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扔下自行车，飞一般奔向学校时，心里已经预感到自己会迟到，我一路跑过去，大路上连个上学的人毛都没有。我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破书包在后面把屁股拍得啪啪响。

　　离学校大门还有二百米，我刚跑着拐过大队医务室前的那个尖嘴大坑，上课铃就清脆地猛响，当！当！当！像敲在我耳朵边，我啊呀呀地冲向学校。

　　几乎无法喘气地跑到教室门口，我拼命在冒火的喉咙里空咽了一口，勉强喊出一声：“报告！”稍停，教室门开了，邵老师一脸怒容：“睡懒觉了？”我一个“没”字还没出口头上就挨了一教鞭。“睡懒觉还嘴硬！”他训斥道。虽是冬天，我戴了棉帽子，但邵老师一米八五的个子，他居高临下一教鞭把我的头打得“嗡”一声。他教鞭落下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护了头，手刚摸到帽子上，教鞭也到了，结果连头带手都打到了。右手的那几个指头……我没敢叫出声来，原地躬着腰转了一圈。

　　转完圈，立正站好，我还是忍不住作了分辩：“我去卖菜了！”“卖菜？”邵老师边说边一把抓住我的左耳朵。我知道这是他让迟到的学生进教室的习惯动作，他要拧着你的耳朵让你进教室。谁让你迟到呢？我知道挨揍要结束了。可就在这时候，毫无预兆，根本就不是我能掌握的事情发生了，我打了一个嗝。他右手拧着我的左耳朵，我无所选择地让整个的脸仰视着朝向他常年苍白菜色的面孔，打了一个饱嗝。我知道要控制住，但无法控制。这个饱嗝还带着浓浓的羊肉味，我自己都闻到了。就在那一瞬间，邵老师拧着我耳朵的右手又转了半圈不止，我的头被他拧得再也转不动。“我说你咋迟到了，敢情去城里吃肉包子去了。”他有些愤怒，既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让你吃肉包子，居然吃羊肉包子，去吧，去吃你的肉包子！”说着，他把我重新又扔到教室外，哐一声关上了教室的门。

　　十二月的寒风里，我站在教室门外，冻得浑身发抖，原先疯跑出来的汗浸湿了袄壳，这会儿汗没了，袄壳全冰凉地贴着前胸后背，又湿又冷。我跺着脚取暖，看教室门外光秃秃的大杨树上摇来晃去的乌鸦窝，等着下课。

　　肉包子，怎么说啊。1978年，家里有了一分还是二分自留田，种了菠菜，落了几次霜后，菠菜可以卖了，父亲腿脚不好，就让我每天天不亮把菠菜用自行车送到县城西关菜场，他在天亮前步行赶到后我再回来上学。让我往县城送菠菜是父亲一天在饭桌上的决定，母亲没言语，那就是同意。我个子又瘦又小，站着与我们家的东方红牌自行车车把一样高，但我学会了掏杠骑车子，人斜着，身子在自行车横杠下，可以把车子骑得飞快。刚开始学车时，全家没一个人教我，母亲更是反对我学，但我还是瞅空在许多次的跌跤破皮后自己学会了，自行车不知被我摔坏了多少回，好在车坏了家里就有人摆弄。为了送菜，母亲那阵子天天早早叫我起床，我穿衣服都是迷迷糊糊的，直到牵了车出了院门才在冷天冷地里醒透，那时父亲已步行先走一阵子了。家离县城十五里，我一般在离县城南关五六里远的地方赶上父亲，他在黑暗中对我说同一句话：“慢点儿骑，不急！”每天，在他到了菜场我要回家时，他都会从一个包了几圈的破手绢里仔细地数出七分钱，让我买早饭，五分钱一个羊肉包子，两分钱一碗稠粥。说实话，羊肉包子吸引了我，每天，我都在回家的路上一边疯骑车子一边高兴。但那天，我家的破自行车链条在路上掉了两次，每次我都是吭哧半天才把链条弄上去，结果不幸迟到。

　　下课铃终于响了，我心里十分忐忑，不知道邵老师又会如何。没料到他下课时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很平静地对我说：“进教室吧，以后不准迟到。”我一进教室，一群人哗地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吃肉包子，你真吃了吗？”他们非常羡慕，我于是很满足地张大嘴巴，对他们哈出一团热气。

　　我平时在学校挨老师打从不说，但那天回家说了，因为自行车掉链子迟到才挨的打，委屈。母亲听后长叹一声：“都不易。”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邵老师有四个孩子，大的是儿子，比我们小两岁，中间两个是女儿，最小的刚刚会挪步，也是儿子。四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脏。两个女儿的头发又黄又细永远胡乱地团在一起，整天沾着草梗干树叶，虱子在头发里爬进爬出。老大永远不洗脸的样，双腮生满冻疮，鼻屎鼻涕抹得一脸都是，一双手肿得老高，上面是道道冻裂的口子，和我们一样。有时候是三个，有时候是四个，他们在邵老师办公桌上爬上爬下，转来转去。邵老师一个人抱个掉了许多瓷皮的茶缸呼哧呼哧地喝开水，并不管他们。四个孩子要出办公室到外面玩耍，大女儿会像拖个破口袋一样半抱半挟着小弟弟走路。大儿子有绝对权威，他天天把其他几个揍得哇哇乱叫，邵老师在旁边也不干涉。有时候三个大的要跟着邵老师来教室上课，邵老师会把他们一字排开在进门的墙根，让他们靠墙站好，然后给我们上课。他们三个会一堂课一动不动口含食指看着爸爸敲黑板、读课文、揍学生，默不作声。

　　我们打小就被各种老师打，早习惯了，父母说老师就是爹娘，他打你是为你好。我们心里认为被打是生活的常态，并不怨恨老师，当然也不会怨恨邵老师。相反，我们都很喜欢邵老师的四个孩子，下课的时候会和他们玩游戏，男生会带着大儿子在学校到处都是豁口的土围墙上疯，女生会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丢沙包，有时也会给她们捉头上的虱子，当然捉的时候不多，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暑假后刚开学，天热，我们会慷慨地把用井水兑出来的糖精水让给他们喝，那时一包糖精和三尺空心橡皮筋并不容易弄到手，可是我们会给邵老师的孩子弄到，看着糖水在他们的小肚皮上冲出一条条清晰的汗渍，我们有种满足感。

　　邵老师并不会因为这些就对我们客气，我们依然只能在他的教鞭和强悍的手劲下度过每一天，虽然觉得这样的读书无趣且不快乐，但向来如此，你又能怎样？不太好的是，邵老师可能会把自己在生活中的不快用惩罚我们的方式发泄出来，他有时会突然暴怒，因为一个字的读音对着我们大喊大叫，有时会在教室门口把自己的孩子劈头盖脸地打一顿后进教室继续对我们发火，有时会把我们扔一边不上课一个人在课堂上脸色阴沉地抽烟，或者是愁眉不展地叹气。我们见过他妻子很多次，一副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头发永远像一堆草，乱乱地堆在脑袋上，一脸病容，衣服说不上破烂但反正看上去不整。

　　邵老师不知道是习惯还是毛病，他站住不动时你看不出异常，只要走路，你会发现他两腿打颤，他的头会歪向左边，一停下又正常了。他上课就始终歪着头，为了这个我们背地里都叫他邵歪头。

　　邵歪头教我们的一年里，很少笑，但在我们五年级小学毕业有七个人考上公社中学的第一届尖子班时，他笑得灿烂，一脸骄傲，头歪着，接受家长的感激，他的四个孩子脏兮兮地站在他旁边，脸上写满因父亲高兴而高兴的快乐。

　　许多许多年后，我理解了母亲说的不易，也突然在某一天明白了邵老师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扔向教室外时自言自语的那句话——我让你吃肉包子！懂得了的那一刻，我默默地抽了一支烟，那个时候我还在抽烟。又多年，2017年3月11日，李健在电视上自弹自唱：“……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几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于是一张一张的脸涌到我的眼前，这中间就有一脸菜色的邵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