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当伞兵。”

　　“当伞兵？”

　　“对的。”

　　“为什么一定要当伞兵？”

　　“不知道。想往火里跳。”

　　“你想做什么？”

　　“想往火里跳。”

　　——纪录片《苏联80后成长记》

　　第一章走吧

　　上篇

　　对我来说，二〇一八这一年所过的似乎是我人生中的第二种生活。这第二种生活出现在我面前时，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日子是平板流畅地过下去的，而且变化的内容也并不特别：每个月去几次北京，在堵车与雾霾的背景前，我和一些影视公司的人、负责投资的人站到了一起。飞机、火车、高跟鞋、西装，容易产生一种职场化的情调，清晨的第一班飞机与夜晚的最后一班飞机也有一种间接的诗意。

　　所以我日常的一天是怎样的呢？

　　某个茶馆或咖啡馆。一个或几个男人或女人。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而我是那个约好来谈事的。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那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轻轻飘浮在面前饮料的热气上面——我会跟他们讲我代理的故事，他们会出钱买我代理的故事。

　　我经常会讲起一个发生在大学男生宿舍的故事。我的叙事是很朴素明白的。主人公发现他的学霸同学因为一次失恋沉迷进了游戏，他想帮助他摆脱出来。他想证明那个女孩并不值得。他是无意中发现一些古怪之处的，女孩因为接到国外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提出分手，但她却在出发的机场不知所踪，从未抵达彼岸。同学的父母也已双双失踪多年。他打开同学的电脑，在GTA游戏里，一个漂亮的NPC用一种凄凉的眼神看着他，然后，开始疯狂地跑，违反程序设定地跑。他操控角色开车追上了她，她无路可走却仍在疯狂地跑。他慢慢看出她跑的路线。SOS。她想要逃跑，想从游戏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他想给她找出一扇门，但是他的背后，传来了他的学霸同学微笑的声音：还是被发现了呀。

　　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被邪恶男友囚禁在游戏世界的故事很有吸引力。一个发生在美丽校园的危险故事（两年过去了，我还是没能把它卖出去）。过去我曾经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已婚的催眠大师想摆脱纠缠自己的婚外情人，为她做了一次催眠，唤醒的口令就是：醒不来。“她在稠雾中寻找一扇能让她离开的门。她打开一道又一道门，发现自己总在一道门后。在那些门的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稠雾已经消逝，她将在这片空无里，过完她的一生。”

　　我极力推荐这个故事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恐惧。这一次，我对面的两个男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恐惧而沉默了。第三个男人早已提前离开。沉默笼罩着我们。我有一点恍惚，我可以源源不断讲述故事，而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想遇到山鲁亚尔，他会购买我代理的一千零一个故事，把我从资金匮乏中解救出来。为什么我愿意离开我写作者的书桌，出来兜售故事呢？我已经写了很多，有些完成得相当困难。从上学的日子起，我就一直在写。为了成为一个作家，我有过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三十岁后我才发现，作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出过多少书，有过怎样的名声，都没法帮助一个写作者固定在作家的位置上，一直待在那里。那种特殊的焦虑就是我这个西西弗斯的石头，自重太大，总是把我从山顶一路带到山脚。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石头上附着所有我已经完成的东西，一起嘲弄着我。必须再一次去开始另一次写作，再一次开始上山下山那折磨人的过程。

　　我出来兜售故事之前，写作的意志已经崩溃。有几年时间，我一直想写几个知识分子。构思已经成熟，却因为史料庞杂极为劳人，比如我想用鬼故事的写法写写胡风，鬼魂是方孝孺的，他一再讲述自己的故事，想阻止胡风写下三十万言书。一开始，我被自己的构思弄得十分兴奋，我想像个历史学家那样，从各种类似的事件中抽象出某种原则。我的努力是白费的，虽然有整整一年时间我生活在我找来的那些文献之中。鬼魂们袖手旁观，不愿帮我重构自己的命运。

　　幸好，一场疾病让我顺理成章抛下这些，让我变成一个对自己没有负疚感的自由人。我把那些从“孔夫子”网上买来的旧书放到了我母亲家。我开始康复，接受了一份需要经常来往于北京和上海的代理人的工作。而后，我又从代理人变成了拥有一个小公司的小老板。这个曾经的写作者想通过一次一次出差成为一个商人。她没有任何金融知识，对将自己的小公司做成又有着很高的期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她遇到了很多很多人。在他们眼里，她应该是天真而无知的。比如一个投资人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发现了她的紧张。他们面对面坐在星巴克里，他善意地提醒她错拿了他的杯子。一年过去，她只卖出三个故事，需要借钱才能让公司活下去。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日上午七点四十五分，我坐在十五分钟后要启动的列车里。一条微信消息跳了出来：林杨的春天很硬朗，风也是硬的。

　　眼下还是冬天，雾蒙蒙的天气格外使人犯困。我蜷缩在椅子里，座椅靠背收到最平，车厢里一股泡面气息，经过我的那些脚步都拖沓、迟疑。我想了想硬朗这个词，觉得这样的春天应该匹配一个金属色的玻璃穹顶。不需要花，没什么红的绿的发光的颜色。如此一来，姑娘们也没必要费心打扮。没什么好庆祝的。

　　就在这时，第二条微信消息跳了出来：林杨的春天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季节，绷着，没有春天的痕迹。风还是硬的。晒太阳的狗和树洞里的熊，觉察到稍稍不同，但都以为只是冬天要歇一下。可能是节育的缘故，猫也不怎么叫春。总之春天，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突然，突然就初夏了。

　　这谁啊我想。我看了看我们的聊天记录，一片空白。我们都没打过招呼。

　　“熊有点跳了吧？毕竟不是日常可见，这就做作了。”

　　“要全篇都做作呢？”

　　“那你做做看。”想了想，我补了一句，“比如熊就是主角，或者这个城市是虚构的。”

　　“林杨不是虚构的。在林杨，你只需考虑两件事，怎么打发时间，以及，怎么离开。”

　　打发时间还不容易？吃饭、聊天、阅读、刷剧。打出这条消息后我发现，我被那人拉黑了。

　　我上网搜了搜，林杨是八月长安小说《你好，旧时光》中的男主角，“人称‘小太阳’，一直喜欢女主角余周周。”网上有人问：余淮林杨江辰同时追你，你选谁？网上还有人问：林杨同学为什么一直是年级第二？

　　确切地说，百度为我找到相关结果约2130000个，没有一个是关于地名的。这让我想起读中学时常玩的一个游戏。上地理课时我们打开地图册，一个人报出一个地名，其他人必须尽快找到。前后左右四个人，眼睛从这里跳到那里。做这游戏我聚精会神，压根不去听老师在讲什么。对国家的轮廓、物产乃至洋流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只对找出某个地名感兴趣。眼下林杨这个地名就像当年的黑色小字，隐在半明半暗里。我下意识地坐直了。

　　然而杭州东站已经到了。站在漫长的打车队伍中，我渐渐忘记了林杨这个词。

　　每次出差路上，我都满怀期待。有段日子我穿高跟鞋，前进路上会发出清脆的嗒嗒声。受了几次挫折后我觉得这嗒嗒声似乎变成了啪啪声，一个劲地打脸。嗯，就是打耳光般告诉自己，你看你准备得如此充分，最后又能怎样呢。此后我明智地选择了球鞋。低调得让自己做好一无所得的心理准备，好几次人们告诉我，你看你真直接，你一上来得呵呵呵哈哈哈先和别人聊会儿天。废话就能让那些精明的投资人麻木迟钝？我想起健身教练上拳击课时的教导：出拳，飞快地出拳，迅速移动步子。没错，对创业者来说，每天都是在和无形的对手搏击。打开电脑，目光扫过在座的人，一边说话一边迅速地调试软件。我想象自己如老练的拳击手般敏捷，可我从来没学会虚晃一拳。

　　有次我和我的技术合伙人应邀去北京做路演。不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他们看起来略微有些疑惑，似乎是被各自部门的领导临时喊来的。我希望自己热情，脸上挂满亲切的笑，但我被一些玩手机的手感染了，于是语速越来越快。

　　我和我的合伙人在那天收获了一些微笑、一些点头。可是最有话语权的那一个没笑，连假装都不。虽然礼貌地互相加了微信，六个月后我却发现，我想礼貌地致以谢意时，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我还不是他好友。创业鸡汤文怎么说的？你得向前看才能熬过去。我的理解，向前看约等于麻木些，有时甚至需要局麻。

　　那天晚上，请我们去北京路演的投资人请我们吃了一顿韩国料理。“给你们讲讲我年轻时的荒唐事。有一年放假，我决定不吃不喝不起床。我真的睡着了，睡了很久很久，梦里我躺在深深的地下，足有几百米深，黑暗，梦里我是清醒的，这种清醒像一道光绕着我照着我”，他大声说着。确实有道光照着他，我看着桌面上那道阴影的颤动。那阴影还挺怪异。“梦里后来出现了很多很多人，他们从更深的地里浮起来，他们围绕在我周围，都把手举到脸上，遮住眼睛，他们说，我发出的光使他们昏眩。原来我真的发出了光，”他停了下来，眼睛朝我看。“你们想不想继续听下去？”他带来的朋友这时意见有了分歧，有几个起劲地撞起啤酒杯喝彩，有几个则朝他嚷着，说那些事有什么好听的。也许他们只是在渲染气氛。我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真的吗？你真的不想听？”他露出怀疑的眼神。

　　“你肯定自己醒了，要不然你今天也不会这样坐在这里。”

　　他把眼睛睁大了，好一会儿，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突然他笑了起来，他的朋友们也朝我笑起来。他给自己倒了杯酒，“我爸后来打了我几耳光，我就醒过来了。”“你丫就是装睡。”他的朋友们兴致勃勃地帮腔。

　　有些什么慢慢浮出记忆。二十二岁时交往的前男友，几周前给我打过电话。我记得自己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晚上八点三十分，我刚吃完晚饭。他介绍自己时声音紧张，有一种局促尴尬的意味，我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他一向是个充满自信的人。他先是有些困惑地问，你的手机号码这么多年就没换过？这不是废话嘛。我说没换过。我等着他说话。听说你自己做老板了？刚开始，我回答。我感觉他在试探什么。

　　“也没什么别的事，”他打起精神，用一种爽朗的口气说道，“我想问你借点钱，不多，就十万。”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你怎么了？我问。别担心，他说，就是画一直卖不掉，孩子还小。他沉默了。

　　不借也没什么，就是你有闲钱的话……别为难，啊？不是什么大事。

　　我当时站在厨房的水斗前，热水还开着。我还在出神，那边已经挂了，我想一定是我反应太慢了，他等不及了。他要十万，而我没钱。我的钱都在公司账户上。我还记得自己看了看余额宝。这个前男友做过很多行为艺术，比如他做过一把巨大的扶手椅，这把空空的椅子放在巨大的展厅里，人们经过时都显得心烦意乱。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座仓库里，他把自己的画作都搬去了那里，他拥抱了我，然后慢慢地走向那把扶手椅，坐进去，人就差不多被椅子吞没了。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他已经有一年没能开自己的画展了。我有一点想哭。他画过一幅三维透视的田野。地下是一排一排沉睡的孩子，地上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老人，人群里的每个人都在放松地大笑。“我觉得自己是活在一个巨大的睡梦里，眼前的这个世界，只是直觉、本能，虚构出来的梦中之梦。”他看着我慢慢说着，脸上露出令人意外的，温柔的表情。可是很快，他的嘴角和眼角又都耷拉了下来。这副苦相，这副厌烦了一切的表情，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一个沉睡的人，该不该叫醒呢。”我喃喃道。我对面的投资人又笑了。“他们告诉我，你是文艺女青年，果然，”他顿了顿，“反正，咱们骨子里是一样的人，我懂你。”他等着我点头。

　　“听着，”他声音突然大起来，“我很看好你，也愿意投资你，给我四十，怎么样？五百万，投你子公司，给我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我想起了那个巨大的、四面透风的仓库，白天都需要开灯，否则就是一片黑暗。我想起了我那神情阴郁的前男友，他又瘦又矮，已经开始驼背。而坐我对面的这位，他白皙、矮小却结实，梳着整齐的分头，虽然发际线已经开始明显后移。

　　“对不起。”我说，“你要的太多了。”这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把一切都弄砸了。

　　我去杭州是见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投资人。他们全在会议室等着我。负责我这个项目的女投资经理把鞋跟踩得嗒嗒响。她一说“开始吧”，大家的脸就黑下来。“大环境太不乐观了，前几年人们对版权真是饥不择食，现在整个文娱行业融资都困难，据说是五年以来最艰难的一年，”财务总监和女投资经理互相交换着意味深长的表情，“至暗时刻。”

　　“是英国的至暗时刻，不是丘吉尔的至暗时刻。”

　　他们也许听懂了，立刻冲我摇摇头，“就连我们上市公司，也得凑合着过。”

　　“总之，你得学会如何应付所有这一切，你是创业者，你得习惯。”大老板把手指捏在一起，耸着肩，一副确实为难的样子。“有时候我真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么说吧，你还年轻，前面的路太顺了，所以现在遇到问题，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换上一副沉思的表情，“事实上，很多熬过来的成功人士都会告诉你，挫折、没钱、濒临破产，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老板。”

　　“你会后悔的。”我想起那天晚上，那位问我要百分之四十股份的投资人看着我这么说。“不过我们还是朋友。”创业者和投资人短暂的友谊总是从朋友圈互相点赞开始。那之后他还热情地转了一些和行业相关的文章给我。“我们是朋友呀。”知道我开始捉襟见肘后，他提了好几次，在电话里他爽朗地笑着，“要不你并进我们公司吧，就相当于你的团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部门。我给你两百万，你把之前的股东全清走，我再给你和技术统共留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你看怎么样？这可是我想了好久想出来的好办法啊。”他继续说着，“我还真是挺欣赏你的，女人，可千万别让自己过得紧巴巴的啊，你别看很多文章写创业者卖房卖车、砸锅卖铁，四处借贷维系创业，不值当的。失败的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无法客观评估自己的现状，无法正确衡量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我耐心听着，如果那次我没有拒绝他……可惜这世间只有因果没有如果。

　　既然我想起了这些琐碎的事，我就把他说的一字不差地告诉了我的第一个投资人。

　　“你想干什么？”我还没停下来喘口气他们就插话问道，“你想就这样贱卖了公司？”

　　“嗯，主要是……你们给了我五百万，比起血本无归，不是还有两百万嘛……”我语无伦次起来，“我觉得比啥都没有直接破产强吧。”

　　“你啊，你这样做，我们浙江地面所有投资人都不会再给你机会。”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隐隐松了口气。

　　“你就算借钱，也得撑一段时间。口碑很重要。做人一定要有担当。”

　　方才的僵局就此被打破。如果说我来之前还隐约希望他们能追加投资，或者借笔款子让我周转，此刻这绕着弯子隐而不发的希望已经消退。不过，这些人中头衔最低的那位财务开口了。

　　“总的原则是不能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借款。”

　　“所以我才自己去问朋友借款。”

　　“不能借款。再次增资，不能低于我们投资时的投后估值。”

　　“所以我才自己去问朋友借款。”

　　“不能借款。”

　　“不可能按照这个，不可能按照高估值来投资啊。”

　　“您是公司的创始人，您都觉得不可能按这个估值来投资，那怎么去说服其他投资者投资呢？现在想要继续按目前的模式运作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公司进行增资。”

　　卡夫卡的城堡，筋疲力尽的K。

　　我慢慢地说道：“我现在是要让公司活下去。活不下去，之前一年所做的就白费了。借款也是我拿房子抵押的事，我不会对外宣布借款。我借到钱，投进公司撑一年，撑不下去，是我丢了房子，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撑下去了，有了融资，有足够多的收入了，公司再还我借款。连利息都是我自己承担。”

　　“那您是以什么名义把这笔钱给公司用呢，借给公司？从公司走账？”

　　“借款。个人账户转进公司账户。”

　　“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能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任何形式的借款。”

　　我的女投资经理焦虑地看着我们。我们重复着上面的对话，重复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得了。我的财务截图告诉我，账面余额只剩十三万。很快就是十号，我得发工资。我必须坚持些什么。之前网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号前发工资，大都是高大上的好公司；十至十五号发工资，是制度较为健全的公司；十五号后发工资，中小企业居多。我那时还得意了一番，并将这篇文章转发到了公司大群。

　　不过当然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为自己的言语攻击开脱。（我的眼角余光一定是注意到了，大老板已经起身离开。）我开始指责坐在我斜对面的这位小财务，好像他代表了所有我将受的委屈。“你们根本不在乎我的小公司会发生什么，你们无所谓我是死是活，是吧？”

　　长久的沉默。我发烫的脑门慢慢冷下来。这样激动我自己都很吃惊。

　　我听到了他们每个人的呼吸声，财务总监、财务、女投资经理。你为什么那么愤怒？一个声音在我身体里问我。不，我无声地回答，我只是不想死，难道你们看不出来？

　　他们要求先休会十五分钟。然后，还是那个小财务，拿出一份“股东借款承诺函”来让我签字。那张纸简而言之一句话：我的借款，他们没有任何还款义务。

　　送我去大门口坐车的路上，财务总监突然讲起了他养的一只老狗。“它已经十四岁了，前肢瘫痪，因为长时间卧床，前肢已经生疮流血了，每天只要没睡着就不停在哼哼，需要人时不时根据它的叫声判断它要干什么。我劝孩子放弃它，让它安乐算了，孩子和他妈怎么都不愿意，其实明明是对它的解脱。终于熬到上个月才离世。执着的，想要成全的，从来都只有人。”我镇定地看着他，他觉得我也该给自己的公司实施安乐死？

　　“听我一句，解散所有人，你账上还有十三万，自己省着点花，也可以撑一年了。等经济景气了，再出来融资。”

　　这几句话他说得很轻柔，像是自言自语。他说得没错，可我做不到。做个光杆司令其实不简单，能跟所有人说再见，也挺了不得的。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擅长如何跟好朋友说再见，我在纪念册上写下感人的句子，却从来没去过车站送别。我甚至也不去朋友家串门，毕业时连地址也不留，完全断绝收信的念想。

　　“你还年轻，公司只要不注销，就等于没歇业。”

　　我差点儿想问他，为什么他不偷偷带狗去安乐死。

　　空气里萦绕着各种可能性，能送我去高铁站的公共汽车来了又走了两班。我不懂他为什么想坚持说服我，他一边坚持又一边烦躁地看了几次手表。

　　我觉得自己还是得端着点儿可笑的坚韧的姿态，于是我说：“不了，我还是打算抵押房产。”

　　他轻轻地点了点脑袋。我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在他暗淡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年前的自己，兴奋，激动，那时我从不这样和人聊天，我们不聊丧气的事，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他们眼里也有着同样的神采，盯着我，请我吃一碗他们食堂下的面，很信任我的样子，仿佛一切都能被我手到擒来。

　　装出来的笑容，从我脸皮上滑过去，溜走了。

　　车来了，我们都得到了解脱。他用极其严肃，几乎有点谴责的口吻说：“快走吧。”

　　下了车，我朝车站广场走去。广场上有人在扫地，还有人在浇花。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突然抬起头，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我看。这是被人偷了或抢了，陌生人会有的那种反应。于是我停下脚步，把双肩包卸下一边，转到前面看了看，拉链好好的。

　　“就是你？”扫地的和浇花的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我，再看回彼此。“都什么时候了，林杨还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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