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学组织。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正式走上文坛，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篇章。可以说，“左联”是早春的文学之光。

　　位于多伦路上的“左联”纪念馆，就是“左联”成立大会会址。与会者回忆当时的场景——“会场内坐满了人，有的不得不站着，连门外也站着人”。大会从下午2时开到晚上7时，首先由潘汉年代表中共讲话，然后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进行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贺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相继讲话，鲁迅的讲话就是那篇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关于谁主持这次会议，历史上多语焉不详。翻阅《左联大事记》《鲁迅杂文辞典》等材料，很多专家学者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不过，在夏衍《懒寻旧梦录》一书中，《筹备组织“左联”》一文有这样的描述：“这次会议我在主席团里，参加主持会议，必须从主席台上不断地看着会场。”

　　夏衍（1900年—1995年），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曾用笔名沈宰白、徐佩韦、黄子布、余伯约、司马牛等，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开封。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编辑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从浙江一所工业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进入明治专门学校学习电工技术，并在留学期间参加了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他不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夏衍原本是学习电工技术的，怎么参与组建“左联”？对此，钱杏邨（阿英）有这样的一段回忆：我曾建议调沈端先（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有些想法：一、为了争取鲁迅对“左联”的巨大支持，必须有人经常与鲁迅打交道……我想，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谈，他经常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上写文章，彼此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同大阳社内的几位同志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不久，夏衍便作为“左联”的主要筹备人之一开始工作了。

　　当时，夏衍已是中华艺术学校的文科主任。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与鲁迅、钱杏邨一道被推定为3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之后又当选“左联”常务委员，一说执行委员。

　　众所周知，鲁迅是“左联”的盟主，是旗帜。有意思的是，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首次报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七名“左联”常务委员的排名次序是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其中，夏衍名列首位。由此推断，夏衍主持“左联”成立大会算得上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夏衍为什么说自己是“参加主持会议”，而不说“主持会议”呢？这就要推究主席团的议事规则和会议制度了。当时的主席团会议制度是有利于贯彻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的。从党的历史来看，召开全体大会的时候，主席团成员可以集体主持会议，也可以推选执行主席轮流主持会议。“左联”成立大会应是集体主持会议，特意模糊了主持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