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说选刊》约我写一写我和《小说选刊》的“故事”时，我是有些意外的。回头查看自己写作以来被《小说选刊》选过的作品，我就更意外了。自认为不受选刊欢迎的我，竟然被《小说选刊》及其年选选了七八次，而且从2014年至今，每一年都有作品被《小说选刊》选载。最早被选的作品是2011年发表于《西部》的《秋熟》，然后是2014年发表于《十月》的《坼裂》，2015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普通话》，2016年发表于《十月》的《阿童尼》，201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热雪》，2018年发表于《山花》的《夜眼》，今年已有两篇作品被选，分别是发表于《草原》的《断篇》和发表于《青年作家》的《隐我》。

　　这些被选了的作品，有些是我自认为写得还不错的，有些是我自认为写得不怎么样的。这么说，不是说《小说选刊》的眼光有问题，我是想说，一个作品的好与坏，作者自己并没有完全的发言权。选刊有选刊的眼光，作者有作者的眼光，别的平台或者个人也有他们的眼光，在这么多不同视角的注视下，有的作品自然会被时间淘汰，有的作品自然会在时间里成为经典。

　　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能经受住时间淘洗的。但如何做到呢？我实在并没什么把握。面对写作，正如面对身边的世界和更宏大的宇宙，我更多的是困惑。冯至说，“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我也希望自己的小说——以及近几年的散文写作，能够“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可是如何做呢？我并不清楚，而且是越来越不清楚。

　　还是回头看看《小说选刊》所选的这些作品吧。鉴往知来，或许我可以找到一些通往未来的路径？《秋熟》是乡村背景的，写的是“语焉不详的南方”（阎晶明老师），后来我不怎么写这类作品了，写了《坼裂》《普通话》等“顾零洲”系列的作品。顾零洲像我的一个朋友，彼此知晓，却又不能彼此认同。再后来，这个人像是“迷失”在上海巨大的城市里了一样，缺少了生长性。我没再接着写下去。再后来，有了《热雪》这样充满“踌躇之意”的作品，有了《夜眼》这样回望遥远乡村的生死和诗意的作品，然后，到了今年接连被选的两篇，《断篇》和《隐我》，这两篇的主人公是“李生”，事实上，很多年前在《巨象》里我就写过这个人，他和顾零洲看似有很多相同之处，实则在面对城市生活时，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那么多背负着乡村经验的人来到城市里，想必是有些普遍而又各自不同的命运的。乡村或许可以简单理解为自然、传统生活。作为中国城市代表之一的上海，或许可以简单理解为人工、现代生活等。从乡村走向城市，是当代中国许多人的个体命运，实则也是人类历史的整体命运。人类从树上，从山洞里走向村落是一大变，从村落走向城市，又是一大变。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变化，也意味着精神生活的变化。然后呢？人类会从城市走向哪儿呢？是科幻小说里提供的外太空？还是改造后的乡村？人类的精神又会如何变化？……这些当然很多都是“胡思乱想”。但人哪里能够阻止自己“胡思乱想”呢？这些混乱的、模糊的“思、想”，需要沉浸在文字的肌理里。

　　说远了，还是说回《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在我不知不觉中，竟然选了我这么些作品，自然地，我也认识了《小说选刊》的好几位编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我都没见过。见过的有两三位，他们都是前辈，也忘了什么时候和他们认识的。

　　转眼之间，写作竟然有十多个年头了。回头想想，真正拿得出手的作品没有几个，一直在计划中却一直没写出来的“好作品”倒是不少。希望有一天，这些“好作品”不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也能白纸黑字地落到实处，当别人介绍自己是“作家”时，它们能给我壮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