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翁惠珠，是1989年，是在庄河县城那条最开阔的街上，叫黄海大街。那时我已在庄河分房安家，是家族里这一代人中第一个住进县城的人，哥嫂，表姐表妹，堂兄堂姐，常以打官司看病为由，来到我的家中，打搅我的生活。有一次，陪堂姐上医院看病的路上，堂姐指着马路对面走过来的一个胖女人说，贞，你看唉，那不是那个谁吗？我愣住，谁？堂姐说，咱家大姑夫前一房的孙女呗，叫翁惠珠，多年守寡，听说一直在县里当保姆。

　　堂姐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会有新发现的人，在车站站台，她会发现站牌上的某个字和姐夫的姓一笔不差，在我家的卫生间，她会发现我的淋浴房和她看过电影里的很不一样。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发现，堂姐常把身边的人搞得一惊一乍。尽管此发现不同于彼发现，是在茫茫人海里指认了一个跟我们申氏家族有关的人，可我们家是个大家族，爷爷成排叔叔成连，在某个人群里认出几个远房亲戚，实在是很正常的事。记得当时，我只转头端详了一下胖女人，以表示对堂姐的响应，就像堂姐在农闲时节闲极无聊，突然发现自己乳房高出一块，我就答应带她到医院查一查，以表示对堂姐的尊重一样。然而，让我难以想象的是，这个被堂姐在芸芸众生中指认的胖女人，这个我们申家的远房亲戚，多年之后，竟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她闯入了我的生活，在我的生活中滞留了四年之久。而为她闯入我的生活创造条件的，竟是我自己。

　　翁惠珠带给我最初的感受相当独特。或许正是这种感受，使她每每在大街上出现，都越不过我的视野。那次之后，我在后来居住县城的日子里，经常能在大街上看到她。仿佛她是一株蘑菇，一经堂姐发现，便一日日拱出地面。她个子不高，脸也不大，鼻子和下颏略微上翘，是小巧玲珑那种样子。但身子却是又粗又壮，给人占有感。怎么说呢，占有感，这是我自己发明的词，我是说，她一出现，你会觉得世界原来是她的。她对世界的占有，不在于她的粗和胖，而在于她走路的步态和神情。她走起路来，步子是横的，有一点横行的意思，她的脸总是扬着，目光很开阔地打开着，流露出一种不可理喻的恣肆和昂扬。她打量大街，你会觉得大街是她的，她打量商店，你会觉得商店是她的，总之，她传递的气息，绝对是膨胀的气息，是因突然的发家和发福而藏不住的满出来的气息。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怀疑堂姐的指认，我想，可能确有一个叫着翁惠珠的女人，是我家族的什么亲戚，守寡之后，离开乡村，到城里做了保姆，但这女人一定不是眼前的女人。她的满出来的形象与保姆的身份实在无法联系到一起，我不相信谁家会愿意雇佣这种浑身散发膨胀气息的女人。保姆，本来就是一个家庭中多出来的人，你如果不能给人存在却仿佛不存在似的感觉，那么至少也应该是一副收缩、内敛的姿态。为了验证我的判断，我曾在一次回小镇看母亲的时候探问母亲，翁惠珠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母亲回忆说，三十年没见到了，好像是长脸，不，也算圆脸吧，小眼睛，精瘦的，走起路来风一样快。母亲的描述，尽管有些模糊，但在基本特征上，与我见到的胖女人大相径庭，我便彻底相信了自己的感觉，打消了继续探问的念头。可是提起翁惠珠，母亲话匣大开，母亲说，那个翁惠珠呵，命可是真苦，她是你大姑夫前一房老婆的孙女，就住在咱家前边的姜姿屯。一小死了爹，妈领她两个兄弟嫁人走道儿，就撇下了她。那一年你大姑从沈阳回来，上姜姿屯串亲，看见她都十三岁了，还披头散发成天蹲墙根，不忍心，就把她带到沈阳，在城里待了那么多年，都以为她早就找了城里婆家享清福去了，谁知，十八岁那年，她又被送了回来。你不知她从城里回来那年那个俊哪，瓷人儿一样，好多媒人都苍蝇似的围了上去，可是你猜怎么样，她偏偏相中一个病包子，说稀罕人家白净、干净，你说他不能下地干活可不是白净又干净，结果，结婚不到六年，那干净鬼爬起来死了，扔了翁惠珠和三个孩子。

　　原本，我对一个叫做翁惠珠的女人的兴趣，只因为堂姐的错误指认，堂姐错将一个散发膨胀气息的女人当成保姆，一时间迷乱了我的感觉。严格说来，对堂姐指认的女人的兴趣，其实是我对自己感觉的过于看重，我弄清楚了常在大街上走动的女人不是翁惠珠，相信了自己感觉的准确，也就不再对这个胖女人感兴趣。大街上，也还是常能看见她，她也还是扬着脸，横着步，也还是目光开阔地笼罩着一切，但我再也不去因此而想些什么了。这个小城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已经二十年了，即使还没来得及培养出真正的贵族，特权阶层总还是有的，那些丈夫当着职能部门头脑的官太太，或丈夫发了横财的大款夫人，怎么说也难逃摆阔的肤浅，而这样一些人怎么样，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次还乡，母亲的介绍，我一点点地，把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再次置于了毫不相干的境地。这是生活的法则，总要有一些人迎你而来，又背你而去。然而，正是这一次，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真正叫着翁惠珠的女人却进入了我的内心。这个女人的走近，跟她是不是我的亲戚没有关系，跟她的命运怎么样没有关系，而跟姜姿屯这个地名有关。这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母亲说，翁惠珠，是姜姿屯人！这说法如何拨动了我童年的记忆，当时我并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发现，偶尔地，脑中会出现姜姿这个词，并且一出现这个词，就有一个女人的模样由模糊变得清晰，我知道，记忆对某种现实的呼唤是难以抗拒的。

　　姜姿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并不是一个好听的地名。它就在我老家十里洼的前边，与我的老家隔着两条河一座侧切的大山，秋天过去，庄稼收割，树叶凋零，一眼望穿裸露的山野，能直接看到山腰上的草房人家，姜姿屯的名字于是就被大人们挂在嘴上，人们往往指着山腰里的草房人家，说看哪，那就是姜姿屯。尽管那时还小，但大人们的语气里含着多少轻篾和讥讽是心领神会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不知道有关姜姿的故事。那是一个对任何孩子都构成致命伤害的故事。姜姿屯原来不叫姜姿屯，叫南王庄，五十多年前，曾有一个叫着姜姿的女人，和男人过穷日子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可是有一天，外边来了一个掌锣的锣匠，在她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她便扔了男人和孩子，跟锣匠跑了。那女人据说温顺善良，清秀又好看，是村里有名的贤惠女人。十几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她和锣匠被从北大荒押回来，这时候才知道那锣匠原来是个匪胡子，是个什么教的教徒。活埋匪胡子和姜姿的当天，村里保长看着姜姿，看着土坑外面四个孩子，问她，是要孩子还是要匪胡子，姜姿摇着头上的短发，看都不看哭叫不止的孩子们，毅然答道，埋吧。从此，南王庄不叫南王庄，被一个狼心狗肺的女人的名字替代。一个女人认死也要扔下孩子的事情，多么让人想不开只有童心知道，它有多么想不开，童年对姜姿的憎恨就有多大。十几岁上山挖菜，要是和姜姿屯的孩子遇到一块地里，我们会冲他们大喊姜姿姜姿，似乎这是杀伤他们最有力的武器。童年，并不了解姜姿故事的真正含义，一些年过去，我读书成长，从依姜姿而居的十里洼走出，对人世间的情感、意志有了更多的了解，对那个叫着姜姿的女人便产生了由衷的敬畏。

　　事实上，母亲描绘的翁惠珠和很小就知道的叫着姜姿的女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们只不过在母亲的提示下联系了一个地名，而已，或者说，母亲在描述中提到了那样一个地名，让我在心里边把翁惠珠和姜姿有了莫名的混淆。但是我得承认，确实因为这种混淆，使翁惠珠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一天天清晰起来，她清秀，漂亮，温顺又善良，她区别于所有印象中的乡下女人，有着一头类似五四青年那样直直的短发，有着常人不可理喻的倔犟的性格，并且，因为这种混淆，大约有半年多，上班下班走到大街上，我都会左顾右盼，希望在拥挤的人群中找到长期勾画于心中的那个形象。

　　我不可能在人群中真的找到她，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我勾画的形象根本就不存在；我的这种寻找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工作、抚养孩子、读书、写作。应该看到，我的生活的主流，我的更大的那部分生活，跟翁惠珠这样一个女人没有丝毫关系，她只是我记忆和思绪某一个片断的汇合。没过一年，我就将这样一个人忘得一干二净，偶尔地，在大街上再看到那个胖女人，下意识地一愣，觉得她似乎打扰过我，可用心去想，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人其实是最最健忘的一种动物，因为人的目的性总是太强，与目的无关的人事，自然寿命就极其短暂。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我真的有可能这一辈子也遇不到翁惠珠了。

　　后来，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词语，它在书面上，是那么谦逊礼让，不动声色，仿佛飘动在山后边的云；它在生活里，却又是那么孤傲勇敢，咄咄逼人。是后来这个跟时间相关的词语，依仗着时间赋予的权力，将我的人生拉出一程又一程……后来，我的创作有了长足的长进，后来，我的小说获了大奖，在机遇与运气交汇多彩的光芒里，后来，我接到一纸从一个人群中走出，又走向另一个人群的调令。

　　另一个人群，这是我跟翁惠珠能够相遇的重要契机。在县城，在原来的人群中，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一个人际网络，十分的疲累，进城之后，生活中只剩下写作，对新的人群便没有半点加入的愿望。但，生活是严峻的，你只要还想活着，与新的人群缔结新的人际关系就是难以逃脱的选择，说到底人是活在一种错综的关系里，关系甚至就是人生的土壤。在我进城半年之后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老师打来的。他说，玉贞，我的保姆不干了，能不能帮我从乡下再找一个，要岁数大一点的，你师母病情太重，岁数小的人不愿干，我又只能付三百五十块钱。我的老师多年扶持我，是我得以走上文学道路的关键人物，是我得以从县城调到城里的关键人物，他刚刚退休，这个忙说什么也要帮。可是，我多年离开乡下，除了亲情，我与乡村早已失去本质的联系，上哪找呢？这时，突然地，我想到了翁惠珠——人因为目的性太强而健忘，人在目的面前，又有着超凡的记忆力。我想起翁惠珠，浑身一阵潮热。我的激动，当然不是因为终于可以见到这个人，而是因为终于可以对我的老师有所报答。我当即就拿起电话，打给我在小镇上工作的大哥。我说大哥，能帮我找到翁惠珠吗？咱家大姑夫前房的孙女，听说她在县城当保姆。我的老师需要她，一个月三百五十元钱。

　　因为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双目失明，大哥在家中一直承担着父亲的责任，父亲去世之后，大哥对我更是关爱有加，尤其当我一程程远离了家乡，大哥感到对我的庇护已力不从心，我偶尔提出的要求，在大哥那里，便如圣旨一般。我都能感到，大哥在电话里那一声“好”的力度。

　　翁惠珠浮出了我心灵的水面，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这让我完全没有想到。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翁惠珠一旦以保姆的身份浮出水面，我对她的出现便一日胜似一日地焦急。我的焦急，是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把握——事实上，能不能找到翁惠珠，我把这看成命运的际向，有赌的意思。就像一个人在赌自己的婚姻和爱情。事实上，我在这样一场只有十天的等待中，确像一个陷入无望爱情的小兽，对新来的每一天都充满盼望，充满恐惧。最初，我还能清醒地知道，这是不可强求的事情，一切都得顺其自然。然而后来，我竟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了。

　　盼望和恐惧的电话终于响了，在听到大哥声音的一瞬，我的心几乎跳到嗓眼。大哥说，玉贞，翁惠珠找到了，她正在县里给水产局长当保姆，我把她给挖了过来，你告诉你老师，后天就到。我的大哥就是这么棒，从不会违我的心愿，我当即就给我的老师打了电话，报告了这个对他来说如同铁树开花般的消息。

　　我的大哥是怎么将翁惠珠找到的，至今我也没有问过，我宁愿把这看成人们常说的缘分。迎接翁惠珠是我和丈夫一起去的，我们没有惊动我的老师。我们在家备了简单的午餐，排骨汤，炸带鱼，凉拌黄瓜。记得那是一个初秋时节，马路上到处都是落叶，我和丈夫坐着706路公交车，于落叶在车下的哗哗滚动中，一点点靠近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大哥一早在电话里说，那是一班由丹东开往滨城的快车，十一点准时到达。到达，这个预示着某种重要时刻的词语，在那个迎接翁惠珠的上午，闪烁着怎样激动人心的光彩实在是难以言说。是站在车站门口，一路冲环城路张望的时候，我才深切地感到，此时此刻，我的激动，我的就要见到一个人的激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报恩情结，它完全出于一个人的魅力，一个融姜姿和翁惠珠于一体的女人的魅力。那一天，我跟丈夫站在萧瑟的秋风里，仿佛站在一个神奇的故事里，我们，尤其是我，觉得此次迎接一个人到达的现实完全发生在非现实的时光里。

　　几年以后，当翁惠珠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偶尔忆起那个就要见面的一刻，仍然能够唤起我梦幻般的感受，觉得我们是站在了一个神奇的故事的开端，我们当时所遇到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今天这部小说，它是一上场，就具有了艺术真实的特质的。

　　现实是残酷的，现实总比艺术更精彩。当那个携满了家乡乘客的黄海大客在北岗桥车站停下，玻璃窗里透出一张我熟悉的面孔，我的印满漂亮、温顺的女人形象的胶卷，瞬间曝光，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以至于很长时间，不知该做何反应。站在我眼前的，居然就是堂姐在县城黄海大街上指认的胖女人，也就是说，堂姐没有指错，那个总是迈着横步的恣肆的女人，就是翁惠珠，是保姆！这怎么可能呢？

　　我想，我的激动凝在脸上，一定犹如霜花冻在窗玻璃上，有着清晰的纹路。胖女人下车后，惊慌地张望，她穿着一件又瘦又小的格呢上衣，下身穿一条黑色毛线长裙，上边的局促与下边的放纵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在寻找，心里有事，膨胀和恣肆的感觉不那么强烈。她先是东张西望，当车上的乘客下光，她又反身上了车，从车上费力地拖下两只塑料编织袋，之后，像一个母亲领着两个孩子似的，站在两个高高的编织袋中间，茫然四顾。看到她的慌乱和紧张，看到她的捉襟见肘，看到她站在编织袋中间怪异的样子，我在内心一点点确认了一个事实，这个胖女人确实是保姆，是翁惠珠，而不是什么暴发户的妇人，我向丈夫示意一下，毅然走上前，我说，翁惠珠，我就是来接你的。

　　终于见到接站的人，翁惠珠眼睛一亮，猛地向我扑来。她的动作绝对是扑而不是走，她扑向我，手紧紧把我抓住，这时，一个极柔软极亲切的声音滚进我的耳膜，妈呀，小姑，你就是小姑！她的声音不高，也不尖，是柔软的，亲切的，可是，此时此刻，如此亲切的声音从这样一个女人口中说出，仿佛一颗石子，一下子就击中了我，让我身体的某个部位旋动了一下。如果，不能推翻翁惠珠就是这个胖女人这个事实，那么至少，她只是我用来报恩的一个棋子，我站在局外，走完这步棋也就了事，她怎么能叫我小姑？我是说，她比我大二十多岁呵！当然，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她让我看到，我曾经极力逃避的亲情正穷追不舍地跟我而来。

　　亲情，当我在县城那段日子，是怎样扰乱了我的日常生活，真是只有自己知道。当亲人们为了在城里办事方便，以一筐筐鸡蛋作为礼物轮番向我轰炸的时候，焦头烂额的我曾发誓永远隔断亲情。许是丈夫感到了我近于神经质的僵持，叫来一辆的士，对着我喊，赶紧上车！

　　翁惠珠不会了解我对亲情的排斥，也不会了解我对这样一个翁惠珠的排斥。她上了车，坦然下来，很快就告别局促，神采飞扬地向我诉说她的感受。她说，这回可好了，有小姑在这，可有依靠了。早就听说小姑能写书，在县里就听说了，就是不认识，没想到，能到大城市来认识。她说小姑夫长得这么好，比小姑年轻，真精神。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很周到的人，生怕夸了我冷落了我的丈夫。可是，我和丈夫谁也没有接话。我丈夫不接话，是因为天生话少，我不接话，除了对追来的亲情没有准备，还有一点，我在担心我的老师不能接受这个浑身散发着热量的女人。

　　进门后，我赶紧走到厨房往桌子上拾掇饭菜，我当时的心情相当复杂，一方面害怕我的老师相不中翁惠珠，一方面又着急尽快将翁惠珠送给他。似乎无论怎样，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可是，当我把碗筷拾掇上桌，找她吃饭，她却不见了。她的格呢外衣和毛线裙子扔在床上，人却不见了。我东屋西屋到处找她，后来，丈夫示意我，在卫生间。于是，我跟丈夫站在那里，耐心等待。我能听到我丈夫微微的叹息，我也能听到我的叹息比丈夫的叹息更加粗重。我们都背对卫生间，但此时此刻，卫生间在我们心里边似乎特别沉重。翁惠珠吃罢午饭就会离开我家，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心里特别沉重。

　　整整十分钟，翁惠珠没有出来。后来，卫生间里传出哗哗的流水声，还有哗啦哗啦类似搓衣的声音，她难道带来衣服到我家洗？我和丈夫面面相觑。许久，我走到卫生间门口，我说，翁惠珠，吃饭唉。水流戛然而止，随之，翁惠珠的声音飘出来，你们先吃，我把厕所收拾出来再吃。

　　如同一个不想搓澡的人被强行摁在了床铺上，我的脸腾一阵一红到脖，随后不久，反抗的愿望便顶上脑门。我猛地揭开卫生间的门，冲她大喊，不——我不需要——可是，当一个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形象呈现在我面前，我的冲出喉口一半的话瞬间化作了一股轻烟。翁惠珠正大头朝下，撅着屁股，脸因为倒控着，乌紫乌紫，上面挂满了汗珠，被蓬乱的头发簇拥着，恍如童年在乡下见过的野妇。我的心瞬间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胀满，我说，我的声音很低，也很柔和，我说，翁惠珠，你是客人，在我家，你是客人不是保姆。

　　我的柔和的话语，是怎样鼓励了翁惠珠日后对我的打扰，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实证明，我之所以容易受到打扰，都因为一被感动就说出温柔的话。我的容易感动，亦可谓性格及命运。翁惠珠听完我的话，重重地叫了声小姑，小姑哇，你能在这么远的城市里想到我，我就是当牛做马，又有什么呢？

　　那天中午，翁惠珠是在我连拖带拽的情况下，才从卫生间撤出的。她把我的卫生间洗刷得洁白洁净，却把我的心搞得复杂而零乱。如一台已经排好的戏突然冒出一个陌生演员，她接二连三地改变剧情，让剧中人接二连三地不知所措，最终只有面目全非。那一天我真的被她搞得面目全非，我不知道我是谁，她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走到一个屋檐下。你可以是胖女人而不是我想象中的漂亮女子，可是你不该喊我小姑；好，就算八竿子打不到的亲戚也算亲戚，按辈分算，你该叫我小姑，可是你不可以进门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刷下水道；好，就算你保姆出身，打扫卫生成癖，可是，你不可以临走时拿出那样一件东西。那天中午，在她吃罢午饭，就要离开我家的时候，她解开绑在塑料编织袋上的塑料绳，从里边拿出一本书那么厚的纸包，一层层打开，不久，一张早已退色的黑白照片，呈现在我的眼前。照片上的两个人，是我的大姑和大姑夫。翁惠珠亮出照片，就等于亮出一把锁，一瞬间就锁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看着大姑和姑夫的照片，我竟长时间说不出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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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布老虎中篇小说2002·春之卷》

　　《长江文艺·好小说》2020年第1期

　　孙惠芬，1961年生于辽宁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杂志社编辑。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七卷本《孙惠芬文集》，以及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寻找张展》七部。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辽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届、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年奖等。现居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