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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299        发布时间:[2020-01-12]

  

  壹

  下班回家,我发现气氛不大对劲。妻子歪坐在木椅上,半边屁股悬出椅外,右腿抬起来压住左腿架着木马,扶住膝盖的双手十指相扣,箍得铁紧,像是怕搁上去的那只腿随时掉下来。她的脸扭向一边,侧面看去,嘴角翘着,长长地翘着,足以挂住一样东西。明知我进门,她却视而不见,身子无动于衷,脸也定住不动。以前可不是这样。我每次下班回家,她都会掐着点把饭菜弄好,待我进门,就盘盘碟碟端出来,一家人围坐桌边开吃。像我们这等平民家庭,寻常日子里,餐桌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山珍海味,无非是些白菜、南瓜、马铃薯、四季豆之类的简单菜肴——吃什么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属于家的温馨,没什么烦忧。我们都是俗人,从不期待生活中的高大上,只希望过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日子。

  今天这是怎么啦?到这时候,家里还冷火熄烟,一定是出啥状况了。

  儿子正在地上玩积木,见我进来,抬眼望望我,又专心致志搭建那些莫须有的房子。他才三岁,该上幼儿园了。这几天,我正为女儿上学的事情煞费苦心,还没来得及盘算他的事。积木是我送给儿子进城后的第一件礼物,不贵,只五元钱。那天带他逛商场,面对儿童专柜琳琅满目的玩具,他像走进了童话迷宫,显得十分高兴,先看上一辆小轿车,嚷着要买。我扫了扫上面的标价:98元,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口袋里只剩下五十多元钱。这是我们一家四口未来一周的财政状况——必须坚持到下月十八号,单位才发那点可怜的薪水。

  我说:“儿子,这车是假的,东东不买它,等你长大了,爸爸给你买一辆真车,能在马路上开得飞跑。”

  儿子歪着脑袋想了想,说:“爸爸,等我长大后能挣钱了,我自己造汽车、造飞机。”

  童言无忌。他的话里心有不甘,亦怀不满,当着导购妹子的面让我下不来台,继而生出一种枉为人父的自责和尴尬。后来,他又瞧上柜台里陈列着的一把仿真手枪,样子像左轮,安上电池,扣动扳机能发出模拟连击的枪声,很好玩,只是价格同样让我难以接受。

  我说:“儿子,我们不玩假枪,爸爸有真家伙,回家让你玩够。”

  这次,他信了,还对满腹狐疑的导购姐姐骄傲地说:“我爸爸是警察。”说完嫌不够,他举着小手对导购做了个开枪的动作,嘴里发出“啪啪啪”的声音。

  妹子看我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目光在玩具堆里跳跃,然后善解人意地挑出一盒积木,对东东说:“小弟弟,让爸爸给你买积木好了,买回去能搭好多好多的东西。”

  “能搭房子吗?我要搭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

  “当然啦,”导购摸摸东东的脑袋,说,“你是一名建筑师,能搭建出各种各样的高楼。”

  我感激地向导购妹子点点头,牵着儿子的小手,在闸口数完钱逃也似的离开商场。回到家,儿子拆开包装就爱不释手地玩起来,也不知道他到底会玩出什么花样。

  “出什么事哪?”我先开口。

  我的话一落音,就见舒云的鼻子蹙了一下,两边的咬合肌动了动,然后一抬右手朝眼睑拂去。她说:“晓得是这样,我们就不该搬到城里来受气。”

  我说:“这不好好的嘛,为什么说这种丧气话?”

  儿子倒是说出一点事由。他说:“妈妈和一位奶奶吵架了。”

  儿子的话让我颇感意外。妻子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她是个谨小慎微的山里女人,走路抬头怕树叶掉下来砸破脑壳,迈步担心踩死地上行走的蚂蚁。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从来只让自己吃亏,怎么会和人家吵架呢?更何况她进城才几天,对城市生活两眼一抹黑,断不至于和别人生出罅隙,如果发生什么龃龉,一定有误会。

  我问:“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嘛,不是还有我吗?”

  妻子抬眼看看我,目光里有不自信的疑问——作为一个男人,你真能给家庭带来平安?

  还是儿子在替她作答,“那个奶奶不让我们住她家的房子,要我们马上滚出去。”说完,他走近妈妈,安慰道:“妈妈,等我把房子搭好了,我们就搬到新房子里去,不住这个臭地方。”

  妻子搂紧儿子的头,哭得更委屈了。

  我在房间里转一圈,没发现女儿,只见桌面上散开的书和本子,出来问儿子:“你姐呢?她怎么没在家里写作业?”

  儿子眨巴着眼睛看看我,不答话。妻子还在默默垂泪。这情景让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我一脚踢飞地上的积木,吼儿子说:“问你话呢,哑巴啦?”

  儿子在我的吼叫声里,身子往小里缩了缩,在妈妈的怀里贴得更紧了。

  妻子连忙起身,顶我说:“兰子在隔壁看电视。”她走进厨房准备弄饭,边系围裙边对我抱怨,“冲儿子发什么火?有本事你应该去跟人家讲理。”

  她所说的“人家”就是儿子提到的那位“奶奶”,一个比妻子大不了几岁的女人。我去隔壁吴姐家找兰子,她给我说了“奶奶”的来路。那女人是县房管局负责这片小区的房管员,主要职责是收房租。她老公原来在我们神仙湾乡当党委书记,后来调进县政府工作。凭着手里的权力,他老婆的工作迎刃而解,几个月前从一名农妇招工成为房管局的正式职工。这个在山里操劳半辈子的女人看起来显老,怪不得我儿子把她尊称作“奶奶”。说起她老公,也算我的“熟人”。我离开老家乡政府那年,他刚好调到我们乡当书记。我们之间只有短短几个月的交集,彼此认识但不算熟悉。他老婆去乡政府探亲,我见过一两面,那是个很粗糙的女人,从相貌到打扮看上去属农妇中的农妇,放在家里让男人很是安心。我以前总有一种误解,以为干部的老婆都很优越,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气质不俗。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半边户”家庭,男人在场面上风光,吃亏的总是持家的女人。她们比一般的农妇付出得更多,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份脸面上的虚荣。毫不谦虚地讲,书记的老婆和我妻子站在一起,我妻子哪样都能把她比下去。她那副尊容乍看上去足以当我的岳母。就这么个女人,想不到先我们一步招工进城,眨眼间就乌鸡变凤凰,把自己的出身彻底忘掉,居然欺负到我妻子头上来了。

  吃完晚饭,安顿好两个孩子,妻子才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我。

  下午,她正在租房里搞卫生,管姐来敲门——管姐就是书记老婆,那位新招工的房管员。见开门的人是我妻子,管姐瞪圆了眼睛问:“你是谁?”

  我妻子一时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她还从没见过造访者向主人这么问话的。

  “小晏呢?”管姐大概看出我妻子的疑虑,指着头上的门牌说,“小晏是301的住户。”

  “哦,你找他?”妻子总算明白过来,说,“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搬家了。”

  “搬家了?几时搬的家?我怎么不知道?”

  管姐不知道,我妻子更不知道。她一连串问句像集束炸弹炸得我妻子晕头转向。妻子说:“大概五天前的事吧。”

  管姐换出一副讶然的神情:“你的意思是说,小晏搬走后,你就搬进来了?”

  妻子点点头,算是对管姐的说法表示认可。

  管姐鼻子里“哧”一声:“你们还真把房管局的公房当成自家菜园地,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她的话指向明确,包括了我们交易双方。

  妻子有点蒙。她说:“我们一样交房租,怎么就不能住呢?”

  妻子的“狡辩”让管姐感觉不爽。她拍一把大腿说:“嘁,你还占理了!老娘告诉你,就算交房租,也得先办手续再住房,这是规矩。你们倒好,管他娘的,先住进来再说。如果都这样,还要我们房管局这个单位干什么,还要我这个房管员干什么?房管局干脆撤掉算了。”说到这里,她又把大腿拍了一下——妻子知道,这是农村泼妇骂架的习惯动作。管姐指着自己的鼻子,“我还告诉你,这片小区的公房归我管,让谁住不让谁住,老娘说了算,谁都做不了主。哼,想不把老娘当盘菜,就算他脑壳上长出一对牛角,我也要扳一只下来。”

  妻子心知,自己遇到的这个“老娘”不是善茬,如果骂架,自己不是对手。她服软说:“大姐你看,我们一家几口从大山里刚搬来,总得有地方住,不能睡大街吧?”

  “老娘管不了那么多。没地方住,怎么不在大山里好好待着?谁让你们搬进城里,你们找谁要房子去。啊哈,还拿睡大街威胁老娘是吧?老娘可不是吓大的。”说完,管姐又拍了一把大腿,还朝走廊里狠狠地啐一口。

  妻子真替管姐的右大腿感到委屈。她说:“大姐,你就不要老拍大腿了。等我老公回来,我会让他去房管局找人办手续。”

  “嘿,我拍自己的大腿,不关你的事。”管姐下最后通牒说,“跟你把话明说吧,办手续的事放在后面,这是程序问题,你们先搬出去再说。听清了,限你们三天之内就搬,老娘后天上午十点钟来,如果还没腾房子,我就把你家的东西从三楼扔下去,你们就等着在楼下捡破烂吧,我说到做到。”

  说完,管姐还是拍了自己的大腿。她最后这一拍,连妻子都感觉自己的大腿麻了一下,下意识地摸了摸。

  我们都相信,管姐能说到做到。

  说到这里,妻子喟叹道:“志远,你看这哪像个家呀。”

  是啊,家,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上面的宝盖头就是房子的意思,一个连居所都没有的地方是不能称之为家的。我理解妻子的话。我们积所有财力在山里老家神仙湾修了好好的房子,那是全村新建的第一栋火砖房,一连五间,灰砖黑瓦,水泥铺地,东头配厨房,西头是牲口屋,房前视野开阔,屋后有柴山和水井,正所谓柴方水便,完全可以过自由自在的神仙日子。现在,为了随我进城,妻子却要领受管姐的怄气,她当然不好想,感觉受人欺负,只能暗自抹泪。

  我有愧于自己低能,先安抚妻子一番,然后默默地替儿子捡拾那些被我踢飞满屋的积木。

  贰

  多年之后,我在县城买了房子,一百四十平,四室两厅,一厨一卫。我常常独坐书房,回想自己当年为了把妻小接进县城,冒险做出租房的决定,不免暗自庆幸。虽说围绕租房经历过种种艰辛,但总算迈出了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可贵的一步。后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发展迅猛,房价飙涨得比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还快。许多农村家长没能赶上时代节奏,为了送孩子进城接受良好教育,不得不重蹈我的覆辙到处租房,像牧民的帐篷那样搬来搬去。

  租房之前,我羁旅县城,过完了两年单身生活。

  公安局需要一名“吹鼓手”,阴差阳错就找到了我,把我安排在政工室负责宣传工作。我清楚记得,上班那天是三月八日,一个很女性化的日子。我光脚甩手进城,本意只想和领导接触接触,谈得来就干,谈不拢便火烧牛皮回头卷。说起我的进城经历,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此前,我先后有过两次进城的机会。最先向我伸出橄榄枝的是城郊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那里不仅有一座古老的寺庙,据说始建于唐朝,其辉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一百多年前,更有一位农民领袖兵败后逃出帝都,遭官军一路追杀,最终归隐此地的传说。我去应聘,见到了公园管理处的头儿。我的工作职责定位于办公室文秘,临时工的身份使我的工资待遇和他们不能同日而语。这倒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要把一个叫作“土家苦乐宫”的景点交给我经营。这样一来,我不仅要替公园消化两名没有门路的下岗职工,还要用景点的营业收入给自己发那点少得可怜的薪俸。说白了,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我就是那只靠拼命吃草养活自己还要让人挤出奶来的莎能山羊。他们满怀信心地以为,我来自遥远的土家山寨,有着“毕兹卡”人吃苦耐劳的血统,打理好一个颇具民族特色的旅游景点应该不在话下。在一个几近荒芜的山包上,我看到了同样荒芜的现实:几间破败的茅屋里安放着舂米的碓马、给稻谷去壳和吹糠麸的风车、榨油使用的碾坊、制作豆腐的石磨,以及萧瑟秋风里漫山遍野的衰草……别说我早已讨厌生活中这些索然无趣的物件,单是“苦乐宫”的名字就足以令我退避三舍。我本已尝够了“苦乐宫”的辛酸,才迈出大山期望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你们想让我在“苦乐宫”里建功立业,换取游人欢心,用丰厚的门票收入满足你们的口腹之欲和政绩工程,那就另请高明吧。对不起,老子恕不奉陪!

  后来,法院把我请去,希望我能助力于他们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室主任给我开条件,月薪三百元。这么低廉的薪水连他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他自作主张地说:“到时候,我们出台一个稿费奖励制度,争取给你补贴一点。”回应稍慢,他便误以为我嫌工资过低,一厢情愿地让我自己“提要求”,说要尽力做领导的工作。我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说:“我可以不拿法院一分钱,但是,义务干满三年后,你们必须无条件地给我解决身份问题。”我的要求有股“豁出去”的决绝与悲催,与其说是“提要求”,毋宁是在向生活叫板,也可理解成给法院施压。我见过生活中许多明目张胆的冷脸和白眼,既不想在一个单位里长期做二等公民,更不愿走生活的回头路。主任承诺不了我的条件,把我带到院长办公室,说要“当面谈谈”。我还是那条件,谈不谈都一样。院长姓丁,两笔组成的中国最省事的姓氏。他的身体跟他的姓一样简单,给人一种清癯、干练的感觉。他赏识我的狂放,称我有文人傲骨,对我的敢想敢说毫不介意。最后,他不无遗憾地说:“法院本来就是讲规矩的地方,这份合同我们不敢签,到时候兑现不了,吃个‘败诉’的官司,传出去就闹笑话、出洋相了。”于是,我只能背着铺盖卷搭班车回老家神仙湾,回归到自己落拓的生活中。

  有了这样的前车可鉴,我到公安局应聘就洒脱多了。我不带任何行李物件,连牙刷都不带,而且对外封锁消息,省得到时候落得别人笑话。用人单位不是带着某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要和我“谈”吗?那好,我完全做好了哪里来哪里去的思想准备,不给他们留下任何幻想的空间,谁想让我签下一份毫无尊严的聘用合同,门都没有!

  公安局政工室郝主任是位军转干部,出身农家子弟,在队伍里凭一支新闻笔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他对我的背景和要求了解一番后,只谈了半小时就拍板聘用我。他把内勤叫来,让我签字领一份家属节日补助和一个PP机。钱不多,只有五十元,是给老婆的,大家都一样,让我没话说。PP机是配发给每个人的通信工具,接到传呼后必须马上回电。虽说它就像戴在孙大圣头上的那道紧箍咒,我甚至把它恶劣地想象成狗脖上的铃铛,但又不能不说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和待遇。要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腰间皮带上挂着PP机,是件多么显贵的事情啊。我决定留下来跟郝主任干,不能说,我就被区区五十元和一个PP机收买了,而是郝主任待人处事的风格令我生出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这些年来,与多少人泛泛而交,皆如过眼烟云,我就笃定地认为交对了他这个朋友。

  没房子住,郝主任腾出一间办公室,放一张值班床,就把我临时安置了。我每天早早起床,洗漱完后趁同事们都没上班,把整个楼道里的卫生搞完。这些都是母亲从小教会我的。母亲从来不准我和妹妹们睡早床,最多喊两遍,第三遍就揭开被子打屁股。我们起床后的头件事是扫屋。母亲读过《朱子家训》。她嘴里经常念叨:“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母亲是个持家的女人,扫屋就是爱家,爱家的人才会懂得珍惜生活。这是她老人家一生的信奉和持守。我每天坚持搞楼道里的公共卫生,就是把单位当家一样看待。可是,在这座县城里,我没有房子,也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只有休假回到老家神仙湾,我才能感受到家的日常与温馨。郝主任是最懂我的人。他说,把老婆孩子都接进县城里来吧,你难道不试图改变命运吗?

  郝主任的话击中我的要害。是的,从决定留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再也不想回到神仙湾去,哪怕经历再多的折腾也要抖搂身上的泥土,把脚下的根深深扎进城市土壤里,摇身变成一个城里人。社会上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命运的改变需要三代人付出努力。我爷爷死于土匪枪下,我连见都没有见过;我的父亲读完高中回到老家,用自己的怯懦和隐忍演绎了一个旧知识分子生不逢时的命运;到我这辈子,从父亲身上承袭的泥土气息注定无法消弭,但我不能任由这种卑微的气息蔓延到我的下辈人身上。尽管儿子和女儿都出生在农村,骨子里无法摆脱泥土造就的血统,但我要试图从自己身上开始改变,用我半辈子加上儿女一辈子的努力化蛹成蝶,实现由农村人到城市人的涅槃。

  先租房子,把一家人接进县城。这是郝主任出给我的主意。刚好就有同事介绍说,他一个老乡在街上做小本生意发了财,自己买下私房,租住的房子正要找人转让出去。同事带我去看房,就是小晏租住的“301”。位置还不错,处于城中心,离我上班的单位很近,走路只需要十来分钟,附近有一所完小和一个幼儿园,商场、菜场一应俱全,挺方便的。房子实际使用面积虽说只有六十多平方米,但在房管局的公租房中算是相当高级的了。一厅两卧,单独的厨房,门前一条走廊,上面绷着铁丝,可供晾晒衣物,美中不足的是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房客们只能共同使用楼梯间的公厕。碰到有人内急,须得跨楼层“作业”。据小晏介绍说,这样的公租房县城里并不多,而需要租房的人却不少。言外之意,物以稀为贵,租房须趁早,迟了莫后悔。

  所以,他提出要一万元转让费。

  这是房管局的公租房,小晏只有租住的权利,他哪来的资格转让!难道放牛娃还能卖了老板家的牛吗?

  可是,小晏说他在房间里花钱改建了厕所,用起来方便多了。

  不错,他是在进门的客厅旁边违规掏了一个卫生间,小小的,只能容一个人勉强蹲下去,大个儿颇有难度。我简单估算了一下,花五百元足够了。

  小晏又说,他刚搬进来时,房子可不是这样。他对房间进行了“装修”,现在住起来很舒服。

  他所说的“装修”,无非就是给原来的水泥地面涂过一层红油漆,看上去比白地板干净,收拾起来也方便。另外,主卧室里铺了一层地塑。都不贵,两样加起来,用不了几个钱。

  另外,小晏买的一组柜子是胶合板做成的,新房子用不上,他要转让给下家。这是没商量的霸王条款,我不想接受。但他是周瑜,我想当黄盖就必须自愿挨打——我不想挨打有人愿意。

  我说,三项加起来,也算不出一万元哪。

  小晏说,有些账是不能用加减法算得太明白的,谁接租都是这个价,将来你再转给别人,也可以挣回来嘛。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不得不亮出撒手锏。我说,我还是应该直接和房管局签合同。

  租期没到,我不退租,你找谁都没得谈,就算到期,我也有优先租住的权利。小晏算是把我拿死了。他说,嫌贵,你可以不租呀。实不相瞒,想要接手的租赁户多如牛毛,要不是看三哥的面子,我还懒得和你啰唆半天呢——三哥就是我那位好心的同事,小晏的小老乡。他还直接打脸说,我知道你是警察,想依法办事,可是,牌在我手里。

  看来,多出冤枉钱是在所难免了,我承认自己的失败。城市就是这么吊诡,一个先我进城的小商人都能制定游戏规则,让我无条件地接受和执行。如果稍有延宕,我理想中的这套公租房就不会属于我了。而我,对这个“301”是那么满意。它有两卧一厅,对我们这个四口小家再适合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房间里居然还改造出一个卫生间,这简直是小晏无与伦比的杰作,对冬天来说,对小孩子来说,太方便了——我需要租住这套房子!至于多拿几千元钱,就当是给小晏的中介费。俗话说:“落后就要挨打。”谁让他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小晏接过转让费,蘸着涎水,正着反着数了三遍,确认那是一万元现金,而且没有一张假币和残损后,才把房子钥匙交给我。然后,他像老朋友那样和我握手道别。他临别时那种张皇的样子就跟得手的骗子一样,只见他慌忙火急地蹿下楼梯,步履匆匆地蹽出院子,迅速混迹于街面上乌泱泱的人流中……

  我果然上当了。出了冤枉钱不打紧,问题是管姐现在理直气壮地质疑我们租房的合法性。我是讲道理的人,可是,此刻道理都在管姐那边,只能由她讲,我无话可说,唯有听的份。

  我手头没钱。为了凑够一万元转让金,老婆把乡街上的小餐馆低价盘了出去,只拉扯着一双儿女进城。现在,孩子读书的事还八字没一撇,钱花出去了房子却住不成,她心里十分焦急。她一急,就催我赶紧联系小晏,把转让金追回来。这时候,我们似乎都才想起来,根本就不知道小晏的住处,那时候他当然也没有手机,问“三哥”,他也一脸茫然。很显然,小晏是别有用心的,他忽悠了我,连带把三哥也忽悠了。其实,就算我们能联系上小晏,又能把他怎样?转让金是我们自愿给的,连一张白纸条都没有,就算上当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再说,“买卖不过田埂”,这是老辈人定下的规矩,我还好意思找人家翻边吗?老婆不依,非要我把钱追回来不可。她说:“你一个警察,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惩恶扬善?狗屎!”

  叁

  上午,郝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有头没额地说:“你猜猜,镇联校的关校长和城关派出所的辛教导员是什么关系?”

  我使劲想,也想不出他俩到底是嘛关系。

  “孩子转学读书的事有路子了。有些事情办起来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要找对人。”

  我急切地想知道有什么好消息。

  “原来,他们是亲兄弟,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这次要不是为你孩子的事打听出来,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没想到吧。”郝主任显得忒高兴,就像渔翁终于钓到大鲤鱼一样。他说:“我已经约好他,今晚上聚一下,你做点准备。”

  在突如其来的喜讯面前,我感到有点茫然。所谓“聚一下”,我懂,就是吃饭喝酒,进而足浴按摩,或者去KTV消费;而所谓“准备”,无非就是准备花钱。现实的情况是,我已经把所有的家当都凑成转让金付给了小晏,而且租房的事情还没搞定,手头没剩几个钱了。我结结巴巴地问郝主任:“我应该怎么‘准备’呢?”

  郝主任说:“我已经通过辛教导打听清楚了,关校长也就是他老哥喜欢喝几杯,而且只喝上档次的酒。嗯,这个,就算我们单位请客,你别管。另外——”郝主任就像做过什么亏心事似的变得口吃起来,“总不能吃完饭,一抹嘴巴就走人吧?我们毕竟是在求人家办事。这个,我的意思你听懂没?后面恐怕还要有进一步的动作才行。”

  说不懂我也有点懂,说懂我又不是太懂。我说:“郝主任,你干脆明说,我应该怎么安排才好。”

  “那就带两条好些的烟吧,关校长烟酒全能,我们找他也正是研究工作。”郝主任纠结一阵,显得有点拿不定主意,“你说,带什么牌子的合适?”

  我说:“我不抽烟,你定。”

  “起码要软王。”郝主任感叹道,“批发价都是五百元一条,两条就是整一千,啧啧,不是磨子压着指头非拔出来不可,自掏腰包谁送得起这个礼。”

  我量力而行说:“郝主任,那就先送他一条,等事成之后,我再感谢他,给补上,你看行不行。”其实,我骨子里的原因是手头拿不出一千元来。

  郝主任好像看穿了我的隐情,想了想,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把办公桌下面的屉子抽开,拿出一条“芙蓉王”烟用报纸包好,递给我说:“收起,好事成双,一条烟怎么拿得出手?我这儿只剩一条了,你自己再添一条,没问题吧?”

  我一时不知所措。

  他又说:“这种事都是一锤子买卖,谁还指望你事后感谢啰。”

  我没有接烟。我说:“郝主任,你为我的事操心够多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这烟,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会想办法解决。”

  郝主任垮下脸,很严肃地说:“孩子读书才是大事,好不容易找到这层关系,机会难得,你还磨蹭什么!如果你觉得不好接受,就算我先借给你,等将来条件好些了,你再还我不行吗?那时候,你就是加倍还我,我也会感到高兴。”

  我还想对郝主任说点什么,他一把将烟塞进我手里:“出去!我还有别的事情呢。”

  他所说的“别的事情”就是分别给城关派出所的辛教导员和潘所长打电话。他说:“潘所长,今天晚上政工室要宴请镇联校主要领导,听说他特能喝,我想请你帮忙陪酒。”

  潘所长是全局心服口服的“第一把壶”。郝主任有请,他自然爽快答应。看来,晚上将有一场恶战。

  从郝主任办公室出来,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人。郝主任的话点醒了我:有些事情办起来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要找对人。

  我想,租房子的事只能求助“老革命”了。

  “老革命”是我们县当时唯一健在的老红军。我们似乎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习惯以“老革命”尊称之。当年,这个小小的放牛娃不慎让地主家的牛踩下天坑摔死了。东家要他赔偿损失,放牛娃吓得不敢回家。恰好贺龙的队伍开过来,他就跟随红军参加革命,成了一名“红小鬼”。“老革命”离休后居住县城,他的资历摆在那里,谁都尊重他。他若是向组织提点什么小要求,只要不违反大原则,各部门都雷厉风行地办。我到公安局工作之后,关于“老革命”的传奇经历不绝于耳,激发我想写写他的念头。

  “老革命”的寓所位于城西,一个很雅致的小院子。在院坪的葡萄架下,我和心中久仰的神一样的“老革命”相对而坐,就着一杯香茗开始了我的采访。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平头上全是疏朗的白发,说话伴着哈哈,铃铛一般脆响。苦难身世铸就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生活品格,令我钦佩;他在和平年代里为家乡建设奔走呼号的赤子情怀更令我发自内心的感动。说句实话,我虽然“出身”不好,但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见到“老革命”之前,我对英雄人物的认知一直停留在理性层面。当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传奇人生之后,一座英雄的丰碑在我心灵深处高高矗立,变得具象而清晰。

  我不妨耽误读者的阅读时间,分享“老革命”保卫H首长的一个经典片段——

  那是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老革命”被调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大队给H首长当警卫员,他们的驻地在离延安四十公里的瓦窑堡。当时,瓦窑堡县城五公里范围内由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驻防,五公里之外是八路军控制的解放区。那时候,国民党伪县长田吉生真反共假抗日,肆意制造摩擦,扣押了共产党员薛南斌。H首长奉命前去交涉,营救革命战友。

  那天,H首长一共带去了五个人,一大队大队长苏振华和警卫员张大贵、中共县长高贵知、保卫科长余清水,“老革命”随H首长警卫。到达国民党县党部后,田吉生只同意H首长和苏大队长进去就餐,其他警卫人员被拦在外面安排吃饭。

  “吃饭时,我们几个人被他们的人分开插坐。他们不起好心,一个劲地给我们灌酒,指望把我们搞醉。”八十多岁的“老革命”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侃侃而谈。“我们是去救战友的,又不是做客喝酒的,我一心惦记着首长的安全,哪来的心思跟他们拼酒?幸亏我早有防备,带了一条毛巾。每喝完一口酒,我就假装揩嘴巴,把酒吐在毛巾上。这样一来,他们都喝得晕嗒嗒的,我却清醒得很。”

  “你大概能喝多少酒?”我对“老革命”的酒量突发兴趣。

  他把右手食指笔直伸给我:“我能喝这么多。你猜是多少?”

  “一斤?”

  “老革命”狡黠地摇摇头:“还让你猜一次。”

  我心里盘算着:一杯?太少了吧;一壶?概念有点模糊;莫非是一公斤?我的天啦!

  “老革命”可爱地笑笑,敲着自己的食指说:“我这叫一直(指)喝。”他说,他打小能喝酒,从来就没醉过,到底能喝多少酒,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

  “您那天喝得不少吧?”他的脑筋急转弯游戏引起我的好奇。

  “老革命”闷了一下:“差不多喝了八两酒,真要喝,他们哪是我的对手,我有把握把他们都喝趴下去。”他接着说,“我装作上厕所出去找动静。呀,满院子都是枪兵,刺刀闪着寒光——么时候调来这么多人?我听到屋子里有人对首长吼叫,是你们在破坏统一战线,问题不搞清楚,今天谁也别想走!嚯,我一听,情况不妙啊,首长的处境很危险,我必须冲进去保卫他。我借口给首长送通知,就直接闯进去了。妈个巴子的,我看见田吉生站着,样子蛮神气。他一手叉腰,一只手指着首长的脸大骂大叫。我火气一蹿八丈高,冲上去将他按坐在椅子上,同时拔出盒子枪顶住他的脑袋警告说,你对我们首长客气点,敢动他半根汗毛,当心我做掉你。首长见我闹场子,一拍桌子说,天才(老革命的小名),你敢!赶快把枪收起来。”

  “老革命”配合着肢体语言,讲得眉飞色舞。我迫不及待地问:“你收起来了?”

  “我当然不能收。我朝外面努努嘴说,首长,他们不是真心谈判,外面都围紧了。苏振华大队长见机行事说,既然这样,我们先回去,日久见人心,谁是真抗日谁在假抗日,历史自有公论。说完,他就拉着首长离开了。”

  我疑问道:“人家就这么放你们走?”

  “老革命”说:“五公里之外全是我们的队伍,他敢把我们怎样?再说了,那是国共合作呀,他们可背不起破坏抗战的骂名。”

  这是我听到的最本色的革命故事。后来,我把“老革命”的戎马生涯写成文章,发表在各大报刊。“老革命”大字不识,我拿着报纸登门回访,声情并茂地读给他听。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英雄事迹变成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铅字得以传扬,也是头一次看到自己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报纸上,露出顽童般的欣喜。在这样的交集里,我们建立起友谊和信任,成了忘年交。告辞时,他拍着我的肩膀发自肺腑地说:“小兄弟的文笔真是一流啊。我欠你一份人情,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话虽如此,不到万不得已,我怎能轻易搬出“老革命”?压在任何人头上,他都是一座泰山,很难承受得起。

  现在,我需要他还我这个人情了。管姐不让我们租住“301”,弄不好,我那一万元转让金就打了水漂。我想,这点芝麻小事对“老革命”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只要他出面,房管局那边肯定会给面子。

  肆

  晚上那场酒啊,喝得真是酣畅淋漓,连郝主任都超常发挥。

  郝主任担心酒后谈事不便,提议说:“关校长,开喝之前我是不是先给你简单汇报一下工作?”

  郝主任这是要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他何时在人前这么低微过?真是人在屋檐下啊!

  关校长摆摆手:“喝酒不谈工作,工作不谈喝酒,这是我的原则。”

  他的话让郝主任陷入尴尬。

  潘所长很圆滑,马上解围说:“我听许多朋友说起,关校长是条汉子,酒喝到位了,吗事好说;如果喝得夹生,一切免谈。”

  “潘所长,我反对你的说法。”关校长显得不高兴,“你到底是表扬我还是毁谤我?好像我这个联校校长就是个酒鼻涕,严重损害为人师表的形象嘛。”

  郝主任也觉得潘所长刚才的话不大得体,马上圆场说:“今天的主题是喝酒,请关校长尽兴。至于工作上的事,我们明天到关校长办公室当面汇报,好不好?”

  马屁拍错了地方,潘所长很懊悔。他说:“我们拿枪的都是粗人,说话不方圆,还请关校长原谅。这样吧,我给关校长敬一大杯酒表示歉意。”说话的同时,他吩咐侍应将一瓶白酒平分秋色,倒进两个马克杯里,分别放在关校长和自己面前——这是他喝酒克敌制胜的招牌动作。打退不如吓退,半斤酒一口闷下去,唬得住人家也就罢了,唬不住大不了再来一次。他其实也就这两把刷子,一斤的酒量顶天了,但一般的饮者会让他当场放倒。即便个别海量的人,在这么玩命的对饮面前,也因不知底细只好甘拜下风。

  郝主任先发球。他说:“今天,是我们公安局政工室做东,请派出所兄弟作陪,特意宴请关校长,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们民警子女入学就读给予的关照。第一杯酒我敬你,干!”

  关校长欠身回礼,干掉了杯中酒。

  郝主任说:“关校长,首先向你说明一下,我是个滴酒不沾的人,这个,在座的各位可以替本人作证。但今天宴请关校长,我必须表示诚意,这杯酒就算破例了。这样吧,下面的动作自由发挥,拜托各位一定要陪好贵客。”

  郝主任此言不虚。据我所知,他从来不饮酒,可这次为我孩子读书的事,他破了天荒,真让他勉为其难了。

  “是的,是的,”大家一片附和声,“郝主任真不喝酒。我们从没见他喝过酒。”

  关校长说:“公安局可是讲战斗力的,你们今天人多势众,可不许搞车轮战术啊。”

  “关校长可是海量。”郝主任提醒大家,“这样吧,我建议每人敬关校长一轮,后面随意。”说这话的时候,他朝我直眨眼睛。

  我马上会意,举杯上前给关校长敬酒。关校长并不认识我,听完郝主任的介绍,大概对这场宴请的主题明白了几分。他对郝主任说:“你这么器重他,年轻人肯定很优秀。”说着,他又转向我,“你能碰到这样的领导,三生有幸啊,可要懂得知恩报恩。”

  我把关校长的话理解成一种别样的提醒和暗示,心说,请放心,烟都给你准备好了。

  郝主任说:“我们搞政工工作的职责就是替民警们服好务,尽量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与后顾之忧,有些事情还要仰仗你关校长伸出援手呢。”

  “感动啊!”关校长先说喝酒不谈工作,可喝着喝着自己就食言了,“在郝主任这样的情怀面前,我关某人不帮助出把力都感到问心有愧。”

  潘所长见时机已到,端着马克杯走近关校长。“感情深,一口吞。我喝酒一直就是这习惯,关校长您随意。”说完,他一仰头,然后把杯子倒过来沥着。

  关校长盯着潘所长手里的空杯,愣怔了片刻。他这是第一次和潘所长过招,也是潘所长敬他的第一杯酒,无论从酒品到人品,都由不得他“随意”。他端起酒杯,嘴唇凑上去,眼仁却从杯口上抬起来盯住潘所长……我发现,关校长举杯的手有轻微的哆嗦,杯中的酒液晃荡不已……

  这一杯下去,关校长胃里的压力肯定不小。他脸色酡红,说话开始结巴。但关校长毕竟是在场面上历练过来的人,等一轮酒敬完,他便开始回敬大家。郝主任既然有言在先,关校长就首先拿他开刀。“来,再不能喝,我也得敬你一杯酒。不然,我就不懂味了。”

  郝主任看着手里的酒杯,一张脸拧成苦瓜皮。

  关校长见郝主任面有难色,就大赦似的说:“郝主任实在不胜酒力的话,也可以内部消化,我不计较。”

  郝主任闭上眼,一杯酒干净利落地喝下去。

  关校长搂着郝主任的肩膀:“兄弟,够哥们儿,我就喜欢这风格,你的忙我帮定了。”

  郝主任发了威。他招呼侍应拿来三个酒盅一齐满上:“关校长,冲你刚才这句话,我再敬你三杯,一醉方休,值得!”

  三杯酒喝完,郝主任就稀软下去,伏在桌面上直喘粗气。我看着他那副生不如死的醉样既心疼又感动。为了我的孩子读书,他差不多是在和关校长玩命地斗酒。我向服务员要了一个杯子和茶叶,给郝主任泡上一杯浓茶——听说茶能解酒,我此刻能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关校长喝完三小盅,也八九不离十了。潘所长要和他再来个“平分秋色”,指望把他彻底解决掉,结果被辛教导员挡住。关校长早已从辛教导员嘴里知道了郝主任求办的事,他诉苦说:“一完小只有那么多位子,每间教室也就那么大,座位都抵墙了,可谁的孩子都想挤进来。领导批条子、打招呼的又多,我这个联校校长不好当啊。”

  郝主任拱手道:“理解,理解。”

  “我听说孩子还没有城镇户口,这可不行。这是起码的门槛,连这个都不解决,孩子怎么插班?”

  郝主任迷迷糊糊地点头称是。

  关校长给郝主任指点迷津:“不过,这个问题对别人的孩子是难题,对你们民警子女只是小菜一碟,户口就是公安局管着的嘛。”最后,他拍着胸脯说,“郝主任负责把孩子户口的问题解决好,其他的事情包在我身上。按说呢,县政府规定城镇户口必须要满三年才能进一完小,但郝主任交代的工作任务,谁敢怠慢呢?再等三年,我还当不当这个联校校长很难说,不如现在打打擦边球,把人情送在明处。”

  潘所长一旁敲着边鼓:“对,有权不使,过期作废。”

  说笑间,酒局就煞了尾。郝主任邀请关校长说:“时间还早着呢,我们去搞点别的节目吧?”

  关校长嗫嚅道:“今天会醉死,还搞什么节目?早点回家休息,下次再约吧。”

  郝主任客气一番,就安排警车司机将两条“芙蓉王”带上,把关校长送走。

  关校长一走,我发现好奇怪,郝主任思维清晰毫无醉意。莫非他本来能喝,一直深藏不露?不,我怀疑他早早和店老板暗度陈仓,在酒杯里做了文章,甚至骗过了潘所长和辛教导员。我进而想到,郝主任费尽心思给关校长敬酒,应该还有更深的用意——关校长只有处于醉醺状态,才可以免去饭局之后的其他节目——对我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第二天,我去面见“老革命”。

  “老革命”认识房管局的花局长。他把电话直接打过去,花局长正好在家午休,“老革命”拉上我就走。

  有和关校长打交道的经验在前,我对“老革命”说:“是不是要给花局长带点见面礼?”

  “老革命”诧异地看着我,批评道:“你年纪轻轻,哪里学来的这些歪风邪气?我们共产党人不兴搞那一套。”

  花局长住在城中心,去他家要走很远一段路。“老革命”作风硬,坚持不坐车,要步行去。他拄着手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老革命”战争年代负过伤,腿脚不好使,走起路来一颠一簸的。那是三伏天,天上像在掉火。老人家戴一顶旧草帽,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行走,阳光将他的影子缩成一团,从后面看去,我心里五味杂陈,眼睛一阵酸涩,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花局长见“老革命”亲自上门,嘴里连道“罪过”。“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非要惊动您老人家跑这一趟?您随便发个话,小花给您办就是。”

  “老革命”坐在沙发上,木着一张脸,要我把事情经过简明扼要地说给花局长听。完了,他说:“房子是公家的,人家搬走了,谁住不是住?这孩子一家四口人从山里搬下来,没地方落脚,同样交房租,又不少公家半个钱,就让他住吧。”

  “老革命”这语气哪是求人,他分明是在向花局长发号施令。

  花局长诺诺连声:“您的指示一定照办。只是……按规矩,公租房不能私下转让,应该先到房管局办理登记手续。这不是我们要给谁出难题,上面是这么规定的。”

  “办啊,当然办,我又没说不办手续。”“老革命”说,“房管局那位姓管的妇女有点不像话嘛,她限定人家三天之内必须搬出去,不然的话要把东西摔下楼。这可不像我们共产党人的作风。”

  “您批评得很对,”花局长见“老革命”动了气,心里直打鼓,一个劲地检讨说,“回到单位,我好好调查一下,一定处理她。”

  我们这哪是求人办事啊!简直就是上门兴师问罪。

  第三天,管姐主动找上门来,给我们办好了“301”的全部租房手续。管姐说,往后有什么困难就直接跟她说,只要能办到,她一定会让我们满意。“我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我们农村人要想在城市站稳脚跟真不容易。”管姐的言行里透露出不言而喻的信息,她只差把话挑明,让我们不要再动不动请“老革命”出马。我猜想,她一定受到了花局长的批评,才有态度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从她勉强为之的笑颜里读到了某些抹不去的怨艾和压抑,而这一切都不是“老革命”的本意。

  这样一来,我反而感到不安。管姐人长得不咋样,大半辈子就是个农妇,好不容易凭借丈夫的关系临时安置在房管局当一名房管员,管着城区三百多套公租房的租赁和维修,日子临近时,不管三伏还是数九,热死冻死都得上门催收,大白天找不着人,她还要在夜间蹲守。正如她所言,一个农村人要想在城市站稳脚跟真不容易。

  女人之间似乎更容易达成和解。我妻子站在门口走廊上,和管姐牵着手说着许多家长里短的话,别人乍看上去跟亲姐妹似的,那份亲热样像先前的龃龉根本就没发生过。临走,妻子还特地从房间拿出一双新鞋垫送给管姐——既然管姐还管着我们这片租房区,以后打交道的日子长着哩——妻子是个心里敞亮的女人。

  伍

  那年夏天,我们县城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

  我们搬进租房的第五天中午开始下雨。好像有一只巨大无形的手把天空捅了个大窟窿,雨一直下,一直下。气象部门已经将暴雨预警的级别提升到了红色。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发现穿城而过的澧水一反平日斯文的常态,变得暴怒和桀骜不驯。浑浊的河水涨起来快要淹到桥面,洪水漫过堤坝后灌进城区,和城内的积水沆瀣一气,将大半个县城浸泡在一片黄汤之中。街面不见了,高楼只露出上半截,像是从水里长出来似的,城市眨眼间变成了一座孤岛。我们的租房位于龟背,海拔位置最高,全城仅剩下租房附近方圆不到一公里的区域尚未被淹没。

  接到指令后,我搭乘部队的冲锋舟赶到单位,加入抗洪抢险。我们政工室五个人编为一组,郝主任任组长。临时成立的指挥部给我们每个组划定了抗洪抢险责任区,主要职责是组织居民疏散和撤离到安全地带,解救那些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装备股把防洪需要的手电、雨具和靴子以及三天的泡面等物资分发给我们每个人,我们完全进入到战时状态,而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节骨眼上偏偏出了乱子。

  妻子打电话给我,她上午出门买菜时,两个孩子在家里玩得好好的,可等她回来却发现兰子不在家,只有东东在沙发上睡觉。儿子说,姐姐出去找妈妈了。兰子才七岁多点,下半年上二年级。上次宴请关校长,就是为她插班的事。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进城,她对县城的环境并不熟悉,这一出去肯定找不回来。更糟糕的是,虽说刚刚停雨,但县城到处都是泛滥的洪水,女儿倘若有个好歹,我的天就塌了。妻子最后说:“皮志远,你给我听清楚,兰子要是找不回来,我也不活了。”

  继而,我听到了她的哭声。

  参加工作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么大规模的集体抗洪抢险行动,我甚至期待着在这场战斗中建功立业,好好表现一把。可事与愿违,女儿失踪了,我不得不放弃立功的机会去找她。我都不好意思向郝主任请假,因为此时此刻,请假就相当于战时临阵脱逃。郝主任一听情况严重,脸马上黑了,说:“还请什么假啊。”他招呼大家,“快!快!!快!!!都给我上街,帮助找孩子。”

  这哪成呢?我们每个组都有责任区,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了具体任务。我的租房不属我们的职责范围。大家都去帮我找兰子,责任区的老百姓谁去疏散解救?我对郝主任说:“谢谢,我自己去找就够了,大家的任务很重。”

  有位副主任也说:“是呀,派一个兄弟去帮着找孩子,我们的责任区不能没人,否则,上面追查下来没法交代。”

  我说:“是的,不能因为我连累大家,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紧。我这边正在发动亲戚朋友帮着找。”

  “人民群众是人,警察的孩子就不是人吗?”一向作风民主的郝主任在这件事情上变得跋扈起来,他以那种不用商量的语气命令道,“全体上街寻找兰子!找着了再转战,谁都不准含糊,天塌下来由我顶着。”

  我已经六神无主,一想到兰子可能出现意外,整个人都像被掏空。这时候,别说只给我四个人,就是给我整个世界,我也没有能力组织起一场秩序井然的寻找。郝主任倒是沉着冷静,把我们五个人和正在寻找的亲戚混合编组,分成五个小区撒了出去。

  在城隍庙路口,我看到了几乎与大堤平齐的汹涌翻滚的恶浪。风口浪尖上飘浮着牲口的尸体和被冲毁的木屋架子。柔软的水啊,一夜之间变成魔鬼,以它无边的神力摧毁世界,制造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一切事物和生命显得那么渺小而脆弱。别说我那七岁的兰子,就算是成年人,如果遭遇这样的洪魔,又能怎样呢?我完全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嘴里不停地轻唤着“兰子,你在哪里”“兰子,你快快回来”,脑海和眼前全是她的身影。我甚至极端地想,如果兰子出现什么三长两短,我苟活于世还有什么意义呢?一旦传来什么不测的消息,我就直接扑进洪水里,去追寻我的宝贝女儿……

  兰子最终找到了。我从城隍庙转回来,走到县政府门口时,远远看见一个貌似兰子的女孩儿。我不敢确定她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兰子,用手揉揉模糊的眼睛,一直看过去,看过去……小儿不知天命啊。就在我们父女俩走近的那一刻,而且确定彼此都没有认错人的时候,她竟笑嘻嘻地高喊着“爸爸”,然后展开双臂,像一只归巢的鸟儿飞扑进我怀里。我蹲下身去,上上下下地摸着女儿,看她缺少了什么没有,然后将她紧紧抱住,生怕她飞走一样。在这种劫后余生的相逢里,我没有责备孩子把弟弟扔在家中独自离开。她也转喜为悲,抽咽着说:“爸爸,我寻不回去了,到处都是一样的路和相同的房子,到处都是水。我怕弟弟被坏人骗走,可就是找不到家。我到处找你,你怎么才来接我?”我说:“兰子,爸爸有办法找到你,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的。”说完这话,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由高度紧张到瞬间放松所引起的眩晕时间不长,醒来后马上和同事们一道投入到战斗之中。我们来到县总工会家属区附近,发现楼顶上站着一位老妪,手里正扬着一块红色的帕子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这儿的积水接近腋窝深。凭着对路况的熟悉,我们半走半游地接近楼下。现场的情况十分危险,整座大楼的一层完全被淹没,楼外就是浊浪滔天的河水,被浸泡了一宿的楼房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我主动向郝主任请战,上去将楼顶的老人救下来。郝主任要给我安排一名助手,我拒绝了。他问为什么,我说我水性好,力气大,救一个老人不在话下。我的理由言不由衷,真实的想法只有一个:报恩!这是一幢七层高的旧建筑,至少也有二十年。我默默计算了一下,泅水过去把老人从楼顶救下来最快也要一小时。在这个钟点里,大楼将会出现什么状况谁也无法预知。这场营救无疑是让生命和时间赛跑,意外或许就会发生在顷刻之间。如果这场史无前例的抗洪抢险斗争注定要有人牺牲,我应该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同事们帮我寻找了兰子,出于感恩,我冲锋在前别无选择,完全没有必要让同事们冒险,甚至搭上他们宝贵的生命!

  老妪成功获救。

  工作结束后,我和郝主任迎来了不同的结局。上峰认为,郝主任作为抗洪抢险的一线指挥员,在关键时刻罔顾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擅自命令下属上街寻找孩子,延迟两小时到达指定区域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明显带着徇私情的嫌疑。虽然寻找的是民警子女,也并未造成重大工作失误,但这种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必须零容忍,组织上决定给他警告处分。政委找他谈话时,郝主任表明态度:“处分吧,我乐于接受。”

  “看来,你带着一种变相的不满情绪。”

  “政委,您误会了。我说的是真心话。”

  政委费解地摇着头。

  郝主任说:“如果皮志远的女儿找不回来,我这个上司怎么对得起自己的手下?我会背上沉重的包袱,让自己的后半生在悔恨与自责中度过。比较起来,处分比包袱让我感到轻松。您说,我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政委似有释然:“你这么说,我倒能理解。”

  指挥部赏罚分明,鉴于我在危急时刻,单枪匹马冒险救出楼顶老人,要给我呈报个人三等功。听到这两个消息,我瞒过郝主任直接找政委,请求用我的三等功抵消郝主任的警告处分。郝主任是为了我的孩子才挨处分的,我把三等功不要了,与郝主任功过相抵总可以吧?政委说:“不行!政工室是我分管的部门,队伍建设是我的主要职责,我必须做出表率,带头执行纪律。”

  言下之意,郝主任的处分是没商量了。我说:“那我不要三等功,请组织上干脆也给我来个警告处分。只有这样,我才心理平衡。”

  “小皮,你这是什么态度?”政委神色凝重,语气冷硬如铁,“在原则和纪律面前,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感情。这一点,你难道不懂?我警告你,用这种态度对待组织的奖惩,甚至要挟组织,对你没有半点好处,而且,后果会很严重。我希望你头脑放清醒点。”

  我的牛劲上来了:“政委,这件事如果您做不了主,请告诉我,谁说了算?”

  政委沉吟半晌,无奈地说:“有话你找局长去说吧。”

  局长听完我的请求,眉间拧成疙瘩。他把政委叫到办公室,纠结一阵说:“我建议,郝主任的处分就免了吧。”

  “请局长给我一个理由。”

  “没理由,算我给他求个情。”

  “那不行!”政委非要理由不可。

  局长语重心长地说:“政委,你想想啊,如果孩子找不回来,郝主任将要一辈子背着沉重的感情包袱,我们心里同样不好受啊?”

  “这涉及大局与小局的关系问题,不能只考虑个人感受。”政委还在坚持自己的原则。

  “道理我当然懂,但说句狭隘的话,”局长说,“作为人民警察,我们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又何谈保护人民群众!”

  政委没答话,陷入深思中。

  局长说:“我理解你的处境和心情,你是从整个队伍作风建设的大局着想,怕人家说你偏袒自己的手下。那好吧,我去找县纪委的领导说……”

  “行了!”政委终于松口,“我按照局长的要求执行就是,这点事不值得给领导添麻烦。再说,这种事让你出面不好,你才四十多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局长默默无语地走上前去。

  我第一次见到他和政委的手握在一起,摇着,那么久,那么紧……

  陸

  公安局户政股的席股长说,办农转非要交一笔“城市增容费”,按规定每个人头交一万元。

  城市增容费的意思是说,这个城市的学校、医院等基础服务型设施是按照城市人口基数配套设计的。人口增加就会使这些设施超负荷运转,所以要增收一笔费用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是那时候地方政府为了限制外来人口迁移而设定的一项歧视性或曰保护性收费项目,现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不说脑壳进水,至少也受潮了吧?他们怎么就不想一想,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城市消费,带动就业机会,增加地方税收?

  现在,我们这个县城突然“增容”了,即刻面临着多出两个孩子的压力。为了避免以后的麻烦,我准备把孩子的户口一并办进城,然而,两万元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肯定承受不起。

  郝主任也知道我有难度,希望席股长考虑到我是“自家人”,能够适当减免这笔费用。席股长颇为踌躇地说:“政策是县政府定下的,农转非都要登记到人,谁也瞒不过去。”

  席股长嘴里拿政策说事,骨子里就是不买郝主任的账。户政股收取的那些城市增容费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谁都清楚。没错,县政府是有个指导性的收费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完全是由户政股说了算,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席股长说了算。那时候,户政股是公安局富得流油的部门。他们每年给局里上交一笔钱,剩下的大头就落进小金库,想给领导怎么送就怎么送,想自己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这样一来,户政股长就是香饽饽,在全局二层骨干中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除了局里的主要领导,席股长压根不把其他人放眼里。

  这些内幕郝主任岂能不知?但是,关校长那儿都答应开绿灯,孩子户口的事情总不能卡在自己人手里。果真那样,传出去就是笑话!

  问题是知道又能怎样?席股长敢不鸟你,自有他的底气。

  郝主任有着和如来佛一样的大肚,他把席股长忍了,去搬政委的救兵,回头找席股长“商量”给我孩子减免城市增容费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政委不再坚持那些所谓的原则,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他发自肺腑地说:“给小皮解决实际困难,我有责任。”

  只是没想到,席股长连政委的面子也敢驳。他哼哈半天,皮笑肉不笑地说:“政委,户政股的家底您是知道的,日子不好过啊。皮志远要求解决农转非,一下就占去两个指标。这口子一开,往后就堵不住了。”

  政委皱着眉头,不咸不淡地说:“情况我都清楚,我也是个很讲规矩的人,但这件事情比较特殊,还请席股长区别对待。”

  纳闷一会儿,席股长提议说:“政委,您看这样行不行,先给小皮解决一个,只收取部分费用。这样,我们的压力会小些。”

  政委不同意。“擤掉鼻涕脑壳轻。要解决就两孩子一步到位,不然,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席股长,这不脱裤子放屁吗?”

  席股长没退路。“那么,怎么收费?”

  “我问你呢。”政委没好气。

  “减半吧。”席股长说,“政委亲自出面解决民警的实际困难,户政股应该拿出姿态。”

  政委说:“两孩子一起办,减半也是一万元,小皮没这个承受能力。”他把话撂在明处,说穿了就是不同意。

  “那您的意思是……”席股长深沉地笑笑,“实在不行的话,我还有一个想法……”

  政委和郝主任都不知道席股长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

  “我们打个报告,您给签个字……不就是政委一句话嘛。”

  这下,我们都听明白了。席股长的意思是减免我的城市增容费可以,但要政委签字,同意在户政股上交局装备股的规费收入中抵减。

  政委没表态。他是个遵规守纪的人,不会把手伸进别人的菜园子——局里的财务不归他管,由常务副局长一支笔签字。再说,这种事情即便到了常务副局长那儿,他也不敢擅自做主,必须得向局长报告,甚至提交党委会集体研究。这一点,席股长也是看得透透的,料定政委不敢造次。他提出这么阴险的方案,与其说是给政委面子,毋宁说是在公开掌脸。

  “先谈到这儿吧,请席股长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再商量。”说完,政委走了,霜雪挂在脸上。

  蹊跷的是第二天,户政股通知我去办两个孩子的农转非手续。我问要交多少钱,窗口女警说,领导有交代,暂时不交钱。交接手续时,她连同一张城市增容费的票据一齐给我,那上面白纸黑字地大写着:伍千元整。我发现那不是一张正规发票,而是用于内部往来的收款收据,个体户随便在地摊上都能买到的那种。可想而知,户政股平时是怎么玩的。我抖着收费票证,忐忑地问她:“这钱还要交吗?”

  女警瞪大眼睛反问我:“你说呢?”

  好尴尬啊,我无话可说,灰溜溜走掉。

  回到办公室,郝主任告诉我,政委亲自找局长汇报,最后商定我交五千元。他们都知道我拿不出这笔钱,说好由财务室从我工资里逐月扣除。

  这已经够关怀了,按理,我没话说。可是,我心里仍感觉不爽——我的话语权被完全剥夺了——即便照顾我,也应该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怎么谁都不吱一声?

  郝主任似乎看出我的不满,解释说:“政委和局长商量的本意是要给你全免的,但考虑到席股长那边……哎,先这么折中处理一下也好。”郝主任还特意对我说,“局长也有他的难处,有些内幕你可能……哦,你知道席股长的背景吗?”

  我茫然。

  “席股长的岳父是财政局局长。公安局每年用钱的地方不少,有什么窟窿还要依靠席股长去抹平,局长有时候也无能为力。”郝主任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失言,他懊悔不迭地说,“呵呵,我怎么跟那些长舌妇一样,说到这上面去了?”

  我马上保证说:“郝主任请放心,这些话我不会传出去的,我知道孰轻孰重。”

  他点点头,安慰我说:“好歹坚持到年底吧,困难只是暂时的。”

  我不明白“坚持到年底”是啥意思。我暗自算了一笔账,每月从工资里扣去三百元,差不多要一年半以后我才能从这笔债务中走出来,而眼下离年底只差四个多月,我连春节都将过得艰难,困难怎会只是暂时的?

  回到家里,我把新户口本拿给妻子看。她接过棕色封皮的户口本,先看看内面的册页,然后用右手反复摩挲着封面上庄严的国徽,眼里噙满了泪水。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我和她到乡民政办领到《结婚证》的那一刻……她高兴啊——我们的兰子和东东既是原来的孩子,又不是原来的孩子。他们姐弟俩昨天还只是农村子弟,今天就变成了有户籍的城市居民。

  后来,妻子把户口本收进坤包,兴高采烈地弄饭去了。

  兰子正在写暑假作业。我陪着儿子玩积木。我想教会他拼一辆货柜车,可他却要给我搭建一座漂亮的房子。他指着租房前面不远处的一幢私人小楼说:“爸爸,我们搭建那样的房子好不好?”

  我说:“我家东东搭建的房子比那个更好看。”

  “搭好房子,我们就有新房子住了,再不住在这里。”

  我说:“这里不好吗?”

  儿子说:“这破房子一点也不好。”

  “哪儿不好呢?”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觉得租房虽小点,但住起来挺方便,要比我们农村老家的房子舒服许多。

  兰子抢答说:“这个房子到处都有屎尿味儿。”

  啊,我明白了。由于公厕没人及时清理,整个公租房到处充满了恶臭的氨气,尤其是大热天。我对两个孩子信誓旦旦说:“放心吧,再过几年,我们就在县城买新房子。”

  当天晚上,对我们这个农村移民家庭来说具有划时代的纪念意义。两个孩子和我一样都有了城镇户口,他们可以和其他城里孩子一样上学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也可以共享城市其他优质的公共资源。不仅如此,我们这个家庭还有妻子的户口留在神仙湾老家,继续保持着“农民本色”。别看只是一个农业户口,它却构建起一座城乡结合的堡垒——妻子户口的存在替我们守住了那份“五十年不变”的责任田地和山林,使我们显得进退有据,任何时候都不至于陷入绝境——说句没骨气的话,我时刻都有着某种来历不明的危机感,对能不能在城市长久扎根,缺乏充分的自信。妻子舒云却很高兴,晚饭的餐桌上破天荒地出现两道荤菜,其中之一是我平时最喜欢吃的鲢鱼——我把它叫作“鲢胡子”。这个晚上,我们夫妻之间还配合默契地亲热了一番来表示发自内心的庆贺。

  完事后,余兴未尽的妻子还不愿睡去,和我展望着未来。我们都被一种想象中的幸福鼓舞和激动着。我们不能和那些城市土著居民及新贵们攀比,哪怕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优越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都会被无限放大——过惯了低微的生活,我们比谁都容易满足,更懂得珍惜。

  后来,妻子切换话题:“我在菜场买菜时见到管姐了。”

  我突然想起,自从那天主动找上门来帮我们办好租房手续后,她再没出现过。

  “你猜怎么着?”

  我说:“怎么着啊。”

  妻子说:“我跟她打招呼,她不理我。”

  “你认错人了吧。”我说,“城市不比农村,人多,相貌相似的更是大有人在,认错人的事不足为奇,我就认错过好几回。”

  “没有的事。”妻子言之凿凿地说,“我和她吵过架,对她的印象太深刻了,怎会认错人呢?明明看见是她,我喊她,她把头都扭过来了。可是,她只看了我一眼,马上转过身去,像遇见仇人一样。”

  “那就是她有病。”

  “不许咒她。”妻子捣我一拳,“管姐人不坏。”

  这个话题不宜继续讨论,它破坏了和谐气氛。我扫兴地说:“太晚了,睡吧。”

  柒

  第二年春天,房管局传出消息,我们租住的这栋房子拆掉翻修。这就意味着我们花一万元钱只租住了半年。

  有了前面“老革命”的过问,在我们的租房安置上,房管局花局长特别关照,把我们安排在一完小附近。房子虽不怎样,但相对来说,再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接到通知后,我把门碰紧,将自己幽闭在办公室里,回想着进城租房和孩子转户口、当插班生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心里怪不是滋味。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随意指点我们的生活,我回家对妻子和孩子怎么交代?我浑身燥热,实在烦得不行,干脆走到墙边推开窗叶,让初春的寒气灌进来,将我冻僵才好。这时候,我无意中看到远处一列货运火车正隆隆驶向隧洞。钻进洞口之前,它对着叵测的未来发出亢奋的鸣叫声——它相信黑暗只是短暂的,前方会有光明吗?

  下班回到家,我发现妻子正搭着塑料凳子,在窗户上挂一块新做的窗帘。窗帘布蓝底绿竹,看上去特别爽眼。春天来了,她要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点靓丽的色彩。我心里一别扭,嗫嚅道:“舒云,别挂了,把它取下来。”

  “为什么?”她反问我,“我下午刚刚定做的,不好看吗?”

  我说:“我们不住这里了,准备搬到别处去。”

  “住得好好的,还搬到哪儿去?你没听老辈人说过‘人怕搬火怕翻’的古训吗?”

  听说是要拆建,她感到无话可说。我想了想,编造出一串合乎逻辑的理由安慰她:“孩子都说这儿有股屎尿味,难闻。我也感觉不好,搬就搬吧。房管局那边对我们很照顾,把我们安排到一完小那儿去。那里有一套公租房,面积虽然小点,但孩子读书近,不用过马路,很安全,也不用每天接接送送的瞎耽误时间。”

  听我编造出这么一大堆好处,不明真相的妻子居然高兴起来。她问:“一定又是‘老革命’帮的忙吧?”

  我随口说:“除了他,还会有谁?”

  “他可真是个好人。”

  “那还用说吗?”

  两天后,房管局一个穿白衬衣的年轻人来通知我们搬家。他不是空手来的,带来的皮卡车就停在一楼院子里等着帮我们拉东西。

  我和妻子都感到纳罕。我们这片租住房不是管姐的责任区吗?帮我们搬家的人应该是她,她为什么没来?

  年轻人说:“管姐前不久调到另外的片区去了。”

  我们从年轻人嘴里得知,管姐现在的工作责任区位于城郊接合部。那是县城的“贫民窟”,住户分散,管姐每天要跑很远的路,工作量比原来大了不知好几倍。

  我问:“为什么临时调整?她都那么大年纪了,又是女同志,应该照顾才对。”

  年轻人好像听出我对他的到来有所不满,语气很不友好地说:“不是我要挤对她,而是她不该得罪某些人。”

  我隐约听出蹊跷,追着年轻人问:“请你告诉我,她到底得罪了哪些人?”

  年轻人的目光在我和妻子之间逡巡一番,然后指着门楣说:“管姐先不应该得罪‘301’,然后又得罪了‘老革命’。”

  哦,谜底揭开——为什么妻子买菜时碰到管姐,被她视若仇敌。

  我真想告诉年轻人:“你误会了,管姐谁都没有得罪,是我们对不起她。”

  年轻人一脸茫然。

  我继续问:“管姐还好吧?”

  “一个房管员本来就不咋的,混成她现在那样子,还谈什么好不好。”

  我说:“见到她,请替我带个好,就说我们很想念她。”

  年轻人轻描淡写地说:“这种话,你最好还是找机会亲口对她说。”

  看来,年轻人对我们没有任何好感,话不投机,不说也罢。

  停在楼下帮我们搬家的皮卡车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司机使劲按着喇叭,滴滴滴滴地催人。年轻人说:“动作快点行不行,我们今天一上午还要搬三处。”

  东西早就收拾得差不多了。妻子正忙着发木炭火——她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木炭,正撅着屁股用嘴巴吹。搬家先搬火,这是我们土家人的规矩——有火种在前面引路,希望就不会熄灭,生活就永远会被光明照亮。这件事非同小可,她不认真对待不行,年轻人再催也是白搭。

  兰子和东东已经拾掇好各自的东西整装待发。兰子的双肩包内塞满课本和文具,水杯插进旁边网格兜里。鼓鼓囊囊的书包看上去像一座山,遮挡住她瘦弱的脊背和肩膀,娇小的身子负荷着与年龄并不相称的沉重。东东只有玩具。在所有玩具中,他特别喜欢我买给他的那盒积木。他将装积木的盒子抱在怀里,视为至宝,生怕别人抢去一样。

  上车前,妻子把火盆递给我,让我坐最前面,还悄悄叮嘱我,不时地吹一吹,千万不能让火熄灭——那可不是好兆头。我是这个家庭的当家人,薪火相传的责任重于泰山!

  到新租房一看,妻子眉头紧蹙,脸面马上起了一层霜——房子差不多比“301”小了一半,而且破旧不堪,到处有蟑螂蹿动,满地都是老鼠屎,散发出熏天的臭气。在这座县城里,恐怕再也找不出这么差火的租房了。但毕竟也算“乔迁”,妻子不想发脾气,她嘟着嘴,一句话也不说,赌气似的一样样往房子里搬东西。她的动作那样粗鲁和无序,以至于将儿子手里心爱的积木碰掉。盒子从三楼掉了下去,打在二楼的雨罩上,“噼噼啪啪”一阵乱响。盒子散开,只见那些积木纷纷滚落,就像位于震中的房子,正面临一场无可挽回的坍塌,更像某些不堪一击的生活零零碎碎地散落一地……我的心也化成碎片四处飞扬。

  是年底,局里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我听到政委宣读表彰文件时念到我的名字,而且单列的“公安宣传工作特别贡献奖”,一次性奖励五千元。念到这里,会场上一片喧哗声——这是公安局有史以来第一次个人单项奖励达到的最高标准,自然引发一些议论:

  “啧啧,怎会这么高呢?”

  “工作好像和过去差不多,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嘛。”

  “这应该是一个信号,往后宣传工作可能要上新台阶。”

  “事情没那么简单,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

  在大家的议论声里,我想起郝主任那句话:“好歹坚持到年底吧,困难只是暂时的。”

  我心头一热,眼里感觉有些酸涩,会场上所有的事物在我的视觉世界里顿时晃晃悠悠,模糊一片……

  作者简介

  少一,本名刘少一,土家族,大学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公安部文联签约作家。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当代》《民族文学》《北京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看得见的声音》《绝招》,获公安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金盾文学奖”、2016《民族文学》年度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首届“土家族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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