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里念的是“文科实验班”。当初对那个班吹得相当玄乎，“通识”啦，“融汇”啦，但具体的教学方式其实也很粗暴，无非是把文史哲三个系的学生塞到一个教室里，每个学生要上三个系的课。为此，大家貌似还认真地啃过一段西方哲学。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学生，中文系的学问都基本上还给老师了，更孰论哲学课。

　　只记得在那门课上发生了两件事。

　　其一是哥儿几个对自己班上的女同学看腻歪了，或者说在早已被本班女同学弃如敝履的前提下，又开始流着哈喇子偷瞄人家哲学系的女同学。恰好有一哲学系的女生长得珠圆玉润，形状和质地都很像一枚梨，又恰好我的同学“b哥”神通广大，弄到了梨姑娘的宿舍电话，遂打了个匿名电话，要求跟人家“聊聊”。一聊之下，双方都挺高兴，梨姑娘也对b哥到底是谁产生了好奇，遂又约定次日课上相认，暗号是b哥要穿上一件蓝外套。

　　殊不知隔墙有耳，这个消息被我听到，果断地把b哥的蓝外套偷了过来，穿到哲学课上乱抖一通：看呐，就是本傻X打的电话。我一鸣，她大骇，后来b哥再打过去，干脆不接了。

　　又后来，b哥每每跟我矫情：你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我可不吃那一套：焉知我不是救了一枚梨？

　　另一件事就稍微正经点儿了，但也比较意外。有次上哲学课，讲的是斯宾诺莎，上课的老师姓赵，突然说：中文系的同学，有谁知道一作家叫艾萨克-辛格的？哲学老师说文学，倒把大家唬得一愣。接着老师就说，这辛格写过一短篇小说叫《市场街的斯宾诺莎》，没事儿可以看一看。而那门哲学课后来怎么及的格我也忘了，印象里只记得看了篇小说。

　　但就那篇名著而言，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可更多说的，一言以蔽之是个堕落的故事：一研究斯宾诺莎的博士，本来不食人间烟火，后来一不留神结婚了，发现世俗生活那点儿勾当比形而上学有意思多了。这也让他不禁忏悔：神圣的斯宾诺莎啊，宽恕我吧，我变成一个傻瓜啦。而后来在写《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篇小说，并打算反其道行之，写一篇升华的故事：一个深陷在世俗勾当中的弱者，假如失却了人际关系中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支撑，又无法像那些民族的人们一样天生易于接近宗教信仰，那么她将如何自处？作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又是否存在着通常意义上的“彼岸”？在我看来，比起辛格式的精神下降的过程，上述问题似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更有一些意味。而我也还算相信人性本能中的那一点儿“善”，并相信那一点儿“善”正是主人公王亚丽在小说结尾“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依据。

　　当然我也承认，类似探讨其实更适合哲学。我一写小说的，也只能尽可能地塑造一个生活之中“看起来有”的人物形象——既不容易又值得同情、或许还有一点儿令人尊敬。故事发生的地点选在了麦子店，这是因为在我看来，那地方很能体现北京这座城市庞杂的特质。不过主人公的外号叫“王鸭梨”，就跟前面所说的西方哲学课没关系了，此梨非彼梨。当然，我也很后悔当年上课的时候尽偷着瞄梨，而没好好研究一下西方哲学——如果那样的话，我没准儿会变得比现在深邃得多，也不至于一处理稍显抽象的主题就手足无措，辞穷技更穷。而要这么说来，也许我才是那个应该“请求斯宾诺莎宽恕”的傻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