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突兀而来的念头：想看自己的旧居地。去了，在一个午后。靠近城市的江边。

　　这个江边原来有个大的堆煤场。盛刮东南风的日子，应是天晴地朗时。这里不是，风来，速将晾晒衣物置进屋内，否则蒙难。即便如此，屋里地板家具上，依然会罩上一层薄薄的黑——江边煤灰丝丝缕缕侵入的赏赐。

　　四幢黄色的楼，都六层高，一层三户，分12个单元，200多住户，瞬间塞满。小户一室一厅，大户两室一厅（兼厨房饭厅）。30多年前，大户建筑面积54平方米，那是什么情况啊，神仙过的日子，牛逼！堆煤场？起始无人知晓，因为不在目力所及范围，难免疏漏。哪天见到灰色乃至黑色的物质痕迹，才“啊、啊”地呼叫起来。但彼时没PM2.5的概念，呼叫后紧闭门窗，最原始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然后，该干吗干吗。

　　我在这城市角落落户十多年。说角落，因为沿江了。那时江在城市边缘，和现在江是城市中心及最佳景观处全然不同。有一辆公交车，从市中心始发，下班人多，排队上车，巨龙车塞得最后拱进来的人双脚要离地，车门才“扑哧扑哧”喘着粗气一点一点闭拢，然后车启。几十站路，我们到最后一个站点下，人已寥寥。下车后继续步行，行往一条蜿蜒砂石小路，夜里会一片静谧，偶尔一辆机动车驶来，起一片尘雾，要用手捂嘴。可几个弯一转，到了新住房，无论日夜，春天般温暖的感觉涌来，珍视骄傲的情感弥漫：我原来的房子在中心城区一个筒子楼里，一间小屋，三代同居，煤卫公用挤蹙。将此陋房交出，便住进了这独立的两居室。第一次来看房，我幸福得快要昏厥了。

　　现在看，已是旧居旧楼，可当年，百分之百“豪宅”。现在的一楼，被装上了油漆成墨绿的全封闭铁门，陌生人不得随意上楼。当年一楼，人可直接腾腾腾蹿上开放的楼层，四级水泥楼梯并两脚，到户，咚咚咚，敲门：“智祥，开开门，夜饭吃好了伐？”

　　智祥是我报社战友兼文友，那时住一室户，看我住两室户，心不爽。就因为分配房子前他无房，交不出小房，便拿不到大房。最后他还是心平气和：曾经无房的日子，借农民房结婚的日子，对比此刻分到独门小户的日子，天差地别。智祥有名言：“人比人，气死人。但人和自己过去比，幸福死人。”

　　我们这楼院，干报纸工作的人多，聚在一起，彼此串门勤，讲时事，讲写文章的事，讲文章在版面上的编排，大声嚷嚷，面红耳赤争个小半夜不嫌累。

　　老童住朝北的一号楼，他是大报主力，党政要闻。结结实实的中等个，强硬墨黑的板刷头，勤恳，走路一步一步沉稳。这也和他文章风格贴近：踏实厚重。我们住楼的朝南一侧，是报社印刷厂，南平来的印刷纸一车车运入，半夜后开印第二天清晨出版的报纸。晚上睡床上，心里会惦着那飘着油墨香的报纸里，有没有署名的小豆腐干一块文章。老童当志存高远，总在注目自己“重磅炸弹”的出笼。他很早会起床，到住楼外的传达室。传达室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从印刷厂拿到报纸。老童往往第一个到，翻阅报纸，检阅他的胜利果实，满足他的“虚荣心”——上面有他写的头条新闻或通讯。我那时和老童不熟，但对他的妒忌心存焉。

　　说是住在江边，却望不见江水。江在一片乡野的前端。去到江边，要跨过很长一段没了脚踝的荒草地。也就是说，当年城市到此，其实是一个界限，再往西南，不属市井范围。但闻船行江上声声鸣号，可以想象，一艘艘船列队，在江上走，缓缓靠上堆煤场的码头，卸货，离港。江边有人在劳作，一派繁忙，我们看不到。

　　有一天，我惊异于一次巧遇：我中学时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叫群，晃晃悠悠进入我们楼院内的小道，十多年未见，他扬眉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京剧院的姐姐就住你们12号楼。”然后说这里不远处就是黑乎乎的江水，因为有个搬不走的煤场——“不宜居”。说他姐姐出门要戴口罩。我哦了声，一下感觉和他关系的生分——这地方的好与不好，由你说的？

　　确实，久住，对一个地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感滋生。任何小风景，也会被放大为优山美地。出我们院落大门左拐，是一小公园后门，绝大部分时间门锁着，望进去，一片高低杂草。忽一日，圈出个娱乐节目：小羊拉车。是真的一只头上长两个角的小羊拉着车，拉不了大人，是拉小小孩，在百十平方米的草地上反复转圈。当时我三四岁的女儿被它深度迷住，隔着半透明的铁门，瞪大眼无比贪婪地看。于是我们央求公园后门的管理员，打开门，交给他一角钱，女儿便欢快地乘上小羊拉的车，手里挥起一根柔软的细树条，赶着羊，笑声即刻洋溢起来。现在想来，夕阳浓，草地黄，雪白的羊，女儿灿烂的脸，组成了一幅诗意画面。

　　而今，看我曾经住的旧楼旧居，视觉上只是一堆隆起的不起眼的砖墙屋瓦。人在旧居，依然无法目力所及地望到江景。堆煤场早就消失了，堆煤场所在的地方耸立起一层层排山的高楼巨宇，显示奇异现代派的博物馆美术馆建筑，轰轰烈烈，绽放在最靠江边的一侧，远远超出诗情画意的意味。前度刘郎今又来，我看这旧楼，和那些紧靠江面的现代建筑有些不搭的落伍，一根根不规整的晾衣杆子伸出来，走道楼梯外，有一块块碎去的玻璃窗——是和往昔的历史相呼应吗？曾经，我的旧居，它们在这一地带可是傲气高耸的，外墙是色彩鲜艳的黄，出类拔萃的啊。尽管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却住着一大群城市发展的描述者鼓吹者，在其间充满自豪地走动，书写城市的心跳脉动。

　　很自然，很不可抗拒地想起住一个楼院的另一个人，一个很有才气的写作者，新闻作品的快枪手。我住靠里的11号，他住靠外面的几号？忘了。他小我几岁，秀气而挺拔，有张红扑扑的脸，雪白整齐的牙，肩膀微扛，意气勃发的笑。我们旧居出来，两个右转到一街角再往前，曾有家热气腾腾的小饭店，烧很入味的猪爪牛杂，我和他，还有几年后一起成为至交的老童，周末会一次次相约到那里，入门，扑鼻的酒香菜香。喝酒后，拍桌，争论，天下文章，家长里短，无话不谈。酒醉了，他脸酡红，大大的眼睛便会眯成一条缝，却口吐莲花妙语连珠。回家，夜深，在街路上摇摇晃晃走，摇回旧居，锦绣文章一篇接一篇出。突然一天，说他病了，一病不起了，刚40出头的人，骤然走了……

　　走出旧居大门，直面一条很宽阔的街，一个大弧度的柏油路，崭新平滑，车过无声。几十年前，这路细窄不平，车过扬尘漫天。旧居门口的门卫说：往西，往南，1公里，你就能见到江面了。过去水是黑的，现在回绿了。

　　离开，回望我的江边旧居，在夕照里，被一长排高大的银杏树及金黄黄的树叶酒醉般地环绕着——醉得让人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