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好些年，“重走长征路”有声有色，令人欣慰甚多。曾经的雪山、草地，昔日的遵义、延安，从淡忘中回来，再度成为顶礼膜拜的圣地。我仿佛回到学童，喜乐交加，又毕竟年已老迈，便有浅浅惆怅无以言表。

　　小时家住厂区，周围不少人家都跟红军沾亲带故，厂里就有老革命数人，只是不曾觉出他们的特殊。13岁，我考进四川达县第一中学初中部，全县小学拔尖50名。高中部设班4个，遴选全专区11个县的初中考生。这所完中，1906年创办，曾走出不少红军、国民党军的名将，其中就有国防部长张爱萍、台湾海军“总司令”黎玉玺。开学那日，大开眼界，同班有三男一女是红军子弟，4人均着改裁合身的老式军装，洒脱又有礼貌，聪明而无戾气。

　　达县建城一千九百多年，乃地委、专署所在地，盖有两处红军干休所，接收回归故土的老人。军队下来的住西郊永红村，地方下来的住城内红星村。每家一幢方方正正的西式平房，房前屋后遍植花草、果树。五十多年前，万山丛中一座小小古城，竟能有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对这些九死一生的功臣，反哺多少亦不为过。良善涌动，实在是血脉相承，便有民风的淳朴、慷慨与高贵，氤氲出老区的人世美好。

　　中学第二年，一个秋雨天，在小城新华书店，我随手翻开一本诗歌集。那时买书，已学到一点路数，先读序言。序言作者严辰，后来知道，严诗人乃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坛名流。他在序里推荐大巴山，非常抒情，让人有飘起来的轻盈；又非常写实，让人有沉下来的饱满。字里行间，散发一种不曾有过的诱惑。我无犹豫，掏出五角八分钱，携书而回。此书小小开本，文字不多，价钱不低，能抵我住校三日的饭钱。

　　诗集在手，自是亲近，最喜书名《山泉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洁。细流入大江，大江喷白雪。”一个“喷”字，好生了得，全是川陕苏区的朗朗乾坤，全是红军战士的壮志凌云。不少诗篇的末尾，标注着完稿之地：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宣汉、达县……通通是大巴山里的县名。我去过的不说，没走到的地方，亦无不耳熟能详。一份熟悉、一份感动、一份亲切、一份温暖，叫人只觉这书好，且好到无边无际。

　　不到两百页的薄薄诗集，一时成我枕边书。生我养我的故乡，见惯不惊的老兵，第一回在《山泉集》的诗行中，在活蹦乱跳的文字里，给人新异的感觉。每个词语、每行句子，带出浓浓乡音。那些毫不陌生的风物、人情，迎面而来，重新回味，陷人于春阳灿灿的喜悦。

　　不可思议，人居然可以这样容易被左右。《山泉集》像一位令人信赖的老师，领着学生去走更多的路，读更多的书。我本少不更事，又明知与功课无关，却偏偏想弄明白，大巴山的红军，先从哪里来，后上哪里去？老苏区的百姓，历经怎样的苦难，有过怎样的觉醒？

　　上世纪30年代初，天下大乱。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选定三省接壤的大别山，创建鄂豫皖苏区。可惜立足未稳，数度遭遇“围剿”，兵败西撤，辗转千里。出人意料，生死一发之际，剑指大巴山，四方面军竟获峰回路转。土豪打了，田地分了，政权建得威武，买马招兵亦霸气。单说后一项，原先的万余人马，雪球般滚出十万之众。山里山外，瓦房、茅屋的门上，皆贴上恢宏的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问世仅年余的川陕苏区，异军突起，令四海瞩目。自古以来，天下起事，都像干柴烈火，然此地迅猛，又如火上浇油，燃烧出石破天惊。

　　大巴山穷乡僻壤，为何就是红军的福地？又拿什么来答惑释疑？其实用风水可以，用科学可以，用道理可以，若用事实更可以，只因事实牢靠。一个社会，万不可把人搞到万念俱灰。九十来年前，四川、陕西两省交界处的闭塞穷困，实难用言语形容。总之，民不聊生到了极致，百姓既无生之快乐，亦无死之畏惧。远处哪怕惊雷滚滚，传进山来，如风飘过，无痛无痒，至多留下几句闲言碎语。即或是家族间的红白大事，亦只在周边传扬，远不出前山几条河，高不过后山几面坡。难怪红军到来，只消几袋旱烟工夫，讲一番打土豪的道理，即可群情激奋；喊几句分田地的口号，便能谷应山鸣。

　　又有众多石匠站出来，他们手艺好，愿意为红军效劳。当义士们的身影腾跃起来，大山里凡具规模的崖壁上，皆回荡起“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的呐喊。《劳动法令》《十大政纲》，錾上不少场镇的巨石，这多半是粗通文墨的雕刻师傅，辛苦十天半月的杰作。就是这些刻上石头、刻进人心的千金一诺，脱离文字本身的无色无味，让识字不识字的山民，荡漾起吃饱穿暖的希望。川陕根据地的石刻宣传，系传播形式之一种，表面看并无创意，但就鼓舞自家士气、瓦解敌方斗志而言，艺术构思的气派、除旧布新的决绝，堪称全国苏区之最。

　　《山泉集》里，从南江县，到通江县，穿越峡谷关隘的古道两旁，山岩上的革命口号，将几百里石板路，铺陈出一条红色走廊。石刻标语“赤化全川”，最为著名。一座峻岭悬崖之上，硕大、工整、遒健的书法，云雾消退时，沟外数十里，可一睹真容。川中多阴多雾，山区潮湿更甚，故有蜀犬吠日的俗话。然苏区老乡心里，天天是云开雾散大晴天。白日上坡，去新近分配的田地里劳动，晚上举着火把，远远近近，凑拢座座院落。东屋的男人抽烟、识字，西屋的女人纳鞋、唱歌。一天天无忧无愁，别致如游戏。别轻看这样太平无事的快活，实在算得顶级的歌舞升平。

　　谁料好景不长，忽一日，红军要出发。并未听说有仗要打，队伍为啥要走呢？大人慌起来，细娃哭起来。有见识的老人却说，红军横竖都是有章法的，一跺脚就走，必有开拔的缘由，三年前进山，不也莫得一丝风声嘛。没着没落中，许多人山前山后通通气，竟打着同一个主意，索性跟着队伍当红军去啊。《山泉集》里，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便是“扩大红军”的生动写照。说到这里，似乎有些绕不过去，捎带一点我们家族的往事吧。故乡渠县赵家坪，一时间，是否跟着红军走，成为每家的话题。终于有一天，水落石出，有人经父母同意，有人悄然离家，一下走了三四十人，好似个个都不甘，要完成从凡人到豪杰的蜕变。我的三爹和五爹，在一个夜里，兄弟牵手，双双随红军消失而去。

　　《山泉集》中的《望红台》，描写亲人走后，苏区父母妻小、兄弟姊妹的思念之曲。从前奏到尾声，杜鹃啼血，全是牵挂和祝福：“红军的人马哟，你哪年回乡？你几时转来？”15个年头过去，红军回来了。凯旋的军队当然不是驻扎当地的原班人马。岁月不甚太平，还得熬过世道初变的春风秋雨，但民间的“莲花落”已带出喜色，扬眉吐气是肯定的了。

　　又过了两年。这一天，赵家坪老家的院坝里，锣鼓喧天，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回乡探亲的老红军，我五爹赵佛山回来了。五爹随行数人，并偕我五妈张林芝，军中文化教员，说一口脆生生的承德话。而我的三爹赵荣山，则已牺牲在战场。前山后岭当红军走的，有名有姓数十人，时至今日，除了我五爹，个个无音信。五爹命大，雪山草地，西路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很多场败仗，很多场胜仗。五爹面相好，集善良、正派、聪慧、坚毅于一体，有形有样的军装，增添逼人的英气。警卫员挎着相机，来回帮我们家人和乡亲照相。时年我两岁，对五爹省亲一幕，本无任何记忆，但手头存有的几张留影，可以还原当时的盛况。如今，我的上一辈亲人，几位叔叔、婶婶，生父赵志康、生母刘德珍，养父任昌荣、养母赵碧山，先后全都离世，这些老旧照片，似乎传来欢声笑语，成为隔世沧桑的物证。

　　那年红军走后，一切的好，一切的坏，全都翻转重来。凡当了红军的家庭，都获得一顶“匪属”帽子。我家一气儿走了两人，自是双料“匪属”，遂备受凌辱，变得谁都可以欺负。又过了些年，日本人打来，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官僚“紧吃”。兵荒马乱中，我生父被抓壮丁，送到云南，成为远征军中亡命人。先去印度，飞机失事，侥幸活命。后在中缅边境，爬出死人堆，用数十天的昼伏夜出，将几个省的路，一步步丈量过来。在一个太阳出山的早晨，走回赵家坪，走进奶奶正为他祈祷的堂屋。

　　1949年之后，因三爹和五爹，我家墙上挂上“光荣烈属”“光荣军属”两块匾。奶奶格外看重匾牌的洁净，三天两头，总会叫人取下来。老人家拿在手里，轻摸细看，有时喃喃自语，又让人无从听清。在奶奶眼里，这是护身符呢，护卫全家，又重点庇佑她“历史复杂”的幺儿。她的幺儿就是我的生父。我两岁被抱养给我姑，离开老家，此后一直叫生父为幺爹。两块匾牌也真是仁义，没有辜负奶奶的愿望，让她幺儿虽一生福禄平平，但多子多寿，历经社会巨变，却有惊无险。年逾九旬，无疾而终。

　　屈指算算，一本《山泉集》，到手55年，始终跟着我，或者说，我始终跟着它。搬家十数回，仍盘踞书橱显要处。有一天，闲来乱翻，又打开这本书。从里到外的黄，泛出岁月悠悠，让人心头一动：去趟重庆吧，拜望它真正的主人。

　　《山泉集》的作者梁上泉，与我有三十多年交往，但这回距上次相见，已隔10年上下，真不觉得这么久呢。而今人们碰杯，总爱感叹“日子太快”。当我走进重庆南岸区滨河公寓梁宅，见到的老朋友，全然没有88岁的老态。川音龙门阵，摆谈出往事件件。老汉思维敏捷，只是耳朵稍背，说到快乐处，仍是朗声大笑，让人跟着高兴。在山城的街道上，领我上坡下坡。看我喘气不匀，安慰道：“你没事哈，常来重庆逛逛街，就惯了。”接着又粲然一笑，笑出个孩子模样，“你不觉得重庆人一身肌肉，大胖子少吗？”

　　并非重庆人的梁上泉，祖籍达县碑庙，19岁成为部队专业创作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现为重庆市专业作家。亲属中多人参加红军，无一活着回来。从醒事开始，大巴山便被他认定为梦绕情牵的故土。可以说，梁上泉的创作，从川陕苏区起家，亦从川陕苏区扬名。《山泉集》之外，我后来又买到他的《红云崖》，同样是讴歌革命老区的名篇，壮怀激烈，弥漫史诗大气象。

　　上泉的儿子梁芒，舞文弄墨深受父亲影响，在年轻人眼中，又俨然比他父亲更有影响，诗人、音乐人、作词人，多种名号在身。1983年夏天，奇热，梁上泉领着少年梁芒，从东北边境“采风”返渝，在天津逗留两天。我迎回家中，熬出一锅绿豆稀饭，用花椒油浇上一盘泡菜、一盘涪陵榨菜丝。这是老家流行的夏食，土气，但口惠又实至。蝙蝠牌电扇吹出习习凉风，身穿跨栏背心的梁上泉，边吃边与我聊天，而俊秀的梁芒不言不语，埋头吃饭，待搁下筷子，连呼三声“安逸”。

　　这回在重庆，我问梁上泉：“《山泉集》与你的名字有关系吗？”他一摇头一摆手：“凑巧而已。”如此心态，看着洒脱，做起来难。不少成功作家的创作谈，挖空心思，编造各种由头，将渊源之类的索引，搞到天花乱坠。而梁上泉概无兴趣。诗人的质朴，已经多年，竟一直延续到今天。

　　无独有偶，纠缠般热爱老苏区的巴山籍作家，还有一位，是我结识三十多年的王敦贤。敦贤仅长我两岁，工龄却长我10年，在南江县一个叫下两河口的乡场上，小学毕业，被招入县川剧团当艺徒。从业余爱诗到专业创作，直到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著书、编书数十种，拳拳心意，全在川陕根据地。他的文名自然不小，但又以另一种“身体写作”见长。他有他的盘算，一个人的笔墨终归有限，不妨邀约更多文朋诗友进山，让他们五彩缤纷的感觉，交汇各自的生花妙笔。几十年来，这几乎成为一种人生“工程”，让王敦贤亢奋不已。

　　南江县桃园一带，海拔两千米以上，山险林密，是昔日国民党嘴里的“匪窝”。我上桃园两回，都是听令王敦贤的召唤。第一回，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秋天。山下尚单衣，山上已飘雪，我们见到了巴山民兵队队长。红军北上，民兵队5年坚持，弹尽粮绝，归于流散，却留下无数传说，就像山歌传唱：“金梭银梭金银梭，红军走后故事多。”队长带我们登上当年激战的河谷，摸进夜里栖身的岩洞。老人家说话简洁，腿脚硬朗，唯晚上应请与我们吃南江黄羊时，甚是拘礼，不肯落筷。我们越是帮他夹肉，他越加推辞，甚而脸红。

　　那次上山，同行有甘肃高平、湖北丁少颖和省内梁上泉、何永康及省作协一干领导。之后王敦贤又将马识途、周克芹、吉狄马加诸多文人带进山中。时隔20年，新世纪初，一个夏天，再上桃园，正是避暑好季节。原先大嚼黄羊肉的队部周围，已成街市，家家客栈、足疗店排列两旁。多处革命“遗迹”，近年打造出来，做旧手艺逼真，令纷至沓来的访客激动不已。民兵队长已谢世，导游姑娘口齿伶俐的解说，“重现”苏区当年，头头是道，反令人心生恍惚。这回仍有梁上泉、高平，而蒋子龙、吴泰昌、舒婷、陈世旭、李霁宇等人，均属初来乍到，亦都真心诚意，盛赞此地优于别处，“红色”与“绿色”好生了得，值得大书特书。

　　去年去成都看望王敦贤，再次享受他夫人张秀龙的厨艺。秀龙厚道，二十多年前来天津，我请她下过馆子，此后见一次她念一次，而她做的饭菜，我不知吃过多少回。秀龙贤惠，王敦贤每次进山，家里老老小小，琐碎诸事，就靠她一人照应。秀龙温婉，知书达理，人见人敬。她看王敦贤的眼神儿，全然那种喜欢做正事的男人，正表明她是丈夫身后的支撑。

　　这天饭后喝茶，我问王敦贤，几十年来，全国有多少写作人，被你“拐”进大巴山？他快乐一笑：“我逐次都有记载，数字很壮观呢。”

　　梁上泉有《放筏》一诗，其中几句，我早已倒背如流：天色没有山色青，/山色没有水色深。/水色泛起一抹银，/中流划来放筏人。

　　大巴山，连绵起伏，广阔无边，大小江河众多，便有无数放筏的水手。这些人身手不凡，激流险滩，如履平地。在山民眼中，个个英雄，唱山山应答，吼水水倒流。水手嘴里的放筏号子，唱出他们自家的种种喜乐，般般哀怨，亦唱出山里人的排遣、抒怀与寄托。回想几十年来，梁上泉、王敦贤与我时近时远，但读他们写的书，想他们做的事，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威武、豪迈、正派、无私，始终就是我心目中的“放筏”高手。他们竭尽全力，将人生智慧悉数付出，且以二人有同有异的方式，用深情的号子，咏唱心中的至爱。“出口成章惊太阳，太阳徘徊不愿走。首首随水入大海，化作飞云又回头。”梁上泉的诗，水墨丹青，就好似他们二位的画像。

　　在梁上泉、王敦贤看来，生逢其时的这个现实世界，庞杂、斑驳，变幻莫测，但在苏区后人的内心世界里，不可以消失从前的大巴山，不可以忘记人民的老红军。两人几乎养成同一个习惯，70岁之前的几十年，每年必定离开家居的重庆、成都，三趟两趟地“钻”回巴山深处，重温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阵冷一阵的感知。他们爱看的树叫青杠，爱听的鸟叫阳雀，爱喝的酒叫苞谷醇，爱摘的花叫映山红。而他们喜欢结交的伙计，便是放筏人。他们掂量自己，尚有笔墨的优势，尚有经历的优势，亦尚有心愿的优势，就得竭尽所能，在时下与当年之间，搭建用料诚实的桥梁，供人们放心通达。生于老区的文化人，如果丢弃这份心肠，丧失这份本分，只顾安享都市，那就纵然住有舒适、食有可口，无非酒囊饭袋，亦等于一贫如洗。

　　二位行者，进山下乡，不是上峰的交办，不是金钱的驱使，不耍行吟诗人的浪漫，不含套取素材的功利。他们难以割舍的，正是一代忠臣良将的家国情怀。于我个人而言，实为幸运，得他们耳提面命的引路，一年年、一步步走进苏区腹地，触碰其脉搏，领略其精魂，便多了些明白，少了些糊涂。山野静寂，能听见前辈的呐喊，呐喊怆然，似有种种不甘；江河奔腾，让人感悟岁月的流逝，流逝沧桑，仿佛无尽悲欣。依我自身体会，如此“回归”，灵验无比。现实得以小别，虚幻聊作解脱，登高必可望远，神闲就能气定。有梁上泉、王敦贤在前，我巴望有生之年，继续东施效颦，在立国安邦的高山大川之间，知晓一点点沉稳，再陶冶一点点豁达。

　　此刻，我在北国，遥祝上泉、敦贤天天快乐，身体安康。晚年的宁静属于你们，而“放筏人”的劳作，应该交棒了。放心吧，二位老哥，你们经年不息的呼号，早已荡起大巴山的回音。后生可喜，编织继往开来新故事，自有更高远的境界更青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