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笼》这篇作品，迟早要写的，这是必然。

　　四年前的一次文学活动，我和阜新蒙古自治县的作者交流时，突然诞生个想法，以“红灯笼”为名，写同题小说。偶然的碰撞之后，我们立下君子之约，四年为限，每人写一篇。这个事儿是我提议的，大家都写了，有的也发表了，而迟迟没有动笔的，只剩下了我，再不写，等于“违约”。

　　小说灵感的爆发与作品的最后完成，有时会有很遥远的路程，我相信莫言的一句话，“小说是成长的”，去年我曾引用这句话写了创作谈，写这篇小说时，我同样也有这样的感觉。四年前那次和阜蒙的作者们在一起，畅谈甚欢，共同丰富了《红灯笼》的人物、关系、情节及细节，大家摩拳擦掌，都要一显身手。我回省城后不久,作品陆续上来，远不及聊天时的丰富饱满。假如那时，我也一蹴而就，可能就不是这篇作品了。

　　后来，我才发现，倡导用同一内容写同题小说，是件很愚蠢的事儿。作家各有千秋，见识各有所长，我的生活成不了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经验也成不了我的经验。兴高采烈地送给别人故事，不过是一厢情愿，最好的给予是给别人一双发现的眼睛，可自己还是近视眼呢，我怎能替别人发现？

　　给作品找魂，是创作中共同的难题，刘震云说过，“我们缺的是见识”。我们设置好了道具、人物、故事，但缺乏的恰恰是把这些凝聚在一起的灵魂，所以，四年间没人把这些散碎的银两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银饰品，让“红灯笼”真正地鲜亮起来。

　　经过漫长的冷静思考，原有的构思被一一否定，只剩下了偶然爆发的灵感。灵感被压缩成了一颗坚硬的种子，等待着恰当的温度、湿度，恰当的土壤，被思想的力量唤醒，长成庄稼，或者是参天大树。

　　回到葫芦岛，一次偶然的机会，聊起家乡出过的高考状元，他们为两个人遗憾。一个为大家不熟知的留美科学家，在异国他乡遇害身亡，另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烧坏了点钞机的贪官。于是，家乡的土地成了我小说的土壤，父母教育界的同事和家属成了我小说的原型，国家、地域、文化、民风成了我小说的背景，文明的传承与冲突，个人命运与社会的变革，成为我的思考方向，并从我熟悉的一个乡村，漫延到整个世界。

　　这篇小说，我写得很艰苦，从偶然的灵感爆发，到必然形成的作品，每个字都是一个登山的台级。我觉得，如果不善待我们老祖宗创造的每一个汉字，就总会听到质疑的声音。作品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如果不敬重头顶上的三尺神明，不是被读者抛弃，就是被时间抛弃。

　　我恐惧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