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功先生人生最后的十几年中，我有幸追随先生左右，随时出入先生门庭，成为先生的一位“忘年之交”，或谓不在籍的学生，亲炙先生多年。在那之前，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我在先生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就曾直接（听讲课讲座）或间接（读著作，听先生弟子授课）受教于启功先生。在与先生的交往中，在平时随意的聊天中，先生给我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我说过，在我到了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年龄之后，我没有崇拜过任何人；但我从不讳言对启功先生的崇拜。我崇拜启功先生，并不仅仅因为先生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文物鉴定和诗书画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我崇拜的是他高尚的品格。先生曾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定并撰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先生一生所为，就是一部活的校训；先生本人就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道德楷模。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启功先生不是“畸人”，他与常人没有两样，但他的人格品德确实可称“侔于天”了。有人戏言：“世无完人，启功例外。”启功当然也不是“完人”，但于兹可见先生的为人的确为世人所称道。在与先生的交往中，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先生常常自述与恩师陈垣先生“情逾父子”。在我心目中，启功先生就是一位慈祥可亲的爷爷,容我套用先生的话，说我们“情逾祖孙”，那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关于先生，我曾写过很多文章，并出版过《三读启功》一书。本文所忆述的，是我与先生交往中的点点滴滴，是我眼中的启功先生——一位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老人，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一位人格高尚的楷模。

　　初识门庭

　　我于1984年秋季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入学后我们就知道，师大中文系有几大“国宝”：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语言文字学家萧璋先生，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书法家、文物鉴定专家启功先生，语言学家俞敏先生，等等。其他几位老先生，那时已经八十岁左右，基本上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只有启功先生才七十二岁，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弟弟”了，除了给研究生讲课外，有时也给本科生开讲座，甚至还给夜大生讲课。俞敏先生比启功先生还小四岁，但我不记得听过他的课没有。钟先生和启先生的课，我都听过。钟先生的学生是我们的“民间文学”授课老师，曾请钟先生给我们做过讲座；但钟先生（广东海丰人）的口音太重了，他的话实在很难听懂。启先生就不一样了，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一口京腔，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底气很足，又幽默风趣，光是听他说话就是一种享受。再加上他的名气太大，所以每次讲课或讲座都是人满为患。我曾经在新二教室和阶梯教室听过他的讲座，印象中讲过《红楼梦》和唐诗宋词。具体内容记不住了，但他丰富的表情、生动的动作和风趣的讲解，却是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的。他的弟子秦永龙老师给我们讲授书法课，有时请他来做书法讲座。他边讲边示范，十分生动。那时还有同学借机向他求字，或“截留”他在课上写的字。我对书法本来就不开窍，加之生性愚钝，所以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动过脑筋。这种愚钝至今未改，在后来与先生的交往中，我始终坚持“只聊天，不求字”的原则，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陪伴孤寂的老人聊聊天，而不图从老人那儿索取什么。现在想来是有点遗憾，但我从不后悔！

　　不过那时，我只是先生众多学生之一，我认识先生，先生不认识我。我对先生的印象，也仅仅是一位大学问家、大书法家，一个有趣的老头而已，别的还真说不上有什么感情。

　　与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生在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以后。那是1991年，我在《光明日报》编辑《图书评论》专刊，奉命请文化界名人为专刊题写刊名。每期一位，奉致最高稿酬——人民币一百元，外加一束鲜花。我记得第一期是请冰心先生写的。最近读冰心日记，居然对此亦有记载。我负责与启功、李琦、李铎、沈鹏、欧阳中石等书画家联系。我与诸位先生一一联系，并登门拜访。在我的印象中，这些先生都非常亲切随和，对我这个后生小子很客气。其中沈鹏先生因当天临时有事，先把字写好，并写了一封短札，放在家里，由家人转交给我。李琦先生后来还曾几次与我联系，并签名赠送我以他的作品印制发行的邮品。没想到偏偏是一贯随和的启功先生让我碰了一个软钉子。

　　那天，我来到北师大校内启功先生居住的小红楼，看到楼前停着一辆小汽车，就知道肯定有客人了。那时小汽车是个稀罕物，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小楼二层，一门两户，分居左右，上下各据其半。我进了楼正往上走，启功先生在几个人的陪同下从楼上下来了，我们在楼梯上相遇。我自报家门，并把来意简单地说了一下，先生问我：“是要横的还是要竖的？”之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先生这么一问，我想，不如横的、竖的各来一幅，回去可以视版面情况选择。心里这么想，嘴上也就不揣深浅地说出来了。话一出口，先生似乎有点不悦了：“那要不要斜的、圆的各给你写一个，简体、繁体再给你写一个？你光想着排字工人方便，就不替我这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想想？”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知道自己闯祸了。那几个人也用不屑的眼神看着我，似乎在怪我不懂事，一边还催着先生快走快走。先生就在他们的簇拥之下出去了。我呆呆地站在楼梯上，心想，这下完了，启先生生气了，字肯定写不成了。

　　这样忐忑不安地过了几天，一天，忽然收到从北师大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是我所熟悉的启功字体。拆开信封，里面别无他物，只有两幅字，上面都写着：图书评论。不过，一幅是横的，一幅是竖的。启功先生果然按照我的请求写了，多么忠厚的长者！尽管我的要求有点近乎无礼，可他为了我们的方便，还是满足了我。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后来我曾经几次与先生提起。有一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首届北京图书节上，我与先生相遇，提起此事，先生居然还记着：“是啊，你当时让我横的、竖的各给你写一个，我就开玩笑——要不要斜的、圆的也各写一个？简体、繁体各写一个？”再后来，我再提起此事，先生就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是“道歉”：“我那是‘童言无忌’，胡说八道，您可别往心里去啊。”我之所以一直记得这件事并常跟启先生提起，一是检讨自己当时的无知、鲁莽，提醒自己以后与长者交往一定要注意礼貌，把握分寸；二是景仰先生的高风亮节，感动于先生对后辈的宽厚、体谅。其实，先生是个最不爱生气的人，他是惯会跟人开玩笑的。那时候我对他不太了解，所以吓了一跳。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他的为人是多么谦和、大度。

　　代发声明

　　虽然与先生有了次“亲密接触”，可是在很长时间里，我还是很少去他那儿，因为我知道先生的时间太宝贵了，找他的人太多太多，而先生的身体又不好，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只在公众场合见过几次。

　　我不找先生，先生倒找我了。1993年6月，先生让人跟我联系，请我到他家去一趟，他有要紧事跟我说。没想到这一去，先生晚年的一件大事竟然与我有了关系：我成了先生一项重要声明的见证人、受托人和发表者。

　　6月17日下午，我来到先生府上。几句寒暄过后，先生严肃起来，宣布了一项重大的决定：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鉴定真伪，凡有以“启功”名义在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上题签的均为假冒，概与本人无关。先生恳切地说，这件事我想了很久，终于下了这个决心，请你在报纸上为我发表一个声明。先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文物鉴定专家，经常为有关部门和个人鉴定文物真伪，为什么突然要“金盆洗手”了呢？原来，有一段时间，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义进行所谓的古字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字题字落款：此系真迹无疑。这种造假行为在书画市场上引起了混乱。先生很生气，他不能容忍这种欺诈行为。他严肃地说：“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先生菩萨心肠，为人和善，有求必应，不求回报。对于有人仿冒他的字，他也以慈悲为怀，一笑了之，并不追究。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却绝不含糊。二十多年过去了，先生当年严肃、认真而又焦急的神情仿佛还在眼前。在我与先生的交往中，像这样严肃、认真的谈话是仅此一次。声明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很多文物界人士既为之惋惜，也为之不解。我记得好几年之后，荣宝斋的总经理还向我问起此事，表示不解。也有不少人认为像先生这样一个随和的人，要做到声明中说的那样决绝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先生后来确实信守诺言，不再为个人鉴定古字画。他说，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只对国家负责。

　　这次访问，我们还聊了很多话题。启功先生谈天说地，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我也借机请教了一些问题。回去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重点在于突出先生的“重大决定”。隔日，我把文章送先生审阅。先生当下就拿起铅笔，边看边改。先生看得很认真，改得也很仔细，不光改动字词句，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说句实话，我对他的一些改动是不太理解的，但我还是尊重先生的语言习惯。先生看到会心处，忍不住哈哈大笑：“写得真有意思！”他一手拍着大腿，一手翘起大拇指，不住地赞叹，“写得真好啊！写得真好啊！”当我为自己的字写得太劣而不安时，先生放下笔，认真地说：“自古以来，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很少有字也写得好的，因为他得顺着思路写下去，没有时间琢磨字写得好不好。”我当然知道先生是在安慰我，心里更加感激先生的宽厚。

　　从那以后，我们的联系就密切起来了。先生让我没事的时候多去他那儿坐坐、聊聊。起先我还有点拘谨，生怕他说的是客套话。可先生却是认真的，经常亲自打电话召唤我。我记得那时刚刚用上寻呼机，有时候先生就打BP机“呼”我。后来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先生约我在师大小红楼见面，可他却跑到“第二窟”（有关方面为了让他不受打扰，为他在校外安排的一处房子，他称之为“第二窟”）等我，因为眼睛看不清，还把另一位访客当成了我，拉着人家的手问“家人如何、孩子如何”，闹得人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在这边找不着，一个在那边等不到，事后说起，哈哈大笑。有一次，上午我在先生家里聊了半天，中午告辞回家，下午居然在同一个场合意外地见了面。我们俩一见就哈哈大笑，惹得台下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常常想，我既非先生嫡传弟子，对文物鉴定、书画创作也是门外汉，为什么先生会对我青眼有加呢？也许他看中的就是我的憨厚、朴实，从无所求。在无数的追逐者中，我也许是个异类。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开过口，连他扔在纸篓里的废纸都不敢要。也许正是这股老实劲赢得了先生的信赖，把我当成了一位无话不谈的小友。

　　2003年年末，我收到寄自北师大的请柬，邀请我参加即将召开的“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收到这份请柬我并不感觉奇怪，因为我跟先生熟，只要有关于先生的活动，师大都会请我。意外的是在这次会上，我从别人嘴里听到启功先生对我的评价。在会场外见到先生的高足、著名书法家秦永龙先生。秦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为我们上过一年的书法课。我因为字写得拙劣不堪，无颜见老师，上学期间就躲着老师，大学毕业后更是从来没有跟老师联系过，所以他并不认识我。在我自报家门后，秦老师略感诧异，他热情地告诉我，是启先生亲自点名邀请你的。启先生说你文章写得不错，为人很好，对你评价很高。秦老师之诧异，也许是因为没有想到先生隆重邀请的竟是这么一位年轻的后生，而且还是他的学生。秦老师还举出先生讲的几个例子来验证这个评价，令我惭愧不已。我感到，这是先生对我为人的最高评价了！实际上，这也是十几年密切相处中，先生高尚的人品对我的熏陶和影响。

　　启功辟谣

　　除了委托我代为发表声明外，启功先生还曾委托我为他“辟谣”。如果说发表声明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的话，那么这“辟谣”就有点半真半假、亦庄亦谐了。

　　那是1999年冬日的一天，我来到先生家里，先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您得帮我辟个谣。”我与先生开玩笑开惯了，知道先生有时候会很严肃地说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话来，所以就笑着问：“您要我辟什么谣？”哪知先生还是认真地说：“外面人家都说启功自称大熊猫。其实我从来没有自称过‘大熊猫’，也没有在门上贴过这样的条子，那都是别人误传！”

　　接着先生就详细地向我解释起“大熊猫”传说的由来。上个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以高薪聘请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徐邦达为研究员，定的标准是每月若干斤大米（大意如此，那时是实物制）。有人觉得定的标准太高了，吴院长说：“你们别再往下降低标准了，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懂得古书画鉴定，博物院很需要这种人。”当时，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张珩与启功先生都住在东城区黑芝麻胡同，两家相距不足两百米，经常过来跟他聊天。张珩跟启功开玩笑说：“吴院长说老徐是稀有生物，那不成大熊猫了吗？”后来启功病了，也确有好心人写过一张字条贴在他家门上：“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人们以讹传讹，就传成启功自己写的了。先生说：“大熊猫是国宝，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那天先生为何要辟谣，他的认真是真还是假？当时也没多想，也没多问，只认定是先生逗我玩儿呢，所以回去后就写了篇短文《启功辟谣》发在报上。

　　后来阅读《启功口述历史》，意外地发现书中对于这件事居然还有一段说明，兹照录如下：

　　有时来的人太多我实在支撑不了，就在门上贴张条子：“启功因病谢客。”但很快条子被人揭去，又因有朋友把我比成大熊猫，便演义成“大熊猫因病谢客”。其实我从来没有自称过大熊猫，更没有直接把它书写张贴，我知道大熊猫是国宝，我哪里敢以它自比？后来我让学校出面，拟一段声明，说明确实是由于身体不好而不是找借口推脱。

　　从这段文字来看，先生当年确实不是开玩笑，他是认真的。事隔这么多年，先生对于这件小事还是不能忘怀，还要专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辟谣”，以正视听，可见先生是不愿被人目为“大熊猫”的，更不愿被人误以为自称“大熊猫”，因为他从来没有飘飘然到把自己当作“国宝”。先生的谦逊，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无论是先生请我代为辟谣，还是先生在自己的书中亲自辟谣，都没能够制止“谣言”的流传。在先生生前身后，很多人未经核实，就以讹传讹，在文章中津津乐道地传播着关于大熊猫的“佳话”。有的人甚至写得有鼻子有眼，描写先生如何无可奈何，幽默地自称“大熊猫”，仿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样。先生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也要“徒唤奈何”了。

　　红楼忆旧

　　我与先生交往，很少带有工作性质（印象中我对他的正式采访只有一次），而是作为一个晚辈去陪老人聊聊天。十几年中，我无数次出入于小红楼，陪老人谈天说地。老人随意的闲谈间，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史知识，折射出睿智的光辉，同时也反映出他人格的伟大，很多次谈话中都涉及他的身世。如果能整理出来，当是很宝贵的资料。我为了不影响谈话，基本上没有录过音（只有正式采访的那一次，我偷偷录了音，从而留下了先生的声音，也留下了珍贵的纪念），事后又没有及时补记笔记。大量珍贵的资料，就在记忆的天空中慢慢风化了。现在能记起来的，只有先生幽默的玩笑。

　　启功先生的幽默与开朗是出了名的。他常说：“小孩子有句顺口溜：‘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我是‘手心手背，没心没肺’。”不少人都知道他是“皇亲国戚”——清朝雍正皇帝的后代。其实，他是真正的苦出身，后来又历经坎坷和劫难，可他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天，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对先生说了声“谢谢”，先生答曰：“甭谢了！”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见我不解，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坐着马车去人家做客，到了，主人让把马车卸下来给马喂草料吃，客人说：‘甭卸（谢）了，套着喂就行了。’”说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先生就是这样，一身的幽默细胞，一肚子的笑料，随便一句话就能逗得你乐不可支。我至今还能想起先生说“套~着”两字时字正腔圆的京腔，真是音容宛在啊！

　　2000年1月21日，我有幸为钟敬文、启功两位先生当过一回司机。那天上午我去先生家里取篇稿子，碰上先生正要去系里开会。那段时间北京连降大雪，校园内许多地方积雪未化，已成坚冰。这天天气寒冷，眼看着一场雪又将降下。我想，让老人在这冰天雪地里走路，可不太安全。于是自告奋勇，开车把先生送到系里，中午又开车送两位先生回家。从会议室出来，钟先生走在前面，天生幽默的启先生故意用别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对我耳语：“黄苗子先生说钟先生是‘人瑞’，我说要是‘山瑞’可就坏了！”在大家的笑声中，先生又故意补上一句，“可别让钟先生听见。”说完，自己像个顽童似的笑了。

　　1月28日上午，我又去先生家，正好某部一位副部长来看望他，前呼后拥了一批记者。我看满屋子的人，就退出来，在楼下等着。终于副部长出来了，启先生穿着一件毛衣出来送行。天很冷，大家劝他赶紧进去。可一位不知趣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对着他猛照。先生是一个讲究礼节的人，客人不走，他绝不回去，所以就顶着寒风一直在那位记者的摄像机前展览着。我把他往回拉，他嘴里还在喃喃着：“客人还没走呢。”我说：“您不回去，这些人也不会走。”这才将他劝回。

　　我与先生过从甚密，但我从不以此自炫。有时写点小文章，记述先生的事迹与趣闻，也只是为了与读者共享。没想到这些小文章也会给我带来麻烦。有多家报刊未经许可擅自转载我的文章，我不但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的稿酬，有时甚至连署名权也被剥夺，但在别人眼里我是一稿多投，不知拿了多少稿费。有的文章发表后，居然有人写匿名信，用龌龊、恶毒的语言对先生也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记得很清楚，信封是某基金会的（公益机构），盖着“邮资兑付”的戳儿。写信人不但用了公家的信封信纸，连邮资都舍不得自付。他（她）把国家和人民用于扶贫济困的钱，用来写匿名信辱骂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和一位无辜的青年作者。我很委屈，有时跟先生提起这些事，先生总是以其一贯的豁达开导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种事多了去了，不用跟他们计较。我的原则是：屈死不告状！”

　　先生平素为人谦和，但并不一味地幽默与豁达，他也有耿直的一面。他要较起真来，谁也奈何不得。我就曾几次亲见他较真的情形。比如，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而对冒用他的名义为赝品作伪证的行为就不能容忍；他对普通求字者很少拒绝，不过碰上话不投机的却绝不肯假以辞色。曾经有商人请先生为他的酒店题写匾额，只字不提报酬之事。先生从不计较名利，但碰到这样的奸商岂能轻饶？先生问商人：“你们的酒店赚钱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问：“既然你们的酒店有经济效益，那么我的劳动该不该有经济效益？”商人赶紧问先生要多少钱，并拿出一沓钱给他。先生说：“你没有诚意。你如果有诚意，不等我问，就应该主动提出报酬的事。哪怕是两毛钱，那也是你的诚意。等我问你了，再多的钱也不是你的诚意。”商人走后，介绍人返回来怪先生不给面子，先生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他什么叫诚意。”还有一次，一位自称是空军某首长秘书的人找上门来，说首长喜欢先生的字，请他写一幅。先生让他把要写的内容留下来，回头有空再写。但秘书立等取走。先生不悦，缓缓问道：“我要是不写，你们首长会不会派飞机来炸我？”秘书一愣，赶紧说不会不会。先生说：“那我就放心了。你走吧。”1998年3月21日，由张岱年、季羡林、启功三位先生发起，一批文化艺术界人士云集全国政协礼堂，为钟敬文先生祝贺九十六岁寿辰。某大报一位记者拿着笔记本挨个请名人签名，别人却不过情面都签了，只有先生坚决拒绝。先生悄悄对我说：“我就见不得他那副谄媚样儿！”先生很少贬损他人，独独对某几个人耿耿于怀，他看不惯的是他们的人品。以我后来的观察，那几位的人品确实不足道。

　　我追随先生多年，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向先生开过口。尽管先生多次说：“等咱爷儿俩闲下来，我好好给你写幅字。”但他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他老人家。有一次，他又提起此事，我想我特别喜欢他集古人句撰写的对联“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那就请他给我写一副，作为我的座右铭吧。老人欣然答应，躲到“第二窟”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副。过几天先生内侄媳郑喆老师打电话让我去取。我一看，笔锋圆润、饱满，是他晚年难得的精品。那时候先生双目几近失明，已很少写大字了，不难想象，老人为了写这副字，克服了多少困难，耗费了多少心血。唯一的小遗憾是把我的姓错写成“许”了。郑老师说，没关系，你放在这儿，让他描几笔，把“许”改成“徐”就行了。我们俩还比画了一下，觉得由“许”改“徐”挺容易的，而且还不会露破绽。没想到第二天，郑老师打电话来说，先生说要重新给你写一副。我一听，坚决不答应。可郑老师说，老头儿特倔，他说重写肯定就要重写。我赶紧给先生打电话，恳求他不要重写了。先生也很坚决：“不行，我把您的名字写错了，已经很对不住您了。这肯定得重写。”我几乎是哀求了：“启先生，算了，算了，‘徐’和‘许’是谐音字，‘徐可’和‘许可’本来就容易搞混，您就不要……”先生急了，打断我的话说：“您就别再算了算了！写错人家名字是很不礼貌的，我这就够过意不去的了。您就别管了！”打完电话，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当时我正和几个朋友聚会，我跟大家一说，大家也都感动不已。

　　后来郑老师告诉我，先生是一个办事特认真的人，对于这些细节特别在意。有一次他为一位人士写字，字被取走后，他突然想起把一个人的名字写错了，赶紧打电话追回来，重新写了一幅。最近我看到郑喆老师写的回忆文章，说到有一次先生发烧咳嗽，遵医嘱卧床休息静养。偏偏有几位不速之客拿来收藏的画作请他鉴定。先生强支病体，起床为客人看画、讲解。郑老师含着眼泪才把客人劝走，先生已衰弱得站不住了，却一直很平静。先生就是这样，从来只替他人着想，不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我的名字常被人误为“许可”，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也从来没有提过。这次因为先生第一次郑重其事地给我题词，我不想留下遗憾，所以提了一句，本来以为在原作上添几笔改一下就行了，没想到给先生添了那么多麻烦，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不过从这件事中我确实又学到了一点做人的道理，以后凡是面对人名，我都特别小心，一定要核实准确，千万不敢出错，因为先生告诉我：“写错人家名字是很不礼貌的。”

　　拒写传记

　　启功先生一生阅历丰富，他的人生就是一部大写的书。多年来，有关方面和不少人士一直劝说先生写一部自传，也有很多人自告奋勇毛遂自荐愿意为先生写传记，但无一例外都遭到先生委婉而坚决地拒绝。我也曾为此事劝说过先生，先生给我讲了一件事：

　　“有一个女士说要给我写传记。她不了解我，怎么给我写传记？我很不愿意写小时候的事。我小时候的事没法说。我父亲虚岁十七岁结婚，十八岁生的我，十九岁就死了，实岁十七岁。我不是不可告人，我不愿意回忆。我回忆这些，那叫温习烦恼啊。后来我的工作又有许多波折，我没有正式学历。写我的这些个所谓学问，她又不懂得，她又写不了。几个方面都是很麻烦。有一次这位女士又打电话来说要写。我说，你说吧。我放下电话，到一边忙别的去，让她说。过了一会儿，我过来拿起电话，问她，你说完了没有？她说没完。我说，那您接着说。又放下电话。过一会儿，我又问，你说完了没有？我让她说完了，说痛快了，才挂电话。后来这位女士还挺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这事没法说。季羡林写《牛棚杂记》，我不赞成，我说不能温习烦恼。我肚子里的那些杂货，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别人掏不出来呀！记录的人他不懂，说什么他都得问。我昨天吃橘子，今天吃面包，这个橘子是怎么吃的，面包是怎么吃的，他都不懂，都得问，那他怎么写传记？‘文革’时有一个天津的中学生来搞外调，给他介绍说这个人是辅仁大学毕业的，系主任是谁，教务长是谁，他全不懂。领导说，你回去吧，另找一个岁数大点的来。你说这算什么事？”

　　先生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一是不愿意温习烦恼。先生虽贵为“帝胄”，其实出身寒苦，一生曲折。“我小时候苦啊，我不愿意去想那些事。”启功先生最反对“温习烦恼”了，跟他在一起，我都谨慎地避免提起往事，免得勾起老人痛苦的回忆。有时不慎提起小时候的事，老人就泪水涔涔。二是无人写得了这个传记。“我的这些个所谓学问，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别人抓不来啊！我肚子里的那些杂货，别人掏不出来啊！他掏不出来，你说他怎么写这个传记呢？”先生肚子里的学问太多了，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这么多东西，也不知道他肚子里到底装了多少学问。有了这两条，谁还忍心去揭他的疮疤呢？谁还敢去掏他的“杂货”呢？其实，在与我聊天时，先生有时就谈到自己的身世、经历，在我有限的笔记中就有一些零星片断；可惜我悟性不高，没有“顺藤摸瓜”。所幸的是，在各方的动员下，先生终于开口讲历史，经赵仁珪、章景怀两位先生整理，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一语成谶

　　2004年7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以举办启功语言文字学研讨会的方式为先生祝寿。先生用沙哑的声音发表了答词，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人们记住了他的“感谢”“惭愧”，不知道有人听到这句话没有：“我满肚子的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在那样喜庆的气氛中，这样不合时宜的话也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大家是有意疏忽。可我却听到了，几乎涕下。

　　人人都道启功先生乐观、开朗，其实我知道先生心中有大悲苦。先生给人的永远是快乐和笑声，他把苦水和泪水都咽进了肚子里。白天，他那里是宾客盈门，笑语不断；夜间独卧，只有他自己品尝寂寞和孤苦。1993年6月22日，我去看他，他向我展示刚刚写完的一首诗《夜中不寐，倾箧数钱有作》：“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先生动情地说：“凌晨两点，睡不着觉，起来写了这首诗。我老是想起我最亲爱的人，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现在他们都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也八十多岁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一个人上了岁数就没意思了，孤独。”言语间不胜悲戚。后来，先生也曾多次向我述说夜间不眠的苦状。

　　孤独，是伴随启功先生晚年的一个阴影。孤独，无关外在环境，无关生活条件，甚至与儿女孝顺与否也无关联，它是内心的一种体验。先生无儿无女，所幸的是有一对孝顺的内侄、侄媳，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又有一对可爱的孙子孙女，使老人家能够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一家人其乐融融，真像戏词里唱的“比亲人还要亲”（当然，他们本来就是亲人）。然而，即使这样，也难解除老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寂寞。历史学家何兹全夫妇送给启功的挽联中有言：“外幽默，内寂寞。”这是真正了解先生、理解先生的人。外在的极大的幽默，掩盖着内在的极大的寂寞。外面越是喜庆、热闹，内心越是孤独、寂寞。7月26日的热闹场中，我看到的就是孤独、寂寞的先生的身影。9月14日，我去看望先生。谈起7月26日大家给他祝寿的情景，先生幽了一默：“当那些女孩子举着红烛给我唱祝寿歌的时候，我也跟着起哄，在心里唱着祝词呢。你猜我唱的是什么？我唱的是：启功呀启功，你就像这红烛头儿……”这样的幽默，是多么酸涩！过去先生多次达观地谈到生死、谈到“鸟呼”（“差一点呜呼”之意），那时候他是多么的轻松，因为他有信心；而现在，这样的话题就太沉重了。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眼泪夺眶而出，但也不愿多往坏处想，更不敢表现出来，只好转移话题。没想到竟一语成谶！

　　先生一生著述丰富。每有新著问世，总要送我一本，以供学习提高。原来先生送我书，大多写“徐可同志（先生）教正（指正）”。那天，他送我一本新出的《启功口述历史》。我请他签个名。那时先生视力已非常不好，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令我吃惊的是，他写的竟是“徐可老兄教正启功呈稿”。这令我非常不安，连说“不敢当，折煞我也”。大家都哈哈大笑，我的内心却有一丝苦涩。先生这种反常的举动让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人们常说“老小孩、老小孩”，老了就成了小孩了。我一直拒绝称呼启功为“启老”，坚持叫他“启先生”，因为我觉得他怎么都不老。可是这一次，我觉得他老了，而且有了“老小孩”的味道。

　　先生一生坎坷，历尽磨难，只是到了晚年才过上了安稳日子，可又常年受到病痛的折磨。他一身是病，心脏、肾脏、肺部都有问题，多次住院，多次病危。2000年，他又得了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痛苦不堪。多次到医院治疗，不少朋友也积极推荐各种药方，但是这种病好得慢。每次去看他，见他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在身上挠，很是替他难受。一次，我因微恙，医生给开了一些药，我不经意中发现，那种药竟然可以治疗带状疱疹，赶紧给先生打电话推荐。先生谢过后说：“不少朋友给我推荐了好些药了，有西药，有中药，都不见效。这种病就是好得慢，急不得。”

　　2003年，先生在中风加摔跤之后，行动更加不便，已经离不开拐杖了。他常常提提手中的四脚拐杖对来人说：“现在靠它四条腿，加上我的两条腿，我成了六条腿的人了。”

　　最痛苦的是白内障和黄斑病变，让他几乎失明。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眼睛看不见是再痛苦不过了。先生常常开玩笑说：“祖师爷不再赏我这碗饭吃了。”先生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重见光明。他曾动手术摘除了白内障，但眼底黄斑病变却一直没有办法治好。2004年10月，我应邀出席河北省一家眼科医院成立100周年庆典期间，在与医院的领导闲聊时，偶然听说这家医院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医生，治疗眼疾有奇效，曾给多位国家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治过眼病。我心中一动，马上想到，要是能请到这位老医生为启功先生治好眼病该有多好。当即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医院负责人。他们听说是给启功先生治病，都很乐意。回到北京后，我马上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同意，随时恭候那位老医生。当然这种事情不是说干就干的，毕竟都是高龄的老人，一位七十多岁，出行须保证安全；一位九十多岁，动手术更要慎重。所以我又给先生内侄章景怀先生打电话，郑重征求他的意见。章先生在感谢了一番之后，说：“现在这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声，再也不好说什么了。

　　欣慰与遗憾

　　在与启功先生的交往中，我得到了很多教诲，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正如先生的弟子秦永龙教授所说：“我们能与这样一位几百年出一个的文化名人相识相处，并得到他的厚爱和教诲，这是我们的幸运。”十几年来，我曾尽我所能为先生做过一些事情，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地方；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那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出于对先生的感激和爱戴，我曾为先生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除了1993年，为先生发表“不再为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作鉴定”的声明外，2000年，通过我的联系，《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一篇长文。当时，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写成一万多字的论文《读〈论语〉献疑》。先生把文章给我看，要我“多提宝贵意见”。我拜读学习后，觉得先生的见解言人之所未言，见人之所未见，表现了他对思想史重要问题的思考，应该尽快让这篇文章与世人见面。先生告诉我，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杂志将要发表。我了解了一下，这份杂志要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出版。于是我向所供职的《光明日报》推荐了这篇文章，建议尽快发表，得到领导认可。但那时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报纸极少发这么长的文章。领导让我跟先生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删节一些。说句心里话，这么好的文章，删了实在可惜。没想到先生竟欣然同意，并委托我全权处理。我“哆嗦着手”一点一点地抠，终于删到七八千字，经先生认可，于当年4月4日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以大半版篇幅发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2004年，先生过完九十二岁生日之后，我总在想，要为先生做点什么才好。《光明日报》经常介绍一些书画家的作品，我想，像先生这样的书画大师，更应该重点宣传。我把想法告诉了报社有关领导，得到领导赞同。我们一致的想法是精选先生部分书画印作品，并配以一篇评介文章，推出一个专版。当时我还想等到先生九十三岁生日之际再出，领导说，不要等，为老人做事要抓紧。也是在先生的认可之下，我们从他历年的作品中选出书画印作品若干幅，我写了一篇题为《三读启功先生》的短文，在2004年10月31日推出。这个专版也是好评如潮。我把报纸送给先生，那时先生已经看不清了，但是他摸着报纸，还是很高兴。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

　　在与启功先生的交往中，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比较大的有几次：

　　遗憾之一：先生为我题签的书没有出版。1998年，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三更有梦书当枕》。此前已跟先生说好，到时候请他为我题写书名。没想到书出版之前，先生因眼疾严重，到日本做手术去了，出版社请了另一位书法家题签。过了几年，此书拟修订再版。这次我请先生题写书名，先生欣然答应。这时先生视力已很不好，他摸索着用硬笔为我写了两幅书名，并嘱我书出版后一定要送他一本。然而，由于出版社领导更换，这本书再版的计划也流产了。到了2016年，我的另一本散文集出版时，我特意名之为《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用上了先生题签的书名，以此寄托对先生的怀念之情，然而先生却永远也看不到了。

　　遗憾之二：《启功小传》没有写完。2005年年初，有一家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国宝》丛书，约我写一本介绍启功先生生平和成就的书。我一直主张，像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应该有人来写传记、写大传的。但我一直没有给先生写传记的“非分之想”，因为我自知力有不逮。我也知道先生一直反对给他立传。这次受到《启功口述历史》的鼓舞，征得先生家人的同意，我终于答应写一部介绍先生生平和成就的作品，但我坚持定位在“小传”，不过是抛砖引玉的意思。出版社方面本来要求我在6月30日之前交稿，因为我的拖拉，到了交稿之日刚刚开了个头，而先生也就在这一天遽然长逝！

　　遗憾之三：先生走前，我没能再看他一眼。先生病重住院后，我心急如焚，多次打探病情。我想去看看他老人家，可是我又不敢去，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反而给病人和家属增添烦恼。就在这去与不去的犹豫之间，时间过去了小半年。过了不久，忽然听说先生病情有所好转，又从重症监护室转回普通病房了，我喜不自胜，暗想，最近一定要去看望先生。谁知道，还没等我行动，先生就匆匆走了，使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2005年7月7日，我一大早赶到八宝山，向我最敬爱的先生作最后的告别。那天，前来瞻仰先生遗容的人群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告别室外排起了蜿蜒的长龙。我先后三次进入告别室，徘徊在先生身边。

　　先生走了，可我感觉先生并没走。先生的著作还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架上，那都是我最珍爱的书。以往，在想念先生的时候，我经常捧读他的作品，遥想先生的风范，如见先生一般。如今，我每天从书架前逡巡而过，却再也不敢轻易翻动书页。我感觉先生的灵魂还在书里跳动，我怕惊醒了酣睡的先生。

　　徐可，散文家、评论家。著、译有《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一、之二）》《背着故乡去远行》《写在文学边上》《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等。获奖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