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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来 来源:  本站浏览:59        发布时间:[2018-09-10]

  阿来,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有诗集《阿来的诗》,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行刑人尔依》《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群山》《三只虫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阿来散文》《草木的理想国》等;中篇小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17 年6 月12 日早晨,成都飞旧金山航班。

  飞机爬升时,朝阳正破云而出。我打开王央乐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勃罗. 聂鲁达的《诗歌总集》,心绪似乎已飞到了安第斯山中,在那些印加废墟层层叠叠的石头上了。甚至闻到了某种味道。那应该是一场雨后石上的青苔味道、森林的味道。

  飞机飞得平稳了。窗外正是明亮的天空。窗玻璃自动变暗,造成一种夜色深沉的效果。机舱里的灯亮起来,这是早晨,乘务员递上的却是晚餐菜单。餐前红酒和生片火腿,主菜牛排。餐后还有红酒,还有奶酪佐酒。乘务员又来问明早的早餐,是西式的燕麦片还是中式的大米粥。我们逆着地球自转飞行。

  在机航中过一个模拟的夜晚。在美国西海岸再迎接一次本月12 日的早晨。既如此,我就将它变成一个阅读的夜晚,与聂鲁达的诗共度这个夜晚。《诗歌总集》不是聂鲁达全部的诗,而只是他一部诗集的名字。这部诗集结集于1949 年,那是诗人处于逃亡状态中的一年。

  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这本书就在这里结束,在这里/ 我留下我的《诗歌总集》,它是在/ 迫害中写成,在我祖国/ 地下的羽翼保护下唱出。/ 今天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在智利,在戈杜马﹒德﹒契纳,/ 在我年龄将满四十五岁的/前几个月。”(《我是》)

  一本书,应该从头读来。但我在二十多岁时常读这本书。知道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打开书,便忍不住翻到结尾先看一下。这也是这本长达七百多页的诗集中最平实朴素的几个句子。拉美作家的这一代人,大部分时候,小说家都是喧闹的,不惮繁复与铺排的,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更何况聂鲁达是个诗人。他这本诗集叙写的都是拉丁美洲重要的史实和真实的地理与人物,但却并不因此使得修辞变得拘束起来。也没有因为受到迫害,在逃亡过程中而变得抑郁与悲观,他还是自由而达观地歌唱着: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在明净的时刻,在寂寞的繁星之下,/ 我穿过城市森林,/ 村落,港口;/ 从一个人的家门走向另一个人的家门,/从一个人的手转向另一个人的手。/ 黑夜是那么肃穆,但是人们/ 已经放置了他们友好的信号。”(《逃亡者》)

  “那时你赤裸裸地醒来,/ 被河流画满了身子;/ 你的潮湿的脑袋伸到高处,/ 向世界遍撒新的露珠。”(《大地上的灯》)

  我在这个刻意制造的夜晚重新进入了聂鲁达的世界。

  我手里的这本书出版于1984 年。我是在1985 年得到了它,阅读了它。有几年,我常常重读其中的一些篇目。再后来,它就成了我书柜里的一个陈列品,一份对青年时代写作与阅读的忆念。我竖起金属梯在书柜中找寻某一本书,看到它时,我会伸手碰碰它厚厚的书脊。这次出行我带上这本书。因为我要去诗人的祖国智利。因为我要去的是诗人写作的祖国拉丁美洲。行前就想,关于智利,该带本什么样的书? 对我来说,除了聂鲁达难道还有关于智利更好的书?

  在这漫长的飞行过程中,我开始重读这本厚厚的《诗歌总集》。

  这本书,二十多岁时经常背着它外出。尤其是背着它到大自然中去。骑马时,在背上。徒步时,在背上。在那些崎岖的山间公路上颠簸时,它也常在身边。这本书有些旧了,有些页码上还留有那时留下的一些特别痕迹:一团黯淡了的青草汁液,一朵花更加隐约的印记。那时,我把花朵夹在他描写爱情的动人诗句中间。那时,惠特曼和聂鲁达是我描绘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教科书。我喜欢那样的风格:宽广、舒展、雄壮,而且绝不让令人悲伤的事实所压倒。那不是简单声张的乐观主义,而是出于对人性与历史的崇高信仰。

  从机舱里的今夜,到十几天南美之行的路上,我要再次好好读它。我喝了一杯红酒。然后,把座椅放平,打开了阅读灯。

  《诗歌总集》由十五首长诗构成。第一首《大地上的灯》。写的是殖民者发现和命名之前的拉丁美洲。那时的时代,聂鲁达的说法是:“在礼服和假发到来之前……”那时的世界,聂鲁达的说法是:“我的没有名字不叫亚美利加的大地。”

  一切开始变得有些恍惚。我读那些描写纵横拉美大地的河流的诗句,恍然真有河流在山影中轰鸣,而不是飞机引擎在轰轰作响。

  他写低垂于南半球荒野上的星光,我仿佛就躺在那些星光下面,清清冷冷像一块露又像一片霜。

  醒来,打开的诗集压在胸上。

  我又举起书来读了一些句子,关于岩石,关于花朵,关于一片大陆所有的一切,我又睡着了。睡在诗歌的情境中。再醒来,我打开了电脑。我突然起意要把沿途读这些诗句和在这些诗句的指引下游历智利、游历南美的经过记录下来。文章的题目或许可以叫《以一本诗作为旅行指南》。今天是专业知识与技术泛滥的时代。泛滥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在大地上行走,在人世间体验这种事情也弄出来很多专家。专家看了这样的题目肯定会很光火。一本诗作指南? 那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做什么? 这次我就冒险犯难一次,不靠旅游指南,而只靠一本诗的指引。

  时间倒转,离开成都是北京时间12 日早晨9 点。现在,飞行几小时后,是旧金山时间12 日早晨3 点。

  周围还有人没睡。一个人在看一本中文的美国历史。一个金发女人开始看第三部电影。主角都是一个,大嘴巴罗伯茨。这比上次飞行的邻居强多了。那次,一个女留学生,整个飞行途中,十三个小时,一分钟没有休息,看《康熙来了》。还有一对又像教授又像退休官员的夫妇,一起看一部抗日神剧。

  这些节目都存他们自己电脑里。女留学生还好,高兴处,就自己吃吃发笑。那对老夫妻可就不同了。两个人用一副耳机看电视剧。

  一人耳朵里塞一只。剩下一只耳朵可不闲着,用来听对方关于剧情的大声讨论。

  准备睡了。旧金山,早安。至少,这时的人已经上街了。送早报的人也该上街了。不过,互联网时代,报纸日益式微,市民对早上门口有没有一分报纸出现应该不怎么在乎了吧。几小时前还刚看了一条消息,说《纽约时报》又要裁员,裁减编辑人员。

  我醒了。这是机舱共和国的清晨。陌生的人们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一起睡了一晚,梦挨着梦,两尺不到,却又彼此不会看见。

  厕所里不断响起冲水声。进去和出来的人都浮肿着脸。

  舷窗变回透明模式,现出了外面黎明时分的天空。机舱里面的时间和机舱外面的时间同步了。窗外,静止的云海正被曙光一点点照亮。一切都还是冷色调的。本该蓝着的天空有些发灰。本该白着的机翼下方的云海又有些发蓝。一个圆圆的光轮就挂在这冷冰冰的云天之间。我先以为是太阳。后来我自己否决了这个判断。哪有这样发着冷光的太阳? 是月亮。此前两三天,晚上在吕梁山中赶路,就见黄土梁后浮着这样一个光轮。

  上早餐了。冷牛奶泡麦片。

  飞机向下,扎进了云海。颠簸一阵后,便到了云层下面。现在,上面是云,下面是海。

  我想算算自己是第几次降落这个机场了。数至第六次的时候,那个我认为是月亮的冷光轮突然放射出耀眼刺目的光线,使海水泛起了金光,给云层镶上绯红的边。原来,它是太阳。竟然,有时候——至少在高空中看去,太阳也不是随时随地都那么光华灿烂。再起飞,是五小时后了。目的地是休斯敦。在那里,也只是再停留几小时,转飞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这才是本回旅途的真正开始。机翼下是美国的大地。靠窗下望,是荒漠,然后那些荒漠渐渐披上绿色,其间闪烁着河流与湖水的亮光。聂鲁达在那首著名的献给林肯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中写过美国:

  “在你树木的钢那样沉重的气息里,/我行走,踩着大地母亲,/ 蓝的树叶,瀑布的石块,/ 像音乐那样颤动的飓风,/ 像修道院那样祈祷的河流。”

  那时,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对苏联抱有更多的希望。但他热爱林肯。意识形态使他描绘的苏联和美国都有失偏颇。远不如他所描绘的智利与拉丁美洲那样充满了真实的感受与情感。这也是今天艺术家与诗人视为教训的地方。他们说,聂鲁达是写政治诗的,所以,我们要避开政治。他们还说,作家要避开意识形态。他们避开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永恒。而事实则是,没有哪一个作家能真正回避政治,没有哪一个诗人能够真的不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就是石头也会有所选择。如果想长出苔藓,那就会倾向带着湿气的风。如果想长出一个光亮的前额,那就倾向阳光的明亮。好多时候,纯艺术其实就是犬儒的冠冕借口,有时也是无从把握复杂社会现象的漂亮开脱。

  再登机,目的地真的是智利了。这时真正是夜里了。飞机来到了海上。机舱外,最后的晚霞正在消逝,舱内正在上餐前香槟。

  早晨醒来,舷窗外又是一片紫红的霞光。霞光依着参差的山脊。山脊下还是一片黑暗。这是凌晨五点。我知道,那一定就是安第斯山了。望着那些霞光,脑子里有些关于此山的书写开始浮现。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

  还有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其中一篇写的是一个从大西洋出发,翻越此山脉发现太平洋的西班牙殖民者。这个人叫巴尔博亚,他为了发现大陆另一边的海洋,更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率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伍(190 个西班牙人和1000 多印第安人),于1513 年横越南美大陆,到了大陆的西岸,发现了太平洋。聂鲁达在《诗歌总集》的第三首长诗《征服者》写到了他:

  “巴尔博亚,你把/ 死亡和利爪带到了/ 甜蜜的中央大地的角落;/ 在一切的猎犬之中,/ 你的猎犬就是你的灵魂。/ 嘴巴血淋淋的莱翁西科,/ 抓回了潜逃的奴隶,/ 把西班牙的犬牙/ 咬进还在呻吟的喉咙。/ 狗的爪子下,/ 撕裂着牺牲者的血肉,/ 而宝石则落进了腰包。”

  对这个人,这个征服者,聂鲁达是否定的,无情地揭示其掠夺屠杀印第安人的罪恶。

  掠夺与屠杀,是殖民主义深重的原罪。飞机下降,那些黑色的山脊线变成了白雪覆盖的群山。

  “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 飞鹰和积雪仿佛一动不动。”(《大地上的灯》)

  这样的高度,见不到飞鹰,但积雪的确在机翼下无穷无尽地铺展。飞机是从北方飞向南方。和北半球刚好相反。在拉美文学中,南方就意味着边缘与辽远。

  飞机一头扎进了云层。我闭上眼,想象走出机舱门那一瞬间,涌到眼前的该是南美洲大地怎样强烈的阳光与气息。对这片大陆,我总有着浪漫而热烈的想象。尽管此前已去过这个大陆的三个国家,但此时仍然处于那种想象的状态。

  机舱门开了。大地没有巨浪一样猛扑过来。廊桥缓缓伸向机舱门。没有阳光,而是冰冷的雾气在弥漫。此时正是南半球的冬天。

  过境证件查验。

  取行李。在夏天的装束外罩上一件冬装。过海关,警犬来嗅行李,安检机扫描行李。这才与前来接站的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的孙新堂主任会合。还有从墨西哥专门赶来这里的小范,她拿着我的一本新小说《蘑菇圈》。

  进圣地亚哥城。高速路两边,一边是荒野,一边是积雪的安第斯山,这是从地图上知道的。雾气迷蒙,山和原野都不可见。触目可见处,都是沿海平原冬天凄清的风景。孙新堂作关于智利的初步介绍。在南美,智利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人均GDP 是一万七千多美元。前面我说凄清是指冷雾中的天气。

  路边掠过的一切,一棵棵树、一幢幢乡下的房舍、一条条城里的街道,以及车窗外一张张晃动的脸,都有着热情庄重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孙新堂说,这个国家经历独裁反独裁的漫长血腥斗争,现今是南美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清廉程度最高的国家。我想,这也是聂鲁达们的理想。为了这个目标,诗人曾为之流亡、为之牺牲。诗人于1973 年在右翼军事政变后的几个月内抑郁而终,不知这是不是他期待中的社会图景。

  去到孔子学院。一幢建于上世纪初的殖民时代老建筑。一楼有一个图片展,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船和中国瓷。有人在布置桌椅,我的一个讲座就将在这里举行,他们正在为此做着准备。

  看看手机上自动更替的时间。漫长的12号终于过去了。当下是13 号上午10 点。在酒店安顿好,急切地走到街上。

  街景。

  高大的悬铃木落尽了叶子,剩下很多黑色的果子在枝头无声悬垂。另一条街,楤木挂着更多的果实。这似乎是来自中国的树木,但与那些老建筑配搭在一起,似乎已经在这里站立了百年千年。

  聂鲁达就是在这个城市里开始了他的诗歌之旅:

  “后来我来到了首都,迷迷糊糊地/ 渗透着烟雾和细雨。/ 这几条是什么街?/1921年的服装挤挤攘攘,/ 在煤气、咖啡、人行道的强烈气味之间。/ 我在学生里面生活,不能理解/ 四周的墙壁专注于我,每天傍晚/ 在我可怜的诗歌里寻找树枝。/ 寻找失去的水滴与月亮。”(《我是》)。

  街景。

  来来往往的人。表情生动,形态多样。带着不同种族或者明显或者隐约的印记,但没有我料想的那么多印第安人印记。这也是有缘故的。这里不是古代印加帝国的中心。人口相对稀少。加之当地印第安部落非常强悍,不畏生死,对入侵的西班牙殖民军拼死抵抗,战后,剩下的人口就更加稀少了,并退到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带。今天,土著居民在整个国家占比也就百分之十左右。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聂鲁达以及与他差不多同一时代的那些拉美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和马尔克斯他们,其实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不仅血缘上是,文化上更是如此。即便是血缘也有过一些印第安血缘的渗入,但主要还是来自老欧洲的血缘。

  文化意识中主体的部分还是欧洲文化的底子,但他们从什么时候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变化:

  认为自己直接上承了印第安文化的传统,并将其视为树立自己拉丁美洲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 从自己这一代开始,还是从更早的拉美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时就已经萌芽? 无论如何,找到这个立场,他就找到了真正的诗歌。

  “我,泥土印加的后裔,/ 敲着石头,说:/ 是谁/ 在期待着我?”(《大地上的灯》)

  “在没有名字的亚美利加深处,/ 是在令人头昏目眩的/ 大水之间的阿劳科人,/他们远离着这星球的一切寒冷。”(《大地上的灯》)

  聂鲁达身上会有一点阿劳科人的血统吗? 或者别的印第安族群的血统? 我只是这么小小地猜想一下,而不是要去对他作血缘谱系考察。记得看过一篇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文章,他问聂鲁达这个殖民者的后代,什么时候成了印第安人的代表? 希梅内斯作为曾经的南美殖民地宗主国的诗人,对聂鲁达、对聂鲁达们这种拉美本土意识的产生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我对他们这种意识的产生由衷敬佩。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的多民族国家里,这个国家占主体的知识分子,基本意识还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文化的。而聂鲁达和他同时代好些作家诗人,他们试图唤醒,使之复兴的美洲文化却正是几百年前他们来自西班牙的祖先们必须灭之而后快的。他们在反抗殖民文化的过程中,却因此感到耻辱。

  他们没有选择站在祖先一边,而是选择站在被他们的祖先蹂躏的文化一边。聂鲁达在诗中所鞭挞所控诉的正是他们祖先的暴行:

  “科尔特斯没有老百姓;他是冰冷的光;/ 他是甲胄里一颗死去的心。/‘我的王上,那里都是肥沃的土地,/ 还有庙宇,印第安人的手/ 给它装饰以黄金’。”“于是他用匕首冲刺着前进……”(《征服者》)

  “阿尔瓦拉多,用爪子和刀子/ 扑进茅屋,摧毁了/ 银匠的祖业,/ 劫掠了部落的婚姻的玫瑰,袭击了氏族,财产,宗教。/他是盗匪收藏赃物的箱柜;/ 他是残废的不露面的猎鹰。”(《征服者》)

  “主教举起了手,/ 凭着他小小上帝的名义,/ 在广场上焚烧这些书籍,/ 把无穷的时日/所磨损的篇页,化成了轻烟。”(《征服者》)

  我在安详宁静的圣地亚哥城中行走时,心里回荡着这些诗句。这些诗句记录和反省的是这片南方大陆上演过的真实的血腥历史。

  午饭,在一家中餐馆。本来,到一个地方该品尝当地食物,但在三十多个小时的连续飞行后,一路吃着美国联合航空的飞机餐,特别是下飞机前的早餐,一份蔬菜沙拉,一份冷牛奶泡麦片,这个胃确实在呼唤中国式的热乎乎的东西。

  孔子学院安排周到,请来聂鲁达基金会的塔米姆先生。他送我一本基金会会刊。那上面罗列着基金会的主要工作:组织诗歌活动,资助诗歌出版。我关心的是基金会资金的来源。是社会捐助还是政府拨款。他说,没有政府拨款,会有一些社会捐助。主要的收入来自聂鲁达故居的门票收入。聂鲁达故居在智利一共有三处。一处在黑岛,一处在瓦尔帕莱索,一处就在圣地亚哥城中。塔米姆先生说,这三处故居一年共有三十万人参观。我帮他算了笔账,光门票收入一项,一年就是人民币一千多万,足可支撑资金会的良性运转。我说,我也要用参观故居的方式为聂鲁达基金会增加一些收入。塔米姆笑笑,没有说话。

  我想这符合聂鲁达的意思。他在写于1949年的《我是》这首诗中就写了两节名为《遗嘱》的诗,就表达了要惠及年轻诗人的意思:

  “我把我的旧书,/ 从世界上的角落里收集来的/ 庄严地印刷令人起敬的旧书/ 遗赠给亚美利加新的诗人,/ 他们有一天/ 会在暂停的嘶哑的织机上/ 纺织明天的意义。”

  塔米姆戴着围巾,吃热了,解开一条,里面还围着一条。

  塔米姆有一位素食的女朋友。这让我们说话时多少有些顾忌。她主动说,自己素食并不是由于宗教上的原因,我们就放松了。

  塔米姆还拿出一张A4 纸来,让我题字留念。我写了句倾慕聂鲁达的话。

  聂鲁达故居背靠有名的圣母山。

  前面是山间平原上的圣地亚哥城,城的东边,是拔地而起的安第斯山。我们到达的时候,阳光正在驱散浓重的雾气。城市,城市尽头的雪山都渐渐显现在眼前。

  拐过一条小街,经过了几株巨型的仙人掌、几株树,经过两三面有五彩涂鸦的墙壁,故居到了。我往一扇铁门里张望时,一个过路青年做手势让我继续向前。那个年轻人跟很多我遇见的智利人一样,笑容灿烂。看来,这条街道上的人都知道陌生的游客到这里是要寻找什么。再往前几步,我遇到了一口水井,井里水很充溢,倒映着正在透出蓝色的天空。

  再前几步,是几级半圆形的阶梯,透着点古希腊风格圆形剧场看台的味道。阶梯后竖着的几根光滑明亮的金属柱子又立即破掉了这种味道。登上这些台阶,绕过金属柱子。这回,我可以肯定聂鲁达故居真的到了。

  卖门票的前厅,故居的工作人员看有中国人来了,说塔米姆先生来过电话,如果是阿来先生一行,不用买票。故居没有专职导游。

  每个游客都可以领取一个电子收听器。收听器只有两种语言:西班牙语、英语。小范用收听器,我直接听她把收听器里的话译成汉语。

  我随身携带的王央乐先生译的《诗歌总集》附录的《生平年表》也提到了这座故居。

  “1955 年,与德利亚. 德尔. 卡里尔离异。同年,住宅‘拉. 却斯科纳’落成,与马蒂尔德. 乌鲁蒂亚女士迁入新居。”

  这里的人们更乐于说,聂鲁达早在离婚前就与乌鲁蒂亚女士是情人关系了。这座房子当初就是专门为情人所建。这个情人并不十分漂亮。却深懂艺术,深懂艺术家,能够不断给诗人带来新鲜的刺激与灵感。

  聂鲁达以爱情诗登上文坛,那是流行世界的《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以后,他找到了更宽阔的表达空间,但也在继续歌唱爱情,依然是热腾腾的有身体在场、有身体投入的爱情。

  “你啊,你比蜜甜,比阴暗里/ 爱恋的肉体,更甜,更无止境;/ 从另一些日子,你出现,/ 在你的杯子里装满/ 沉重的花粉,那么快活/……我咬啮女人,我头昏目眩地/从我的力量沉落,我收藏葡萄串,/ 我出去行走,一个一个地吻,/ 联结着抚爱,抓住/这个冰冷的洞穴,/ 这些嘴唇吻遍的腿,/ 在大地嘴唇之间的饥饿,/ 以贪吃的嘴唇吞食。”(《我是》)

  不管情形到底如何,这座房子就此诞生了。故居里有一幅风景画。从画面中城东尽头的雪山来看,描绘的正是从这座房子窗前看到的景象。那时,故居前还没有街道,没有密集的建筑。而是一片怡人的点缀着棕榈树的旷野。

  聂鲁达诗歌风格多样,摇曳多姿。不是固定于一种风格去表达不同的题材(像大多数精雕细刻的诗人通常做的那样),而是根据不同题材的需要尽情地自由地运用各种修辞。他这种随心所欲、自由不羁的做派也体现在他居所的建筑上。这座住宅是由他自己设计的。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匠心,也就是随性所之,随物赋形而已。眼前这所房子,如果选址稍低一点,本来可以建得规整有度。

  但他偏偏选择了平地尽头的山坡。而且这山坡还颇为陡峭,应该在三十度以上吧。从右手进入院门,先得稍微往下几级。那是一座狭长的房屋。聂鲁达喜欢海洋,这座房子就模仿了船的形状。从外面看不出船的意思,只觉得房子太过低矮,我这样的个子也要弯了腰进门。进去了,这才真感觉是一艘船的舱房了。长条的桌子两边至少排列着十几把椅子,说明主人是个好客的人,也说明这里曾是圣地亚哥城中一个闹热的去处。现在,椅子上一个人也没有。游客正络绎进入,挤满了房间。他们表情严肃地举着电子收听器,戴着耳机,听着在这个房间里曾经发生的趣闻轶事。餐厅尽头有一扇小门,推开门是一个小房间,里面陈设着一些磁器。一道狭窄的楼梯旋转而下,我想下去,但被工作人员坚决拦阻了。我的翻译听着耳机,同时把听来的西班牙语译成汉语给我。说聂鲁达有时也烦于应酬,就会趁客人不注意从这道小门悄悄溜走。喔,如果只从他的诗歌看,聂鲁达是喜欢喧闹的,何况,当美食铺陈,美酒在身体中持续发酵,本身就欢快响亮的西班语在这狭长的空间中响起,人们纵论诗歌、艺术、政治、爱情,但他还是会有厌倦袭上心头。他打开那扇小门,走下那道狭窄的旋梯,然后,又去向哪里? 或许有一个地方可以独自眺望城中灯火,或者是一间密室,没有灯,没有光,只有黑暗,诗人躬身坐下,俯察自己的内心,却看到了幽微的光,看到越来越强的光明。

  诗人曾经频繁周游世界。这个船形餐厅的两厢陈放着许多诗人从世界各地带回的与海洋有关的纪念品。

  我得说,这个空间并不特别令人舒服。但诗人执意要让它模仿一条船。人一多,空气都有些污浊了,何况还有声音,尤其是我需要人把电子接收器里的西班牙语翻译给我。

  这当然有些打扰到别的游客了。我向所有被打搅到的游客表示歉意:笑脸,摊手,对不起。

  人们都表示非常谅解。一对白人夫妇,很有学问的样子,他们身材高大,在低矮的船屋里不太舒服地躬着腰,表情严肃。我在表达歉意前,他们嘴里就不断发出低微的嘘声,表达歉意后,他们也没有停止。我没办法,我也要参观,我也要听个明白,而且我们已经尽量小声了。我想,唯一的办法是与这样的人拉开距离,但故居就这么大一块地方。

  尽管刻意规避,但免不了又在一个什么拐角处碰上了。他们又忙于让嘴巴嘘嘘有声。我想,既如此,那就跟定他们吧。既然他们喜欢扮演文明警察而无心参观,那就给他们尽职的机会吧。从此,就一处不落地跟定他们了。

  本想问问他们是美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但出了故居也就各自散去了。

  聂鲁达造房子真是随心所欲!

  船舱形餐厅是一座房子。出来,坡上,陡峭的楼梯通向另一座房子,墙壁是蓝绿色(也是海的颜色?),有点像塔楼的形状。

  沿楼梯爬上去,进入一个不规则的房间。空间不规则,家具也故意不规则。站在落地窗前,居高临下,部分圣地亚哥城,以及城背后的安第斯雪山就尽收眼底了。这有点像在船长室中看尽风生云起的感觉。这座房子是孤立的。出门,路径曲折,经过一些花草树木,一丛芦荟正在开花。硕大的花朵呈宝塔形,也可以看作是火炬形,就视看花人怀着怎样的心情了。聂鲁达当年看到此花开放,想必是看成火炬的吧,不论是出于革命的还是爱情的激越。

  再一座独立房子是酒吧。

  里面也有超现实的光怪陆离的陈设。比如,一双超大尺码(三四倍寻常鞋子那么大),特别定制来,随意放在酒吧的地上。再走山坡路,到了他的书房。这里有些陈列,不多的手稿,不同版本的诗集。有一本中文的,台湾早年出的《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但没用这个名字。没有简体中文的书。想了一下,要把背着的这本《诗歌总集》留在那里,再想,这十多天里读什么呢? 便把这念头打消了。

  最后的节目,是看一段有关聂鲁达生平的视频。其实我不太需要看这些东西。一个诗人出名了,他在演讲,他在领奖,他在喜欢他的读者中间,他在享受成功的荣光。我倒宁肯去读他那些诗,宁肯知道他的诗歌背后那些磨砺、那些痛苦。那是诗人的盐。聂鲁达就喜欢在诗里写到盐。

  “盐取代了崇山峻岭的光辉,/ 把树叶上的雨滴,/ 变成了石英的衣服……”(《大地上的灯》)

  但在这段视频中,有最大的一撮盐。那一年,我十三岁,在中国报纸上读到过这个故事。左翼的阿连德总统被发动武装政变的右翼军人包围在总统府。阿连德总统誓死不降。从中国报纸上读到的消息是,阿连德总统手持冲锋枪战死。自那时起,阿连德在我心中就是一个英雄形象。现在,这个过程在一段黑白视频中真实呈现出来。总统府正被政变军队围攻。地面是坦克大炮,空中还有战斗机低空掠过发射火箭弹,总统府被滚滚硝烟笼罩。看到当年一条遥远传说一样的消息变成了残酷的战争实景,我尝到了盐的苦涩,感到了某种盐一样的结晶硌着神经的痛楚。这是1973 年9 月11 日,那一年我十三岁,阿连德总统在硝烟中倒下。仅仅十二天过后,9 月23 日,聂鲁达病逝于圣地亚哥。可以补充一点材料。聂鲁达曾于1969年成为总统候选人,后退出,转而支持阿连德竞选总统。后在阿连德政府中出任驻法国大使。他辞任大使回到智利一年后,政变发生,诗人辞世,时年69 岁。

  解说辞说,自1973 年政变发生,聂鲁达逝世后,故居也毁损,后来……后来,遗孀乌鲁蒂亚在政治生态允许后,其余生就致力于这所毁败建筑的恢复。也就是说,故居中很多物件也不一定是当年的旧物件了。如此说来,这故居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倒不如说是一个女人对一个人、对一个时代的深长记忆。想到这些,我在这诗人故居中走动时,颇有些怪异的感觉。是在一个随心所欲的现代派建筑作品中穿行? 还是失陷于一个诗人光怪陆离的梦境? 但至少,这幢故居纪念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仅仅不过是爱情,在一个气泡的/ 空虚里,死亡的街道的爱情,/ 爱情,当一切都死了的时候,/ 只给我们留下了燃烧的角落。”(《我是》)

  回程中,见到一幢威严的殖民时期宏大建筑。就是刚才故居视频中被坦克轰飞机炸,当任总统死在里面那个总统府。当年政变领导人很快就修复了它,自己搬进去当了智利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朋友问我要不要下车,我说算了。只是让车缓行。总统府门口,无风,国旗低垂。卫兵们正在换岗。卫兵们肤色黝黑,又有西班牙人的鲜明轮廓。这种西班牙风格的广场上少不得会有一尊雕像。

  南美大陆,这样的广场上多立着马上英雄。这里的金属雕像早已氧化成黑色,却不知他姓甚名谁,想必应该是该国独立时期的开国英雄吧。

  次日夜里,在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作一个演讲,题目是早定好的,《聂鲁达召唤我来到拉丁美洲》。

  年轻时就喜爱聂鲁达。有一阵子喜欢的程度仅次于惠特曼。后来慢慢不读了,但这次出行,拿起来还不觉得这中间已经隔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

  我去某国某地旅行,不太读那些旅行指南一类的东西。而愿意读他们的文学。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拉巴叽的游客。

  这样的讲法,也可让异国听众明白,如今的中国人真的是虚心学习,不光学欧洲和美国,地无分远近,国无分大小,有好的,我们都学。相较之下,中国的东西他们真学得不多。

  来的人不少。讲座后提问也大致靠谱。

  只有一个秃顶先生,很客气的样子,期期艾艾地说,他不同意我在讲座中说阿连德是个英雄。他说,阿连德是自杀的,一个人就不应该自杀。我回答他,我以前知道阿连德是战死的,但即便自杀在我心目中也还是个英雄。我问他,你说他不该自杀,是基于宗教理由吗? 秃顶先生说不是宗教原因。我说,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人家出于宗教理由你还去和人争论。宗教是定见,你跟别人争什么呢? 你说不是就好办了,那你为什么说他不该自杀。秃顶先生说那不等于放弃了社会责任吗? 我说,好家伙,人家飞机坦克地上来了,就是剥夺你这个责任能力,自杀,不投降,不自取其辱,非常了不起了。

  智利的晚饭是真正的晚饭。讲座完,大家还喝了些红酒,闲聊一阵,九点钟,这才开拔去吃饭。桌上有两位智利当地作家,说同意我对阿连德的看法。他们说,当年总统府被进攻的时候,阿连德总统通过广播对全国讲话,声明不会向叛军交出权力,不会活着走出总统府。如今,世界大幅度右转,当年如阿连德这样的壮举也成为质疑与解构的对象了。马尔克斯在诺奖颁奖礼上的演说中针对强势的西方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毫无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其实,在这一点上,西方迄今并无任何明显的改变。我们还应该记得,阿连德总统牺牲后,并不是智利人的马尔克斯曾封笔五年,用文学罢工抗议这场军事政变。直到1982年,马尔克斯在他名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诺奖演说中,还对这一事件念念不忘:“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那时,阿连德和聂鲁达逝世已经近十年了,但马尔克斯没有忘记他们。近年来,中国对聂鲁达的翻译几乎停止。我手里这本诗集完成于1949 年,所以我不知道以后关于这次政变,聂鲁达有没有写过诗歌。但他在这本诗集《背叛的沙子》这首长诗里,把拉美诸国独立后迅速背叛人民的各国强权的统治者全部写了一遍。这首诗中有一节《寡头政治》:

  “旗帜上的血迹未干,/ 兵士们还没有睡觉,/ 自由就改变了服装,/ 变成了财产和家当;/ 从刚刚播种的土地里/ 出来一个阶级,一伙/ 佩着纹章的新贵,/ 既有警察,又有牢狱。”

  在智利的这些日子,还有一些我认为有趣的事情值得记录下来。

  去一个葡萄酒庄参观。冬天,架上的葡萄藤都枯萎了。园中很多树。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树,都长成了世世代代就扎根在这里的样子。其中有一株玉兰树,我说,这树的故乡在中国,但导游认真告诉我,园中有记载,这树是从美国来的。

  驱车一百多公里去瓦尔帕莱索。

  聂鲁达说:“圣地亚哥是被冰雪高墙囚禁的城市。瓦尔帕莱索却向茫茫的大海……敞开了大门。”

  去看太平洋。

  去看聂鲁达的第二个故居。按计划,沿海岸公路二十多公里,走走停停,看太平洋的风景。然后,去广播电台接受采访。主持人迟到了——和这里很多人一样,他对迟到如此之久并不抱有歉意。逼仄的播音间里居然挤进了四个人。主持人、我、当翻译的孙新堂和圣托马斯大学的莉莲女士。其实我只说了很少几句话,主要是他们三个人在谈一个叫阿来的人的什么什么。西班牙语好听,但有些冗长。一句汉语过去,会变成一句半到两句不等的样子。从电台出来,已经没有去聂鲁达故居的时间了。我们必须赶一百多公里路回到圣地亚哥,六点半在天主教大学还有一个演讲。

  离开的时候,夕阳正坠向西边的大海。蔚蓝的大海在身后闪闪发光。

  “瓦尔帕莱索的海,/孤独的夜晚的光波,/ 大洋的窗户,从中/ 探出了我祖国的身姿,/ 仍然用眼睛在张望。南方的海,大洋的海,/大海,神秘的月亮,/ 在橡树的可怕的帝国,/ 在鲜血保证的奇洛埃,/ 从麦哲伦海峡直到极地,/ 都是盐的呼啸,都是疯狂的月亮。/ 以及从冰中出来的星星的马匹。”(《智利的诗歌总集》)

  我们也迟到了。

  智利天主教大学的讲座,我迟到了半个小时。

  我在讲座中说我其实不大关心这个国家有多大面积、多少人口、多少矿藏。我关心的这个国家的文学怎么书写他们的地理、他们的树木花草、他们的人民、他们人民的生活。文学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进入一个国度。

  今天我就在瓦尔帕莱索的海边拍摄了不少照片。肉质叶的松叶菊,岩石间的仙人掌,海鸥,海狮,沙滩和波浪。

  这些都是智利,聂鲁达的智利。

  我们将飞往南方。那里的南方就是我们的北方,清冽的空气中满载着草木的芬芳、积雪的芬芳,以及沿着长长海岸线无声的波浪。目标是蒙特港,那也是诗人歌唱过的:

  “我记起了,在蒙特港,或者在岛上,/ 从海滩回来的夜晚,守候着的船只,/ 我们的脚在它的踪迹上留下了火,/ 一个发着磷光的天神的神秘火焰。/ 每踩下一脚就是一道磷光的硫。/ 我们用星星在大地上书写。”(《智利的诗歌总集》)

  到的那天晚上,是想到海滩上走走的,为了去看诗人笔下海上的磷光,但是天下雨。

  这是多雨的凄冷的翠绿的南方。我在那座高岸上孤立的酒店里请大家喝威士忌。

  “杯子在颤动,有你的盐,你的蜜,/它是水的无所不在的空穴。”(《大洋》)

  雨一直在下。

  一早起来,雨还在下,海天相接处乌云泛着铁灰的光。

  撑着伞,从高岸上的酒店下到海边。

  “就像流水在石头上磨下痕迹一样,/它落在我们身上,轻柔地带着我们/ 落向黑暗……/ 你熟悉土地和雨水,仿佛我的嘴,/因为我们就是泥和水做成。有时候/ 我想:我们跟死亡一起在下面入睡,/ 在雕像的脚下的深入,瞧着那大洋。”(《大洋》)

  雨还在下。

  但天边上现出了霞光。在寒意中肃立着眺望铁青色的海。不到十分钟,雨停了。天边的红霞一路扩张过来,从天上,从水中,一路亮堂到跟前的堤岸上,连那些湿淋淋的嵯峨的巨石上也泛起了些微的红光。

  去圣托马斯大学分校演讲。

  还是老题目,还是聂鲁达。

  演讲厅窗外,是大学的院墙。院墙外,是一片墓地。大小不一的墓碑参差错落,好些墓前还摆放着鲜花。墓地尽头是海湾,铁灰色的海在视线里一动不动。

  我说,墓地,以及海所代表的自然,都体现着永恒。人类的生命本身,以及人类的很多创造,都不能永恒,甚至探问与追求永恒的宗教都难以永恒,但诗人和诗歌却有永恒的可能。自然与肉体的寂静终点处,诗歌会闪烁着精神的光芒。

  也有些事可以一记。

  此时虽是冬天,四野却一片青碧。甚至有花开着。酒店对面一户人家的栅栏脚前开着一株铃兰。青碧的叶,玉色的花。托马斯大学分校楼前开着好几丛欧石楠:白色的,粉红的。这花夏天时曾在苏格兰尼斯湖边山上得见,不想在这里又碰见了。

  这里的人们老在说一种树。很多很多年前,曾站满蒙特港周围的山坡。

  这所大学有一个烹饪系。校长请吃饭。都是系里研发的创新菜。系里的总厨亲自掌灶,每上一道菜还来亲自介绍烹饪和品尝要领。我说在这样的大学当校长真有口福。校长说,来这里几年,待客还从来没有上过重样的菜。饭毕,校长送我一本画册《智利》。

  他特意介绍封面上站在雪山前那几株高大的像松又像杉的树。说这是智利的国树,也正是他们一直在向我这个植物爱好者介绍的那种树。西班牙语的名字我不懂。孙新堂用了什么工具软件后告诉我,此树中文名叫桧木。

  那我就知道是什么树了。台湾阿里山中,小火车载着游客去看的好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的那些参天古木就是这名字:桧。

  我们往更南边的拉巴斯港的湖上去。公路边某一处,司机特意放慢车速,让我们看一个叫“总统座椅”的老树桩。没怎么看清楚,车已经过去了。莉莲在手机上输入这个关键词,果然出来一大段西班牙文,这个我不懂,但随文的黑白老照片却懂。那是一个有两三米直径的中空的老树桩。好几个戴礼帽穿坎肩的男人坐在上面,中间那位是当时的智利总统。哦,几十年前,这里的桧木也就剩下这个树桩了。

  沿途有一些老房子。顶子和墙都用的是木板,那木板都像瓦片那么大小,鱼鳞状披复,覆盖着屋顶与墙面。司机是学校派出的一位女老师,她又说,桧木,桧木,这些都是桧木盖成的房子呀,百年都不坏不腐呀。

  但有些老房子却明明显出了朽腐的模样。又是一座天主堂。所以来参观,也是因为“全是用桧木建成的呀!”从立在顶上的十字架,到里头精雕细刻的壁龛。

  这一整天的行程真是看尽了最美的风景:湖,积雪的火山,整天就围着这个湖和湖边两座活火山转圈。直到黄昏,太阳收起落在湖上和雪山顶上的最后一抹光线。这天,终于在积雪的山峰下看到了活着的桧木。睌上在酒店,我对着画册封面上的那几株擎天大树发了好一阵子呆。

  我们还去看了一个蚊子瀑布。

  顾名思义,我以为是一个很小的微观瀑布。如果不是看在去瀑布有一段林间徒步的份上,我是会拒绝去的。当走出森林,听得水声咆哮,水雾升腾,片片雪浪在河流跌落处涌起时,才想这是哪里……分明是我去过的巴西阿根廷两国间的伊瓜苏大瀑布的中型版嘛。这条河叫蚊子河,害得这么壮观的瀑布群也叫了同样的名字。不远处,还有一座富士山一般的洁净雪山陪衬着。这么大一条河叫这么个名字,原来是因为这河上产一种小蚊子,咬起人来却甚是厉害,因此得了这么个名字。不过,我们来的这个季节,蚊子早就销声匿迹,我们就只管站在阳光下凝望瀑布和雪山了。瀑布就在那里雪浪翻腾,轰隆作响。

  “不只是植物的尖锐空气在等待我,/不只是皑皑白雪上的雷鸣;/ 眼泪和饥饿仿佛两种热病,/ 爬上祖国的钟楼而轰鸣;/ 从那里,在氤氲的天空之中,/ 从那里,当十月勃发,南极的春天/ 在美酒的华彩之上奔流时,/ 却又有一阵悲叹,一阵又一阵悲叹,又一阵悲叹,/ 直至横越白雪、黄铜、道路、船只,/ 穿过黑夜,经过大地,/ 直至我流着血的喉咙把它听见。”(《奥里萨瓦附近的愁思》)

  极美的东西总是引发愁思。多看一会儿,感觉自己有点化在里面的感觉,也就是看得有些意思了。旅途匆忙,看出点这样的意思也就很够意思了。

  旅游公路绕湖行走,两座雪山一直在视线之内。其中一座浑圆的锥形,像极了富士山的形状。这一天里,我无数次把镜头对准忽远忽近的它。据说,这是两座活火山,隔几年就喷发一次。最近的一次喷发就在两年以前。但这个湖区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可以看见火山喷发的壮美景象,火山灰等有害物质却被太平洋上的风吹到山那边的阿根廷境内去了。这个湖区四周居住着德裔移民。民居,教堂,农场,小镇,一派欧洲风情。绕湖一圈,来到一个叫做草莓的小镇。立在湖边,晚霞映在湖上,对岸的雪山顶被夕阳照出一片绯红。不到十分钟,暮色在湖上弥漫开来,雪山顶上的绯红渐渐消失,隐去不见了,满耳都是湖水拍岸的声响。

  这也是智利之行的尾声了。

  明天飞行。

  这里已经非常靠近聂鲁达在智利南方的故乡。他描写故乡的景象跟我眼前看到的一模一样:

  “在火山山麓,紧挨着常年积雪的地方,在几个大湖之间,静穆的智利森林散发着芳香……我就是从那片疆土,从那里的泥泞,从那里的岑寂出发,到世上去历练、去讴歌的。”

  智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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