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初入政协时，文艺界委员多是老者。比如贺绿汀、张君秋、李可染、李苦禅、沙汀、冯牧、阳翰笙、萧军、李焕之、胡风、林散之、张乐平，等等。其中三位老人很要好，总在一起，便是吴祖光、黄苗子和丁聪。我读过吴祖光的书，喜欢丁聪的漫画；当年习画时，从黄苗子关于国画的史论中受益良多，所以与他们谈得来。

　　一天午餐后，黄苗子对我说：“你要是不睡午觉就到小丁（小丁是丁聪的自称，也是别人对他的爱称）房间来，小丁从家里带来了笔墨，咱们一起画画。”我听了很高兴，随即去到丁聪的房间里。桌上已摆上了笔墨纸砚。三老叫我先画，我礼当承命，画了一小幅山水，用的是我擅长的宋人北宗的笔法。我作画时，三老边看边评议。他们是长辈，自然还不时对我夸赞几句。

　　可能由于我这一画，把丁聪的画瘾勾起来了。他说：“我画什么呢？我给大冯画张像吧。”跟着就在桌上铺了一张宣纸，用镇尺压好纸边。

　　“大冯”也一直是文坛上无论老少对我的昵称。

　　我很高兴，在他身边坐端正了。丁聪笑道：“你甭像照相那样，自管随便说笑，我有时能看你一两眼就行了。”

　　黄苗子最爱与丁聪打趣，他说：“他看你一两眼也都是做做样子，不然算什么画像呢。其实他背着你一样画。”

　　丁聪笑道：“像不像就不好说了。”

　　黄苗子的话不假，丁聪好像只瞅了我两三眼。当我忍不住瞅一眼他笔下的我时，真棒，一看就是我！

　　他画画不起稿，下笔自如又自信，线条清晰又肯定，一笔画过，决不修正；然而我的特征：缭乱的头发，肥厚的嘴唇，八字眉，下巴上刮不净的胡楂，总是带点疲倦的眼神，还有那时刚刚出现的眼袋……全叫他抓住了。而这里边，隐隐还藏着他特有的“丁氏的调侃”，他的幽默，他的机智。他很快画成，大家都称好。小丁便署款署名。

　　就在这时，张贤亮穿着拖鞋跑进来找我。会议上，张贤亮与我同屋，我俩住丁聪房间的下一层。贤亮说我妻子同昭来电话，叫我快去接。还告诉我，我妻子说我家的住房领导批下来了！

　　哎哟，这可是天大喜讯。

　　我自地震后一直住在楼顶上半临建式的小破屋里，困难重重，受尽苦楚，自不必说。那时住房由国家分配，为了请求领导帮助解决，跑了几年，快把鞋底磨出窟窿来。这事谁都知道。当三老听说我这“天降之喜”，竟然高兴得鼓起掌来。我在掌声中一蹿而起，跑出去，等不及电梯，从楼梯连蹦带跳地下去，回屋抓起电话，听着妻子讲述这大喜之事的全过程，脑袋兴奋得发涨，什么内容都没听清，只觉得妻子的声音在话筒里发光。

　　待我再次进到丁聪的房间，除去三老三张可爱的笑脸相迎，还有一幅画放在床上，正是丁聪为我画的像。上边还多了吴祖光和黄苗子的题句。吴祖光写的是“苦尽甘来”。吴祖光为人耿介爽直，口无遮拦，言尽心声。这四个字既是对我的祝愿，也是当时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深切的期望。黄苗子则是轻松快活地道出了此时此景此情：

　　人生何处不相逢，

　　大会年年见大冯。

　　恰巧钥匙拿到手，

　　从今不住鸽子笼。

　　没想到这原本是一张画像，现在变成了“道喜图”！

　　这幅画一直挂在我书房外边的墙上。三十年过去，三老都不在了，但画还在，人间的情意依然还在人间，历史则被这些笔墨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