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事文学批评多年，总是会有人来问，你在评论一部作品时，有什么准则吗？这样的问题，回答不好也得回答。我想，首先一部作品在艺术上必须有新意、丰富且值得品味，没有艺术享受，你甚至连阅读的兴趣都没有，更谈不上评论它的冲动了。其次，我看重一个作家的语言才能，语言的个性、韵味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风格化的重要标志。再者，作家的道德勇气也不可忽视，它关乎作家是站在什么精神立场上看人与世界，他有什么样的价值发现。这些是我对文学作品最低限度的要求。

　　对批评工作者的要求，则是艺术的修养、精神的敏锐和鲜明的文体意识，三者缺一不可。没有艺术修养，就无法准确解析作品的丰富和复杂；没有敏锐的精神触角，就无法和作家进行深层对话；没有文体意识，批评文章可能就会写成新八股文，而失去好文章当有的风采。过度知识化的趋势会损毁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品质——直觉和感受，批评也会越来越成为没有锋芒、没有个人发现的理论说教。批评还是要强调自己对一部作品的艺术直觉，并勇敢地作出判断。法国评论家伊夫·塔迪埃认为“批评是第二意义上的文学”，确实，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洞察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密，最终，它说出批评家个体的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也是理解的艺术。即便是批判一部作品，也还是理性些、诚恳些好，不必怒气冲冲、真理在握的样子；有时过度赞美和过度苛责，都是批评家审美瘫痪的表现。批评既然是一种专业，就应该充分展现批评家的学识、智慧和创造精神，应该多一些专业精神。专业精神并非仅是一种学术方法或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批评家还要有一种精神洞察力，以洞见文学世界中各种微妙和秘密。当代文学研究是很特殊的学科。假如没有对文学现场的熟悉、跟踪、把握，没有充分的个案研究做基础，没有自己在第一时间就敢下判断的能力和勇气，就无法准确地解读一部作品。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会轻易被批评家手中随意征用的理论、说教吓住的，能让他们服气的永远是批评的专业精神，以及那种长驱直入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批评精神的专业基石正是理性和智慧，甚至专业的良知还要高于道德的良知。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对一部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这种审美无能才是批评家的不堪。好的批评是在展现专业智慧的同时，也让人触摸到你的内心，分享你对人和世界的基本理解。

　　二

　　文学批评似乎也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比之于学术对知识、材料和结论的确定性追求，批评许多时候是在反抗确定性，它与文学的对话关系，最终是要敞开可能性，近而让人意识到，文学所讲述的这个世界是丰富的、复杂的、无确定答案的。

　　文学的真理都具有不确定性，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现在的很多文学研究，试图通过一些材料就找到确定的结论，这对于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许是有效的，但对于文学本身，对于它所呈现的那个神秘的生命世界，任何的结论都是对它的简化和遮蔽。何以知识讲述和文学史书写如此强大的时代里，还需要有文学批评？就是还需要有人去缅怀一个“灵光消逝的年代”，确定让一切灵光消逝，而不确定才是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坚定存在，就是要引导人从一种密闭、单一的价值观里出走，引导人去认识各种潜藏的可能性；一旦人不再接受价值观的多义，不再适应既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矛盾和悖论，他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进而失去的就是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曾经采访过奥姆真理教的教徒，他发现，那些教徒很少读小说，他们深信一种价值观，于是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他说：“正因为已经无法将自己置身于那种多种表达之中，人们才要主动抛出自我。”

　　文学是在帮助人建立更完整的自我，一个能接受一切复杂、矛盾甚至悖论的自我。小说为何要打破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相对立的写法？就是作家们开始意识到，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无法那么确切地知道人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而唯一确定的，也许就是人和世界都具有不确定性。景凯旋说：“意识到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精神发现之一。这种源于文艺复兴启蒙和理性的价值指向，想要扩大部分真实的深切愿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西方的小说中，成为小说唯一的品格。两个世纪来，欧洲的小说就是沿着这条路径，向生活的日常性发展的。没有了电脑和飞机，还可以用笔和马，可要是没有了生活的复杂，人类将会变成千万块平面镜子中的同一个影像。”确实，文学是永远不能被固化、永远在演变的知识——一种特殊的知识，它让生活因为丰富而有趣。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后，那个以单一、固化的标准去评价生活和思想的时代结束了，人对事物的认识、自我的认识，都进入了一个复杂、多义的时代。古典小说中，人性的完满状态是理性与和谐，但现代小说呈现出来的却多是矛盾、冲突、分裂和对立，本质上就是反对单一，走向多元。

　　文学批评所拥有的阐释的权利，就是要分享这种不确定的、但又异常丰富复杂的艺术世界和生命世界。它永远有知识生产所不能代替的价值。托妮·莫里森说，“语言不仅仅代表知识的极限，也创造了保护我们差异的意义，我们与其他生活不同的方式。”文学批评的语言也是守护差异的，它总是在文学研究不断被确定的知识所垄断的时候站出来强调，作品中的某个人物的命运值得同情，小说里的某个细节非常精彩，作家对世界的体验好像具有某种超前性和预见性，诸如此类的讨论，看起来是在模糊我们对文学的确定理解，但正是这种模糊，使我们不会轻易被一种价值所劫持，转而在差异和多样性中体会各种不同的人生、认识各种不同的人性。

　　我常想起阿兰·罗布—格里耶那段著名的话：“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二十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都像是迷宫。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写作。”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不理解”！因为“不理解”而写作，写作就成了去理解而不是去找结论的精神漫游。知识、科学、技术、制度、意识形态等等，都是试图想让这个世界变得可以理解，把一切都变得确定无疑，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幸好还有文学，它告诉我们，世界还有许多不确定和不可理解的方面，自我也像是一个永远不能穷尽的黑洞，相信一种价值就意味着交出自己的灵魂，而文学是在追求价值的争辩、交锋和新变，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和唤醒。

　　文学不是让灵魂单一，而是创造新的灵魂。

　　我还常想起托多罗夫的话：“确切地说，亨利·詹姆斯叙事的秘密是存在一个根本秘密，一个无名因素，一股不在场的强大力量，用来推动整个在场的叙事及其向前运行。詹姆斯的创作具有双重性，而且表面看是矛盾的（这才使他不断地重新开始）：一方面，他动用一切力量解释隐身的本质，揭开秘密物品的面纱；另一方面，他不断远离这一切，保护它——直至故事结尾，甚至让它永远是个谜。”指出一个作家是有秘密的，是有双重性且矛盾的，批评家在解释这个秘密的时候，也保护着这些秘密，这就是文学阐释的美妙意义，它仿佛永远在说，世界是这样的，世界又可能是怎样的。

　　当我们都在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世界和回答问题时，一个灵魂自由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不仅会一直存在下去，甚至它的存在还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它颠覆已有的关于人和世界的结论，也扩大我们对人和世界的理解。阿兰·罗布—格里耶和托多罗夫的话，从作家和批评家的角度诠释了各自对文学的理解，表明文学及其对它的阐释仍然是这个世界最不可思议的精神事件之一——没有“不理解”，没有“根本秘密”，世界将会变得一览无遗，变得苍白而无趣。

　　三

　　我甚至想，文学还应有更大的气魄，文学批评也还应有更大的气魄，那就是大胆地为这个世界的不确定、不可知、神秘性、超越性作证，重新为人类在自我觉悟的道路上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这其实是对一种精神想象力的加冕，也是文学特有的表达权利。我前一段在张炜研讨会上曾说，在今天这个技术可以决断一切、知识讲述也不容置疑的时代，为什么还要有文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太迷信现实主义了，这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想象力，也缩减了文学的价值空间。写作作为一种精神事务，本应有神秘和超验的品质。写作的源起本不是记事、纪实，而是起于祭祀。苏珊·桑塔格就说，最早的艺术体验是巫术的，魔法的，是仪式的工具。太过重视现实，太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写作已无祭司这一传统，也就没有了和不可知、不确定的神秘世界对话的愿望。但是，丢掉了巫、祭祀、祷告的这个精神传统，对未知世界也无想象，进而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全部都解释成现实主义的，这个世界就太乏味、太没意思了。文学的存在，就是要让这个没意思的世界变得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就是源于现实之上还有一个想象世界，理性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理性的、感觉的、神秘的世界。

　　我在《重新想象人的生命世界——我读<唇典>》一文中也分析过，把神性世界定义成神话世界、灵异世界，把与之相关的作品多说成是幻想性的、非现实的，其实是对文学和历史的极大误解。“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从来都是相信有灵魂、有天意、有神鬼、有灵异世界的，天、地、人、神、鬼并存的世界，才是中国文明的原貌。直到二十世纪提倡科学、相信技术以后，才把神、鬼、魂灵世界从文明的辞典里删除——但在民间，它们依然坚实地存在着。二十世纪以后，好像写作所面对的，只有一种现实，那就是看得见、想得到的日常现实，好像人就只能活在这种现实之中，也为这种现实所奴役。……当我们把这些瑰丽的想象都从文学中驱逐出去，作家成了单一的现实主义的信徒，他的写作只描写一个看得见世界，并认为现世就是终极，这不仅是对文学的庸俗化理解，也是对人的生命的极度简化。文学应该反抗这样的简化。要求文学只写现实，只写现实中的常理、常情，这不过是近一百年来的一种文学观念，在更漫长的文学史中，作家对人的书写、敞开、想象，远比现在要丰富、复杂得多。文学作为想象力的产物，理应还原人的生命世界里这些丰富的情状。不仅人性是现实的，许多时候，神性也是现实的。”

　　讨论这些，我不过是想强调，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文学批评，它既是“实学”，也是“虚学”——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充满奇妙之思的玄学。如果文学批评太“实”了，没有一点务虚、超拔、不切实际的神思，一定会面临很大的局限。文学写作及其研究都是思想和精神的创造，想要有新见，还是要有一点务虚的、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的、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玄妙之思的驱动，没有一种孤独的、独与天地共往来的哲思，全部心力都扑在知识和材料上，甚至被知识和材料所淹没，恐怕也是一种误区。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的束缚同样重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方面，科幻小说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作为一种小说类型，一直正视人类有超越现实、走向永恒的渴望，如何让这种渴望也在现代人身上延续下来，科幻小说找到了科学作为载体，把科学作为实现神话的方式，使之与生物工程日益发展下的人合体，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身体来呈现新的现实，从而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琐细描写，再一次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的整体性命运的关怀。科幻小说和电影的风行，暗含了这个时代人类对未来新世界的想象。相比之下，传统的写作和批评，还是受制于现实的规约，文学写作经常为一种匍匐在地面上的琐细人生耗尽心血，文学研究也经常为一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争得脸红耳赤，惟独匮乏对大问题的追问能力，在永恒价值世界和人类整体性命运面前，更是没多少想象力可言。这才是中国文学最尖锐的困境之一。

　　米兰·昆德拉说，穆齐尔和布洛赫给小说安上了极大的使命感，他们视之为最高的理性综合，是人类可以对世界整体表示怀疑的最后一块宝地。他们深信小说具有巨大的综合力量，它可以将诗歌、幻想、哲学、警句和散文糅合成一体。这种糅合，目的也就是要重新对人类的命运有一个整体性观察。艺术风格的局部调整，理论和观念上的细小变革，这些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真正改变文学大势的，还是那些能在整体性上影响人类的价值信念。而要在整体上重新理解和变革文学，打开价值想象的空间，包括改变我们对神性世界、超验世界的僵化态度，也至关重要。足够广大，才能足够高远，这一点，科学已经走得很远，甚至科幻小说都走得很远了，我们也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