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的春天，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洗衣服，忽然从收音机播放的新闻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天津和平区东北角某个副食店的一个叫孙淑云的会计，一家三代十二口人住在一间十三平方米的房子里，她是如何调理三代人的关系，将艰难生活的痛苦嚼碎咽进自己的肚子里，两次让房给了别人家。我听后很感动，住房问题，一直以来，是全民性的大问题，我当时就住在简陋的一间半的小房里，对于房子问题所蕴含的辛酸苦辣感同身受。当即放下洗的衣服，赶到火车站，买张火车票，到了天津。那时，真是心里充满激情，仿佛写作具有使命感，有一股看不见的什么力量，如风一样在驱赶着你，自觉不自觉地往前奔去。

　　我在东北角附近的一条胡同深处找到这家副食店，可惜，孙淑云请假在家没来上班，一位店员好心地写给我孙淑云家的住址，当天晚上，我在那间只有十三平方米的小屋里找到孙淑云。她家住在靠近海河边的一个大杂院里，是当年天津八大家之一长源盐商杨家大院的后花园。时代更迭，岁月变迁，大院里住进的普通百姓人家越来越多，花草繁茂的后花园，早已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大杂院。孙淑云家那间十三平方米的小房，是原来杨家后花园的一个八角凉亭改造的。

　　那是一次难忘的采访，我和孙淑云仿佛并非萍水相逢，彼此并不陌生，她对我突然的造访，显得有些激动。我看到窄小的房间里，一张双层的床铺，想象着一家十几口人，该是怎么样挤在这张双层床铺上的，其间婆媳斗气，妯娌相泣，又是怎样发生的。

　　两个孩子正挤坐在一把椅子上，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她非得让孩子站起来，把这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我坐，又让孩子把茶杯里的茶倒掉，她为我冲了一杯当时正热门的麦乳精……一切，那么亲切，那么亲近，又那么心酸。这个窄小的家里有我家和我熟悉的很多家的影子。

　　一连几天，我到孙淑云家和她详谈过去她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我了解到，艰辛的住房问题背后，还蕴藏着她内心深处的隐痛。因为出身资本家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年龄大了，嫁给了一个煤建厂的工人，才住进这样与她以往生活场景完全不同的小房。在孙淑云内心的隐痛中，折射出的是沉重的历史对于渺小个人无形的挤压。这样的房子问题，因历史情不自禁地介入而更显厚重。

　　望着这位比我大六岁饱尝人间冷暖的大姐，我知道，二十多年来，憋屈在她心里种种世事沧桑和人生况味，正需要对人倾诉。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设防，心与心那样容易接近，容易敞开心扉，仿佛真的如安徒生所写的童话，只要有一支温暖的手轻轻地抚摸，冻僵的玫瑰花立刻重新开放。

　　我决心立刻写出这篇报告文学，一吐为快。在天津河北区文化馆的阅览室里，我写下了这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河北区文化馆，在中山路上，是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阅览室在二楼，房间不大，需要一早赶到，要不很难抢到座位。我一清早就赶到文化馆大门前，第一个冲上二楼的阅览室，抢到最里面一个安静的座位。从早写到晚，中午下楼，在对面的一个小饭馆买了两个烧饼草草吃罢，回去接着写，一直写到黄昏时分，文化馆关门，这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写完了。

　　走下那颤悠悠的木楼梯，出文化馆，我走到前面不远的狮子林桥，桥下流淌着海河水，往南面望去，偏东一点，就是孙淑云的家，那间十三平方米的小房，虽然看不见，却依稀浮动在那一片蒙蒙的晚雾中。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涌出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一年后，即1983年年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谢大光来北京找到我，他看到了《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很感动，希望我将这篇报告文学和新近写的有关普通人的报告文学，一起编一个集子，交他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笑着对我说：“《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写的是天津的事，在天津出书，是再应该不过的事情不是？”

　　这是我和谢大光第一次见面，但我早知道他，他也是一位作家，散文写得很漂亮。一年多之前，1982年，我便在《人民日报》上读过他写的散文《鼎湖山听泉》，他把鼎湖山写得实在太美。能够得到他的青睐，我当然很开心。

　　有一阵子，我常到天津参加一些活动。那时，天津文学杂志社的张少敏成为我的好朋友，在他的帮助下，《天津文学》的老主编万力和作协的领导鲍昌，曾一度力主调我到天津作协搞专业创作。这些活动和交往，让我打开眼界，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文学，也认识了那些以往存在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和存在在我的想象之中的各类作家。

　　在天津的时候，我常去百花文艺出版社玩，那是座漂亮的小洋楼。我也曾经到大光家，他家在五大道一幢小洋楼一间拥挤的房子里。那时，我们还算年轻，一晃，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一切恍然如梦，唯有当时的情景，依旧清晰如昨。想想百废待兴时候的文学，是那样的富有朝气和友情，文人之间，无论长辈，还是同辈，都没有隔膜，平淡如水，却那样亲切而亲近，一见如故。

　　1984年，《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在谢大光的努力下顺利出版了。谢大光为我编辑的这本书取名为《海河边的小屋》。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我写道：

　　“书名中将原来的‘一间’两字去掉了，因为我从这一间小屋又走到另一间小屋，和许多小屋的主人相识了，相交了，心和心相撞了。我采访了煤矿工人、石油工人、汽车司机、店小二、邮递员、送煤工、小学老师、待业青年、小裁缝、家庭妇女……这些篇章大多收在这个集子里了。”

　　同时，我引用了罗曼·罗兰的话：“对普通人就得表现普通的生活，它比海洋还要深，还要广。他们中最渺小的人，也包藏着无穷的世界。”然后，我写道：“我愿意从目前我们仍不尽如人意的生活中去挖掘并反映这些看来平凡却无穷的‘世界’。”

　　我应该感谢谢大光，是他和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让我有信心和勇气，改变报告文学的写作方向，把目光聚焦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并清醒地认知，文学不属于精英，而属于大众；文学不应该屈膝于权势和资本，而应有着独立的品质和正义与正气；文学应该身处时代的激流之中，让浊浪排空也淋湿自己的一身，而不要衣襟上溅湿一点浪花就狼狈而逃。

　　多年以后，在天津，过海河，特意到东北角，望着眼前变化万千完全认不出来的景物，忽然想起了那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这篇报告文学是以孙淑云为第一人称写的，在结尾处，我以孙淑云的口吻这样写道：“如果房子富余了，我的这间当年的八角小亭翻盖的小屋拆除了，平地盖起了一座摩天大楼，会怎么样呢？还会有我这样一段含泪带笑的故事吗？”38年过去了，当年的八角小亭翻盖的小屋的确早已经拆除了，平地也早盖起了一座座的摩天大楼，眼前，物非人非。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狮子林桥还在，海河依旧缓缓流淌，孙淑云大姐，你现在在哪里呢？

　　2020年3月5日惊蛰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