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台录完节目出来，暮色四起，县城浸泡在浓浓的水汽中。我没想到自己这么能说，本来说好一个小时的节目，录了整整三个小时，这让制片人蛋哥有点为难，他喜欢严格地按照流程走，之前他怕后期太难剪，给我弄了一份一万字左右的流程稿，但我还是发挥了一下，不觉就讲多了。

　　蛋哥是我的发小，他在县城的电台做一档访谈节目，嘉宾都是些文化人，我有些困惑，做这样的节目几乎没有经济效益，他们还孜孜不倦地做着，究竟图什么？走进他们办公室，一个栏目三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女编导，一个女主持人，感觉他们就是一个乌托邦。

　　从大楼里出来，蛋哥还在犯难，他的节目一直都是一期一个嘉宾，我录的时长足够他剪出两期节目来，要不要做上下集？这似乎让他很纠结。我能理解他，被一个节目长时间训练得循规蹈矩，做出调整和改变，就意味着自找麻烦。其实一个小县城能有多少文化人？这个节目他做了将近两年，该请的嘉宾也都请了，接下去就面临资源枯竭的窘境，所以他千方百计把我从外地叫了回来。

　　他说：“老同学，谢谢你回来帮我救急，不然年关都不好过了。”我说：“没人了，你们可以不做啊，这种节目现在还有人听吗？”他笑了一下，纠正了我的看法：“别小看我的节目，这也算我们台的一个王牌节目了。”我还是不相信，别看街头人山人海，几乎没人对诗歌感兴趣。

　　我们斗着嘴从大楼的台阶上下来，走着走着，蛋哥又暗自乐了起来，他说：“不瞒你，主要我们台领导是个诗人。”我有点同情我的发小，他看上去太疲惫了，录节目的间隙，去过道尽头的阳台上抽了一支烟，抽烟本来是一个悠闲的事儿，被他搞得像打仗，来去都是跑的，一支烟吸四五口就烧到了烟屁股。他跟我说，这几天都熬到凌晨两点才睡，每天记事本上记着十几件事，每一件都迫切需要完成。年底了，各种总结和会议材料，节目还是如期进行。我说：“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少了你，地球就不转了吗？”他说：“我知道自己微不足道，主要是心肠太软，上头吩咐事情就乖乖去完成。有时候就跟自己说，事情一件一件来，我只有一双手，只要一直忙着，总没话可说吧。”

　　本来录完节目我就打算回老家，但节目结束的时间很尴尬，快到饭点了。蛋哥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你这么忙，不吃了。”这加剧了他一定要吃饭的念头，硬把我拖上了他的车。从电台的大院里出来，车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他打电话给我另外的发小老刀，说我被他捉到了，一起去吃饭。然后他问老刀，是吃羊肉还是狗肉。老刀在电话里说，吃个卵肉，去大樟树。挂了电话，蛋哥一下有了方向感，车子径直往郊外开去。

　　我发现蛋哥只要一离开县城，离开他那个忙乱的电台，他整个人就松弛下来。本来双手紧抓着方向盘，改为一只手搭着，另一只手在车载广播上调来调去，搜了一圈，他又调回到自己的台。广播里是个女声，他说这是个拜金女，家里很有钱，一年换三辆豪车，传达室门口每天都有她成堆的快递，每天下了节目就是上淘宝，没完没了地下单，没完没了地拆包裹，楼道里的垃圾桶都不够她一个人用。

　　我笑了笑，这才注意广播里的女声，她在介绍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音乐，听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蛋哥问：“这声音，你能听出来生活有这么腐败吗？”我说：“不清楚，只有你们做电台的人才在意声音。”蛋哥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声音是真好听，一点杂质都没有。”

　　他悠闲地抖着左腿，车窗外烟雨朦胧，车子开着开着，来到了一条乡间公路上，两边都是如镜的水塘，还有几块枯黄的稻田，一派肃杀的景象，路上也不见别的车，蛋哥时不时地晃一个蛇形路线。我以为吃饭的地方很近，没想到开了半个多小时还没到，我有些不耐烦起来，说：“吃个饭要这么复杂吗，哪里不能吃？”蛋哥笑着说：“什么都可以随便，就吃饭不能随便，这个地方你去了，以后还会惦记。”我说：“那更不好，以后想吃了没得吃，不是折磨人吗？”蛋哥笑起来：“所以你要多回来，你现在回来是客人了。”

　　这是我尴尬的地方，长年在外，见人就说我是这里人，但回到这里，又被当成了客人。蛋哥说，看一个人是不是本地人，就看他能不能找到像大樟树这样吃饭的地方，这地方最早是老刀带他去的，去了以后就戒不掉了。这种味道就像印章敲在你脑袋深处，饥饿的时候，它就清晰起来，会提醒你过去。

　　我说：“不会放了乌烟壳吧？会成瘾的。”

　　蛋哥笑着说：“那不至于，我从头到尾看他烧过，该放油放油，该放酱放酱，都是稀松材料，也奇怪，被他的手一捣鼓，味道就美得不行。那地方只有真正的吃货才去，一般人不知道。”

　　我靠在座椅上，感到肚子确实饿了，蛋哥还在一旁喋喋不休，我说：“行了，还要多久能到？”他指了指前面一棵巨大的樟树说：“就那里了。”

　　我发现路边多了一条溪流，傍着马路蜿蜒而下，我们沿着这条溪流往上走，视野中那棵樟树越来越大，几乎遮蔽了半个村庄。蛋哥说，我们吃饭的馆子叫大樟树，其实也是这里的地名，这一带都是这样的名字，大樟树往上一点是鸦雀窝，再往里是榆树凉亭。

　　车子开上了一座拱桥，进入大樟树内部，樟树底下是一片开阔的平坦地，虽然是阴雨天，但树底下的泥地却干燥洁净，恍若凌空支开一把大伞。蛋哥说，这棵樟树被当地人视为神灵，有一年，环卫工人自作主张来修剪树枝，被当地人打得灰头土脸，扔了工具就逃，这以后，树枝越来越茂密，也没人敢动它了。

　　停好车出来，我注意到这棵樟树确实不同凡响，它的树冠已经直插云霄，地面上到处都是匍匐的虬枝，一直向四周延伸，有的裸露根系像吸管，一头扎进了路边的溪流中。蛋哥说，天气热的时候，樟树底下都是光着膀子吃饭的人，捧着一口大饭碗，饭上盖满了菜，有的蹲着，有的站着，看得出来，吃饭是次要的，主要是聊天，聊的内容以国家大事居多，还带着自己的想象。蛋哥指着两张收起来的小方桌说：“夏天，大樟树的老板也会在这里摆两张小桌，不放凳子，客人们都站着吃，可能全中国都找不出第二家这样的饭馆。他一般只招待熟人，陌生人去，得看他心情，心情不好，给再多的钱都没用。”

　　对这种做生意的态度，我很惊诧，问：“他凭什么这么牛？”蛋哥笑笑说：“这可能是他做生意的观念，不是你出了钱就是大爷，他也要选择顾客，不顺眼的生意，他宁愿不做。”

　　一阵风吹过，头顶上乱响，蛋哥缩着脖子说：“这么冷的天，别耗在这里了，快进屋。”我才发现边上有一户人家，门口亮着路灯，路灯下是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大樟树”三个大字。

　　这种感觉很奇妙，蛋哥喊我去吃饭，总以为是个正经的饭馆，没想到是户人家，也不认识，推门进去，有种上陌生人家里蹭饭的感觉。我也不说话，默默地跟着蛋哥往里走。

　　店主一男一女站在屋里，看到蛋哥进来，打了招呼。老板娘团着双手，手心手背来回不停地搓，老板双手插在裤袋中，我发现他们衣服穿得都有点少，耸着肩膀，缩着脖子。老板头发有点秃，乱糟糟的，好像好久没洗了。他的眼窝特别深，感觉像眼球外面包了一层薄皮，嵌了进去，看人的眼神有点怪异，他问蛋哥：“两个人？”

　　“三个人，还有一个马上过来。”

　　“是那个骨科医生吗？”他显然对老刀很熟。

　　蛋哥点点头，他又问：“老样子吗？”蛋哥说：“老样子。”

　　进了里屋，发现桌子还空着，饭桌其实是一张棋牌桌，摊着一堆凌乱的扑克牌。桌角上有烟灰缸，烟头倒了，但没洗。老板娘进来给我们开好空调，关上门又出去了。

　　蛋哥说：“今天来得正是时候，再晚点就没位置了，又得看他脸色了。”

　　“怎么，吃个饭还得求着他吗？”

　　蛋哥压低了嗓门说：“他干的是高兴活，两桌人满了就不接待了。别看他店小，每天都有人来吃。”蛋哥弹了弹烟灰，笑着说：“你别看他一副落魄相，以前也是公子哥，据说他家以前是苏工世家，他爷爷曾经是很有名的雕刻大师。听当地人说，他还留过洋，回来后，吃饭都用刀叉，一个荷包蛋割成小小方块，能吃上半小时。”

　　我“噗嗤”一声笑了起来，蛋哥继续压低嗓门说：“年轻时他仗着老家的财势，日子过得鲜亮风光，纨绔子弟嘛，凡事不知轻重，不分尊卑，因为有的是时间和铜钿，干的都是招摇事儿，琴棋书画、跳舞桥牌、麻将梭哈，都会一点，又因为天性懒散，大多是三脚猫。这样的人，你也知道，免不了家道中落，大概后来他也弄明白了生活的道理，踏踏实实开起了饭馆。”

　　“这么说，他还是个没落的贵族，这顿饭有点高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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