终取决于境。这大概是我喜欢纳兰性德的一个原因。

　　古今中外，有才情还善于抒情者多了去了，可以拎出一大串一大串名字，数到清时，肯定要数到纳兰性德。纳兰性德不是有才情，而是才情与众不同。比较起二李，纳兰性德不仅是贵胄，而且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本人也是康熙御前一等侍卫。这个职位通常都由正三旗有才干的子弟担任。这说明纳兰性德才高八斗，且文武双全。从古人的教育体系看，文武双全也不稀罕，过去有点追求的大家族培养子弟，都会要求习“六经”、学“六艺”。六艺之三是“射”，之五才是“书”，之二就是“乐”了。跟李贺一样，纳兰性德也是英年早逝，三十岁就因病去世，一生留下三百四十多首词。纳兰性德诗词的成材率高，出手便妙不可言。手头有本红色织锦封面的《纳兰性德词》，寒夜或者春光下，哪怕是在嘈杂的地铁里，随时都能读进去，是枕头书。

　　纳兰性德为什么吸引我？想来想去，无非是深情和优美。深情是指纳兰性德其人。诗词家写作，必须有情、用情，但往往不是滥情，便是矫情。滥情和矫情都是堆砌，堆得好，可能是“馆阁体”“花间词”，堆得不好，体现在文本里，就让人腻味，不能打动人。深情还不是多情。多情是一种生理反应，在量上面占优势。深情折射主体的精神气质，在深度和专注层面取胜。有无深情，是一个人的人格指标。以纳兰性德为例，作为一个风华正茂、家世显赫的八旗子弟，对于爱情——初恋，对于婚姻——妻子，对于友谊——布衣文友，既投入，又仗义。哪怕被迫与初恋分手，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娶妻，也与妻子卢氏琴瑟和谐。“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纳兰性德是当时的“网红”。《饮水词》是卢氏难产病逝后，纳兰性德悲痛难抑所作。深情来自真情和赤子般的真诚。对人如此，对物也如此，塞北、江南，在纳兰性德的心里和笔下都是写不尽的春光、斩不断的离愁。光有深情还不行，还要善于表达。纳兰性德的词写景描物真切传神，境深格高，汉语的丰富、微妙和美好得到了升华提炼。一个满清正黄旗子弟能将汉语体现得如此优美，能将边塞和江南文化表达得如此透彻，能将人性和人情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不得不令人钦佩。

　　纳兰性德一定擅长绘画和音乐，所以词和小令才尽得风流。以纳兰性德这首《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为例，每句都是黑白分明的水墨画。“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时空、时令、时刻全部出场，雪、屏、梅、笛悉数到位，画面和声音都有了，开始述情道怀。整首词，最有名的还是这句“断肠声里忆平生”，如此哀伤，又是如此冷艳，画风鲜明。唐宋以来最擅长在诗词里画画的是王摩诘。摩诘的诗风和画风以空灵为上。纳兰的词风是黑白调，原生色用到极致，反而层次丰富、意蕴无穷。就好像情感倾倒而出，将底色亮出来，反而因为纯粹、真实和透明而打动人。还有比“我是人间惆怅客”更具沧桑感的语词了吗？

　　更喜欢这句“落梅横笛已三更”，从意境构成上，比前一句“残雪凝辉冷画屏”自然生动，也比“断肠声里忆平生”含蓄内敛。李白曾在《司马将军歌》里写道：“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阿亸》《落梅》都是古笛名曲。《落梅》又叫《梅花落》。纳兰性德还真写过一首叫《梅花落》的诗：“春色凤城来，寒梅逼岁开。条风初入树，缥雪渐侵苔。粉逐莺衣散，香黏蝶翅回。陇头人未返，急管莫频催。”他的诗总量不多。喜欢用冷香描绘梅花的纳兰性德，“落梅”一语双关。《落梅》古曲在笛管中飘飞的雪夜，庭院里也是落梅纷纷，人生如寄，难免惆怅失落。

　　纳兰性德让我喜欢的是风骨。没有他的境遇，没有他的深情，是学不来的。窗外已是春光。腊梅今冬没见，去年在去太平湖的路上碰到，有一枝被带回了家。白梅、红梅和绿梅，也只有回江南去看了。《忆江南》好像也是纳兰性德最爱填的词牌。

　　刘琼，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居北京。曾获《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雨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等专著。刘琼女士2020年在《雨花》开设“花间词外”专栏，此为专栏第四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