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我在瓦房店市，一个朋友给我搞到四个口罩。我很高兴，我手里半个口罩也没有，还需要出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戴过口罩。戴上口罩后，我自拍，保存了照片。大年初四，我从瓦房店坐火车回大连。我得上班。明显感觉到空气已经紧张起来了。开始的时候，瓦房店这个地方，不少人认为武汉离我们这么远，普通人根本就不够重视，很多人都不戴口罩。车站工作人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拿着测体温的仪器对准我的脑门测温。那个人拿着仪器像握着一把手枪，说，你往前点啊，怕啥。我倒不是害怕，只是突然觉得很魔幻，就像一觉醒来来到了外太空。

　　临行前，我对家里人说，元宵节不回来了。疫情不解除我不回去。

　　火车上人很少，一个人可以独占六人座。大家都有意拉开距离，哪怕是熟人。列车员与乘警在闲聊。列车员说，工作三天单位就给发一个口罩，管用吗？按规定四小时就得换。没办法，自己又准备了一些。你还能不上班？咱铁路也不可能全盘停运，咱还得靠工资吃饭。乘警说，自己精神自己长吧，不能什么都指望领导给你准备。

　　我是铁路人，大年初一都上班。我知道列车员的工作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要接触各种各样的旅客，你知道谁是安全的？谁是病毒携带者？就算是戴着口罩，各种口罩五花八门，有的根本没有多大防护作用，而火车是相对封闭的空间，想想，不可怕吗？

　　到了大连，我赶紧买了一些菜，有新鲜蔬菜也有干菜，还买了一箱方便面，几斤挂面。有的大超市，方便面、挂面、面包啥的，已经买不到了。小喷壶也买不到了。买了一棵大白菜花费60多块人民币，这是我这辈子买过的最贵大白菜。

　　回住所以后把外套脱下套在大塑料袋子里，消毒鞋底，洗个热水澡。拿起手机看新闻看朋友圈看公众号，关于“新冠”的各种海量信息铺天盖地，很多难辨真伪。看完一篇介绍如何戴口罩的文章，我才发现我不会戴口罩，我把口罩戴颠倒了。口罩佩戴方法不对，大大降低了口罩的防护作用。于是我突然心烦起来。拿起手机给家里人挨个打电话，告诉他们一定要如何如何。挂断电话又想起啥事没说明白，拿起电话再打一遍。我爸说，不要絮叨了，都知道了，该井里死不能河里死……我们会注意的，你就放心吧，你自己也要注意啊。

　　家里有吃有喝有网络，如果不上班就在家呆着不出门。本来计划写个中篇小说，开头写了不到五百字，写不下去了。长文写不了，就写短文，写诗歌。我想，如果不写作，我会更郁闷，难道就整日玩手机睡大觉？不过，我第一次觉得文学的作用面对灾难真是太小了。我们这一代人没吃过太大的苦头，这次算是“补课”，虽然任何人都不希望苦难来临。

　　我湖北那边有朋友，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该不该发微信过去问候一下。犹豫了良久，我给一个在黄冈的朋友发微信，还好吗？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她回微信说，我还好，这里情况很严重……我只能隔空鼓励她，其余也帮不上啥，觉得有点愧疚。后来我在她的朋友圈下留言，还说什么“天上九头鸟”云云，说湖北人精明能干勇敢无畏，一定能战胜“新冠”。待春暖花开，郊游、踏青、看樱花……后来我看到诗人老陈写的一首颇具调侃意味的小诗，因为貌似对湖北人民大不敬而遭到网民雨点一般密集的攻击。老陈只有公开道歉甚至辞职。老陈的诗里就用到“九头鸟”这个词。我赶紧百度一下，觉得这个词的使用，要看语境，可以是褒义也可是贬义。好在黄冈的朋友没有误会我，不然，我会觉得很抱歉。特殊时期，人都变得敏感，一言不慎就可能找麻烦。微信群里有人经常转载一些“抗疫”诗歌，貌似充满正能量，细看看，丑陋不堪，无脑地欢呼嚎叫，毫无文学性可言。我是作家也是诗人，我也写“抗疫”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种说法我也不认可，关于“奥斯维辛”我们懂得多少？不过是从历史这头巨兽的牙缝里剔出一点残渣兑水酿酒而已。写不写，我觉得是一个诗人的自由。水平差，可以理解，无脑欢呼，空洞无味地喊“加油”甚至“感谢冠状君”之类只能是制造另一种精神病毒。

　　大连地区被感染的病例不是很多，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也不敢大意。我在铁路上班，天津那边有在动车上工作的人员被感染，河南那边也有火车司机被感染。火车司机不直接接触旅客，他被感染的几率相对很小很小，但就是被感染了。就算是千万分之一的可能，对不幸被感染的人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命运的一粒尘灰，砸在个人头上，有时就是一块巨石。

　　自李文亮病逝以后，网上各种声音铺天盖地。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说他不是英雄。我觉得英雄不英雄对李文亮的父母与妻儿来说，都不重要，人人心里都有一杆度量衡不统一的秤。父母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儿子失去父亲，这种痛已然痛彻心扉，岂能用语言形容？最可恨的是“吃人血馒头”的人，他们在死者家人的伤口撒盐。李文亮刚病逝，就有人冒充李文亮的妻子发文，先是发布一个声明，拒绝一切捐款云云，然后又发布一篇谎称是李文亮妻子整理的李文亮“手稿”，题目叫《我走了》。结尾的一句是“他为苍生说过话”。该冒名文章在网上一经发布，立刻带来海量的点击率，慷慨打赏的读者也不是小数目。这种可耻的炮制伪文者，毫无人性可言，就是在造谣，目的只有一个：获利。希望有关部门不仅仅是删掉文字了之，一定要没收其造假的非法所得。

　　2月11日，我们还没有看见疫情的拐点，而很多人要陆续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得不走出家门的人越来越多，我心想：最危险的时刻来了。我一朋友在服装厂上班，2月11日开工。她说，心里也没底，但是不工作就没有工资。她说，老板也害怕，战战兢兢，不开工吧合同都签了，银行的贷款也要还，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想，如果能平安度过这一个关键阶段，则曙光就在眼前。条件允许的可以继续在家宅着，尽管很多人长时间宅家已经憋坏了。网上看视频，一个人在高楼上用百元大钞叠飞机，然后打开窗子向外面抛飞机玩。

　　在《新民周刊》公众号上读到湖北作协主席李修文的一篇文章，觉得非常好。语言朴素，文中有疼点有看点也有观点。他说他现在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这个可以理解。许许多多的人心情都是压抑的，而写作并不是第一紧要的事，哪怕他是一个作家。但是他说：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我认为，只要加上“唯一”这个限定，就有了商榷的空间，逻辑上就有了漏洞。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来说，要通过文学作品去反思灾难，或许他需要一段时间去沉淀去思考，并从“比较文学”那里找到参照系或避开雷区，以更广阔更幽深的视角回顾历史，这固然是难能可贵。他用不着与新闻记者网路枪手啥的抢阵地，不需要炮制文化快餐。一个好的作家必须耐得住寂寞。不过情况也有例外。曹植七步成诗是被逼无奈，诗也并不坏，可以一观。王勃写《滕王阁序》也算是速成。有人“沉淀”了一辈子也还在淤泥里仰望夜空。当你面对一个就快饿死的人，首先要给他食物，哪怕是方便面。然后，你如果能力允许，就帮他看病、找工作甚至思考背后的深层原因。如果说，“我救你一时救不了你一世”，所以不给快饿死者食物，这绝对是荒谬的逻辑。面对非常时期的众声喧哗，如果一个足够优秀的有影响力的作家能适时站出来，著文发声，振聋发聩，能准确深刻无误指出我们面临的困境与希望，给更多人受创伤的心灵以治愈或哪怕小小的安慰，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也一定不违背“灾难文学”的伦理。当然，保证作品的质量是基本前题，粗制滥造甚至肉麻不堪的“冠状”诗文还是不发为好，以免脏了大家的眼睛。

　　1830年秋，求婚成功的普希金前往波尔金诺村办理过户手续，不料霍乱爆发，他不得不滞留三个月。滞留期间，他完成了四小悲剧、两首童话诗、一篇叙事诗、《别尔金小说集》、《叶普盖尼·奥涅金》的三章、一部中篇小说、29首抒情诗、13篇评论、17封书信。史称“波尔金诺之秋”。如果我们做不了普希金那样牛，作为作家，至少也要尽力排除负面情绪，该写作还是要写作的，因为第一时间的感触是日后无法找到的。笔就是作家的“呼吸机”。哪怕完成不了大部头作品，一些零星的笔记啥的也有一定价值。最后，我想以一首自己写的“抗疫”诗《纪念碑》作为文章的结尾：

　　文字咬着文字的尾巴

　　白昼连体黑夜

　　你我都是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

　　穿过针眼的飓风细若游丝

　　万梦同床，日月共枕

　　春天如吸血鬼一般露出尖牙

　　繁殖、复制，延续自己的遗传基因

　　上帝偶尔也掷骰子

　　可以替黑暗中的逝者发声但不要

　　冒充逝者盗墓鞭尸

　　不要敲响人皮骨

　　不要让历史面目狰狞，感染病毒

　　只给我们一个疮痍侧脸

　　我要用挖井的方法建一座纪念碑

　　用冰镌刻火

　　用肉身清净灵魂

　　用瞬间记忆留住永恒真相

　　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