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江虹的中篇力作《悬棺》，这篇作品和《蛊镇》《傩面》一起组成了作家的“民俗三部曲”。作家在三部曲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贵州山区世界，这里山水有灵，人神共处，历史文化遗产与世俗人伦生活交融，既斑驳离奇又异彩纷呈，共同构筑了一个以现实为蓝本却更加超拔的想象空间。

　　初读《悬棺》，首先令读者瞠目的恐怕是小说中描写的那一派原始蛮荒的自然景象、严酷可怕的生存环境和奇异古怪的民风民俗。黔地猫跳河边的燕子峡，俨然是一片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却是来姓和曲姓两个寨子人民的家园。就在这片穷山恶水之中，两寨人民创造了独属于他们的一套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俗，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将棺木置于凌空悬崖之上的奇异葬法。虽然以“民俗三部曲”为名，在《悬棺》中作者显然绝非想借“民俗”之名，去展示边远地带不为人知的野蛮和丑陋，构建某种博人眼球的地方文化奇观。远比展示重要的，他侧重于挖掘以悬棺为代表的民俗背后的文化渊源，以及世代沿袭这些民俗的人们的思想观念。本文便以与悬棺风俗联系最紧密的生死观为窗口，希冀一窥这篇小说的内在奥秘。

　　与传统儒家提倡并在后世成为主流的“重生贵死”的生死观不同，两寨人民秉持的生死观是相当边缘也相当罕见的：他们不乐生，不苦死，乃至是“重死轻生”。先说“轻生”，两寨人民对于生命的态度表现出令人称奇的豁达和放任，当他们在悬崖峭壁之间爬上爬下谋生的时候，颇有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情，一种看淡人生、视死如归的胸怀。这种态度当然是与当地严酷的自然条件相联系的，“泥土在燕子峡是稀罕物，放眼出去，只有石头，单独的石头，抱成一堆的石头，细碎的石头，垒成悬崖的石头。”群山林立的环境让人们不但寸步难行，更让他们的劳作险象环生。“在燕子峡，攀岩人摔死算平常事。”“立在壁间，一个恍惚，一次错误的转身，甚至一闪念的走神，人就成了断线的风筝。”在“石头的天下里”，男孩自十四岁就要在攀岩师的带领下学习攀岩技巧，而攀岩的目的则是获取燕王宫里的燕粪去肥沃他们少得可怜的田地。于是，始终命悬一线的生活让人们不再把生命当作多么严肃的事情，“生生死死掉个头，好似睡觉翻个身”，他们笃信的是“在这样的地头活命，就要抛得开生死，人死了会变成天上的星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星宿，死了，就是换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活着而已”。

　　与“轻生”恰恰相反，两寨人民对死亡是重视和崇敬的，他们的死亡文化特别丰富多姿。小说中从头到尾描写人们如何围绕着悬棺风俗计划、操作、演练他们的身后事，那种对死亡的憧憬远远大于对日常生活的热情，而连篇累牍的葬俗的描写使得小说几乎成为一篇“丧葬之书”。葬俗的核心是“只有从掏燕粪的天梯道上摔下来，才有资格睡在悬棺里头”的顽固信念，因此躺上黑漆漆的悬棺则成为男人们毕生的向往。与之相配套的，则是男孩十四岁就必须择地升棺的奇特习俗，是每年九月初三祭棺拜祖的古老仪式，还有在祖祠崖接受死亡教育的成人礼节。当他们崇拜的鹰燕集体殉崖，人们埋葬鸟尸都有成套的规矩和禁忌。仿佛两寨人民从出生之初，就被安排了一条向死亡进发的光荣道路，被称为“老家”的悬棺就是道路尽头的美好归宿。

　　“重死轻生”看似与尊重生命的现代价值观大相背离，显得野蛮且原始。然而，庄子也曾提出过“等生死”的观念。“解其天弢，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他说生命来到世界不过是顷刻间的事情，死亡不过是摆脱了生命的苦役，回到本原，达到“至乐”。庄子的“等生死”有具体的语境，战国乱世是滋生这种思想的背景。燕子峡人的生死观与之有类似之处，他们的“重死轻生”一方面是恶劣生存环境中人的一种自然反应，另一方面则可以看作是族人在抵抗物质环境压迫下的一种人文教化。

　　两寨人民本来不是当地的原住民，他们是为了躲避战乱，不得不从一个“水草丰茂，鱼肥米香”的地方迁居于此。他们无法改造严酷的自然环境，只能顽强地适应环境，发展出一套匪夷所思的生存技艺，以期将一族的血脉延续下去。在这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中，他们依然保留着重返家园的梦想，也依然保持着当初的血性、活力和精神信仰。两寨人民贬低生而美化死，实际上是鼓励族人参透生死，看淡生死，以牺牲个人生命的代价换取种族的生存发展。“霜凄凄兮露茫茫，风雨剥蚀日月迎将。我辈族人骨骸坚强，必不速朽恋此高岗。山之广大地厚无疆，居此高崖遥望故乡。”那些在绝壁上一字排开的乌黑的悬棺，正是他们祖先信仰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凝聚，不啻为彪炳着他们献身精神的一座座丰碑。

　　有研究者曾经把《悬棺》与蹇先艾的《水葬》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虽然同样是以贵州的葬俗作为表现对象，前者借由人们争相观看水葬的情节，表达出对“麻木的看客”的批判，而后者更侧重于展现“万物有灵”，重构人与自然的秩序。确实，虽然《悬棺》中写到的那些贫穷、愚昧和丑陋能够提供给现代文明足够的批判资源，但与那些以启蒙为旨归的宏大叙事不同，作者更愿意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展开一场深刻人文思考和人性观照。在创作谈中，作者这样说道：“我记录这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风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诗意记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拥有的伟大的想象力和诚挚的包容心。”很明显，他已然突破了简单的历史进步论，也放弃了以“文明”和“非文明”区分人类生存方式的粗暴做法，宁可满含着包容和理解之心，为遥远的时代和模糊的先祖留一页客观的记录，完成一次对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悠长思索。

　　《悬棺》的故事是以一个近乎魔幻的“入棺”仪式结尾的：二老祖挥舞着一双自制的木头翅膀，跳入在洪水上漂流的悬棺，进入了他一辈子心心念念的“老家”。在这个颇具象征意味的行动里，他的执念终于得到了满足，他的死亡充满了幸福的喜感，他的精神皈依达成了最后的圆满。《悬棺》也借由两寨人民的生生死死，让读者得以回望我们这个民族走过的漫长道路，梳理令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对那些具有顽强生存意志的先祖致以一份诚挚的敬意。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塞内加说：一切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悬馆》中传达的“重死轻生”的生死观丰富着文学中的死亡哲学，也带给过分追求个人生命享受的现代社会以深切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