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桂房村坐落在枫桥镇南边三华里的地方。路边有一座黑不溜秋的松林庵，就在镇与村之间的中间地带。我一直没有听到过钟声或木鱼的声音从庵堂里传出来，也没有见过庵堂里有尼姑出没，仿佛这只是一座空宅。后来松林庵改造成了茶叶加工厂，从此庵堂里装满了茶叶的清香。但我仍然觉得，松林庵三个字属于唐诗或者宋词，反正它毫不含糊地充满了江南的意象。当然丹桂房也足够江南，丹桂房的雨天来临时，人们穿起蓑衣，村外的溪水涨上来了，鸭子在岸边集结，桃花在岸边淋雨。天地苍茫，如果说这都不够江南，还能是什么呢？

　　丹桂房有三个自然村，离枫桥镇最近的是瓦窑头，中间是丹桂房，再往南就是邓村山下。这三个自然村几乎成为一条直线，组成了一座大村庄。这座村庄曾经被某一个火红而且特定的年代命名为永胜大队，有时候，也被叫作彩仙村或者彩仙大队。尽管名字那么缤纷，但是这个村庄里的人，差不多都只会自称是丹桂房人。比如我，比如建德，比如天平……比如威风凛凛的村主任校泰长佬。

　　假定我们能回到1655年的春天，你或许会在一条蜿蜒的泥路上，碰到一个叫陈丹葵的年轻人。年轻人撑着一把油纸伞，遮挡着那个年代的紫外线。年轻人是从枫桥镇上的陈家过来的，他站在没有雾霾的一片空地上，懵然地张望着。此时陈丹葵最著名的叔辈——画家陈老莲已在绍兴病亡，清军挟带着刀光剑气威风凛凛地入境。这个平静的小镇四周，仿佛暗流涌动，这让陈丹葵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陈丹葵被邓村山下的益三太公聘为骆家私塾的教书先生，那天天气是多云到阴。陈丹葵站在骆益三家的院门口，先研究了一下房屋结构，然后中气十足地大叫一声，陈丹葵在此。

　　院门只开了一条缝，骆益三眯着眼睛看了陈丹葵很久。他突然笑了，说，陈丹葵你把你的简历给我。

　　陈丹葵就用胳膊夹住了那把心爱的油纸伞，口齿清晰地说，在下姓陈名衷丹，字丹葵。我来你家应聘当教书先生，请开院门。

　　1655年春天的院门吱呀一声就此打开。后面的故事十分俗套，那就是骆益三骆先生的女儿，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有文化的教书先生陈丹葵。陈丹葵在离骆益三家不远的地方开始定居，他根本没有去有关部门批地基，也没有申请土地证和房产证，就自作主张地搭起了三间草房。陈丹葵还学会了酿酒和种田，农闲时分他会继续教人识文断字。一不小心，陈丹葵生了六个儿子，六个儿子又生了十八个儿子，十八个儿子又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陈丹葵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太公。这些英武过人的传奇，都白纸黑字地记载在家谱中。最后，私塾先生陈丹葵的子孙，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人理所当然全部姓陈，村庄顺理成章被叫成丹葵房。又因为丹桂与丹葵音调相近，村庄被人叫成丹桂房一直至今。

　　假定我们能回到1655年的春天，我将匍匐在地，在年轻的丹葵太公面前磕一个响头说，玄了不知道几代的玄玄孙海飞磕头。

　　假定要还原一下我家在民国年间的状态，那么是这个样子的：我的爷爷陈梅品，我的奶奶骆杏林，他们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民，但是却有着还算雅致的名字。我爷爷一共三兄弟，他是做小本生意的，经常贩点水果卖个玉米。有时候有赌客到我家聚赌，陈梅品先生就炒年糕给他们吃，烫酒给他们吃，泡茶给他们吃，还要免费讲笑话给他们听。然后，在赌客们赌到天亮见输赢的时候，可以从赢钱的客人那儿收取佣金。那时候我们家坐拥三间草房，坐北朝南，甚是气派。我爷爷一点也不稀罕地主陈阿大家的台门大瓦房，因为草房的冬暖夏凉，是有科学依据的。更为雅致的是我们家屋后，有一片涤荡着清风的竹园。竹的身材是很好的，修长、精神。现在好多美女，都喜欢减肥。梦想把自己减成我家后院竹竿的模样。

　　我奶奶骆杏林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过我，那时候村里有很大的樟树和乌桕，夜里猫头鹰的叫声此起彼伏。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篱笆，石井在汩汩冒着泉水，沟渠里水波潋滟，堤岸边桃李芬芳，月季争奇斗妍，油菜也发疯似的开花。村里村外，树围着村，村包着树。关键是，蔬菜无公害，春风十里，绝对没有霾。

　　假定我能去一趟民国的年代，我想学一学裁缝或者弹花匠。或者当一回摇头晃脑的乡村诗人，不仅要吟“白毛浮绿水”，还要把能用“红掌拨清波”的鹅煮熟了下酒。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村夫生活。我可能还会和枫桥镇上当年名头响亮的著名诗人何植三成为朋友，我们是完全可以下象棋的，当然也可以朗诵一下他的诗歌。

　　假定我们能回到1977年9月1号，那我就是光荣的小学生。我背起舅舅用过的旧书包，阳光照耀着我的破衣裳，啷里格啷啷里格啷，我日理万机地读书忙。

　　丹桂房小学是由祠堂改建的，那儿是陈姓子孙们办红白事的地方。我幼年的记忆里，仍记得有几口棺材疲惫地靠着厢房的墙壁睡大觉。我对这种有着猩红漆色的木头箱子心生恐惧，总觉得那里面装着的是一个巨大的秘密。有时候我会好奇地想，棺材里会不会装着金币，或者装着大米，更或者躺着一个昏迷的林中睡美人，甚至也有可能盘踞着一条身材修长的蛇。“当当”的钟声，响彻了校园，麻雀在瓦屋顶上跳跃，或者飞翔……

　　我记得那发出亮堂堂的声音的钟，是一截用尼龙绳子吊在屋檐下的钢轨代替的。钢轨的身上本来是跑火车的，现在成了一种信号工具。这是钢轨作为钢轨本身，静卧在枕木上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陈校长穿着中山装，沉着冷静地一次次地敲着钟。在批改作业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的祖宗，一个叫陈丹葵的同样是教书先生的年轻男人。

　　假定我们能回到1989年4月9号，我年轻得像一根灌满了水的甘蔗。我去当兵了，胸前佩着一朵用红纸织起来的大红花。我家的门框上面后来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了“参军光荣”四个字。那天清晨我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努力地想学习电影里解放军经过村庄时雄赳赳的模样。比如赵永生同志的模样。然后有一个叫小花的姑娘，深情地望着队伍，唱着妹妹找哥泪花流。但是我怎么着也没能找到那种感觉，我走路晃荡得像个背着草药筐巡行在江南大地的游方郎中。

　　现在想来，春天我走出村庄的那条土埂，也就是当年丹葵太公走进村庄的那条土埂。这土埂其实是一条防护堤，发大水的时候，丹桂房的村民就在这儿敲锣救埂。我是一个实足的懒汉，我想，发大水“救埂”的时候，如果村主任分给我一个工种，我愿意敲起响亮的铜锣。

　　1991年冬天，我卸下了领章帽徽，穿着一身旧军装从南通一个叫环本的地方回到丹桂房。我一直想唱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但是词到了嘴边，却变成了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其实我们都是回不去的。丹桂房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遥远了。从1992年春天开始我再次离开了村庄，从此变成了一枚客人。我在诸暨市区的一些工厂里辗转，当保安，拉煤，摆小摊，当水道工的下手，到药厂管仓库，做企划，学校当文书……打工谋生，娶妻生女，后来又去杭州游荡，仿佛满怀理想。

　　现在的丹桂房，我的那些小伙伴们盖起新房的较多，道路也被水泥覆地。没有了我当初脑海里活着的青砖黑瓦，没有了院门、菜园、竹篱笆，没有了一个从竹园隐约处一闪而过的女子。我记得当年那座叫作松林庵的庵堂改为茶厂，茶厂半闭废弃后，植物就在庵堂里疯狂地生长。这成了我那些年里一个触目惊心的记忆，一种叫作“十蓬头”的野草，几乎可以长到你的胸口，它怎么可以长得那么嚣张？我不忍心打扰它们的宁静，更不愿剪除和焚烧它们。我扳着手指头一算，作为一种生命，它们和丹桂房有极大的缘分。如同我和村庄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更多时候，我觉得我像一棵移栽在城市的“十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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