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到现在，我一共做了五个访谈，包括现在这个。第一个是在云之南社区，是云南信息港管理员阿吉做的，这个访谈发在了《云南邮电报》上，《云南邮电报》现在已停刊了；第二个是采耳（江西）、高铭（重庆）做的，题目叫《无处可逃》，发在了当年的《女子诗报年鉴》上；第三个是《诗歌月刊》编辑曹五木做的，题目叫《恶狠狠的温柔》，发在了《诗歌月刊》；第四个是李之平和青蛙给我和苏浅两个人做的，题目就叫《唐果、苏浅天涯访谈》，这个访谈后来发在了《边疆文学》上。我做访谈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出口，所以这个六千字的访谈我只花了四个小时就回答完了。

唐果的诗生活
--专访转载

    诗人简介
    唐果，70年代初生于四川， 2000年开始诗歌写作，著有个人诗集《唐果在传说》、诗合集《我的三姐妹》；获“女子诗报2006年诗歌年度奖”。 现居云南德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季围豪：你目前的工作是什么？请描述一下你的工作状态（语言可以随意轻松，嘿嘿。）
    唐果： 我做了17年财务，做了4年审计，现在还是审计。就我的性格来说，我不能容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财务和审计比起来，财务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审计还有那么一点自由度，但审计做久了，就会变成叨唠而且是丁丁濡沫，但既然是以谋求饭碗为目的工作，就只能寻求别的方式抗拒了吧。
    季围豪：请描述一下你每天的生活状态，比如，几点起床，一般在什么时候创作？
    唐果：我感觉我挺忙碌的，所以很羡慕那些散淡之人。我每天七点半起床，八点半上班，间隔一小时，就这一小时的间歇，如果有什么事给耽搁了，那么连上厕所都要限时，否则或者吃不上早点，或者就是迟到。说起我们这个地方，我最期盼的是每天早上那顿早点，热乎乎的甩一碗下去，就能心安理得的开始一天的忙碌了。中午必须回家，因为得管孩子吃饭，晚上就稍微轻松些，如果是孩子上学期间，我就可以在办公室多挨一会儿，有时候是做自己的事情，忙的时候就处理工作，心无挂碍了才想着出去找东西吃。一个人的晚饭挺麻烦的，大多数时候是草草打发了事。回到家洗洗涮涮两个小时就耗去了，这时候将近十点了，可能会去电脑上看看，看什么不一定，偶尔看新闻和八卦，大多数时候看与文学有关的东西。然后趟在床上看书，直到睡着为止。有时辗转反侧也会起来敲点东西，这时候敲出来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诗。
    季围豪：你现在的创作是否固定？是随心吗？还是每天都写一些，一般在什么时候写？
    唐果：我是普通的职员，而且还是个家庭主妇，写作只是业余性质的，所以我没有写作任务，写不出来我也不着急，通常是躺在床上想起什么就把它记下来，不断的修改补充再把它录进电脑，这就是我的写作了，感觉很不靠谱是吧。就这样的状态，我一年也能写下几十首诗，对于一个写作十多年的人来说，产量算高的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写下来的，也不是像吃饭一样，每天三顿饭那样有规律，反正有感觉，而且能把握住这种感觉的时候就写，反之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阅读上。
    季围豪：你喜欢什么样的诗歌？能否挑选你作品中，你最满意的两首来介绍一下？
    唐果：我喜欢有力量的诗，这种力量不是声嘶力间竭喊出来的力量。汉诗真是特别有意思的语言，只需把词语进行恰当的组合，力量就产生了，就像修房子，一块砖肯定离房子太远，但无数块砖堆在一起就离房子不远了。我写的诗也不全是有力量的，最满意的诗好像还没有，选两首能代表我风格的诗来说说吧：

        画森林

        我要画一座森林
        它必须是绵延的，一只老虎走一天也走不到边

        树木必须高大、茂密、葱郁
        当老虎有了微服私访的兴致，它能为老虎提供朴实的装束

        草东一丛，西一丛，松针金黄，像厚厚的软垫子
        假如老虎有了纵身一跃的勇气，它们能托住它庞大的身躯

        没有兔子、麂子，没有鸦雀、鼠蚁跟它做伴，没有蟒蛇盘踞
        如果老虎掉进忧郁的陷阱，谁来把它搀扶

        我还要画另一只老虎，让它们追逐、嬉戏，抢夺肉食
        最后，我只画一个山洞，让它们在洞里咒骂、争吵，日久生

        一棵随意的树

        那是棵随意的树
        是棵随意长在悬崖上的树
        是棵抱紧石头想往上爬的树
        是没喝过牛奶，没听过音乐的树
        是棵喝西北风，被风灌耳的树
        是棵想喝牛奶想听音乐的树
        是个站在乌云下面等候云白的树
        是个随意倾斜不想立正的树
        是棵长得松散，像个松垮女人的树
        是棵看到蚂蚁在身上游行不再热血沸腾的树
        是棵打探到石头秘密的树
        是棵无论身体如何晃动，也拨不出的树
        是棵孤独的树
        是棵站在悬崖俯视森林的树
        是棵只能跟两丈开外的同伴点头
        却不能像森林的树一样，跟树搂肩搭臂的树

    可以说这两首都是想象的诗，我觉得诗离开想象而生成是可怕的，所见即所得，每个人都可以所见即所得，那还要诗干什么。《画森林》和《一棵随意的树》都表达了某种自由，首先想象是思想自由的结果，还暗含着身体对自由的渴求。想象都是一厢情愿的，有时候也有点臆想的意思，胡思乱想多了，精神出现错乱也不难理解了。所以不能天天写诗，只能偶尔让思想开小差一会儿。虽然这两首诗都是想象的结果，但反映的心情却截然不同，第一首具有女性化的温情，第二首更多的在说孤独、随意和悲哀。
    季围豪：我注意到你的诗歌中，有关偷窥、偷听、刑场、骗子这一类的意向挺多，另外一部分，有一大部分是表达细腻的爱情，但都表达得十分细致隐秘。我想问的是，你如何在创作时考虑一首诗歌的“美”，比如韵律美、语言美或者意象美？
    唐果：你说的这类词有，但不算多，我写得更多的是植物，这大概跟我生活在植物王国有关系吧。表达爱情的诗也不算多，占全部诗的四分之一，但好多人跟你一样，会以为我的大部分诗是爱情诗。我承认我的诗全部是表达感情的，但感情并不代表爱情，有时貌似写爱情，但也不一定。
    季围豪：另外我还注意到，你的一部分诗句里，有一些性的“隐喻”：比如 “留给你的/我亲爱的蜜蜂先生/就只剩花蕊了/它因含着太多的蜜/而颤抖”，比如“被人抱得紧紧的/像蛇缠住脖子/非常舒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误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表述确实很美，你是如何处理诗歌中的“情欲”的？
    唐果：说了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写诗从来没考虑过情欲的问题，比如在这首诗里，蜜蜂就真的指的是蜂蜜，诗里面的“我”也不是指我本人，而是我站在一朵花的角度。我一直觉得，植物有痛觉，也有人的情感。我那么写的时候，我没想到自己的情感，而想到的是花的情感，但写成以后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至于后一首，我写的是拥抱这个动作，我想表达的是一种真诚和入骨，我是天蝎座的，嘿嘿，喜欢更深层次的东西吧，天然对浅表性的东西有一种抗拒，比如拥抱吧，在我看来，衣服与衣服碰触哪算什么拥抱，不这样的话，只有“紧紧地拥抱”这一条路了。
    季围豪：朱光潜先生认为，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你怎么理解诗歌中的“情趣”？
    唐果：这个问题挺绕的，在写之前我根本没考虑过情趣和意象的问题，情趣和意象可以预设吗？我觉得诗写成了便天然的具有了情趣和意象，无非是恰不恰当的问题。如果你说物象我倒还觉得更容易理解些。
    季围豪：席慕容说：“写诗，其实是因为需要，写诗由不得自己，它来找我，不是我找它。小时候，因为在战乱的年代，我永远是插班生，无法融入别人的团体里面，得不到接纳。遇到挫折又不能与父母分担，于是流离颠沛造成的寂寞让我开始写诗，跟自己分担。”你从什么时候喜欢上诗歌？是什么契机让你爱上诗歌的？你“遭遇”诗歌的过程有什么故事吗？
    唐果：读书的时候，诗是写在日记本里的，诗的作用就是一个倾诉的工具，只能自己体会，咀嚼那些甜蜜、青涩而略带忧愁的少女情怀。当时汪国真、席幕容的诗盛行，我笔记本里的那些诗便深受他们的影响。2000年，因为工作需要上网，便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云大中文系毕业的诗人，他问我写诗吗？我便如实告之。在他的指引下，我一头扎进了云南信息港的诗歌方阵，当版主就是一年。后来又去了诗江湖、唐、或者等诗歌论坛，发现了一片广阔的诗歌天地。2002年在千秋文学网遇到了《女子诗报》的主编晓音，她邀请我与她一起编《女子诗报》。既编又写，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季围豪：余光中曾说，“一个社会只要歌还发达，就不能说诗没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毫无诗意的年代，《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这种歌曲红极一时，也是旁证。你对当下诗歌的处境乐观吗？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诗人身份？反过来讲，站在诗人的立场看，你又是如何看“当下人对待诗歌的态度”的？
    唐果：我这样回答不知会不会跑题？前几天看到一位朋友在整理她这些年的诗作，我默出些黛玉丧花的意思，便打电话问她目的。她说，她以前觉得诗是纯净的，所以她才喜欢写，而且从诗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现在她看这个圈子乱糟糟的，已经没有写的心思。我就跟她说，你看到的这些，你觉得是诗的错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人错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罪过加之于诗身上，诗不一定要写，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不写。就我的感觉，我觉得诗没有没落或者说好诗是不会落没的，真正没落的是那些写不出好诗的人，也可以说他们一直就是没落的。《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红极一时，是“一时”对吧，但好的诗却会流传后世。歌和诗不是两个对等的概念，歌是大众的，它才能红极一时，诗歌是少数人的，少数形不成潮流，但它极具穿透力，能穿越时代传之后世。所以我觉得，当下诗歌的处境是它应有的处境，当下人对待诗歌的态度是他们对待诗歌的应有的态度。虽然我写诗，但并不喜欢人家叫我诗人，写诗不是我的全部，我也只花极少的时间来写诗，如果真要叫的话，你叫我的名字是最令我愉快的，它包括了我全部的身份：写诗的身份、作为家庭妇女的身份、作为一个普通职员的身份。
    季围豪：台湾导演杨德昌的电影《一一》里，女主角的母亲昏迷在床，女主角需要每天对着母亲讲述自己一天的故事，她因此发现，自己每天的生活是那么雷同，只需简短几句话就讲完了，她无所适从，于是哭泣：“早上干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干什么，怎么每天都一样？怎么这么少？”这大概就是心灵对现实的控诉吧，我觉得，现实生活是诗歌最大的“敌人”，你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是如何与敌人较量的？
    唐果：我觉得不存在较量吧，自己喜欢做、想做、愿意做的事情，怎么样都会挤出时间来的。对待人我也是这个观点，活着的人、真正想见的人不可能见不到，除非你不想见。再说，诗歌拒绝雷同，如果一个人还写诗的话，诗或多或少会打破生活的雷同，诗往往会带给你意外和惊喜。
    季围豪：每个优秀的写作者，都需要吸取各种不同的养分。你吸取养分的方式是什么？（包括阅读、阅历等）
    唐果：走出去对我来说不太容易，我吸取养分的方式一是认真领略和思考身边之事，二是尽量抽时间阅读，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看。
    季围豪：你的阅读习惯是什么？比如，每天会安排多少时间阅读，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唐果：我包里不一定有钱，但一定有一本书，记得四月去北京培训时我包里放的是《死亡匣子》，去北京培训时间比较宽松，几天就这本书看完了，在没去西单图书大厦之间我把这本书又看了一遍。现在包里放着的是《狐狸那时已是猎人》，赫塔.米勒写的。这段时间公事、私事一大堆，不到星期天就已经把星期天要做的事情安排满了。这本书在包里已经呆了十几天了，经常拿出拿进的，书边都被磨卷了。在阅读上，我不是个专一的人，我喜欢这个也喜欢那个，比如我喜欢《百年孤独》，也喜欢卡夫卡，我喜欢鲁迅，还喜欢渡边淳一。
    季围豪：我记得诗人何三坡说过一句话，年轻时红尘滚滚，想的全是美酒佳人，对山水草木基本上视而不见，几年以后，他怀念起山水草木来……随着年龄的变化，创作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在你的创作生涯中，有无这种明显的过渡时期？
    唐果：大概和他是一样的吧，年轻时喜欢热闹，喜欢人多，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但三十岁以后就不这样想了。现在我在边疆小城芒市，它除了跟朋友们离得太远，见谁都不容易之外，其它的都是我想要的。只要登上楼顶就能满目苍翠，只要十几分钟的路，就能吃到地地道道的农家菜，多好呀。至于说创作心态，以前有点焦虑，也写过一些快节奏的诗，现在越来越少了，究其原因吧，大概是年纪稍大些方才觉得，一切都得慢下来，特别是写作。
    季围豪：你最近的诗歌产量如何？写诗这么些年，诗歌给了你什么？（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
    唐果：一年大概可以写成五十首左右，这五十首不包括那些写得不满意整理时扔掉的。写诗这么些年，诗歌带给我物质上的东西非常非常少。你知道，诗歌刊物有些是没有稿费的，有稿费的也非常低，前几天我还跟人提起，说收到诗歌的稿费权当是天上掉馅饼吧。至于精神上的，我觉得这几年诗歌给我了很多，一是通过诗歌结识了几位真诚的朋友，写诗的人大多天真，对朋友极其真诚，他们让人感动，他们让人觉得无论这世事如何变幻，只要有他们在，我还能体会到活着的美好。再就是写诗让我思考，想一些跟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事情，然后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和吃饭睡觉一样稀疏平常事情，这样一来，生活除了一日三餐，除了工作、学习、家务、打麻将、看电视之外还有件别的事情可做，不是挺好的吗？对于写作来说，阅读是必须的，这个阅读有点自我强迫的性质，想我这样被家庭和工作拴住身体的人，走万里路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可以读万卷书呀。阅读是件有趣的事情，不但可以打发时间，还是增加阅历的既方便又快捷，却省钱的途径。
    季围豪：诗人伊莎曾经兼职编过期刊《文友》，后来这个刊物“废”了，伊沙回头看，他说兼职那会儿“产量最少”，刊物停了，他解脱了，于是赢得了诗产量最大的时期。因此他说，在“好主编”与“好诗人、好作家”之间作何选择？这还用问吗？鲁迅做翻译，我认为都是在浪费时间！何况编刊呢。你曾是《中国女子诗报》的副主编，与国内著名女诗人李小洛、苏浅等人共同创办诗歌刊物，出版诗歌年鉴。现在是什么状况？你是否同意伊沙的看法？为什么？
    唐果：我现在还在编《女子诗报年鉴》，但不是跟李小洛和苏浅一起，是和广东的晓音，从2002年一直到现在。编年鉴不像编期刊那么复杂，而且女子诗报的诗人们都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所以我没觉得有什么太大压力，再说有晓音在那里撑着呢，我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啊，当然影响不到我的写作了。在前面我已经说了，哪天写作不是必须的，对我来说，得听从上帝的指令。我和李小洛、苏浅出版了一本诗合集《我的三姐妹》，这本书把我们仨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这是个好疙瘩，除诗之外，我们私交也非常不错。
    季围豪：1999年4月，三四十名全国重要诗人聚集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开会，当时就“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分歧进行了以此猛烈争论，这就是所谓的“盘峰论争”。这场论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我看到你是从2000年开始诗歌创作的，现在回头看，你认为自己的诗歌坚守的是“民间立场”还是“只是分子写作”？
    唐果：我的身份是民间的，这是相对于体制内那些作家而言，因为我是一个国企职员，用业余时间写诗，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把“自己是个业余诗歌爱好者”挂在嘴边的原因。既是业余，写诗就不像那些在文化单位或作协的诗人写什么都名正言顺。在业余时间写诗或者让同事知道自己在写诗，有时候挺让人尴尬的。至于诗本身，没有什么民间和知识分子之分，大家都用同一种工具——汉诗进行写作，由此便决定了其本质，非要分出个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无非是换汤不换药罢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季围豪：在诗歌创作的领域，你个人的宏大目标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对你影响至深的诗人？或者其他人？
    唐果：说了你不要笑话，在诗歌创作领域，我从来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如果有目标的话就是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写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在这个全民陷入迷乱的时期（可以这么说吗），能保持内心的安静、无所求地做一件不能给自己带来物质财富的事情是极具挑战性的。对我有影响的诗人不少，比如聂鲁达、米沃仕、于坚等等，都是一阵一阵的，所以没有对我影响至深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