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错过了很多。坚硬的山峦上，我们站成一排的时候，我这样想。

　　别问为什么要站成一排。我们谢家人只要站在一起，铁定是整齐一排。这可能是我爷爷训练的结果，他在部队的时候是个半大不小的首长，退伍后也见不得家里出现不成队形的杂物，他曾把我奶奶针线盒里的纽扣都排了队形，从大到小，按颜色分类。如果纽扣会讲话，他还会要求它们报数的。

　　我们把坟墓也修成一排。从前我并没意识到这有什么特别。如今，这些人离开我有些年头了，这年春节来上坟，跟他们站成一排了，才发觉这真是奇特——我没想到自己还会自觉与他们站成一排。我刚才甚至还不经意往前挪了两步，以便保持队形。这让我骄傲还是沮丧？我知道其实都有些。

　　现在活着的人站了一排，死掉的人也躺了一排，很难说哪一排更整齐。死掉的人按时间顺序分别是，我奶奶，我二叔，我爸，我爷爷。

　　我妈站在我左边，表情平静。我不知道她在嫁给我爸来到谢家的时候，是否习惯跟家人站成一排。这不是轻松的事，令人紧张。但很明显，如今她非常适应这种谢家人做派，哪怕本质混乱，表面也讲规矩。不只我妈，还有我婶——一共三个，分别是大婶、二婶、小婶。

　　小时候我把二婶叫中婶，我认为既然有大有小，当然得有个“中”。我妈花了很大力气才把我纠正过来。我妈力气不小，打我的筷子断过好几根。其实我妈才是“中”婶，这是我二婶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哥说的，他出于报复，把我妈也叫“中”婶。我爸在谢家四兄弟里排行第三，所以我妈和我二婶，理论上都可以是“中”婶。

　　现在三个婶都在这个队列里。我看见她们三个，还有我妈，她们四个的白头发在我左边乱飘成一团，如果我爷爷还在，一定得让她们好好梳头。白头发都没怎么好好捯饬过，不值得。三个婶长得都不如我妈，至少她们看上去没我妈那么平静。到一定年龄如果还没平静下来的女人，是不会好看的，至少显得欲求不满。

　　我右边是我几个堂哥，都齐刷刷长到一米八。是我爷爷的遗传，我爷爷一米八五——这是三个婶轮番告诉我的。但我只有一米七——这是因为我妈那边的遗传，同样也是三个婶轮番告诉我的。

　　谢家的人都生得像棋盘一样整齐，只有我是摆错了位置的那颗子儿。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又都各自生下独子。我比小婶的儿子晚生几天，于是我从出生开始就破坏了队形。我爷爷那时候还在，他说这孩子来得迟，给我取了名字叫谢迟。结果我长得也慢，幸好我爷爷没给我取名谢慢——谢慢是我大婶的儿子。另两个堂兄，一个叫谢愚，一个叫谢拙。我爷爷还是知识分子，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应尽可能谦逊，这样老天才不会嫉恨你。

　　我们“慢愚拙迟”四兄弟没被老天嫉恨，于是平安长大。不过我们彼此嫉恨。

　　谢慢站在队列最右边，他说：“爷爷喔，我们送钱来了喔。”

　　谢愚在他左边，接着说：“爷爷，钱不是谢慢给的，他没钱。他今年赌球亏本了。”

　　谢慢说：“关你屁事。”

　　谢愚说：“你骗了爷爷你还有理。”

　　谢慢说：“我说的是‘我们’送钱来了，又不是说‘我’送钱来了，你耳聋啊，蠢蛋，难怪毕不了业。”

　　谢愚说：“我叫谢愚，又不叫谢蠢。”

　　谢慢说：“就说你蠢了，蠢跟愚，一个意思。谢蠢、谢蠢。”

　　谢愚的妈，也就是我二婶，打断他们的话，“行了行了，越来越不像话，要是爷爷听见，又要教育你们了，又该上政治课了。”

　　但爷爷躺在我们面前的坟墓里，不能发言。

　　比我早来世上几天的堂哥谢拙，现在我右手边立着。我觉得他在啜泣。真不可思议，爷爷死了十年了，他还这么伤心。我犹豫要不要先劝劝他，又觉得那未免太造作了。

　　结果谢拙先劝起我了：“别难过了，就是失恋而已。”

　　“关你屁事。”我说。我确实失恋，真没什么。那姑娘在上火车前最后一刻告诉我，她反悔了，因为她其实还没做好跟我回乡过春节的准备。

　　“搞什么飞机啊？”我冲她嚷。

　　她不甘示弱，冲我嚷：“老娘不干了，你以后自己搞飞机吧。”

　　她是武汉姑娘，反正我是嚷不过她。

　　她倒也没说错，我确实每天都在“搞飞机”。我在一个航天集团工作，地点我不能说，因为工作性质比较保密。那地方保密到连姑娘都没一个。

　　武汉姑娘是我大学同学，她的职业也是搞飞机，只是没那么机密。我们隔着两座山头，周末可以在山崖上激情。如果哪个周末两人都比较颓丧，激情完了就搂一块儿看看夕阳。

　　武汉姑娘没跟我回乡，这意味着我又一次破坏了谢家的队形。她还表示，再也不会跟我看夕阳了，她要考研究生去，以便离开那个破山沟里的研究所。

　　我妈自然很失望，好在我妈年近六十也依然知书达礼，我就爱我妈这样彬彬有礼的姑娘，无论天大的事情发生，她也能扭头回去过她的日子，不像武汉姑娘那样稍不对就嚷着骂娘。

　　谢拙这些天没少拿我失恋的事戳我。但可能也怪我，是我戳他的痛处在先。去年他被单位开除了，是我年前回家之后才知道的。当然，他认为这也“不关我屁事。”

　　“爷爷，我失恋了，但是谢拙被开除了。”我讨厌告状，但跟这几个堂兄在一起，我必须抢占先机，反正爷爷也听不见了。开除当然比失恋严重，在我爷爷看来。

　　我得意扬扬斜着眼看谢拙的时候，我妈拉拉我的袖子说：“别幼稚了。”

　　我说：“走走形式汇报工作嘛。”

　　“那你就更别幼稚了。”我妈说。

　　谢拙比我还幼稚，他居然哭出声来了：“爷爷，我是冤枉的，他们开除我是不正确的。”

　　我差点笑出声了。没想到谢拙这么幽默，跟沉默的爷爷还想讨论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他从小就这样，认错向来比犯错快。在他哭哭啼啼说自己在学校被欺负，是因为学校里的人都说他有两个伯伯之所以死了，是因为谢家人都输不起之后，我爷爷就再没批评过他哭鼻子。

　　但我另两个堂兄，没我这么厚道，他们幸灾乐祸地说：“谢拙搞翻了，他把人家女的搞翻了才被开除的。”

　　“我那是正常恋爱，凭什么开除我？”谢拙不得不停止抽泣，就像他不得不抽泣一样。他明白现在再装可怜，爷爷也不能保护他了。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可怜，因为还能把姑娘搞翻。那个被搞翻的姑娘非要嫁给她，但他不想娶。没想那姑娘比我的武汉姑娘还猛，闹了两次自杀，未果，干脆去告谢拙强奸，要鱼死网破。强奸当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全单位都知道他们的恋爱关系，但影响总是不好，然后谢拙被挑了个别的错儿，受到开除处分。

　　“你们几个，一个字都不准说了。”我大伯，站在队列遥远的另一边发威。这些人里我最怕大伯，我那几个堂兄也是。作为长子，大伯从我记事起就像我爷爷的复制品，现在他更像我爷爷留在人间的代言人。

　　于是我们就都闭嘴了。我左边，还是我妈和婶子们的白头发在飘，乱做一团。山风浩荡，是我爷爷当年选的这地方。那是我奶奶去世之后。这些人里我最喜欢我奶奶，奶奶也最喜欢我。因为我个子小，奶奶说我是谢家的小精灵。而谢家的男人和男孩们，都长得五大三粗，最大作用就是迎着光挡亮，他们在屋里站成一排，就像黑社会开会，我爷爷就是头头。我想我爷爷当年选这块地方的时候，可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大风。风现在把我们全吹得睁不开眼，站不住脚，我们还得在大风中分出精力、提高警惕，以免被手足同胞的哪句话给占了便宜。我希望我们赶紧下山，正月南方的阴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但大伯还没发话，毕竟我们还有重要的流程没有走完。

　　我之前问我妈：“今年还要不要去上坟？”因为我知道，我妈是每个月都会去上坟的。我爸也在那儿躺着，和他的二哥并排着。两兄弟生前齐心协力，好在死后还能在一块儿，相互照应。他们比我们这一代团结，不搞分裂。

　　我妈说：“你大伯说，得去，大年初三，全家一起去。”

　　“那我该说啥？”我问。这也是谢家传统，每到上坟就汇报自己近况，跟交代罪行一样。这规矩是我爷爷定的。他是一家国营厂的书记，一辈子都负责党建工作，每周开会都要听取党员同志们汇报思想动态，我爷爷管那叫每周要闻，不明所以的人还以为是国际时事汇报，其实就是个人生活那些事儿。只是谢家的每周要闻，没人说破事儿，大家都捡好话说，不过是哄爷爷开心嘛。谢慢说过，他那阵子迷上赌博，跟爷爷说自己在从事竞技体育事业，力争为国争光。我爷爷居然信了。

　　“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我妈说。

　　我说：“我没啥好说的。”

　　“说说工作。”我妈说，“你爷爷喜欢说工作。”

　　这倒是真的，我爷爷是老军人，他总说在部队他就喜欢开会。后来转业到厂里，从车间的支部书记当到全厂的书记，可见他多么擅长开会。

　　“但我那是保密工作。”我说。

　　“你就说不保密的部分呗。”我妈的平静，有时也很无趣。

　　全是保密的部分。我想。

　　“我能不能不说？”我问，我觉得反正我爷爷都上天了（希望是），他不需要我们说些谎话哄他开心了，他能看见我们，知道我们日日年年如何度过，我们不必每周汇报。

　　我妈摇头说：“那你就在山顶上吹着风想，想出来说什么了，我们再下山。也没啥，就是吹风有时候会吹坏脑子。去年镇上有个小子，就是给阴风吹坏了，成了脑积水。”

　　我赶紧摇头，说我知道说什么了，让她别担心。我是谢家最聪明的人，我不会让自己脑积水。

　　我其实有很多话想告诉我爷爷，我只是不想在一家男女老少面前作汇报。我想保留一点隐私，毕竟我也是干保密工作的。那些话我宁愿在心里说，对着我爷爷、我奶奶和我爸。

　　“你至少也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呗。”我妈说。没错，她是个聪明的人。

　　“他们说的能信吗？”我说。

　　“那倒也是。”

　　大伯说话了：“爸，您别担心，我们都挺好的。”

　　大婶在队列另一端远远附和：“就是就是。”她就是个不断附和丈夫的女人。

　　大伯不理她，继续说：“爸，您和妈的老房子，我们去年卖掉了，您放心，都是按您的意思分的。”

　　二婶耐不住了说：“爸，我不知道您什么意思，反正我们分得少。”二婶爱撒娇，她到现在都没明白，如果不是她撒娇，二叔也不会死，可能我爸也不会死。那阵子二婶撒娇，要二叔换房子，后来房子没换成，二叔被假中介骗了几十万元。假中介带着二叔去看过一套相当不错的三室一厅，只是三室一厅的房主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二叔当然是看中了三室一厅，那样的价格，没人会看不中那么好的房子，之后就是假中介携款潜逃。桥段幼稚到难以置信。

　　二叔解决这件事的办法是自杀，因为几十万元里有十万元是公款。二叔倒是自杀成功了，安眠药让他走得安详。他以为问题解决了，不知道十万元公款，还得我们各家凑钱还上。

　　“那也是爸的意思。”我小叔终于说话了，他说，“爸生前说过的，那个事，二哥有不是，将来要少得些。”

　　“他没什么不是。”二婶不饶。

　　“回去再说，好吗？只是两千块的事。”我妈居然插了嘴。

　　我知道情况不对，说：“就是我们家多分了两千嘛，我赔给二婶。”

　　二婶不说话。她的白头发在我妈脑袋上缠绕着。

　　“爸，二弟三弟在那边，您多照应，尤其二弟，我们没亏待他，我们还给二弟妹凑钱，买了养老保险，让他放着心啊。”大伯说。

　　二婶还不说话。我旁边的谢拙，忙着翻白眼。谢拙的妈妈，就是我小婶，她跟二婶一样，都没工作，这些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养老保险，本以为儿子谢拙能顶事儿的，至少能当半份养老保险用，没想，谢拙被开除了。

　　大伯接着说：“好了，我退休一年了，常读书，勤散步，都是按爸您教我的来做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念想了，就想谢慢学好，找个正经工作。我说完了。该小弟了。”

　　堂哥谢慢，性子却急，他忙不迭抢过话头：“爷爷，我有正经工作，是博彩公司，我还是分公司经理呢。就是去年有点背，您在那边多保佑我，我没别的，就是想赚点钱。博彩是国家认可的行业，没问题的，爷爷，是正经行业，您就只管保佑我发财吧！”

　　“正经工作？就是卖彩票呗。”二婶小声哼了声，可能谢慢没听见，我听见了。

　　大婶也听见了，她急了，说：“博彩公司，听见吗？国家认可的，比你们家谢愚强。”如果不能附和丈夫，她还可以附和儿子。

　　谢愚自然不甘示弱，他说：“大婶，我怎么得罪你了？”

　　二婶也帮腔：“谢愚还在念书呢。”二婶的儿子谢愚，这些年一直在念书，他研究生念了五年，眼下没毕业，我们都认为他还会再读五年。

　　大伯咳嗽了声，又安静下来。小叔平时很少说话，尤其那年二叔和我爸出事后他就更不说话了。我听说他小时候就是结巴。“我……我……没什么好说的。”

　　“怎么没有？”大伯吼了声。

　　“是……是大哥。我这一年，拿了分房子的钱，想做点小生意，但还不知道做什么。可能……可能……”小叔一着急又结巴了。

　　小叔的儿子谢拙，抢着说：“可能炒房去。”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炒房。

　　小婶赶紧解释：“没有，没有，我们没有炒房，不会的，不会的。”我注意到小婶瞪了儿子一眼，谢拙又瞪回去。眼风在我和我妈头上，闪电碰闪电般，迸出火星。

　　“你们不说去炒房吗？”谢拙忍不住，“我都看见你们去找中介了。”

　　“那是给你结婚买房子。”小婶极力掩饰。毕竟，炒房在谢家是敏感话题，尤其不能让躺在我爷爷身边的二叔和我爸听见。其实我爸是不会炒房的，他只是替二叔还债，二叔死了，谢家人都分得一笔债务，我爸当时开餐馆，分得多些，就还了五万元。为这五万元，我爸加班加点干活，晚上还去电影院门口卖烤串。烤串没挣多少钱，不到一年，他给自己烤出一身病，再之后三个月，人就没了。

　　最大的堂哥谢慢又说：“谢拙把人家姑娘搞翻了，还结什么婚呐？”

　　“关你屁事。”谢拙和他妈异口同声。

　　大伯主持公道，“好了，小弟就说到这里，爸，他大意是要开始做点小生意了，但还没计划好。”

　　小叔在旁拼命点头。

　　轮到谢愚，“爷爷，我研究生毕业了，有几份不错的工作等我。”

　　谢拙在一旁冲我挤眼睛。我们都知道，谢愚还没毕业，更没工作。但谢愚从小就有撒谎不脸红的本事，把爷爷哄得高高兴兴地给他最大的那块西瓜吃。

　　谢愚接着说：“爷爷在那边别担心我们，我真想你，你想买什么尽管买，想吃尽管吃。”

　　谢慢忍不住了，说：“行了，这是废话，爷爷还能吃吗？”

　　谢愚一脸无辜地说：“我就这么一说。”

　　谢拙开始给爷爷诉苦，说他虽然被开除了，但决定趁这段时间多看看书。

　　冬天的坡地是铁灰色的，枯枝像风干的骨殖一般伸向天空，又被风刮得东倒西歪。我想起我工作的山沟，那里绿叶常年不落，似乎时间是静止的，连同我的生命，一块儿静止下来。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我不能说，毕竟他们都同情我，认为我好不容易上完大学，应该去大城市当白领。我没当成白领，常年穿普蓝色工作服，衣服上下到处都是口袋。

　　我说：“爷爷，我们确实很想你们。”

　　“说完了？”大伯问。

　　“说完了。”我说。

　　我听见我妈在叹气。她叹气的时候就可能是想我爸了。

　　“再说点儿？”大伯又问。

　　“一是我的工作不能说，保密的。二是，爷爷可能不想听我们说的。三是，我被吹得说不出话了。”我说完觉得自己有点像我爸，总是一二三地说话。

　　我妈打圆场，“这孩子回来就受风了，有点感冒。”

　　“没感冒。”我说。我不喜欢这种圆场，我们说了太多不真实的圆场话，这不是爷爷想要的。

　　我妈不说话。我知道她觉得委屈。

　　大伯说：“那也行，谢迟不错，搞飞机的工作，不容易，尤其那么小的时候三弟就走了，三弟现在也可以放心了。”

　　我爷爷临死前，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叮嘱大伯和小叔，一家人要团结，每周要闻得坚持下去。

　　大伯点头，随后听我爷爷宣布：“他也得参加。每周就不必了，每年吧，你们来看我们，说说话，就当每年要闻了。”

　　大伯点头，小叔在一旁抽噎，始终不说话。要是我爸爸和我二叔还在，就好了，大伯肯定是这么想的。他俩都比我小叔擅长说话，尤其是我二叔，当过广播员，全县人民都听过他在高音喇叭里念紧急通知。大概出于对这职业的习惯印象，我们一般不把二叔的话当真。

　　我妈还说，她生下我后，谢家妯娌们就以探视为名来找她，我小婶比我妈分娩只早几天，她们妯娌四个就在医院大花园里吃零食，晒太阳，座谈。“她们都不好对付。”我妈回忆说。从那开始，她们四个时常打麻将，当然在牌桌上，她们更难对付。

　　姓谢的人都说过之后，我们开始烧纸。

　　荒山不怕烧，但那堆火怎么也燃不起来。我远远站着看，多年前我就这样。那时候我爸还在，不时嫌弃地看我一眼。我本来是要接手我爸的餐馆的，但我的愿望从小就是搞飞机，这可能令他伤心。是我爷爷支持我一生搞飞机，我爸爸很失望，他知道谢拙很想接手那个餐馆，一度考虑过，只是谢拙总是扶不起的样子，说话唯唯诺诺，看见漂亮姑娘就比看见亲娘还亲。

　　“我们要放鞭炮的啊。”谢慢没烧纸，离我们远远地站着，他的黑色羽绒服被风刮得鼓成气球，仿佛稍不留神他就会飞起来。

　　“烧完纸才放。”大伯往火堆里扔金黄的元宝。

　　“烟太大了。”谢慢捂着鼻子。

　　大婶说：“那你别过来，就站那边。”谢慢最不愿听他妈妈的话，大婶越让他往远处站，他越要凑近鞭炮的引线。“得先放鞭炮，爷爷才知道收钱嘛。”谢慢说。

　　我眯着眼睛，在墨色般的烟雾里寻找我妈的身影，我想把她拉到我身边来。她这天穿深褐色的衣服，像所有中年孤寡的妇人一样，小心翼翼用晦暗的颜色让自己呈现出容易理解的哀伤。我拉着她的胳臂把她往自己身边拽的时候，惊讶于这场面多么似曾相识。小时候我们给奶奶上坟，那时这片山冈上，只有奶奶躺在这里，鞭炮点燃之前，我妈总是把我拉回她身边，让我站在她前面。我能记起她两只手掌紧紧撑住我的两肩，第一声鞭炮炸出来那一刻，她手掌的轻微抖动会传递到我全身。我始终认为这只是因为她害怕鞭炮，而不是担心我害怕。我的肩膀承受着她绵软但决不轻巧的力量——这大概是我没有堂兄们个子高的原因，因为我被她一年一年地这样摁住了肩头。

　　如今我妈不能再轻松地按住我的肩膀了，但她依然站在我身后。

　　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发梢蹭在我脸上，我觉得很痒。空中开始飞舞着纸钱燃烧后的灰烬，翩跹的黑色蝴蝶打着旋儿不断往上飞去，片刻之后蝴蝶的翅膀纷纷散开，化成细碎的黑色颗粒，一场黑雨即将遮天蔽日。

　　除了我，其他男人都或远或近地在火堆儿附近蹲下来，不时往火堆儿里投掷几张金黄的纸钱。他们围成一圈的样子让我想起还是小朋友的我们，在幼儿园玩丢手绢的游戏。游戏中，我们四个堂兄弟，一边拍手而歌一边保持警惕。这些年后，我才发现，小小手绢的落地之处，总是和人世间的事同样，在最不被预料的时候，它就出现在你身后，你起身捡起，奋力奔跑，但为时已晚，你捡起手绢的那一瞬间，败局就已注定。因为你捡起它就是一种臣服，你臣服于游戏规则，这意味着你必得臣服于降临于你身后的所有东西，无论那只是一方手绢，还是亲人的故去，或者是你自己的命运。

　　女眷们站在我附近，或捂着鼻子，或挥手驱赶扑面而来的烟尘。我没有去忙活烧纸钱或者摆放鞭炮，而是跟个女人一样站得远远的，这并没有带给我什么愧疚。我始终是游戏中出离于外的角色，就像我也是谢家唯一在外工作的后代，我接受这方手绢。

　　是大婶先在我左边叫出来，“嘿！小心！”

　　随后才是一声巨大的爆炸。仿佛巨石在山间滚落，撞击声持续了很久。浓烟如乌云落在山坡上，迅速弥漫开来。

　　我下意识转身，想搂住我妈，她小小的身子忽然就变成了一只不安分的雏鸡，拼命要挣脱我。我没能抱住她，她朝向鞭炮爆炸的区域奔跑。她一定弄错了方向。

　　“谢慢！”有女人在喊，但黑色粉尘迷住了我的眼睛，我暂时不能确定这喊声是不是我妈。

　　鞭炮炸得比我们期待的要猛烈十倍。可能是不合格产品，引燃荒坡上大片合格的枯草。火势顷刻就帮我们引爆了近旁所有还没来得及点火的不合格鞭炮。声响、气味、烟雾……一时间我不知道哪一种更具危害更值得担心。

　　或许我应先担心这些人。我已经看见了谢慢，他像战斗英雄般从浓烟中跳出来，浑身上下都闪着金色的小火星。他周围烽烟滚滚。远处的天边，似乎有一只巨大的鸟在盘旋，不敢落下，发出悠长的呜咽，观照一个家族在荒坡遭逢的危机。我来不及看鸟，我应该让自己迅速回到坡地上的混乱中来。但我迟了一步，我的名字“迟”，此后想来竟充满暗示，我意识到谢慢已经跟那些鞭炮一样——不应该点燃却被点燃了——的时候，两个同样从胡乱升腾的烟雾中跳出来的“战斗英雄”，跳起来，把谢慢扑倒在地。

　　谢慢倒在离我很远的荒草上，荒草燃烧的焦干气味让我眩晕，我也许该屏住呼吸。谢慢身上的火苗也被他们拍灭。

　　我看清了把谢慢扑倒的人，一个是我大伯，另一个是谢拙。他俩也不得不因为这次壮举而在荒草间翻了几个滚。但最先从地上弹起来的是谢慢。他的动作真是不配他的名字。我小跑过去，想把大伯和谢拙扶起来。我还不知道我妈在哪里。

　　谢慢与我擦身而过，宛如火柴划过鳞片，我感到热浪在我脸颊边，轰然升腾。

　　谢慢跑过去以后，我才听见他的声音，“快，去救谢愚，那个蠢货。”

　　我们都忽略了谢愚。爆炸前，他蹲在那儿烧纸钱，爆炸之后再没听见他的动静。

　　女眷们一起尖叫，无数个声音似乎都在呼喊谢愚。我承认有不好的猜想刹那间掠过我脑海，但就像突然现身随即就被我置之不理的那只大鸟，我绝不让自己理会它。

　　鞭炮炸不死人，我想。然而可能是我妈，在哭号间大声嚷：“别是炸聋了。”

　　如果在平时，这话想必会成为比鞭炮引线还有用的导火线，引发婶婶和堂兄们无止尽的争吵。在此时这句话引来的只是更多的慌乱。我二婶像盲人般伸直胳臂，跌跌撞撞地拉住从她面前奔过的每一个人，再跟每个人说同样的话：“谢愚呢？谢愚呢？？”

　　火势最猛烈的时刻，谢愚忽然现身。我弄不懂他如何在爆炸发生后的几秒钟，从烧纸钱的地方窜到那堆鞭炮附近。我也弄不懂为什么我连开口都来不及的时候，谢愚已经加入了扑火的队伍。

　　这支队伍看起来很不成样子，女人们扑火的动作就像喂鸡时往地上撒小米，男人们脱下外套，妄图摁住火苗，因此点燃了羽绒服易燃的化纤面料。小小的白色羽绒被释放出来，混迹在空气里密布的粉尘中，黑与白裹挟在一起，飞得很高。

　　我判断此处的地形其实无碍，火势不会蔓延，荒坡周边干硬的土地，即便是最擅长喷火的红孩儿，也无能为力。我爷爷当初选中这片坡地，这样看来也有他的道理。

　　他们在我面前跳跃、呼喊，相互阻拦，不让对方离火苗更近。直到再也没有荒草可供火焰吞噬，火苗像凋残的花瓣，一点点地萎谢，最终黯淡、寂灭。我感到有东西在脸上，我抹了把脸，手上沾满粉尘，我张开手掌，看见手心有几道黑印。

　　我大概是被烟尘迷了眼睛，才会落泪的。我还看见我的家人们，每个人满脸都是黑乎乎的东西，只剩下眼白在惊恐中颤动。大伯开口说话时，我还瞥见他雪白的牙齿。黝黑的面庞上，那几点婴儿肤色般的白，格外耀眼。

　　大伯骂了几句脏话，又骂了几句谢慢，骂得非常狠。大婶拿出湿纸巾给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擦脸，小婶也做着同样的事。我妈和二婶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湿纸巾，还是因为没有活着的丈夫，她们两人显出缺少用武之地的尴尬。这或许比意外的起火更让二婶无法忍受，于是她主动担负起说话的任务。

　　“新年就要火哦，红红火火，谢家今年要旺了。”二婶说。她笑得一定比她自以为的还要尴尬。因为这些人都顾不上说话。一阵忙乱之后，勉强恢复体面的家人，才顾得上回应她。我们又站成了一排。

　　“也是哦，这是大吉大利啊，爷爷是你在帮我们吗？看来今年做什么就能成什么。”谢慢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他是整场火的始作俑者。

　　和刚刚在爷爷墓前讲的那些话一样，我们每个人又轮流说了些假话。不同的是这一轮发言，我们只需要在发言中提到“红火”和“兴旺”，而不再是搜肠刮肚虚构一段不存在的美好生活，再用恳切的言辞、谦卑的语调在众人面前表演出来。

　　所以我也说了，我说这是天意嘛，看来谢慢是要彩票中奖，到时候我们见者有份。哪怕我并不真的相信，哪怕我们都不相信，一场无伤大雅的小小山火，就会确保谢慢彩票中奖、谢愚硕士毕业，确保谢拙来年有一份新的工作，或者确保我的武汉姑娘回到我身边。

　　亲人们极尽所能描述或讨论这场灾祸，我们难得让心中所想与口中表达出来的含义完全一致。我们换着方式将它陈述为节庆中发生在谢家的最好的事情。

　　我想起刚才，有过非常短暂的瞬间，在火势刚起时，或者是众声呼喊谢慢或谢愚的时候，他们是真实的。还有更早之前，我们在爷爷的坟前互相揭发，也是真实的。那么现在呢？伪装似乎在危险来临前就主动撤离了，当共同的危机过去，一切重归平静，所有人从一场不被期待的狼狈中重整旗鼓，恢复日常面貌。我们让自己迅速显得热诚而欣喜。这也是必要的，甚至也是真实的。几种矛盾的真实，其实并不矛盾，这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

　　这一年我回家前，我妈打电话给我，让我给她买一个血压计。在网上买，要能戴上手腕的，能同时检测睡眠、心跳和呼吸频率的。她的妯娌们都有这样一个能戴上手腕的血压计。“幸福牌比较多，但不是最好的，科龙最贵，你大婶就有一个，但也觉得没那么好。”

　　“给你买最贵的。”我说。其实说得相当敷衍。她说的谢家人的事，我多数都记不住。她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提起那些人：“你还记得你大婶那一年给你从贵州带来一串珍珠项链吗……”我不记得我曾经有过珍珠项链，但我也没提出这样的疑问，贵州为什么会出产珍珠项链？我一个男生为什么会获赠珍珠项链？

　　我不知道是我的记忆还是她的记忆出了问题。但无论谁出了问题，都不是我想谈论的。

　　我说：“好，买个科龙牌血压计。”

　　我妈说：“也不一定要买科龙的，太贵了。”

　　我说：“好，买个幸福牌的。”

　　“便宜没好货，我还不知道他们用这个幸福牌的，是不是好用。”

　　我说：“那好吧，我去网上看一看，研究一下。”

　　我妈妈说：“那敢情好，如果你能研究一下。”

　　我自然忘掉了这件事。也不算全忘，那天，我们下山，我妈紧紧拽着我的袖子，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的三个婶走在我们身后，她们仍旧未能让那种盎然的情绪消退，我听见她们在聊惊险的扑火，她们形容它足够引发心跳过速或导致血压飙升，于是她们领悟到手腕式血压计在关键时刻的作用。我没回头，但我仿佛看见，她们纷纷挽起袖子，露出科龙牌或幸福牌的高科技手镯。

　　我想起被自己遗忘的事，满心愧疚，犹豫着怎么跟我妈解释。因为我忽然明白，她并不真的需要血压计，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她也确实需要三个婶都拥有的东西。这也是家庭生活的原则，在相互的比较中才得以成立。

　　但是我妈只是紧紧捏了我胳臂一把，无限悲凉地说：“走快些，我们都别回头。”我就知道，无论我买哪种品牌的血压计，对她都于事无补了。跟大婶和小婶一比较，我妈再也无法拥有的东西，其实是我爸。

　　我们越走越快，不知是因北风灌满耳朵，还是因爆炸引发的耳鸣，我不确定我妈一路上不断喘着气重复的话是不是：“我们把多分的钱都给你二婶……再多给她一些……”

　　周李立，女，1984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出版小说集《安放之年》《黑熊怪》《丹青手》《八道门》《透视》《欢喜腾》等。曾获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17届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新人奖及双年奖·中篇小说奖、储吉旺文学奖等奖项。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