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我一直写的鹭寨，我想用这个中篇给它做个终结。其实我写的是我老家都罗寨。大专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待在乡下，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同龄人都在远离故乡，不但是乡村，而且县城、地市都已留不了人，留下来仿佛就是失败的代名词；而我，总有一种逆向而动的快意。那是2000年左右，我待在乡村还有一种安逸，我迷恋这种安逸，总觉得它即将破灭。事实果然如此，很快乡村越来越具有一种废墟的气质，越来越像一口枯井，生活其间，夹杂于老人和儿童之间，你会奇怪自己竟然是个年轻人。我知道这是个借口，事实是我越来越待不下去。爷爷去世以后，我就很少在都罗寨过夜。时至今日，二三线城市也给人一种灰不溜秋的感觉，只有一线城市还能承载年轻人的欲望。

　　我一直在写乡村故事，虽然内心认为，乡村已没什么故事可讲。

　　故事于我一直是模糊的概念。我在大学里面专门教学生如何讲故事，这概念仍然模糊。为了让教学能有成效，我不得不将故事总结为一定的模式，甚或总结为一些桥段，一些心里一直很鄙夷的套路。套路并不高明，但事实证明不高明的东西往往更管用，那些煞有介事讲着废话的人，一定比深刻且沉默如你的人有更多信众。不是吗？讲堂上我不断强调着故事的重要性，强调故事已经是当今世界最大宗的消费品，好的故事永远不愁卖……以光明的前途激发年轻的学子产生编造的兴趣。故事就是这么回事，你摸清它的原理，你以你的编造让人信服且满足地消费了时间（毕竟不能说是打发了时间），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从业者。

　　私底下，我又十分怀念以前读那些读不懂的书，那些不屑于讲故事的书。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争相阅读那样的书，但现在还有几个人在读呢？现在我们只读那种直视无碍的文字，容不得看不懂，不相信看不懂后面隐藏有奥义。当然，小说还是要讲故事，但重心可以落在“故事”上面，亦可以落在“讲”上面。这不是文字游戏，里面有天宽地阔的差别。

　　好呐，写鹭寨的最后一篇小说，放开去讲，却又不怎么理会故事，这毕竟引发我新的兴趣。漫长的写作，枯燥地面对电脑屏，寻找到新的兴趣又是多么必要和不易。红露就这么冒出来了，当然是有人物原型，其实我没跟她说过话，脑袋里一直记着她的一些事迹。忘不了的，都有生发出故事的可能，这次又如何应验？

　　村庄因陋就简的旅游，少不了几个美女来当导游，红露作为村里最漂亮的妹子，当仁不让要成为导游。人物身份仿佛就这么确定了……就这么确定了吗？我忽然想到一个美女偏要像男人一样去抬轿，干力气活，就明白怎么写了。人物的身份不能确定，故事的走向不能确定，这是我确定要在这篇小说中寻找的乐趣。于是，一切都游离不定，一开始摆出两个村庄对峙的状态，但很快放弃它吧，要是对峙贯穿整篇小说，似乎就回到自己惯常的老路；恋爱呢，也要戛然而止，我本不擅长写两情相悦、花好月圆……写出来，红露的经历，乡村旅游的变化，我感到如此贴近记忆中故事已然枯竭的村庄，比以往更贴近，因为它没有完整的故事，但又有各种故事的可能性悄然闪现又意外消隐。

　　以前我不敢如此故意地破坏故事本身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它像一道必须遵行的行规引领着我，但这次，我竟然怀有足够的自信，顺畅写完这部故事凋零的中篇。我相信读它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仍然自信地想，别人的种种看法其实都正中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