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脚踩到地窝子上

　　我是1965年秋季到小宛农场的，去时住的是地窝子，这个点上挖了二十多间。连队的编制是农建十一师第六团四连，也叫小宛农场四连，编制好的连队就像猎人捕鸟的网已经布好，只等着飞鸟进去。

　　连队在安西县（现在叫瓜州县）城东三十多公里处的一片荒原绿洲上，绿洲西端靠近戈壁的边缘有一片很大的胡杨林，四连就定点在胡杨林边缘。

　　我们从兰州坐火车到玉门后，农场来了四辆大卡车，把我们九十余人装上，连夜走，凌晨4点左右汽车从兰新公路下了便道，涉过疏勒河，颠簸着驶过了弯弯曲曲的丝路古道，然后就驶入一片树林。

　　我们在车上都憋了尿，下车以后赶快往离汽车远的地方走，找地方尿尿。走了几步感觉脚底下发软，有人就说，这走到哪儿了？我说，农场嘛，这可能是新翻过的土地吧。又走了几步远，几个人正在撒尿，眼前的脚底下竟然出现了一团亮光，亮光里一位女同志喊道：这是谁上房了？原来我们跑到住人的地窝子顶上了。

　　地窝子是平地上挖一个坑，有一个斜坡进去，上面拿椽子、苇席盖了个顶，压上土，为防止风把土和苇席刮跑，便糊上很薄的一层草泥，所以人走上去是软的。从上面看下去，那女人是站在坑里的，吓得那几个撒尿的人赶紧往回跑。

　　撒完尿回到汽车旁边，大家按照在火车上编好的班排站好队，先我们到达四连的都是部队转业来的老兵和从其他农场调来的老知青，他们把我们分头带进地窝子，然后提来馒头、稀饭、水煮白菜，吃了点就上大通铺睡了。当时各自带的行李还在火车站，给每人一张棉毯一床被，下边铺的是草席。一觉醒来，阳光已经从房顶的窗户口照进来，可以看清一房子的人还在睡着。我突然听见有人啜泣，看见隔着两个人的地方，有个小青年在哭，下铺走过去询问，他一脸泪水，不说话，只是指了指两张通铺之间的过道。我弯腰一看，一只鞋壳里有一只正在蠕动的、垂死挣扎的蝎子。我问他蜇哪儿了，他是穿着运动裤衩从天津出发的，他摸着裤筒叫我看，蝎子从裤筒里爬进去，他抠、抓、捏，蝎子就蜇了一路，从另一裤筒逃出来，被他捏个半死扔在过道里了。我跑出去找人，问一个老兵，才找到了卫生室，把卫生员叫了来。卫生员是早一年来四连的女支边青年，见了被蜇的小伙子，不好意思看被蜇的地方，给了碘酒瓶叫他自己抹碘酒。也就是在找卫生员的时候，我判断出，昨晚就是在她房顶上撒的尿。真危险呀，我们要是再往前多走三两步，就掉到她的地窝子里去了。

　　连长是从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新调来的干部，也没有来过甘肃。从东北过来的时候，十一师组织部门通知他顺道在天津接一拨人，把他们带到河西。接来后，他也就是这拨人的连长。

　　天津去农建十一师的有近二万人。连长接的这一拨有八十几人，车到兰州又上了六个人，这九十来人都是这年夏季毕业的初高中生，也有还没毕业的初中生。

　　我们是“文革”前去农场的，那时候我们不叫知青，叫支边青年。农建十一师的职工总共大约五万人，支边青年近四万，除了天津，还有西安和山东青岛、济南、淄博的支边青年。

　　天津、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从解放初就存在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到六十年代，更是严重，政府想出的办法是叫青年人去支援边疆、开发西部。

　　1960年以后，很多正在建设的高楼停下来了，建了半截的工厂停下来了……“文革”中，我和连队的青年搭便车到嘉峪关去，看见一片废弃的破砖烂瓦，空旷的厂房，已经炼过铁但却熄灭后冰冷的炼铁炉，像巨大的阴影立在蓝天下。还有空出来的宿舍楼。为什么宿舍楼都空下了？要压缩城镇人口呀。那时计划失调，住在城市里的人马上也要没粮吃了，要下到农村去。

　　连长这个人

　　我们满腔热血来到了小宛农场的时间是1965年中秋节，坐在卡车上，天空的月亮很圆。如今我已经老了，记忆力很差，但那天汽车涉过疏勒河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河面上泛着银色的一片碎花。

　　下车以后，我们进行了两个星期的政治学习，连长每天讲屯垦戍边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讲年轻人改造思想的重要性。我们每天进行讨论，每个人都写了决心书，要为建设边疆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毕生精力，然后才开始垦荒。

　　连长也就是三十四五岁的样子，长着一张很文静的面孔，但他把每个人的政治热情和劳动干劲都鼓得足足的。

　　连长叫李敏，南方人，出身商人家庭。高中毕业的时候——这是二十多年后我去他家，他对我讲的——他的父母给他说了媳妇，他不同意，便逃婚离家，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游击队很快壮大，全国解放后，改编为正规军，他在连队当文书。他进步很快，那时的高中毕业生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很快就调到了团机关，后又到了师机关，接着就送他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学习结束，留校当了教官。

　　1958年部队大裁军，中央提出用十万将士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发北大荒。连长写了报告要到黑龙江去，但当时部队正在向苏联学习，要建设正规化的军队，他是年轻的教官，有文化又有军事学院的学历，所以他所在的系不同意他走。他就给当时的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北大荒去。写给刘伯承的信转回系里，系领导只好同意。

　　转业到北大荒后，场领导任命他当一个连队的指导员。当时正赶上1960年的饥荒，连队官兵吃粮紧张。为了大家多吃点粮，团部有一次通知他，造花名册的时候可以多报十个八个人。在支部会上传达完这个指示后，他说，领导知道大家吃不饱，直接分配点粮食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造假花名册？这和国民党部队的吃空饷不是一样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支委中有人把这话向场部领导汇报了，场领导就派了工作组下来调查他，查还有什么反动言论。查来查去没别的，就说了这么句牢骚话，但还是把他弄到完达山伐木去了。

　　伐木期间，一根木头从雪地溜下来把他撞倒，砸伤了脚骨——他后来走路有点跛，慢慢走看不出来，一走快就看出来了——一个冬季过去，上级认为他已锻炼好，就重新给他分配了工作，到另一个连队去当连长。

　　再后来，他所在农场的地方政府跟他们团提出，希望要一批部队的干部，加强地方政府的干部队伍。那时候农场里的排长、连长扎了堆的——北大荒总共八万多名职工，排级干部有六万名，营级干部一千二百名。他那时候正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内心不平，便主动报名到地方去工作，想改变一下自己的政治环境，结果到地方后才发现，地方干部对他们这批从兵团调过去的干部有很强的戒备心，处处设防，制造困难。原因是地方上同级别的干部很多，他们一去，这些干部都提拔不起来。

　　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想，干脆离开北大荒吧。农建十一师后勤供应站的站长（团职干部）曾是他的战友。他给这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想换个工作单位。而农建十一师1965年正大力扩张，缺少干部，这个人跟师政治部一说，商调函就发过去了，那边马上就放了人。

　　连长是个有理想的人，有一股知识分子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要不然他不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官，两次打报告到北大荒种地，何苦呢？可他在北大荒碰了一鼻子灰，理想受挫，于是又换了一个地方，重打锣鼓另开张，还是想干出一番成绩来。

　　开垦荒原

　　李敏带着我们这个连队仅仅干了一个冬天，到十二月底，这个连队就在小宛农场出了名，被评为四好连队。当然，他也成了小宛农场的明星连长。

　　1966年1月，团部召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时，四连虽然只有九十多名知青，但代表阵容比其他有二百名农工的连队都要强大。

　　连队没有指导员，所以李敏既是连长，也是党支部书记。他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注重连队建设，为了平整、开发出更多的土地，整个连队像一部机器一样开动起来，永不停歇。

　　面对一片蛮荒之地，生产股的技术员先进行测量和设计，根据面积大小，设计几条农渠、几条毛渠，然后分成多少块浇水的田格。再看有几块洼地几个沙包——沙包挖掉，沙土正好填满那几块洼地。把这些数据写在木头橛子上插入土地中，农工就开始修渠，挖掉沙包，把土抬过去填在洼地上。没有挖土机，没有推土机，全靠肩膀抬。

　　土地平好之后，就要修渠、打埂、浇水，这些活儿都很繁重。河西走廊的土地都是河流冲刷出来的荒原，盐碱很重，要压碱后才能耕种。田埂要打四十厘米高，水要浇到三十厘米深，把盐碱溶化，碱水从地下渗到排碱沟，再排到最低洼处。这样要浇水三四遍，才符合要求。

　　这种压碱洗碱的工作，是在入冬后进行，热天蒸发量大，不能干，因为碱洗不掉，留在土壤里是不行的。初冬的天气，在安西已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了，异常寒冷。最痛苦的是渠道田埂都是新修的，水一冲就垮塌。为了出活，男男女女都跳进决口堵漏，决口堵住了，衣裳却冻冰了，一碰就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

　　有一天，一处大渠被水冲垮了，我抱着一个抬筐站在决口里，叫全班的人从远处往筐里抛土。决口堵上了，但我冻僵了。找来蒿草点火烤都不行，只好赶快往连队跑，走到半路，泡湿冻硬的大头鞋又掉了，只得提着鞋往回走，回到地窝子，火一烤，冻僵的脚腿和胳膊骨头疼得哭都哭不出来。

　　排碱沟要挖三到五米深，沟口五到八米宽，有些地方十米宽。挖沟都是在最寒冷的深冬进行，这时候因为疏勒河水一进入斗渠就冻上了，水引不到农渠、毛渠来，不能浇水了。

　　我们早晨八点就来到荒野上，一字排开，一人三米长，往下挖。每人不能小于三米，那样互相之间距离太近，铁锨甩不开，干扰旁边的人干活。那时要求一个人要挖八立方土，但实际一天下来，都挖到十几方，因为要一口气挖到底，不挖到底，第二天再来就挖不动了，镢头挖下去一个白印，要钢钎才能撬开，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一夜能冻上十几厘米厚的硬壳。那千万年冲积形成的土层里有砾石，挖起来非常吃力。

　　我现在两条腿疼，走路双腿伸不直，腿上肌肉痛，医生说是腰椎关节的问题。我的腰就是挖排碱沟受的伤。跟人说，人家都无法理解，我就是在用脚踩铁锨时，锨头正好对在了土中的一块石头上，锨头一扭转，把腰扭伤了。没干过那种活的人，真不相信会出这样的事，他们不知道，为了铁锨能踩下去，干活时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到了那一只脚上，腰的力量也是对准了锨头。锨头一扭，就把腰椎扭伤了。那次我在地窝子躺了三天，又下地了。

　　挖排碱沟中午都在工地吃饭，炊事班赶着毛驴车把饭送到工地上。因为你要是撂下工具回连队吃饭，需要两个小时，挖了半截的地表就会冻成两厘米厚的硬壳。为了中午能回连吃饭，在地窝子休息一个多小时，我们就把挖松了的土在地表铺一层，下午刨开后就可以接着挖。有时候，一个排或者全连到收工也挖不到底，天黑了，便在未挖完的土台子上铺半尺厚的虚土，这样第二天来挖时冻得浅一些，省点力。

　　大家劳动简直就是比赛，因为挖得快的挖下去了，挖得慢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土台子，难看，尴尬，让旁人看来你在偷懒。其实，人的体力有大小，有人力大体壮，有人瘦小体弱，其实都在卖力地干。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力大体壮的人在挖自己那块地儿的时候，时不时地将对面和旁边人的土挖几锨甩到沟外边去，基本上做到一个班的进度均匀。

　　说实在的，干活就像打仗，尤其是早晨，农工们挖的是千古荒原上表面松软干燥的沙土，只见原野上尘土飞扬，像一条黄色蛟龙。

　　安西县的小宛农场，位于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东近二百公里处，从新疆刮过来的风经过这里，安西处在风口上，天天刮风，早上西风晚上东风，拉锯一样地刮个不停。这时你若站在与大排渠垂直的位置看，只见两三百米宽的一匹黄布在你面前展开，不停地飘动，如同大海上翻起的波涛，滚滚涌向远方。

　　刚开工时，大家睡了一夜，刚吃过早饭，力气足，土甩得远——也必须甩远一点儿，否则，下午挖下的土甩上来就没处堆。这时候干活身上发热，许多人脱了棉衣，穿着绒衣或毛衣挖土。记得有一天上午，大家正在挖沟，几个人骑马从远方走了过来。是团长李学福来巡视工地了，于是二排的几个小青年为了表现，把外衣脱了，只穿背心和裤衩挖土甩土。这情景把团长看得目瞪口呆。

　　挖了三四个月排碱沟，河西走廊上的春天到来了，去年九十月份平整出的九十四亩土地开始播种，整个连队又开始开垦一片四百亩的荒原。为了加快垦荒速度，连长想出了好办法：每天干活前，念几段语录，并在工地上插上一块标语牌。连队里的积极分子创造了新的劳动方式，两个人同时抬两筐土，一个筐装满了，再摞上一个筐装满土，奔跑着往洼地抬。其他人也向他们学习，所有的人都抬两筐土。连队里有几个女知青，刚读初一就报名来了农建十一师，才十五岁，她们也是两个人抬两筐土。那两筐土有二百多斤重，我看着这些小姑娘踉踉跄跄抬着土奔跑，心想，看你们能坚持几天！

　　当然，我那时也抬两筐土，很沉重，肩膀压肿了，抬杠一上肩就疼得撕裂了一样，但我坚持下来了，过了近一个月，竟然适应了，肩膀不疼了。更奇葩的是，有人发明了一条龙抬土法。七八个人，有时候二三十个人，左右肩都抬一筐土，前后的人结成一个链条。

　　工地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样子。那两三个月真是累呀，太阳压在地平线上了，值日排长吹哨喊收工，我已累得走不动了，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加之饿得浑身直冒冷汗。于是想了个办法，每天连队收工的时候，我叫上一个人抬上一只筐子，落到连队后边，去拾柴禾。连队有一个开水房，烧的是柴禾，众人拾柴火焰高，连队领导号召大家拾柴放到那儿去，这样做可以节约煤。拾的是拖拉机翻地翻出来的骆驼草根，长了许多年的骆驼草根像洗衣用的棒槌那么大。抬上一个筐子，拣几根柴禾，就可以不排队了，走慢走快就自由了。但就是这样慢慢走也累，有时要在路上歇一会儿才能走回连队。

　　有一次，我在路上坐着歇息，连队新任命的秦连长走过来了。他是从济南军区转业的。不知道为什么，四连当时有连长缺指导员，但是团党委把他安排在四连当连长，却没有把李敏调走或是调整为指导员。他在连里待了几个月就调走了，我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下。他从来没在队列前讲过话，只是跟着全连职工参加劳动。他问我坐在这儿干什么。我实话实说：连长，我累了，走不动了。他听了我的话没批评我，在我身旁站住，看着我。我有点尴尬，就和那位抬筐的知青站起来往前走。他说，劳动量确实太大了，我在部队上也没看见过这样长时间劳动的。我没做声，不知后边应该说什么。走了几步，他又说，伙食也太差了，突击性地执行任务，干几天还行，长期这样是不行的。

　　那时每人一月的口粮是四十五斤，每顿饭吃完两块玉米面发糕，肚子还空荡荡的。那时吃的是什么呢？因为师长和师部的大多数干部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来的，所以他们支援农建十一师，运来玉米面、青稞和高粱面。运来什么吃什么，一吃就是一两个月。青稞面炒熟拌上酥油好吃，可我们却是蒸成窝头吃，看着像狗屎一样，黑黑的，不拌酥油的青稞面粘牙，我们一吃就是一两个月。

　　“政治事件”

　　连队的情况还真被秦连长不幸言中，大约是六月份前后——四连就显露出一种败相：各班的战士中病号开始增多，工地上没人喊口号了，“一条龙”也消失不见了。人们干活，上午还行，但下午快收工时就都杵着锨站着，等着收工回宿舍，小青年们和班排长吵架、顶撞的现象频发，劳动效率明显降低，人心开始涣散。

　　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还有原因。这年一月，团部召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表彰大会之后，场领导把老三连拆散，人员分到其他各连，四连分来了四十多人。

　　老三连拆散的原因是那个连队建立得比四连早半年，连队人员构成是人们所说的社会青年，他们上完小学、中学之后，在社会上闲散了一两年时间，已有自由散漫的习性，而三连连长工作方法又简单粗暴，不是骂就是训，个别逃跑要回天津的青年被他抓回来之后，捆绑批判，在全连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最后，他已经管不住这群人。这几十个人分到四连后，对四连原有的生活秩序有所冲击，再加上五月又从天津来了四五十名知青，连队增加到两百人了，人多了就事多。

　　连队出现涣散现象，这是必然，也是一种常态。可连长李敏很着急，觉得要出麻烦了，开连务会的时候就一再要求班排长要加强管理，要减少泡病号吃病号饭的人，要消除涣散现象。但是，班排长加强管理的结果是顶撞吵架的现象更加频繁，打架斗殴现象也开始出现，劳动效率还是上不去。连长不知如何办才好，他把自己的无能为力公开表现了出来。

　　六月中下旬的时候，他连着召开了六七次连务会。连务会一般是一礼拜开一次。我们到小宛农场后，农场就实行大礼拜（每十天为一个礼拜，逢十休息），大礼拜的目的是让职工每月少休息一天。正常情况下，连务会逢十的晚上开，晚八点开到十点结束。班排长在连部开连务会，副班长在各班召集职工开生活会，各自检讨一礼拜以来的工作表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十点钟结束后睡觉。

　　李敏接连召开了六七次连务会，都是和班排长们商讨如何克服连队涣散现象。每次会都开到十一二点，但总也研究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第七次连务会开到夜里十二点了，班排长中很多人都在打瞌睡，有的人干脆坐到墙根倚在墙上睡着了。李敏仍不宣布散会，过几分钟就催一次，大家不要睡觉了，注意力集中，再想想办法。

　　我已经没有耐心，便说了一句，连长，我说几句话。连长大声说好。于是我说，咱们已经连着开了几天会了，每次都开到深夜，我提个建议，连领导不要光把眼睛盯在如何克服问题上，而应用一种逆向思维的方法想想连队的问题。我说完，一个叫刘宝生的班长带着讥笑的口气说，老杨你有什么好办法，你的逆向思维是怎么思维的，你说！我没有看他，接着说，什么叫逆向思维呢？我上学时读过一篇文章，说圆珠笔是美国人发明的，此前人们都使用鹅毛笔，还有钢笔，写字时要带上墨水。有了圆珠笔就不用带墨水了，但圆珠笔用久了会漏油墨，把衣服口袋弄脏。圆珠笔芯的墨汁是油性的，衣服搞脏了洗不掉。于是造笔的那些资本家就研究如何改进笔尖上的圆珠，可以不磨损笔头。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影响了圆珠笔的生产和销售。有个资本家不这样考虑问题，他只把装油墨的笔芯剪短了一截，书写时不等圆珠把笔口磨大，笔芯里的油墨就用光了，该买新的笔了，于是他的产品大受欢迎，挣了不少钱。这就是逆向思维。

　　我说完后，有人说，老杨，你接着说。我便又说，连队为什么涣散？就是因为建连这八九个月以来大家太累了，生活太紧张了，叫大家轻松一下，就不会涣散了。大家想想，咱们来河西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改造思想、不就是屯垦戌边、不就是建设国家吗？大家都是自愿来的，没有一个人是被谁逼着来的；大家在劳动中都是百分之百卖力的，可是连里天天开会研究，叫大家怎么多干活。而我们现在该做的，是叫大家休养生息。我不知连长想过没有，像我这样大岁数的人都觉得累，像小班长、像那些才十五岁的小姑娘，一天抬两筐土跑上八个小时，她们怎么受得了？她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十天一个礼拜，十天当中从1号到10号只有9号这天晚上不学习，把这变一变，一礼拜就一两天晚上开会学习，其他七八天晚上都不学习不开会，这样不行吗？每天收工回来后，大家洗洗脸，吃完饭，让大家写写家信、洗洗衣服、聊聊天，或者读读书，这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开会两个小时，到十点睡觉？

　　我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的话讲完了，为了有条理一点儿，我又加了几句：咱们连的问题，我认为不是鼓动大家怎么激情饱满地干活的问题，而是劳动太累了，需要放松一下，让大家生活得快乐一点的问题。生活快乐了，下地干活大家也就不觉得累了。语录上有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劳动变成了一种快乐的行为。可我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快乐。

　　连长听我说完了，手指头在桌子上抠着说，看大家还有别的意见没有？大家还有发言的吗？地窝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吭声。连长接着说，今天晚上的会就开到这儿，大家回去休息。平时一说散会，大家都很开心，说说笑笑地走出连部。这天晚上散会，大家都默默地走，没有一个人说话。我感觉到了气氛不对头，但也没有多想。过了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约八点钟的时候，连队值日排长集合全连干部职工，到大礼堂去开大会。

　　所谓大礼堂，就是个大地窝子，挖得深一些、大一些，因为没有那么长的房梁，里面排了两行柱子。大地窝子能坐两个连队的人。那天，一进大礼堂就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气氛，几根柱子上挂了六七盏风灯，照得礼堂灯火通明，农场张副政委站在前面的土台子上，土台子上还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也放了一盏风灯。大家看着气氛不对头，都不说笑了，各个班排自动归位，就地坐在铺着麦草的地上。

　　会场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政委在发言。他讲话的时候我已明白，我有错话被他抓住了，我要倒霉了，我应该怎么办？我的思想在急速转动，考虑怎样逃过这一劫难。我想，我必须辩驳，我要把我在连务会上的话公之于众，大家会认为有道理的，我是为他们说话的，而张副政委的讲话是歪曲的。但是他没有点我的名字，我不好说什么，我该怎么办？我想我不能示弱，我略一思索，站了起来。我说，张副政委讲的这些话是谁说的，你把人名点出来，让大家批判他，但又没说这个人是谁，大家怎么批判？他似乎没料到我会站出来这样说话。他愣了一下，支吾着说，嗯……说这些话的人的名字我暂时先不点，大家先批判这些反动言论。我说，这个人的名字不点出来，大家不好批判，那是无的放矢，难道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很难吗？这时，令我惊讶的是，有人突然说话了，杨显惠，谁叫你发言的？你站起来干什么？坐下，坐下！还有两三个人也大声喊，坐下！坐下！有一个人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杨显惠，政委说的谁，你还不知道吗？你不要装傻了！我当时怔住了，说话的几个人都是男子排的小青年，有一个就是挖排碱沟时穿着背心裤衩干活的。近一年来，我与他们成天在一起劳动，都很熟悉，前几天在连务会上的发言，我认为也代表着他们的心声，现在他们竟然为副政委帮腔，要把我推下悬崖。我立即就明白了，张副政委不是今天才来四连的，他可能前两三天就来了，他和连长已经召开过多次调查和动员会了，组织怎么批判我，积极分子们已经进行了批判的发言准备。带头喊我坐下，不许我说话的人，这都是布置好的积极分子。我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我的负隅顽抗是毫无意义的。一瞬间，脑子里闪过一些念头，然后我乖乖地坐下了。

　　批判会开始了，但我根本就没听他们是怎么发言的，讲了些什么，因为发言的人里根本就没有我熟悉的那些班排长。那些班排长都是高中生，我们在一起很说得来，有的人还喜欢文学，在一起谈读过的书。我想，他们还不愿意当大批判的枪手，不好意思批判我吧。批判会时间不长就结束了，只有三四个人发言，都很简短。最后连长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全连的人按照以往的习惯，走出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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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杨显惠，甘肃东乡人，1946年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甘南纪事》等书；小说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