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黑孩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载《收获》杂志2019年第6期），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何为“惠比寿花园广场”，以及黑孩到底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一种小说命名方式。惠比寿花园广场是日本东京的地标性景点和知名商业中心，也是不少影视剧颇为青睐的拍摄外景地。因此，作为小说中主要场景的惠比寿显然就是现代欲望与成功的象征，但同时它也像是一个炫目而虚幻的影棚，小说中的移民者“我”暗下决心想要入住惠比寿，入住惠比寿之后的经历也像是幻梦一场。

　　其实，就“我”所具备的各方面条件，距能够居住在惠比寿这一地方却都还相当遥远。直到偶遇在日朝鲜人韩子煊，我才如愿以偿，但事实远未这么简单。韩子煊实际上是一位充满现代病态人格的人物形象。具体来说，关于韩子煊其人的现代病态人格，恐怕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不容忽视。

　　其一，他长期以近乎于“讹诈”的无赖方式居住在惠比寿花园广场。在“我”携同韩子煊一起入住惠比寿花园广场的时候，面对着每个月多达十九万八千元的高额房租，“我”曾经明确表达过退缩之意。但尽管如此，韩子煊却仍然执意要把这个房租看起来颇有些昂贵的房子租下来。而且，韩子煊还是和“我”达成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协议：“说两个人同居后，房费由他来交，我负责衣食和煤气水电费。”面对韩子煊这个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提议，“我”唯有一声不作，因为依照这个协议执行下来，“韩子煊的负担明显比我的负担大”。然而，只有等到“我”后来从房东太太吉田那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方才彻底明白韩子煊为什么要主动提出由他自己来承担看起来颇为高额的房费。事实上，韩子煊巧妙地钻了法律的空子，一次房费也没付过，以一种近乎“讹诈”的无赖方式居住在了惠比寿花园广场。一直到男女双方情感破裂之后，都丝毫未见他有可能主动搬出惠比寿花园广场的迹象。

　　其二，韩子煊长期扮演着一个四处招摇诈骗的国际掮客形象。小说中“我”原本以为他是在各国奔走做生意，后来才慢慢发现他是在骗人：“他不过是认识了几个中国人，根据中国人的职业，他随便立出一个项目，然后用这个项目骗日本人投资。钱骗到手，他立刻就去中国住高级宾馆，请客吃饭，唱卡拉OK。钱花光了他就回来了。”也因此，虽然只是与韩子煊接触了不长的时间，“我”妈妈就已经看穿了他这种不堪的老底：“无论韩子煊手里进多少钱，他的处境都无法改变。”到后来，从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真实那里，“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却原来，韩子煊的如此一种不堪状况，其实早在他与“我”结识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强烈地意识到，生活在自己身边的韩子煊，其实是一颗非常可怕的定时炸弹：“有时候会害怕，觉得你爸爸像定时炸弹，会把他自己和我一起炸了。”

　　更有甚者，即使已经到了如此一种不堪的地步，韩子煊也不仅不知悔改，反而还是在变本加厉地继续向深渊滑行。这一点，集中不过地表现在他向“我”那简直就是无休无止的贪婪索取上。其实，韩子煊对“我”的索取，在他试图推脱最早的八十万元房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因为知道“我”身为一个作家有着稿费收入的缘故，在一起同居后的韩子煊，更是把贪婪的目光牢牢地盯上了这一笔钱。但韩子煊却根本就不知道，他如此一种充满算计色彩的行为，早已在不经意间严重冒犯了“我”的尊严：“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小心翼翼绕开的就是稿费。我一直无法将写作看成兴趣。对于我来说，写作是我的生命，是我唯一的信仰。如果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去赚钱的话，我愿意以打工来赚钱，而不是用文学来赚钱。”

　　正因为写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如此神圣，所以，韩子煊那种算计稿费的行为方才令“我”感觉特别不舒服。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已经遭到了“我”的多次严词拒绝，但恬不知耻的韩子煊却仍然在不择手段地试图有所索取。这一方面他的一个极端行为，就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扣押了“我”的护照与存折，自称要代为“管理”。实际上，对于早已贪婪成性的韩子煊来说，所谓的“管理”不过是“投资”的别一种客气的表达方式而已。正因为如此，对韩子煊的行为动机早已洞若观火的“我”才会骤然出手，甚至动用一把锋利的水果刀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其三，总是惶惶若丧家之犬的韩子煊，竟然有着某种可谓是牢不可破的政治情结。韩子煊出生于韩国，十六岁时，父亲因拥护朝鲜而被韩国政府逮捕，为免受牵连，其母设法让他偷渡来到日本。正如同大多数偷渡者一样，韩子煊其实有着一种堪称屈辱的偷渡体验。如此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肯定会在韩子煊的内心深处刻下深深的烙印。也因此，虽然已经是饱经沧桑的中年人，但韩子煊却一直难以说清自己的家国归属：“如今长大成人了，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但是，说自己是朝鲜族人，因为日本也有好多同类。”然而，或许也正因为是偷渡入境者的缘故，为了生存，聪明过人的韩子煊竟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套带有混世性质的生存能力与生存哲学。另外，这一经历也使韩子煊成为无根的漂泊者，他对母亲的感情所牵系的其实是连韩子煊自己也根本就理不清楚的家国归属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韩子煊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存在，在这部《惠比寿花园广场》中，由韩子煊而进一步牵扯出的，是一个涉及到一个庞大生存群体的“在日朝鲜人”的问题。另外，虽然韩子煊自己除了后来的短暂到访之外，并没有过在朝鲜的具体生活经历，但父亲当年那样一种亲朝鲜的政治立场，却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现实政治选择。也因此，在“我”的理解中，韩子煊绝对属于那种思想跟不上时代演进步伐的落伍者，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既往政治时代的一个活化石。

　　论述至此，一个需要我们加以思考的问题就是，韩子煊这种牢不可破的政治情结，与他那近乎于无赖的四处招摇撞骗的渣男品性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呢？一方面，我们当然无法简单地断言二者之间毫无联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韩子煊十六岁之后的所有人生，都与他的那次偷渡行为紧密相关。但在另一方面，说一位渣男必然会如同韩子煊这样具有一种奇特的偷渡经历，却更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也因此，一种最具具有相当合理性的结论就是，四处招摇撞骗的无赖渣男与难以彻底消解的政治情结，这二者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韩子煊这一人物形象堪称丰富的人性复杂性。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韩子煊的渣男本性却并没有止步于以上数端，在同居过程中，“我”还进一步获悉了解到其他一些问题的存在。首先，是韩子煊面对女性时色狼本性的大暴露，韩子煊日常生活中女伴的更换之频繁，让人咋舌。其次，是韩子煊那样一种知错不改的拒绝悔改态度。事实上，尽管韩子煊一再辜负“我”对他的美好期望，一再地暴露出自己的丑恶面目，但“我”却并没有对他彻底绝望，尤其是在了解到按照日本的法律，一个人竟然可以“自我破产”的时候，“我”也曾经希望韩子煊能够通过这种“自我破产”的方式改头换面地重新做人。但“我”根本没有料想到，这个“自我破产”的建议，到头来却遭到了韩子煊的坚决拒绝：“在韩子煊看来，他宣布自我破产可能会带来更加残酷的现实。尤其韩子煊认为自己是一个朝鲜族人，所以不能在日本自我破产。”由此，我也明白了“韩子煊强盗似地到处骗人家的钱，事实上，他在人格方面早已经是破产的了。”实际上，也只有在劝说韩子煊“自我破产”无果的情况下，“我”才进一步认识到韩子煊的邪恶本性以及他彻底的不可救药。

　　从根本上说，正因为已经看清了国际渣男韩子煊的真面目，所以，“我”才下定决心彻底诀别韩子煊。然而，这诀别却并非易事，毕竟，惠比寿花园广场是“我”某种根深蒂固的精神情结之所在。正如同叙述者“我”在叙述过程中所明确表示过的，即使当初“我”无意间巧遇的那个男人不是韩子煊，自己恐怕也会不由自主地追随他搬到惠比寿花园广场来居住：“当初，我说碰巧遇到了韩子煊，如果我遇到的是另外一个男人，结果会有什么区别吗？我想结果是相同的。”

　　说实在话，真正惊到笔者的，正是“我”所给出的这一段话。却原来，对于“我”来说，惠比寿花园广场所象征的那样一种高品位的现代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某一位具体男性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惠比寿花园广场》这部长篇小说中，具有现代病态人格者并不仅仅只是渣男韩子煊一人。韩子煊之外，另一位现代病态人格的突出体现者，就是这位从小说一开始就已经深度介入到故事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事实上，也只有借助于韩子煊这样一个镜像的存在，“我”方才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身内在精神世界中的黑暗面。很大程度上，“我”与韩子煊，是彼此互为镜像的两个人物形象。借助于彼此的互为镜像，映照出的，正是他们俩各自的人格欠缺。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样的一种互为镜像，促使“我”心生悲凉：为了达到入住惠比寿花园广场的目标，自己竟然可以无所顾忌地选择追随任何一个男人。这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也有着严重的现代病态人格。

　　在一部带有明显自传性特点的长篇小说中，作家黑孩能够以如此一种方式展开内在精神层面上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作家具备某种非同寻常的写作勇气。究其根本，能够把审视的矛头从他者转向自我，能够展开足够深入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对于《惠比寿花园广场》内在思想艺术品格的进一步提升，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