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以“后知青小说”闻名。曾几何时，因为城市难以容纳那么庞大的就业人群，上千万的中学毕业生打起背包，离开城市，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迁徙。多少人生在这迁徙中发生巨变，其中悲欢可想而知。然而四十多年过去，历史的印记无论鲜亮或是黯淡都已渐渐褪去，在今时今日的人们（无论是否亲历其事）看来，那些尘封的往事非但与己无关，简直不曾存在。而王松在新世纪之初，以一种内敛、放松而抒情的笔调写出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以及平常琐事当中的幽微人性，令如我这样的晚辈都能心有戚戚，实在是小说打捞历史、重塑记忆的典范，而王松也因此备受关注。

　　但一名作家久享盛名绝不会仅仅因为他写了什么，更因为他如何去写。王松的小说是好看的，这不只是在于他能举重若轻地将一个宏大时代写得轻松舒展，还在于他能够始终牢牢控制小说的节奏，进而控制读者的兴致，一路读下去。个别论者早已注意到：王松显然有意吸纳了推理小说的元素，总能够在小说中设置谜题，构成叙述驱动力，令读者欲罢不能。正如在这篇《别字》里，围绕田老师猝死的真相，王松张开他的人物关系网络，将故事讲得密不透风。

　　推理小说凭借逻辑的力量，抽丝剥茧，层层逼近真相，看上去确实像是饱含一股勇往直前的强劲动力。但吊诡之处在于，它的核心其实是朝向过去的。一切秘密早已发生，而那些侦探们需要做的，只是寻找过往的蛛丝马迹。推理小说的这一本质，和王松的写作何其相似。在此意义上，王松吸纳推理小说元素来构成自己面向历史与记忆的书写，显然并非偶然，而是为自己的内容、主题找到了最适合的形式。而在推理小说中最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细节。一座由严密逻辑构成的大厦里不会存在偶然，那些细节一定通向作案动机、案件真相或者说过去时光的隐秘。而以此推断，王松小说中那些一再被叙及的部分当然同样不容错过。因此，在阅读《别字》时，我最感兴趣的正是那些反复出现的细节。

　　小说中第一个反复出现的细节，大概就是火锅了。“我”在火锅店遇到了吴云江，吴云江向我讲述同学聚会那天发生的意外，开启了整个故事。但是“我”其实并不喜欢火锅：“还不仅是不爱吃火锅，也不放心。我绝对不相信，就是再大的火锅店，会把客人吃剩的一锅好好儿的汤油倒掉。而如果不倒掉，也就可想而知。曾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吃火锅吃出过一颗假牙。我相信这颗假牙是真的。”火锅再次出现时，果然印证了我的担忧绝非矫情：“我这次从火锅店回来一直不舒服，总反胃。”如此一来，从火锅店开始的小说便蒙上一层并不那么愉快的色彩。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愉快与被再度使用的旧物有关。无论是火锅汤底的二次利用，还是汤底里吃出的假牙，都指向被消耗的过去。这隐隐让我们意识到，试图召唤过去是令人不适的，同学聚会的意外，以及“我”和“我”的同学们由这怀旧的相聚开始不断陷入的麻烦，也就在情理之中。

　　最大的麻烦当然是田老师的猝死，死因之一是一个别字。这一构成小说谜底的细节，其实在此之前已至少出现过两次。一次当然是顾大义的学生陈进步因为学错了这个“翌”字的读音而没有考上县一中，特意跑来将顾大义臭骂一顿，也正因为这一顿臭骂，顾大义才要不远千里回到天津参加同学聚会。而在此之前，田老师坚持把“铿锵”读作“坚将”，其实才是别字的第一次出现。彼时的田老师是那么理直气壮，让人不难想象后来她带领全班把“立年”连读三遍的慷慨激昂。慷慨激昂的田老师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的愚蠢和固执会在学生心中埋下怎样的种子，而又如何间接地戕害了学生的学生之人生。对比这几处反复出现的细节，不难理解，别字当然绝不仅仅是别字，而是别扭的时代里别扭的人们。田老师以她蛮横的教育，所戕害的又岂止是顾大义和陈进步？唐爱国、马文跃、吴云江，乃至于“我”，哪一个学生的人生不曾被她扭曲？

　　这样的师长当然难免让人心怀怨气，也无怪“我”和吴云江对这场以祝寿为名的同学聚会都兴致不高——逝去的时间如果是惨痛的，又有什么值得祝贺和怀念呢？但同学们毕竟大都聚拢来了，无论记得或者遗忘，也都三三两两地去向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致意。似乎哪怕在惨痛的时间里，世代变迁的力量也足以让怨恨都显得尴尬和荒诞。这又让我想起小说里另一个细节，田老师的两个女儿为索要赔偿，向老年公寓强调她们和田老师的母女深情：“她们和田老师不是一般的母女感情，她们为什么一直不叫她母亲，而是叫田老师，她们从小是在田老师的严格教育下长大的，田老师经常对她们说，过去她不懂，现在懂了，学好本领是自己的，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能出国，去美国，去英国，去最好的国家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们一定记得，这番话并不是田老师的发明，而是“我”在被迫“帮助”顾大义时说出的看法，并因此遭到了田老师上纲上线的反驳。一个老师，教给学生和教给自家孩子的观点大相径庭，就像开饭馆的不肯吃自家烧的菜，十足恶劣。但考虑到享年73岁的田老师，在1966年不过20岁，想必并未婚配，而即便到了1976年，她的两个女儿也至多刚上小学，那么显然令她作出截然相反教诲的，并不是险恶的用心，而确如她自己所说，是“过去”与“现在”的巨大反差。那么在那惨痛的时间里，受戕害的又不仅仅是她的学生们，或许还包括她自己；那么她在看到那个用血写成的，意指未来的“翌”字时，有多少曾可能发生却被消灭的未来——她自己和别人的——一同涌上心头呢？这或许确是她猝死的最根本原因。

　　《别字》当中还有一句话，几乎一字不易地出现了三次：“学习不好的学生不一定不是好学生，而学习好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是好学生”。在第二次出现时，王松特别解释说：“学校评‘三好生’的标准，是思想好，品德好，最后才是学习好。后来这三条标准又进一步具体化，干脆改为‘政治思想好’、‘政治品德好’和‘政治学习好’，这一来也就跟文化更没多大关系了。”这就在小说之外，勾起了我们更为丰富的记忆。1977年，刘心武发表《班主任》，那大概正是田老师的思想从“过去她不懂”到“现在懂了”的转折时期。《班主任》里同样写了一个学习不好的好学生，叫做谢惠敏；那里面还有一个学习不好的学生宋宝琦，后来有没有变成好学生不得而知，但当年却和《别字》里的陈之濠如出一辙。种种相似不能不让我们疑心，除了小说内部那些频频反复的细节，《别字》这篇小说本身，也在和42年前的那篇《班主任》遥相呼应。只是在《别字》当中，甚至连《班主任》里那个热情、坚定而富有责任感的班主任张俊石都不会存在。四十多年过去，王松忧心忡忡地表示，或许正因为张俊石同样也内在于那个时代，所以即便“伤痕文学”已成陈迹，“伤痕”却如同一个阴魂不散的精神胎记，还将似有若无地传承下去。

　　于是我们不能不突然想起那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反复出现的细节。《别字》中反复提到：田老师猝死的当天，的确未曾按时服药。这一细节证实了顾大义对于田老师的死并不负有主要责任，那么负有主要责任的应该是谁呢？《别字》中还反复提到：专门服务田老师护理员朱巧云，“好像有事”。提醒年迈的田老师服药，当然应该是朱巧云的责任。但这位朱巧云是个怎样的护理员呢？她散漫、功利、玩忽职守、逃避责任，对她的工作毫无热情，对她的照顾对象毫无尊重。她的世故、狡猾与自私，和陈之濠、吴云江、唐爱国和马文跃何其相似？——不，这样的比较是不公正的。应该说，在历经沧桑之后，陈之濠等人相比之下显然更富有人情味儿。吴云江默默转来的10万元钱，简直可以让那些认为王松只擅写人性之“恶”的评论家感到惭愧了。——但这个女人只有29岁，也就是说，她出生在1990年，是个“九零后”。那么，她的精神又是谁戕害的呢？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王松说：“曾经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你写这个题材是不是为了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我的回答是，应该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不可能让他们都了解。换句话说，就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可能已经淡忘了，再拼命地让今天的人了解还有多大意义？但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尤其知青这个群落里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情感，如果探索一下，应该说对于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我这一代知青，当年的一些思维方式，包括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不知不觉延伸到今天。其实，这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作者的这段自述细想其实字字沉重，却正是对《别字》最好的阐释。在《别字》中，王松没有再写知青岁月，而写出了知青岁月延续至今，并未成为往事；故事当中的知青们都已经老去了，但那些扭曲过他们人生的东西，却并没有老去，而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传承下来，同样活跃而生动地塑造着新的年轻人们。就此而言，《别字》也是在和王松此前的创作遥相呼应，说出所谓“后知青小说”的真正意义。而在读过种种细节的反复之后，我们应该警惕的或许恰恰是，不要让自己再成为朱巧云，成为马文跃，成为田老师，成为谢惠敏，成为宋宝琦，成为历史当中令人不适却反复出现的那种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