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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30        发布时间:[2019-11-08]

  

  鹦哥岭和保护区

  鹦哥岭,这个山名让人联想到了什么?可爱的鹦鹉还是美妙的歌声?鹦哥,就是鹦鹉,称兄道弟的一个“哥”字,就有了某种亲切感,暗藏了人与自然共存的法则。鹦哥岭的暮霭晨曦之间,确实有让人遐想无边的力量。它是海南省陆地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却在很多年里不为人所知,即使是海南人,除了那些住在山脚下的,也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么个地方。海南的东部因为成熟的旅游线路广为人知,海南的中西部,因崎岖的地形地貌和早期水陆交通的不便,虽然拥有丰富的热带植被,却是海南最贫困的地方。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海南中南部,横跨海南五个市县,它是海南岛第一大河流南渡江和第二大河流昌化江的主要发源地,区内山溪水沟呈羽状分布,水资源丰富。大多数海南人并不清楚,他们每天饮用的水,都来自这座神秘的山,来自这片鸟鸣幽然神秘笼罩的热带雨林。鹦哥岭的居民大多是海南岛上古老的民族——黎族。他们在长期与大山打交道中,倾注了世世代代的感情,在群山环抱之间,黎族的文化便从中滋长。他们依山而居、依山而作,在岁月的积淀中,给鹦哥岭编了一首又一首广为传唱的歌谣:

  传说鹦哥变神山,岭顶直上彩云外。

  怪树奇石面前起,带棘山藤石上盘。

  鹦哥岭顶云雾遮,传说神仙来岭站。

  嫦娥上月从岭去,龙王也当作陆营。

  ……

  鹦哥岭上自然是有鹦哥嘴的。那是一块岩石,高达百米,立于山巅,自有一股傲然,环视群岭,它的头愈加昂起。据说鹦哥岭的得名,就是因为这块貌似鹦鹉嘴朝下弯钩的巨石。然而,这也是原始面貌了,在今天,很多人可能无法想象那直愣愣的嘴,钩向了何方——此前无比传神的嘴,已经折断了。而关于山水的传说,历来也是离奇的。有人说,某一年,雷电交加,那“嘴”丧于雷神之击。也有人说……种种解释,貌似说了些什么,却反而给鹦哥嘴笼罩上一层云雾。

  鹦哥岭保护区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是海南三大山脉之一黎母山山脉的主体,主峰一千八百一十二米。它有我国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热带雨林,是我国华南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是海南岛的生态核心和第一水源地。它影响着全岛的气候,被列入全球三十四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海南省委、省政府基于保护优先的理念,于二〇〇四年七月批准建设鹦哥岭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七十六万亩,跨五个市县,周边有一百零三个自然村,居住着一万八千多黎苗同胞。

  故事的开始,要从周亚东说起——他是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的第一任站长。二〇〇四年七月批准建设鹦哥岭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七十六万亩,跨五个市县,周六年,他怀揣一纸任命书,从尖峰岭奔赴海南最贫穷的市县之一——白沙。那时,鹦哥岭上除了有让人惊奇的莽莽苍苍之外,最基本的硬件设施驻地都没有。周亚东面对这样的条件,一个人就是一个管理站,可想而知,他的心情是多么复杂。他开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车,盘桓在曲折的山脚下,也步行在山林中,一切从零开始。很多夜里,周亚东独自一个人面对着这片山林,有点返回蛮荒的孤独感。热带雨林要保护,可要从哪里下手呢?

  相对那些破坏严重的地区,鹦哥岭还是保持着很多原始的状态。虽然它一直贵为海南的水塔,但很多海南人也并不清楚,它究竟位于哪个位置。周亚东所在的,就是这么一个被忽略的地方,但他知道自己肩上背负的责任有多重大——他要两手空空,把鹦哥岭保护区的队伍打造出来。不仅是保护好鹦哥岭,更要从保护鹦哥岭当中,带出一批有担当精神的年轻人,培养一种“鹦哥岭精神”。

  周亚东在白沙县城,用微薄的经费租了间民房,准备开始招兵买马——到全国各大林校、农校招聘保护区急需的专业人才。为了帮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更好地了解鹦哥岭,从而正确地做出就业选择,手头的《鹦哥岭自然保护区SWOT分析》,就是周亚东招兵买马的布告。《鹦哥岭自然保护区SWOT分析》是周亚东与刘惠宁博士、陈辈乐博士一起深入研究、讨论所形成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分析了鹦哥岭保护区的优势和劣势、机会和挑战。

  周亚东给东北林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发去了要招聘毕业生的邮件,两个月过去了,有二十六名学生报名。从他们的推荐表中看,都还不错,但怎样才能招到想要的热爱环保事业、专业性强、又愿吃苦的优秀毕业生呢?周亚东想了一个办法,他把之前撰写的《鹦哥岭自然保护区SWOT分析》发给了这二十六名学生,让他们深入了解鹦哥岭,真想来的,就给他回邮件。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日,周亚东打开电子邮箱,原以为会有一半左右的人想来,没想到回邮件的只有东北林大的刘磊、华中农大的王伟锋、云南农大的王合升、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现已与海南大学合并)的王云鹏、湖南农大的许碧果,共五位。周亚东心中不免有一点失望。鹦哥岭自然保护区距白沙县城三十公里,推门见到的是绵延数里的浓郁绿色。初来乍到,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是久了,风景总有看腻的时候。这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能不能守得住寂寞还是一个问题。但周亚东转念一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吗?宁缺毋滥!接下来就该好好准备怎么带这第一批学生了。

  果然,这五位大学生,后来成为了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的得力干将,他们都是有着心理准备而来,自然更加投入地工作。他们后来也开玩笑地说,周站长肯定学过心理学,知道我们这些人会迎难而上。周亚东所创立的“自主选择工作岗位、自主制订工作计划、自主拟定工作经费、自主规划培训计划”,使得每个到来的大学生,都有机会自主选择工作。管理站每新进一名年轻人,周亚东都会让他(她)自由地在各科室间参与工作,熟悉之后,再由年轻人根据自己的兴趣、专业能力选择工作岗位。保护科的主要工作就是森林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包括管理两百余名森林管护人员,指导他们开展有效的巡护工作,协调周边乡镇政府、林业站、村委会工作,同时制定符合鹦哥岭实际的森林管护制度等。

  后来的几年间,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保护区陆陆续续又招到了新人,直到二〇一二年,一共有二十七名大学生从五湖四海来到这片碧水青山,用热血与汗水谱写了一曲时代的青春之歌。二〇一二年之后,随着媒体的深入报道,鹦哥岭青年团队为人所知,鹦哥岭保护区迎来了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最初的二十七名大学生,在鹦哥岭的历练中,则分散到海南各地,在不同的岗位,利用自己的所长,奉献自己的力量。

  起初,为了鼓励这些来到深山老林里的年轻人,周亚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觉得来到山里就没前途,我给你们说句大话:五年之内,我让你们都走出大山。我会让更多人看到你们。”这些孤独甚至不乏落魄的年轻人,也只能笑笑,以这句话鼓励自己——他们信任这个自称“半仙”的周站长,却又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二〇〇八年,海南省林业厅在全省林业系统启动数字化保护区建设,通过实地采集信息,把保护区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等各种资料数字化,对保护区进行动态监测和管理。数字化保护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保护区划界定桩,只有清晰地界定了保护区的界线,并将其地界标示出来让周边村民知晓,才能更好地保护。保护区的人,就全都上阵了。很多年后,已经从当初的新兵成长为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新一任站长的刘磊,说起最初的工作时,内心犹有余悸。

  从东北过来的刘磊以为海南是没有冬天的,很快地,他就感受到了海南冬天的威力。十二月份,海南冷了起来,早晨八点,刘磊坐着摩托车穿梭于鹦哥岭的各村委会之间。凉风刺骨,这寒凉来自山林水汽的潮湿,钻进内心,从骨髓开始,然后才透过皮肤到手、脚、头部等裸露于外的地方。身上的衣服不起保暖作用,而是帮寒冷抵挡了温暖的救护。这一次年终考核搬了四趟住处。从万冲一直到什运,刘磊他们就借住各乡镇林业站的办公室,住睡袋帐篷,自己煮点东西或者吃泡面,没有热水洗澡就洗凉水澡或骑摩托车去河里,甚至不洗。在什运考核的那个晚上,大家都睡不着,太冷了,一晚上起来四五次,到早上醒来睡袋和背都是凉的,牙齿打战太久,全麻了。

  为了做好保护区四界定址,刘磊和护林员每天要顶着烈日扛着一百二十斤重的界桩上山埋设,也不知有多少次清山是在大雨中巡护、过夜的。划界定桩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大的界碑有三四百斤重,小的标桩也有一百二十斤重。当时的鹦哥岭保护区几乎无路可行,别说汽车,连摩托车都开不进山。路宽的地方,还可以抬;路窄的地方,只能用绳子绑住标桩,大家一起喊着号子往山上拖。每个人的肩上、背上,满是火辣辣的勒痕,双手的虎口也被绳子勒得生疼。两百多公里边界上,他们埋了十二个界碑、一百二十个标桩,这么大的工作量,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

  他们用脚丈量出了鹦哥岭的边界。

  埋下界碑,并不等于工作就完成了,其实矛盾才刚刚开始。很多进山者甚至当地的村民,并不认可这些树立起来的石碑,并不认可宣传牌上所写的条条框框。很多气盛的村民,抡起铁锤和铁棍,把刚立起来的界碑毁掉了。保护区管理站的年轻人看到自己的辛苦就这样被毁掉,心痛如绞。他们开始思考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保护区的宣传教育工作,还远远不够;山林的土地还没有确权,山民并不认可他们的划界。

  我国自然保护区建立,大多是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抢救性划建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的生活出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内群众的生产生活,自然保护区与区内群众的矛盾已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面临的共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鹦哥岭把当地社区纳入自然保护区管理,在保护和拯救濒危物种、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解决保护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帮助社区发展生产。保护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心,转向怎样跟鹦哥岭周围的村委会签订集体天然林的共管协议。二〇〇八年,刘磊他们终于签订完成了十九个村委会的集体天然林共管协议,争取到了高峰方红村四百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

  保护区的界碑,终于可以昂首挺立、理直气壮了。

  雨林的孤独和恐怖

  在山中工作,且不说要耗费大量体力,或者经历危险,更难熬的,还在于忍受寂寞。建站之初,为了进行科考和开展保护工作,王合升作为鹦哥嘴分站站长,带着几位护林员在鹦哥嘴工作。鹦哥嘴分站位于鹦哥岭半山腰,以前是一片牧场,周边五十平方公里,人烟罕至,只有山脚下村民放养的十几头黄牛经常光顾,成为了王合升最亲密的朋友。

  寂静的山谷中只有一栋改造过的石头房,在这里,上不了网,打不了电话,哪怕找个人吵架都是一种奢望。一到晚上,几位护林员就回到山脚下家里过夜,空荡荡的分站屋子里,只有王合升一个人。越是安静的时候,人的内心越是浮起各种杂念,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能听着不断吹来的风。夜里,故乡的亲人、往昔的恋人、远处的朋友,一个个浮现在他的眼前。在山中,如何自处,是那么艰难!鹦哥岭青年团队的大学生们,大都是八〇后,又多是独生子女,爱新鲜爱热闹是天性。鹦哥岭没有灯红酒绿,没有时尚潮流,甚至很多区域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在这里工作,要吃得了苦头,守得住清贫,还要耐得住寂寞。

  相比孤独,雨林里恐怖的事物则更多了,比如时常会遭遇到的迷路、不期而遇的山洪暴发……最为常见却又避免不了的,则是蚂蟥。无论把身子包裹得多么严实,蚂蟥总会找到缝隙,穿越重重阻隔,咬住你的皮肤,狠狠地吸血。对于蚂蟥,每个在山中工作的人都会经历几个阶段,从最初听说的不太相信,到亲身经历的恐惧和恶心,再到最后的习以为常。不认识蚂蟥,就不能认识一座山。关于蚂蟥,鹦哥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吐不完的苦水,但要说最惊魂的,还是李之龙的遭遇。

  夏季的夜晚,很闷热,结束了在南毛拉的调查,在山中待了好多天的李之龙和队员们,一身疲惫地下山了。夜色中的山路,有着无边的黑,能把一切光都吸纳走的感觉。山中的各种声音,也都此起彼伏遥相呼应——虽然对鹦哥岭已经十分熟悉,可是仍然有那么多未知,让人不自觉地心里发毛。今晚要夜宿什付村,大家都不敢慢下脚步,摸黑往前赶。三个小时后,大家赶到了什付村宿营的农户家,李之龙上前打招呼:“大嫂,是我们,保护区管理站的……”

  屋内有人出来了,人还没到,却传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啊……”

  学森林公安出身的李之龙反应很快,往前一跳,喊起来:“大嫂,怎么了?”

  谁知道,叫声更凄厉了:“别进来,你快出去!”

  李之龙回头看看随行的队伍,他们也都不明所以,只好往后退,站到门口之外。过了好一会儿,大嫂拿着手电筒扫射着李之龙的上身,颤抖地问:“你身上怎么了?”

  李之龙这才注意到,自己浅灰色的T恤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已经全都变红了,他脑子一蒙,半天也没想明白。后面有队员先反应过来了:“龙哥,是蚂蟥吧!”说话的人也不太确定,声音有些颤抖。李之龙愣了好一会儿,才想通了,估计是摸黑走夜路,天气闷热,流汗不止,蚂蟥一咬,流出来的血和汗水一混合,把浅色T恤全都染红了,而他对此竟然毫无知觉、没有痛感。刚才准备进门时,他一身的血吓坏了农家大嫂。李之龙赶紧说:“大嫂,应该是被蚂蟥咬的,我没受伤。”

  李之龙赶紧从背包里翻出另一件衣服,手忙脚乱地换上。衣服换好后,大嫂仍旧不让他们进去,用手电筒扫扫他们的脚。李之龙只好和队员全都把鞋子脱下,所有人都傻眼了,每个人的鞋里都是一大团蚂蟥,已经吸饱了血,身子圆鼓鼓,估计每只鞋里都有十多只。包裹那么严实也没用,闷热潮湿的天气里,蚂蟥太活跃了。大嫂从屋后取来火炭,把蚂蟥都丢进火炭里,烧得吱吱作响,发出一阵恶臭。

  李之龙苦笑道:“烧的是蚂蝗,流的是我们的血啊。”

  护林

  保护区管理站的设立,最直接最核心的一个任务,当然就是为了“护林”,很多工作都是围绕着“保护”二字所设立的。为了鹦哥岭上的一草一木,保护区管理站设立了许多有关禁止的措施:不准打猎、不准砍树、不准烧山开荒……这样的措施清晰明了,可也不免失之简单、粗线条,附近的村民对他们的工作很不理解。参与具体护林工作的李之龙,就多次经受过村民的谩骂和驱赶,这着实让他沮丧了一段时间。有些村民受利益驱使,经常盗猎、盗伐。管理站不仅要维持日常工作,向村民进行环保教育,还要和这种违法行为做斗争。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日晚,管理站接到举报,说是有人在鹦哥嘴盗伐木材,周亚东站长脸色阴沉,叫来李之龙,说:“一定不能放过。”情况紧急,稍微安排了一下,就开始了抓捕行动。周亚东站长带着李之龙和什运站点的三名护林员,在老牧场的路口守着。十二月的山林,寒风阵阵吹来,带着林中潮湿的水汽,十分刺骨,棉衣都套上了也不能御寒。他们又饿又冷,扛不住了,就喝几口米酒暖暖身子。夜晚因为寒冷,也显得无比漫长,好像过了几个世纪,天色才渐渐发亮。清晨六点,天还是灰蒙蒙的,忍受了一夜的冰寒,每个人的身子发虚,还是没发现什么动静。周亚东站长和李之龙讨论了一下,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动出击,应该到盗伐现场,抓个人赃俱获。

  由于一夜未睡,饥寒交加,而且山高路陡,没走一会儿,李之龙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太阳穴那里隐隐发疼,鼻涕也要流出来的样子,鼻孔深处一阵阵发酸。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李之龙的身体一向健壮如牛——可能是太冷了,也太饿了。在山路上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接近海拔一千三百米左右的地方,他们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水沟旁的石洞边,有大米和铺盖卷——这应该是盗伐者食宿的地方了,他们应该就在不远处。李之龙等人精神一振,受了一夜的罪,可不能徒劳无功。李之龙说:“不要打草惊蛇。”当时,鹦哥岭保护区的森林公安局尚未成立,大家手上也没有任何执法工具,为保证安全并能顺利抓到盗伐分子,李之龙和大家讨论并定下抓捕方案:分两个梯队上去,前后保持五十米距离。这样,可以方便掩护和相助。

  继续往高处爬,在海拔一千六百米左右的地方,李之龙忽然发现了两组人,每组两个人,正在把胸径接近一米的陆均松锯成木板。这是要多少年才能长成的大树啊!李之龙心中暗喊可惜。锯木人身旁的录音机播放着流行音乐,音量很大,并没有发现李之龙他们的接近。周亚东带着李之龙走近其中两个人。锯木人就停下手中的锯,警惕地看着。李之龙笑了笑,说:“我们是来爬鹦哥岭的,迷路了,走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准方向,你们有没有水?给口水喝!也给我们指指路?我们得下山去。”锯木人放松了警惕,一个赶紧去倒水,另一个则笑着说:“鹦哥岭太大,不熟的人,经常迷路。”喝完水之后,周亚东给李之龙使了一个眼色。他们同时扑过去,一人扭住一个,几十米后的护林员见李之龙他们得手,也全都冲上来援助,用裤腰带绑住盗伐者的手,让他们蹲下不要动。

  也是凑巧,抓捕这两个人时,另外两个人只距离五六十米,却因为录音机声音的轰响和茂密树林的遮蔽,竟然没有被惊动。李之龙和周站长故技重施,但很遗憾只抓到一个,另一个手脚麻利,蹿进密林深处,腿脚比兔子更快,刹那消失得无影无踪。二人立即与护林员一起把抓捕到的三个人带下山。到达什运乡镇政府时,惊动了不少人,周围的村民都前来围观。因为保护区的森林公安局尚未成立,案发在哪个市县境内,就要移交到哪个市县的森林公安局处理。下山后,李之龙立即通知了琼中县森林公安局,等候他们的到来。

  交接手续办完,李之龙才松懈下来,发觉手脚冰凉,太阳穴那里的疼是越来越深了,好像被一个锥子在刺。李之龙想,保护鹦哥岭的路,还漫长得很,今后,像这样的情况,肯定还会层出不穷的。最关键的是,这些伐木者,也并非穷凶极恶之徒,他们只是基于生存的需要,保护区也不能把他们当成敌对者。针锋相对,只会两败俱伤。

  意识到需要和周边村民打好交道才能改变保护区的状况,社区工作的重要性被提了出来。李之龙第一次到村里和村民进行零距离的沟通时,村民们都把这群年轻人当怪物看。他们说明来意后,村民们便开始谩骂和驱赶。又不懂当地语言,要沟通更是难上加难,沮丧的情绪开始在李之龙心中蔓延。李之龙和同事一起思考和村民打交道的方式,知道这些少数民族的村民都好酒,热情淳朴,他们便用一次次的饮酒,换来了村民的信任,也换来了工作的巨大进展。二〇〇八年,管理站与周边村民达成共识,与十九个村委会签订了土地共管协议。

  二〇一〇年,鹦哥岭终于有了自己的执法队伍——鹦哥岭森林公安局正式成立。这个部门的成立,意味着保护区管理站将可以用强有力的“拳头”,和那些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做斗争。保护区的工作,需要社区工作的深入展开,却也少不了森林公安局的正面介入。森林公安局的成立,可以正面打击那些滥伐、滥砍的现象。保护区的兄弟姐妹,都为此而欢呼雀跃。每个人谈起这件事,都是兴奋的——除了李之龙。

  李之龙是鹦哥岭森林公安局的负责人。

  公安局的组建,确实是好事,可也让李之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在这一年里,整个森林公安局,只有他一个人有执法资格,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每碰到案件发生,李之龙只能找周边的派出所“借人”——让他们派员协调,一起办案。若是周边警员有事,抽不出人力,李之龙便着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情况实在是紧急,并且还在不断恶化,李之龙愤然站起,一个人也就出警了。他心中常常有股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与悲壮。

  原先他参与过抓捕,但那并非工作重心,现在,所有关于这方面的压力全都砸下来,使他的情绪十分压抑。近一年里,他的脸色难得有轻松的时候。一听到电话响,他就蹦起来——他几乎要被那些报警的电话搞出心脏病了。压力一大,有很多事情也就可能没处理周全,他有很多回想过放弃,无奈与气馁如潮水一般,要把他淹没。在这时,是管理站的兄弟姐妹们,给了他最大的支持,他们的鼓励和理解,让李之龙有了勇往直前的信念。他一次次从萎靡不振中扬起头,高歌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同事们心中都很清楚,他又遭遇到什么危机了。李之龙没有放弃,无论多困难,他都坚持处理完成每一个在鹦哥岭发生的案件。

  熬过了二〇一〇年,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暗暗给自己鼓劲,倍感压力的一年过去了,新一年,肯定有一个好的开始。也就是在他经受着巨大压力的二〇一〇年,他一个人的森林公安局,在全省森林公安执法检查中,获得了九十六分的高分。新旧交替,他只想好好睡一觉。二〇一一年,他再次奋勇前行,带领鹦哥岭森林公安局,获得了全省公安综合考评直属局组第一名,荣立集体三等功,他个人也荣获了一个三等功。这些成绩,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却并非他内心所最需要的——他最需要的,是执法的帮手。二〇一二年,在省林业局、省森林公安局的支持下,鹦哥岭森林公安局新添了十名民警。消息传来,正在焦急等待的李之龙躺倒在椅子上,好久没有说话。李之龙完成了从一个基层科研工作者到一个森林公安局局长的身份转换,从上山下山的采样考察者,到如今为了保护鹦哥岭,与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勇士。这几年里,他在抓捕工作中锻炼了一身的胆量。

  社区共建

  鹦哥岭周边,居住着一万八千多黎苗百姓。过去村民们要建房,就进山砍树;要吃肉,就进山打猎;要用钱,就进山伐林。这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鹦哥岭的热带雨林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保护区深处的道银村村长符桂春老人说:“过去,山上有很多动物,野猪经常跑到山下拱木薯,有时还跑到我们家里找吃的。上山打柴时,时常会遇到黑熊、云豹之类的动物。在村外的河里还能抓到十几斤重的大鱼,运气好的话,还能抓到红面军鱼。现在这些动物都很少见了,村边河里,只能抓到手指头大的鱼了。真可惜呀!”的确,保护区组建之前,密林中经常有枪声,在路上经常遇到叫卖野生动物的猎人。鹦哥岭主峰上还留有盗伐分子用来运输木头的滑木道。不知有多少珍贵树木被盗伐,不知有多少珍稀动物因此濒危。保护刻不容缓!

  生态保护很重要、很紧迫,但很多工作,也得讲究方法,过度强硬、对立的措施,效果会适得其反。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也一直在反省着自己的工作方法,寻找着为何鹦哥岭的保护工作难以开展的原因。山区的村民世代刀耕火种,从某种程度上讲,不让他们打猎和砍伐,就是断了他们的生存之道,矛盾是很激烈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因此,要想改变这种屡禁不止的局面,保护区管理站还得参与社区共建,切实改变保护区周边村民的生活,让他们有更好的谋生之道。

  有一次,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婆,请同村几个人上山伐林开垦,准备种植橡胶。接到报案后,李之龙带队进村调查,阿婆很不配合,情绪非常激动,不停拉扯他们的衣服,还朝他们脸上吐口水。村民们也七嘴八舌帮着阿婆,还拉他们去阿婆家了解情况。走进阿婆家低矮的茅草房,门口坐着她两个智障的儿子,屋里还躺着她病重的丈夫。看到这样的情景,队员们都心口闷痛,于情,实在不忍心对阿婆采取措施;于法,又不能不管!李之龙想,我们只有把保护热带雨林与改善群众生活结合起来,让群众在保护中受益,才能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更好地发展保护事业。要把这个想法立即变为现实很难,但怕难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何不从改变阿婆家的现状开始呢?

  于是,他们先让阿婆停止伐林开垦,劝说她主动交代了伐林开垦的细节,经与检察院、法院沟通,从轻处理了阿婆伐林开垦的事。后来,保护区把阿婆作为帮扶对象,每次进村,都给她带去一些衣服、食品,主动帮阿婆干些家务,还帮助她种植白藤、生姜等作物来增加经济收入。这件事的妥善处理,在村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认真总结这次办案经验,强化人性化执法理念,妥善处理了大量村民因法律观念淡薄而触犯法律的行为。渐渐地,队员们的真诚得到了认可,他们的执法行动得到了理解和配合。

  道银村在大山深处,那里的小孩,从六七岁开始,就要结伴沿着河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高峰小学上学。艰苦的条件,让这些小孩子从小独立能力就很强。没有交通工具,就靠双脚;没有热饭热菜,就啃咸菜。保护区管理站的大学生们知道,要想保护好鹦哥岭,应该从这些娃娃抓起。只有让孩子们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长大后才能靠他们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才能让这里的人真正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从根本上的保护。为了帮助孩子们,大学生们在开展社区工作时,经常给他们送去用自己工资买来的文具、书籍和一些益智玩具。晚上,他们还要轮流为孩子们辅导功课、补习科学文化知识。

  有一回,他们前往南开乡的高峰村委会做社区工作,准备了一些宣传标语和横幅以及一些发放给村民的印有宣传图画、标语的运动衫,带上电脑和投影仪便出发了。到达时,村委会门口已聚集了好多老少村民。他们在装投影仪时,一群孩子拍着手说:“放电影了,放电影了。”他们打开投影仪开始介绍保护区的概况和一些法律知识。孩子们围着投影仪好奇地观看着,还叽叽喳喳地说:“今天的电影真不好看。”他们的话引起大学生们心里一阵触痛。二十一世纪了,这些被称为“祖国的花朵”的孩子们,竟然连电脑与电影都没见过。他们都很清楚,仅仅一两次宣传教育活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林业工作者,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大学生们和鹦哥岭周边的学校联系,主动到学校里讲课,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园,培养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让他们主动把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告诉家里的长辈,影响他们的家人。从此,大学生们搞起“小手牵大手”活动。为了让这种理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他们与乡村学校联合编写乡土教材。在这本教材里,他们介绍了鹦哥岭的资源状况,介绍了怎样对森林进行保护。可以说,这本教材,是他们团队献给鹦哥岭未来保护者的一份礼物。“小手牵大手”活动,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元门中心小学五年级二班王进欣同学(白沙元门乡红茂村委会黑揽村村民)曾说,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就看见他父亲扛起猎枪准备上山打猎,他急忙上前劝说:“保护区的叔叔和老师们说动物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保护,不然以后就看不到了,不要打了!”在他哀求下,他父亲打消了打猎念头,并主动上缴了猎枪。

  可是,仅仅有理念的传播是不够的,还要让村民们成为保护受益者。该怎样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这些大学生从网上查询各种信息,他们了解到,在贵州山区有个“稻鸭共育”的模式,带动了一方致富,便尝试在鹦哥岭周边的社区推广开来。于是,负责社区工作的王云鹏带着人专程前往取经,回来后,他们选择了白沙县高峰村委会下属的一个自然村作为试点。这个村有十六户人家九十六口人,每人平均零点二亩稻田。王云鹏领着这十六户农户,插秧、浇灌,当秧苗长到一定高度时,教他们在稻田里放养鸭子。可农户们说,没钱买鸭苗,也不知道去哪儿买。王云鹏和站里商量后,大学生们决定用自己的工资,替农户买鸭苗,赠送给他们喂养。当年,收稻子、卖鸭子,农户喜获丰收,都敲着鼓来站里答谢。

  从此,“稻鸭共育”在鹦哥岭的道银村、红新村推广,农户们也在稻田里插上“农业示范田”的木牌子。

  在下乡进村巡访时,大学生们也发现,黎村苗寨家家户户都没有厕所,不仅如此,每家每户的猪都是放养,造成路边、树丛甚至房前屋后肮脏不堪、恶臭扑鼻。当时的管理站副站长陈辈乐邀请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专家来到黎村苗寨,经过细致的考察、周密的设计,出台了“旱厕”和“软床猪圈”两个方案。旱厕里面铺着杂草,防止恶臭扩散,也积存下肥料。而让猪住进“猪圈”里,这可是山村里没见过的奇事。“旱厕”和“软床猪圈”的试点和推广,使得鹦哥岭周边很多村子的卫生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生活环境好了起来。

  管理站还出钱邀请村民到贵州茂兰保护区学习先进环保经验,当地百姓介绍说:“二十年前,保护区禁止毁林开垦和打猎,我们这里的大山又绿了,水又清了,动物又回到村边了。后来保护区搞生态旅游,很多乡亲在保护区的帮助下搞起了农家乐,赚了不少钱,得了不少实惠。”回来的路上,随行的便文村王支书激动地说:“这回长见识了。他们这里能搞这么好,我们鹦哥岭山好水好,肯定能搞得更好!回去后我要发动全村和你们一起干!”

  他们的真情,渐渐打动了周边的村民,对管理站的工作越来越认可。村民们自发成立了保护共管委员会,制定了乡规民约,他们有了自己的可持续采藤标准,有了自己的禁渔区。尤其是在二〇〇八年,鹦哥岭周边十九个村委会主动和管理站签订了集体天然林共管协议书,同意放下他们手中的砍刀和猎枪,加入保护的队伍中去,一起守护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大山。

  李之龙曾在日记里记录过这样的过程:

  2008年7月23日

  昨天我们在乐东县万冲镇南流村委会,工作很顺利。今天就该去南班村委会了。有没有收获?我内心有些忐忑。早上在站里面吃了点稀饭,就和刘磊等开着站里唯一的皮卡车从白沙县赶到乐东县万冲镇,大约颠簸了两个小时才抵达。

  分管林业的副镇长带我们来到南班村委会。村支书五十多岁,身材不高。本以为他不好说话,没想到一说起集体土地内天然林共管签订协议一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建议我们越快越好。在和村支书聊天的过程中,得知他是军人出身,曾在部队、地方武装部服役,后来退伍回家,又当选村支书。值得欣慰的是,集体土地内天然林共管协议南班村委会已签名盖章同意,19个村委会已差不多走完了,距离我们的目标又踏近了一步,夜已深,我心里美滋滋的。

  这些年轻人都清楚地记得,保护区在道银村开展“鹦哥岭禁渔区推广研讨会”的那天,八十多名周边乡镇代表、村委会代表,共同分享了禁渔区的发展经验。开完会后,道银村民敲响了世代相传的锣鼓,和管理站的年轻人一起跳起了竹竿舞。老村长符桂春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村来客最多、最热闹的一天,也是我们最有面子的一天。”

  那一次,刘磊负责春节前的资源调查工作:买好上山的工具,安排十二名护林员一起上山。护林员的队伍,由本地村民组成,是一支很有经验的优秀队伍,有些以前还是老猎手、伐木老手,在村民中间很有威望。这些优秀的队员,如果能用好,将是保护区的一笔无价的财富。出发前,刘磊叫上了社区宣教科的王云鹏一起和护林员们去县城吃便饭。他们想和护林员交流一下管护和社区工作,了解他们关于森林保护的想法及村里群众的意见。

  在鹦哥岭山区,聚餐吃饭,没有酒如何打开话匣?刘磊叫上这里常喝的一瓶几块钱的药酒。酒一下肚,那些有着大山秉性的男人木讷的心开始融化,变得无话不谈。

  鹦哥岭环境艰苦,长时间对着电脑加班,有时停电了,还得点着蜡烛手写。用眼过度和酒精的刺激,两年下来,刘磊的左眼基本没有了视力。当发现只有右眼还能看到鹦哥岭的绿色,左眼基本上是一片黑乎乎时,刘磊很害怕,马上联系了北京同仁医院,想做眼角膜移植手术。二〇〇九年六月,医院打电话告诉刘磊有供体了,催他马上去。刘磊因为手头有很多工作,没有答应。周亚东站长知道后,催他立即去北京动手术,还自己出钱给他买了一张到北京的机票,让他非常感动。

  去北京做手术的事,刘磊没敢告诉家人,只联系了在北京的大学同学,做手术那天只有大学同学陪在他身边。那几天里他心情一直都不好,包扎在眼睛上的绷带,也包裹住了他的心情和希望——他焦虑的是,等拆去眼前蒙着的这块布,还能不能看到鹦哥岭的绿。在北京待了七天,刘磊坐飞机悄悄回到海口,当时他的眼睛还处在危险期,时常红肿,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得了红眼病。在海口休息了两天,刘磊就回到鹦哥岭,立即投入工作,完成了十二座宣传牌的修整工作和纠察队的培训工作。那时候出差,刘磊都带着一个包,里面装着冰块和眼药(药需存放在零度左右)。因为眼睛不方便,刘磊当时感觉很自卑,老是觉得别人在对着他的眼睛议论纷纷,老是觉得自己的眼睛异于常人,这自卑的心理,他花了好长时间来调整。从眼病手术后的心理障碍走出来后,他越来越觉得,他离不开鹦哥岭。鹦哥岭的青山绿水,不仅呈现在他又开始清晰的眼前,也流淌于他的血脉和内心。

  回首过去的这些年,刘磊有过辛酸,有过苦楚,有过身处异乡的孤独寂寞和艰难困苦,但他都一往无前,他也从当初保护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成长为保护区管理站的副站长、站长。在这个过程里,他一直对鹦哥岭这座大山带给他的一切充满感恩。刘磊也关注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他发觉,相当多的年轻人茫然无措,而鹦哥岭的伙伴们,没有置身于最热闹的时尚舞台中央,反而有着一种脱离流俗的高贵感。相对于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青春之歌、有志青年、有意义、责任心、使命感、激情、奉献等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是鹦哥岭的这些伙伴们最为追求的。

  保护区开展了一个名为TMC的管理模式,利用这个模式,他们希望达到的,是一种社区共建的局面。所谓的TMC,就是团队(MotivatedTeam)+机制(AdaptiveManagement)+社区(EngagedCommunity)。

  团队,就是要培养一支核心队伍和管护队伍。核心团队以管理站为核心,管护队伍是从周边社区群众中选拔有影响力的村民,让他们从“破坏者”转为“看山人”。不得不说,管护队伍的培养至关重要。周边社区那些有影响力的村民,有不少平常就是山林的最大破坏者,把他们转化了,将会带动一批人,并且利用他们的威信,影响到周围村民,让他们也参与到保护中来。这个团队本着“关怀森林,社区共建”的团队理念,发扬“奉献、创新”的团队精神,努力把鹦哥岭保护区建设成为“思想开放、理念先进、管理规范、科技领先、国际接轨”的示范保护区。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保护区的年轻人想出了各种办法。首先,他们对所有应聘护林员的村民进行公开面试,合格者方才录用;同时,他们对所有应聘的护林员和群众做相关的讲座,宣传护林的必要性;举办“鹦哥讲堂”,邀请中外专家授课,学习先进理念;赴兄弟保护区学习经验;编撰管理培训教材;定期进行管护人员培训;经常性举行野外巡护监测培训。种种办法,打造出了一支活力四射的保护团队。

  说到机制,保护区建立了运行机制、约束机制、动力机制。奖罚有度,健全的机制使得保护区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抱有极大的工作热情。

  社区宣教的工作,是鹦哥岭保护区摸索出的独特方式。这一工作的逐渐深入,使得保护区与周围村民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血浓于水、互相交融的和谐局面。保护区分析了各种破坏保护的情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森林资源保护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周边村民在发展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鹦哥岭保护区在资源保护中强调社区参与合作,强调对社区的发展提供帮助。保护区花了大力气,展开以下工作: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社区农业示范项目包括改善卫生环境、软床猪舍、维修便道、稻鸭共育、养蜂、林下经济种植等;环境教育包括学校环境教育、乡土教材的编制、鱼类放流活动、补助贫困学生等;生态保护包括建立禁渔区、支持民房改造工程、建立保护协调委员会等。

  保护区的成立,对周边社区的生产方式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解决资源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大山里的美娇娘

  许碧果是鹦哥岭保护区管理站第一个女孩子。二〇〇七年,许碧果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她面临着双重选择,是回到老家接受家人的安排,做一份舒适安逸的工作,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还是自主择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青春靓丽多彩,让生命历程更加绚丽盎然?后者是吸引人的,但是面临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二〇〇七年,她才二十出头,对未来很是迷茫,但是内心充满渴望,渴望激情,渴望热血,渴望挥洒自如的生活。因此,当得知鹦哥岭保护区站长周亚东希望能寻找到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一起来保护这片原始森林时,她便一头闯入了鹦哥岭。留在城市,或许能让学习园艺专业的她更有发挥所长的机会,但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却促使她饱含热情地选择了鹦哥岭,成为了走进鹦哥岭保护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虽对白沙的艰苦工作条件已有所耳闻,但当拎着行李来到这里报到时,她还是傻眼了。当时,管理站还没有独立的办公楼,而是租住了道银村里的一栋简陋的民房,作为工作和生活场所,一群青年挤在这座采光、通风都很不好的民房里。

  面对民房里来自五湖四海的男生,许碧果想起网上流传的一句职场上的话: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牲口用。保护区的工作刚刚起步,人员配备不是很到位,所以一个人要当几个用。她忍不住笑了,正是这句话,让她暂时卸下心头的包袱,提起精神开始了在鹦哥岭的工作。

  在海南琼海市的家人对她的选择颇有意见,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家,放着家里安排好的工作不去,却一头扎进深山老林里,忍受着蚊子和毒虫的折磨。他们数次劝说许碧果回来琼海上班,过个一两年便和同在琼海工作的男朋友结婚,和和美美舒舒服服地过小日子。在家人的劝说下,许碧果有些迟疑,她对家人说,先在这里待两年,看自己适不适应,到时再回去。“农夫,山泉,有点田”,是时下年轻人在城市里高声呐喊的一种田园理想,但很多人往往只是喊几声而已。许碧果则在城市森林和青山绿水之间,选择了后者。

  初到鹦哥岭的生活满是艰苦,在城市里待惯了的她觉得这里寂寞得可怕。没有网络,没有与她同龄的女生,信息交通不畅,资讯馈乏,完全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居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民房里没有独立的厕所,男女混用卫生间,洗澡很不方便。面对着绿树环绕鸟语花香的鹦哥岭,她的内心却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一腔热情地来到这里,才发现一切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自己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困扰许碧果的最大问题不是上下山需要的体力,而是洗澡。在每天上下山中,她早已锻炼出了运动员般的体格。夏天洗澡还可以摸黑到河里解决,一到冬天,山里气温很低,和海南温润暖和的气候几成反比。没有热水器,男生不怕冷,洗澡时一盆冷水哗啦啦从头淋下。她却不行,每天的生活除了必需的饮食起居外,还多了一项工作,烧热水洗澡。

  烧水的间隙,她总会想起在家里和校园里的日子。她有过动摇的念头,她的耳边传来同事们的话语,他们谈着在山上的收获,谈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生活。她想,要是再多来一个女生结伴多好。多半时候,她和同事之间的配合已非常默契,她觉得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人,这一切与性别无关。但是一到夜晚,月上柳梢头,她就会想起温暖舒适的家,小女生的多愁善感便悄悄爬上心头。她再次轻声问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她想起刚来时,管理站的一位负责人看到她长得瘦弱,担心她无法忍受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便对她说:“碧果,这里的确很艰苦啊,你要慎重考虑考虑。”许碧果拒绝了这份善意的提醒,她想不起来自己当初哪来那么大的决心:“多辛苦我也能待,我的工作就是跟土地打交道,这片地方也许真的需要我。”

  山区的古老村落是少数民族——黎族的居住地,充满黎族特色的船形屋在山的深处,还没有被文明社会的石头房子所替换,还保持着这个民族的特色。许碧果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女生,面对这些与现代社会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从最初的浮躁到慢慢的平静,她学会了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个工作、生活的地方。如何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帮助村民,这又是她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潜移默化中,她正逐渐完成蜕变,内心越发成熟。由于是站里唯一的女孩子,除了每天上山采集数据,她还负责大伙的后勤及生活。保护站是事业单位,但是经费必须自筹,有时候连工资也不能及时发放。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第一次上山,初见山蚂蟥时许碧果失声尖叫,队伍里的男同事帮她把蚂蟥从身上抓下来,蚂蟥的吸盘太紧,弄下来时凝血组织被破坏,流了许多血,最后找了野草药捣碎敷上,又继续上路。久了,她才知道这对在山上搞科研的同事来说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小事,在山上,受伤是常事。学以致用是她留在这里的最初理由,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进展,她深深爱上了这片贫困却无比美丽的土地。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新物种的惊喜时时激励着大家。许碧果虽然不是科研人员,但是每一次新物种的发现都让她欢欣雀跃,她联想到,坐拥这么优越的绿水青山,村民的生活却很贫困,生活得不到改善,她该怎么做呢?

  许碧果是办公室文员,没有下乡的工作安排,但从这个念头冒出开始,她便决定尽可能参加更多的社区活动,为村民提供更多帮助。她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我总喜欢跟社区科下乡搞活动,社区工作蛮有趣的,那些林下混种项目能使农民增收,村民都很尊重你,从而使自己的身心愉悦。何乐而不为呢?”

  科研

  热带雨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神秘、最美观、结构最复杂、适应性最强、稳定性最大、功能最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鹦哥岭作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有极为明显的不可替代性。不同的国际保护组织曾同时将我国两个热带区域——以鹦哥岭为中心的海南中南部和云南西南部列为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除了保护生态、带领周边村民发家致富,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科学考察、研究。热带雨林里种类繁多的动物、植物,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保护区管理站长期在雨林深处安装摄像设备,保护区的研究人员长期步行于密林深处,试图挖掘那里的秘密——比如蛙鸣和蝶影。

  廖常乐,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他的名字寄寓了父母的厚望,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知足常乐。在校学习期间,在广西林科院上班的他,通过学术期刊早已对鹦哥岭保护区有了一定的了解,再通过周亚东站长对鹦哥岭的详细介绍,他毕业后,偕女友王慧颖来到了这里。廖常乐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资源调查与科学研究,富有野外考察经验的他,一来到鹦哥岭便以百倍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当地的科研考察中。保护区的工作是艰苦的。每次进行科学考察时,廖常乐和队员经常要负重三十斤的行李爬山调查,这对体力是极大的考验。

  鹦哥岭的雨季特别漫长,山上的气候瞬息万变,一碧如洗的天空转眼会来一场瓢泼大雨,让他们时不时洗一个天然澡是常事。廖常乐并未因为暴雨来临而停歇,而是继续穿越森林攀登高山。为了保护植被不被破坏,没有修路,上山的路径依然原始,几乎都是护林员踩出来的。廖常乐不怕吃苦,怕的是过河,雨后山上的河水暴涨,经常淹到齐胸的位置,有时甚至齐人高,稍不注意就会有被河流吞没的危险。相比较之下,被蚂蟥、蚊虫、毒蛇“骚扰”算是小事了。

  令廖常乐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经过放牛坡的时候,刚下过雨,鹦哥岭一片湿漉漉的山林,正是蚂蟥最活跃的时候,他撩起裤子一看,脚上赫然叮了二三十只蚂蟥,双脚被咬得血淋淋的。廖常乐往腿上吐唾沫,把这些恼人的小东西从腿上弄掉后又继续上路了。在山上作业,受伤对他来说已习以为常。如果不受伤,说明你不在现场。这是廖常乐的在场主义,只有在场,只有不怕苦不怕累地实地调查,才能了解藏着许多自然秘密的鹦哥岭。

  廖常乐和队友为了在山上寻找树蛙的栖居地,扛着帐篷干粮一待就是好几天,只为听到期待已久的蛙鸣。在长期的上山考察中,廖常乐和队友们建立了非常默契的关系,他们在山上互相协助配合,对鹦哥岭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从陌生到熟悉,其中投入的精力和耗费的心血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廖常乐到山上做调查时,几乎总会爬到鹦哥岭的海拔最高处,在水潭边驻点,一待就是近一个星期。高海拔地带湿度大、温度低,山上的雨水又多,夜里经常哗啦啦来一场雨,睡梦中,睡垫和睡袋都被打湿了,感觉就像睡在水里,常常被冷醒。冷醒后的廖常乐偶尔会看看夜空,“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不过如此吧。

  二〇一〇年以前,在鹦哥岭自然保护区,总共才发现了两只鹦哥岭树蛙,之后,即使多次资源考察都试图对鹦哥岭树蛙进行深入研究,却再不见它们的踪影。其种群、生态学、生物学、繁殖生物学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鹦哥岭树蛙,几乎就是这座神山的隐者,有志者、有缘者、有心者,方能见到。廖常乐知道鹦哥岭树蛙的研究对于整个保护区的意义,他决定花大力气寻找。二〇一〇年,廖常乐和他的团队向国家林业局申请了鹦哥岭树蛙的一个项目,资金到位后,他们用SMART项目分析法和SWOT分析法,研究制订了整个项目的详细规划。

  廖常乐坚信,鹦哥岭树蛙的研究不会停滞不前,必将取得重大的进展和突破。二〇一〇年七月至二〇一一年二月,他对鹦哥岭主峰和南毛拉两地进行了多次考察,却均未发现鹦哥岭树蛙的踪影。面对茫茫深山,要在里面循声把树蛙找出来,无疑是大海捞针。但他并不服输。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二日,他再次在鹦哥岭主峰进行了树蛙的常规调查,仍是一无所获。之前所坚信的,慢慢开始动摇,廖常乐陷入了巨大的疑虑,难道鹦哥岭树蛙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唉,这都第三天了,还是没有看到树蛙的影子。”符明开沮丧地说道。这已经是这次科考队在鹦哥岭主峰待的第三天了。

  “是啊,这个项目都开展了快一年时间了,仍然毫无收获,这可怎么办啊?”另外的队员也开始有些急躁。

  “大家打起精神来,这才一年时间,就坚持不住了?想想要是鹦哥岭树蛙满大街都是,那还有寻找、保护、研究的必要吗?越是珍稀的东西,就越需要投入。”这次科考队的队长王合升给大家打气。

  “王合升说得没错,要知道从发现第一只鹦哥岭树蛙到现在,八年时间里总共才发现了两只,我们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啊!”廖常乐说。

  大家相视而笑,又开始忙活起手中的工作来。

  每个月保护区都派科考队上山寻找鹦哥岭树蛙,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找到树蛙,记录树蛙的种群数量以及栖息地环境因子。上午大家从主峰上的一个驻点出发,行进到现在的这个驻点,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了。队员们分工安营,有的负责搭帐篷,有的负责拾柴火,有的负责洗菜烧水。大家十分疲劳,并且略带沮丧。一个多小时过去后,一桌美味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这顿“丰盛”的晚餐其实也就四盆菜,包括茄子咸鱼、火腿肠腊肉、花生米,还有一锅紫菜香菇汤。

  “来,把酒满上!”阿老叫道。阿老是保护区最老的职工,以前在乡镇林业站工作,工作踏实,为人实在,喜欢喝点小酒。阿老拿起一瓶自家酿的木薯酒,将在座队员的杯子满上,顿时,一股酒的清香扑鼻而来。大家也兴奋了起来,林区的人都知道,上山工作湿度大、温度低,在山上过夜一定要喝点酒,才能逼走身上的寒气,不然患上风湿病就麻烦了。酒过几巡之后,大伙开始无话不谈,从天南扯到地北,天马行空。

  “阿老啊,你不是会搞鬼吗?搞一段,把鹦哥岭树蛙给招出来啊。”卢刚调侃道,他说的“搞鬼”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说法,是施展“法术”之类的意思。卢刚是嘉道理中国保育的专家,对兰花鸟类认种十分精通。

  “我要是懂的话,一年前就用了,还费得着这么大的劲吗?”阿老连忙摇头。

  此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六七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周围不远处传来了很多如牛叫声,响亮高亢,此起彼伏。众人一惊,充满疑惑:“这是啥东西在叫?”

  “是鸟还是蛙啊?”廖常乐也疑惑了,自研究生毕业以来从未听过如此叫声,“事不宜迟,我去那边看看情况!有董、礼乐跟我走!”于是科考小队分成两组,一组留守营地,另外一组寻找鹦哥岭树蛙。

  十五分钟之后,廖常乐带的小队发现了声音的来源——一个临时性小水潭。奇怪的叫声仿佛知道有人来找它,人一靠近水潭,声音便停了下来。三人开始在潭中用手电仔细寻找,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几分钟过后,水潭岸上的一边开始出现叫声。“它在那边!”有董用手电照向声音发出的地方。当三人渐渐靠近发声地时,声音又消失了。三人凭感觉在地上、灌木丛中寻找,但是死活找不到。忽然,水潭另外一边,又开始出现了奇怪的叫声。三人赶到水潭另一边时,声音又停止了,然而水潭对面的叫声再次此起彼伏。

  “我们把手电关掉,不要说话,听听到底是哪儿发出的声音。”廖常乐说道。三人随即把手电关上,此时四下一片漆黑,连一丝月光都无法穿过头顶这片浓密的雨林。周围也安静得出奇,队员们几乎都能听见各自的呼吸声。两分钟过去了,那奇怪的声音又开始轰鸣起来,就像一场盛大的演奏!这下不得了,科考队员们的四周全都是那种奇怪的叫声,有的声音仿佛就在队员们的脚底下。

  “嘘,它们对声音和灯光很敏感,也很警惕。”廖常乐提醒大家,“我们先仔细听,确定好位置之后再去找……好,大家一起开灯,一定要看看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三人同时开灯,开始寻找,奇怪的声音又集体消失。就这样反复忙活了两小时,始终无法找到发出这种声响的东西,最后三人小队无功而返。

  回到驻地,其他留守的队员也都进帐篷休息了,只留下队长王合升在火堆边等候消息。“怎么样?发现什么东西了吗?”王合升问道。“唉,别提了,白忙活了一晚。”廖常乐疲劳地坐在了王合升旁边。“没事,起码知道了一定有什么东西在那儿。早点休息吧,你们也累了。”王合升起身将柴火扒开,让火自己慢慢熄灭。

  第二天早上,大家吃过早饭,整理好背包,准备下山,结束这次为期四天的考察。

  “大家集合,下山前先来张合影!”王合升喊道,这是科考队不成文的规矩。大家难免有些沮丧,又是一次调查过去了,鹦哥岭树蛙项目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合影后,队员们排队陆续下山,路过昨晚调查了一晚的水潭时,突然,那奇怪的叫声又一次响起,而且十分清晰。“在这儿,我敢肯定,这东西在这里。”礼乐指着离水潭边大概四十厘米的一堆杂草,他一个跨步迈向前去,蹲下身子直接把杂草连根拔了起来。一团黑黑的青蛙出现在大家眼前,礼乐一把将其捉了起来:“就是它了!”卢刚仔细端详着,说:“这是鹦哥岭树蛙!只有鹦哥岭树蛙大腿内侧和腰部会有红色的色块,虽然颜色偏暗,但是很正常,它在洞穴里栖息,环境对其颜色会有很大影响。”

  科考队员们兴奋至极,一一接过这只神奇的精灵,充满好奇地仔细观察。廖常乐确定了,这就是他们寻找多时的“佳人”。树蛙的发现,让大家兴奋无比,都丢下手中的行李,不断在周围的其他小水潭寻找,结果发现了大量的鹦哥岭树蛙。这个重大的发现,让廖常乐兴奋异常。他以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敏感,意识到这一刻将会是值得铭记的。这只鹦哥岭树蛙享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五台专业照相机围着它疯狂地拍照。大家充满成就感的笑脸上,疲劳、沮丧一扫而光。

  ——科研需要不断钻研与坚持的过程,但有时候也需要那么一点小小的运气。

  一周后,大学生们又组织了一次考察,目的就是在鹦哥岭树蛙繁殖期内了解其繁殖习性。此后,廖常乐对鹦哥岭树蛙开始更为深入的研究调查。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廖常乐带队进入鹦哥岭主峰,对鹦哥岭树蛙繁殖生物学习性进行了四天四夜的调查。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观察到夜间十二点。当时水潭驻点海拔有一千七百五十米,非常潮湿,而且每天下雨,廖常乐再次经历了睡在水上的感觉。虽然艰苦,但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四天四夜对鹦哥岭树蛙的观察,收集到了关于鹦哥岭树蛙繁殖方面的大量信息资料,慢慢揭开了这个物种神秘的面纱,填补了其生物学与繁殖生物学的研究空白。

  鹦哥岭,这片神奇的土地不断发现的新物种,一直驱使着廖常乐去探索、去研究,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他的每一天都过得如此充实。付出艰辛努力,收获的成果丰硕喜人。在鹦哥岭的实践调查中,廖常乐写就多篇论文,其中四篇在国际专业性刊物上发表。经历几年艰苦的丛林考察,廖常乐和科研团队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建立了属于鹦哥岭的档案馆。

  王合升学的是昆虫专业,在鹦哥岭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以科研监测科为阵地,逐步摸清了保护区的动植物资源,了解了保护区的资源分布。他还牵头组建了鹦哥岭监测队,从两百多名护林员中挑选了十名精兵强将,每月都要进山调查,吃住都在野外。通过五年坚持不懈的调查,王合升基本摸清了鹦哥岭的资源分布:哪条山谷里有珍稀濒危植物,哪条山坳里经常有珍稀濒危动物光顾,哪个时间斑蝶会从内陆到海南来越冬,桃花水母是不是还安全地生活在鹦哥岭……王合升带领的监测队不仅摸清了保护区的资源分布,同时还培养了鹦哥岭的“土专家”,有人成为观鸟高手,有人成为植物专家,有人致力于打造蝴蝶庄园。

  二〇〇八年,王合升和他的监测队首次在昌化江支流南益溪发现淡水水母——桃花水母,并对其在鹦哥岭林区生存状况进行评估。经查阅有关资料,原来栖息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是造成桃花水母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由于对桃花水母的研究起步较晚,导致这一珍稀物种被遗漏在保护物种之外而错过了许多保护良机。

  还有圆鼻巨蜥,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记录,在随后近半个多世纪里,野外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但科研监测队在调查时,却发现了六只圆鼻巨蜥的幼体。二〇一一年底,王合升在和护林员一起巡护时,发现了成年黑熊新鲜的粪便和爪印,他兴奋地将粪便采集回来,进行化验分析。

  王合升在工作中发现、经历的事情太多,可他却一直认为,人们对鹦哥岭的了解太少太少,即使花上一生的时间,也不能认识这座大山的万一。要是让他自己来选一次山中最神奇浪漫的遭遇,他肯定会选择初次遭遇几万只蝴蝶漫天飞舞的场景。说到蝴蝶,王合升整个人容光焕发,目光都不一样了。

  那是二〇〇八年底,在开展年终清山科考时,王合升在鹦哥岭道银村和力土村之间的沟谷里,发现了数万只从内陆飞来越冬的斑蝶。此前,他曾听附近村民讲过在山中发现大量蝴蝶,但一直都没亲眼看见。而这一次,却让他惊喜异常,数万只蝴蝶忽然出现,或者停在树的枝叶上,或者翩翩飞舞,王合升也有种要飞升起来的错觉。

  眼前忽然出现大量蝴蝶的场景,即使过去很久,也仍然会成为王合升科考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画面。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起那个场景——他知道,在大自然里行走,总会有一些让人惊奇的遭遇。

  他也逐渐认识到,科学研究绝不是枯燥无味的,而是充满着难以想象的诗意。

  “蝴蝶飞不过沧海”——这句话因为一首流行歌曲而人尽皆知,看到那么多蝴蝶的忽然出现,王合升会心一笑,蝴蝶,是能够飞越大海的,我见过。红白藤上落满了斑蝶,橡胶树上也落满了斑蝶。眼前的一切,恍然若梦。大自然,总是用如此奇特的美,用壮观而震撼的美,挑战着他的想象。失神之间,他并没有忘记举起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把眼前的美丽拍下来。

  这一次在鹦哥岭发现了大陆斑蝶飞越琼州海峡前来越冬的现象后,王合升在之后三年,连续观察斑蝶的种群动态。为确保每年冬季对斑蝶越冬的调查顺利开展,王合升和保护区的鹦哥讲堂举办了以“斑蝶越冬调查方法”为主题的资源监测培训,让更多的巡山工人加入进来。随后几年,王合升和他的监测队,陆续在红坎、南坡等地,发现了十多个斑蝶越冬地。

  王合升对蝴蝶的痴迷,超乎外人的想象。他从小就爱收集蝴蝶,制作标本,这么多年来,他制作了不少的蝴蝶标本,那些留住的美丽,都是他的梦。但他没想到,那些制作的蝴蝶标本,会被他自己卖掉。

  为了几千块钱,卖掉了。

  保护区管理站为了更好地做好保护工作,决定帮助周围村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管理站拿不出太多的资金,还需要每个工作人员都凑一些。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很高,到处找亲朋借钱。王合升有些着急,在海南,除了管理站的同事,他没认识什么人,要找谁借?难道要打电话回老家,向老家的亲人要?

  犹豫了许久,他悄悄卖掉了那些陪伴他多年的蝴蝶标本——标本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多。有一些标本还是小时候制作的,那就不仅仅是标本,更是陪伴了他多年的梦,多少时间蕴藏在那些标本里,见证了他成长的每个阶段。卖掉标本,当然是不舍和犹豫的,但还是卖掉了。在王合升看来,他卖掉了标本,但留下了梦想。

  保护区设备简陋、人员有限,在科研方面,不能和那些大的科研机构相比较,但他们借着长期深入保护区的优势,也在极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鹦哥岭保护区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吸引这群年轻人孜孜不倦地去探索着神秘的世界。在保护区成立六年之后,他们建成了数字保护区,建立了鹦哥岭动植物档案馆,和专家们一起记录到维管束植物两千两百六十二种、脊椎动物四百八十一种,发现了鹦哥地黄连等二十个科学新种,记录到轮叶三棱栎等二十四个中国新纪录、伯乐树等一百九十个海南新纪录。他们出版了八十万字的《海南鹦哥岭生物多样性及其保育》,编写了《鹦哥岭森林资源管护实践》,发表了科学论文近四十篇。

  镁光灯及“鹦二代”

  成立数年后,鹦哥岭保护区管理站先后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全国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等称号,两人获“全国绿化奖章”,两人被评为“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通讯《选择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鹦哥岭青年团队的事迹,在社会上传为佳话。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入报道鹦哥岭青年团队事迹,作为典型,树立新时代年轻人的楷模。短短时间内,报纸专访、电视报道、图片展览、报告文学、电视纪录片、舞台剧等形式的宣传,他们的故事为更多人所知。他们成为了海南的明星,成为了海南各条战线上学习的榜样。

  他们被全国各地邀请作报告、演讲,获得很多荣誉,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被放置在镁光灯的聚焦之下。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受到关注而改变了自己,仍旧保持着初到鹦哥岭时的热情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也有人质疑说:“对你们的报道那么多,各地都邀请你们去宣讲,你们的本职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他们回答:“我们任何时候都以在鹦哥岭的本职工作为主,宣讲、报告更多是利用个人的休息时间,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宣讲任务重,我们确实也很烦恼,甚至有些抵触,后来渐渐明白了,通过宣讲,让更多人懂得鹦哥岭、知道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了解海南生态岛的建设,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同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二〇一三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海南时提出:“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习总书记精准地把握了海南发展的核心就是海南的自然生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整个中国,对生态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鹦哥岭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的故事为媒体所聚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

  后来调任海南省林业厅总工程师的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首任站长周亚东,在面对他昔日的那批老兵时,总是笑着炫耀自己的“半仙神迹”:“我当初跟你们说,五年内让你们走出大山,做到了吧?从你们二〇〇七年到来,到二〇一二年,刚好五年。”那些年轻人都笑了,他们的人还在鹦哥岭,可他们的视野和受关注的程度,确实走出了大山,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媒体的关注,也为鹦哥岭吸引来更多的年轻人,原先鹦哥岭的那批“老兵”,有的也逐渐调动到省内的其他保护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可他们并没有远离所热爱的生态保护工作,而是把鹦哥岭的精神发扬光大。当年参与创建鹦哥岭森林公安局的李之龙,目前在海南的另一个保护区霸王岭工作,还是负责森林公安的工作;从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创建就到来的刘磊,目前担任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的站长……他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成长,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飞扬更好的青春。

  二〇一一年底,廖常乐和王慧颖的爱情,进入一个新的起点——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开始在鹦哥岭山脚下布置婚房。很快地,王慧颖怀了小孩。看着老婆渐渐大起来的肚子,廖常乐既欢喜又担忧,每次外出,都是千叮咛万嘱咐,让她一定照顾好自己——他也了解了之前王慧颖对他的担心。

  在商量给孩子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时,两人一致认为,是鹦哥岭让他们最终走到一起,是鹦哥岭让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鹦哥岭的一草一木,见证并促进了他们的爱情。为了纪念和感恩,无论生下来的小孩是男是女,名字都应该有一个“鹦”字,他或者她的小名,就叫“鹦鹦”。有时两人开玩笑,我们的孩子,是“鹦二代”啊!

  当上父亲不久,廖常乐也迎来新的工作变化——他到澄迈林场挂职副场长。之前就有一些志愿者到鹦哥岭自然保护区开展志愿服务,媒体报道之后,有更多的大学生慕名而来,到鹦哥岭进行暑期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对于廖常乐来说,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把鹦哥岭当作学习林业和生态科学的向往之地,这对鹦哥岭的未来将大有好处。为了胜任新的工作岗位,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来熟悉、了解澄迈林场的基本情况。他还对林场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这当然也是自鹦哥岭带来的经验,他之前就是被鹦哥岭的SWOT分析报告所吸引才到鹦哥岭去的。而澄迈林场有一百多名干部职工,保护林场的森林资源是前提,发展生产、带领职工共同致富,则是发展的目标。这个新的父亲,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碰到问题时,总是会有一个思考的方向:要是在鹦哥岭,我会怎么做?我们会怎么做?

  ——鹦哥岭就像是一座学校,从这座学校走出去,思维方式就带上了鹦哥岭的烙印。

  鹦哥岭的年轻人,有的还单身,有的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甚至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都在找寻着幸福。他们曾经立下誓言:“除非工作调动,否则绝不离开鹦哥岭!”工作的调动,不是他们对誓言的背叛,而是一种精神的传播,他们将把在鹦哥岭这座大山上感悟到的,传递给越来越多的人。

  到高峰乡挂职副乡长的廖高峰与麦严,就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给一方百姓带来新的变化。地处山区的高峰村委会,由于交通不便,农民生活水平比较差,生活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来自橡胶的收入。自从建立保护区后,不再允许砍伐天然林种植经济作物,使得土地资源变得稀缺,发展变得更加缓慢。

  麦严和廖高峰作为南开乡政府的挂职副乡长,又是鹦哥岭保护区的员工,这是乡政府和鹦哥岭保护区合作的好机会。为了帮助当地村民增加收入这个共同的目标,麦严和廖高峰根据高峰村委会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这里开展养蜂的项目。而养蜂项目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大,在家里就可以养,同时保护区周边的森林当中,有很多蜜源植物给蜜蜂提供所需要的花蜜。有了明确的目标之后,两人做了周密的调查,撰写了《养蜂的可行性报告》和《南开乡生态养蜂发展计划》,将这两份材料分别向南开乡政府的领导班子和鹦哥岭保护区的领导班子提出了申请,两边的领导都很支持这个项目。经过双方协商,乡政府让他们两人具体负责养蜂的项目,鹦哥岭保护区提供资金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

  通过在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加上高峰村的护林员提供的信息,两人在高峰村委会选了十户农户进行示范养蜂。保护区为每户提供五个蜂箱,并把他们带出了南开乡,实地考察琼中的养蜂基地。村民在养蜂基地很认真地观察别人是怎么养蜂的,不时地询问基地的工作人员,提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之后两人还邀请了一位养蜂的老师,在鹦哥嘴给高峰村委会的农户提供养蜂的培训。他们学得很认真,结束培训之后,农户回到村庄,根据所学的内容开始养蜂。廖高峰与麦严邀请了当地的养蜂能手到农户的家中,为他们养蜂提供技术指导。高峰乡丰富的蜜源性植物,使得酿出来的蜂蜜既生态又甜美。在蜂蜜酿成之后,如何联系市场,又成为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但他们并不担心,这种生态而甜美的蜂蜜,必将成为让人称赞的营养品。蜂蜜飘香的同时,四处挂职的鹦哥岭的种子,也在四处播撒,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鹦哥岭工作,这些年轻人从青涩变得沉稳,对鹦哥岭从陌生到熟悉。这些年里,他们多数时间都是在大山里度过的,能从鹦哥岭的花草树木、鸟叫虫鸣中,找到自己留下的痕迹。

  有人问,你们得有多大的毅力,才能在这里留下?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当你了解鹦哥岭,你会发现,这座大山美丽而深情,是她的呼唤留住我们的脚步,是她的神奇让我们魂牵梦绕,是她告诉我们梦想有迹可循。在鹦哥岭,我们虽然辛苦、寂寞,可内心充实、快乐,梦想近在咫尺。”

  热带雨林的深处,青春永远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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