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摘录|

　　在太阳彻底落下去的时候，父亲也慢慢地倒在我的肩膀上，慢慢地倒在我的怀里。我搂着他，枕着自己的大腿，抓住他的手轻轻地呼唤着“爸”。他说，你叫我干什么？我说，我叫你醒醒呀。他说，你叫我什么？我说，我叫你爸呀。他断断续续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这是上海呀。父亲像吐丝一样说，上——海——真——好——

　　父亲吐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眼睛突然睁开了，像两只电压过大的灯泡子，越来越圆了，越来越亮了，恍惚了一会儿，就突然熄灭了。

　　但是那淡淡的微笑像那炽烈的温度牢牢地挂在他的嘴边。

　　父亲合上眼睛，喉咙里咕嘟一声，像有一只鸽子飞走了。

　　我曾经听到过一次鸽子飞走的声音，那是从母亲的身体里发出的。当鸽子的咕嘟声响过之后，父亲拿来一张火纸，盖在母亲的脸上，所有人都失去了控制，放声地大哭起来。那时候，我很小很小，就坐在母亲的床边上，而且还没有见过鸽子——村里永远都不会有鸽子，即使如此那咕嘟声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在城市里认识了鸽子，每次听到鸽子落在窗前或者广场上发出咕嘟声的时候，我的心都会为之一抖。

　　我真想告诉父亲，自己不是记者，那辆黑油油的奥迪不是单位派来的，那个靠近落地窗户的位子不是自己的，那个叫焦大业的人不是报社总编，小青不是自己的女朋友，这里更不是自己的家，他所看到的一切也许是我们精心布置的假象而已。但是，无论怎么呼唤，他已经听不见了。

　　1

　　父亲从春天开始，就把那个消息隐瞒了起来，直到元旦之后，他终于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想来上海转转。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就这几天。我听到消息，感觉非常意外，在上海晃荡十几年，年年都劝他来看看，但是他总有一堆的理由，一会儿要收庄稼呀，一会儿要杀猪呀。我说，你怎么突然想开了，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父亲说，眼看着都到年末了，村子里连一片雪花也不下，真是太无聊了。

　　我认可了父亲的理由，因为不下雪的冬天真不好过。

　　2

　　三天之后，父亲一出虹桥火车站，就被我带到了地下停车场。有辆油光发亮的黑色小轿车已经等在那儿，因为没有熄火，像匹小马驹一样，发出突突的喘息声。留着长头发的小叶，小跑着接过行李，麻利地放到了后备箱，然后绕到车子旁，殷勤地拉开后门，并且说了一声：“伯伯，您请。”

　　父亲坐上车，摸了摸屁股底下的真皮座垫，悄悄地问这车是什么牌子。我说，五环是奥运会，四环是奥迪，你这辈子还没有坐过这么高级的车子吧？父亲说，原来坐过两次吉普，这奥迪不是你的吧？我说，当然不是，不过是我们单位的。父亲说，那他呢？是单位给你配的司机？我说，当然不是，他是我们同事小叶，行政办公室的，算我的顶头上司。

　　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笑呵呵地看着后视镜说，伯伯，报社听说你来视察工作，所以非常重视，专门派我为你服务，这几天你要去哪里，随时招呼我就是了。

　　接到父亲要来上海的消息，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终于可以让父亲见识一下，什么叫人多，什么叫高楼，什么叫城市，似乎上海就是自己的，每一座大厦都是自己得到的奖杯，每一束霓虹都是自己头顶的光环，要把它统统端出来，给父亲好好炫耀一番，证明他的儿子能在上海立足，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担心的是，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我在报社工作，以为我是牛气哄哄的记者，父亲更加自豪，似乎他儿子就是天空飘过的一朵白云，他经常指着门前的山顶说，我儿子呀，整天坐在半空，是写写画画的见官大一级的记者。更为关键的是，我已经过了三十，竟然还是光棍一个，父亲十分操心我的终身大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问，你谈爱恋了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家啊？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

　　最近大半年，父亲催得最紧的一句话，是你赶紧结婚吧，不然我都死不瞑目。久而久之，为了应付父亲，我就给他形成了一个印象，我谈了一个女朋友，比自己小两岁，是报社的会计，长得非常漂亮，具体一点说，像叽叽喳喳的小燕子赵薇，而且我已经在郊区那边购买了婚房，只等着交房之后就正式领证结婚了。

　　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感觉自己和骗子没有什么差别。

　　第一，我确实在报社上班，不过是一名发行员而已。我们是一家小型的机关报，在十几年前市场化转制的时候，被北京一家公司收购了，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开始报纸比较火爆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带着报纸在火车站、书城、广场和地铁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叫卖。这几年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报纸非常不景气，报摊被纷纷拆除了，没有什么人买报纸了，于是由零售转成了订阅，而且九成订户都是机关单位。我主要负责把报纸从印刷厂送到一些客户手中，同时再负责一些订户的投诉，比如报纸送迟了啊，或者某一期报纸没有收到啊。最近几年，报社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急速下滑，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不仅负债累累，拖欠印刷费不说，连员工工资也已经很难支撑了。所以报社正在进行融媒体改革，报纸向新媒体转型，版面被大幅缩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裁员，影响最大的就是发行。报纸都没有了，发行员自然而然就要下岗了，我便是面临下岗的对象之一。

　　第二，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如果说有女朋友的话，那么她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或者存在于梦中。在工作还比较顺利的时候，我确实想好好地谈谈恋爱，不仅是婚姻方面的需要，也是生理方面的需要。我在心里确实有一个喜欢的女孩，这女孩也确实在报社发行部当过几年会计，不过后来跳槽去了一家公司。她确实长得像小燕子赵薇，甚至比赵薇还要漂亮，起码身材比赵薇苗条，脸没有赵薇那么大，不会像赵薇那样喜欢瞪眼睛。但是这种感情一直处在我的幻想之中，并没有付诸行动。因为我非常自卑，自己一个小小的发行员，一个连自己生活都勉强维持的外来工，那是不配谈恋爱的，尤其不配和漂亮的女孩谈恋爱，更不配和这样的女孩结婚。

　　第三，在上海，结婚必备条件，不是女朋友，而是房子，我的这种处境，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呢？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哪怕是最最偏僻的金山和崇明，均价已经两三万了，凭着我每个月六七千块钱的工资，怎么交得起几十万的首付，怎么还得起每月七八千的银行贷款呢？最为关键的，根据相关的限购政策，我这样的外来单身狗，根本没有买房的资格。

　　车子缓缓地驶出了地下车库，开上了延安高架，此时是下午四点多，还不是高峰时段，高架已经拥堵成了一条红色的蚯蚓。我问小叶，你是不是走错了？小叶说，没有啊，我怎么会走错呢。我说，回宿舍是要走外环线的吧？

　　我住在桃浦地区，这是普陀与嘉定的交界处，由于设有垃圾处理厂以及大量的物流公司，来往人员非常复杂，所以房租相对比较低，为了降低租房成本，我与小叶合租了一套一室一厅。小叶说，我们不回宿舍，报社领导交待过了，说伯伯是贵宾，来一次上海不容易，所以被安排在城市酒店里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还是调头吧，我爸住酒店会不习惯的。父亲也说，就是的，家里不住住酒店，花冤枉钱干什么？小叶说，伯伯，你们就别管了，反正单位报销的。

　　顺着延安高架一路朝东，来到城市酒店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霓虹灯已经亮了，整个城市像被熔化成铁水一样，瞬间就沸腾了。

　　城市酒店位于延安路与陕西路交叉口，属于四星级豪华酒店，朝北走几百米就是南京路，朝南走几百米就是淮海路，马路对面就是马勒别墅，像一座童话城堡。在进入旋转门的时候，父亲被转了好几圈，我则更加慌乱，重重地撞在一块透明的玻璃门上。走进酒店，看着金碧辉煌的大堂，我们两个人都傻眼了，别说父亲这样很少出门的农民，就算我这样的“新上海人”，也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在外打工这么多年，从没有在高档酒店住上一晚，哪怕进入大厅转一圈的勇气也不多。

　　我紧跟着小叶来到前台，当我看到墙上挂着的价目表，更是被吓了一跳，最便宜的房间，也要八百多块。八百多块啊！父亲至少要住六七天，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何况报社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支付这样的费用。

　　我把小叶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是不是疯了？住酒店可不在我们的计划里啊。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呵呵一笑，说你爸这次来，我们商量好了，由我全权负责接待，你什么都不用管。我说，你说得轻巧，钱也不用我管吗？被你这么一折腾，我估计就要破产了。

　　小叶说，他可是你爸，你自己都说过了，这辈子恐怕是最后一次，人生有多少最后一次？反正你就放心吧，超出预算的部分我自然会有办法的。我说，你有什么办法？你是大款吗？

　　小叶是安徽人，和我一样，原来也是发行员，风里来雨里去以卖报纸为生。有一次，小叶卖完报纸坐地铁回发行站的时候，看见小偷正在偷一位女生的手机，他便上前予以阻止，紧紧揪住了小偷的衣服。小偷偷不成又跑不掉，于是恼羞成怒，掏出刀子朝着他的手砍了下去，但是他不仅没有放手，而且抓得更死了，最终在大家的帮助下，把小偷给抓获了。他顿时成了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报社为了表彰他，为他解决了正式编制，从发行部调到了办公室当了一名办事员。

　　我对小叶自作主张的行为很感动，也很生气。父亲接近八十岁了，最近大半年，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张口闭口就是死。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身体挺好的，就是天天做梦，梦见我去世的母亲来抓他。如今主动要来上海，格外让人觉得奇怪，或者真的老了，人生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和小叶密谋了很久，为让父亲放心，最后制订下来的计划是，租一辆车接送一下父亲，由小叶假冒一下报社的总编辑，出面请父亲好好地吃顿饭，以显示自己在外边混得有模有样，总预算是两三千元，由小叶全额垫付，以后到我这里实报实销。

　　小叶当时从箱子底翻出一套西服、一双内增高皮鞋，还有一条红色的领带，把自己好好武装了一番，然后对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报社总编？我说，这派头，太像了，别说像总编，简直像总理。小叶说，像㞗！你见过这么矮的总理？而且还是一个小白脸？小叶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很沮丧地说，算了，搞不好就穿帮了，还是花钱去建材市场雇一个肥头大耳的吧。我说，我爸见到的大领导估计就是村长，应该是很好哄的，别花冤枉钱了。

　　小叶登记了一间豪华标准间，然后把房卡塞入我的手中，说伯伯坐了一天车已经很累了，你陪着上去洗个澡好好休息吧。

　　房间里有台大屏幕电视机，有一对浅黄色沙发，尤其有两张大床，床上铺着雪白雪白的被褥，两个枕头像浮云一样，柔软得像棉花糖一样，茶几上插着三支花，我用“识花君”一查，原来就叫康乃馨。茶几上还摆着一盘子水果，有香蕉、苹果和葡萄。

　　我正犹豫着呢，收到了小叶的微信，问酒店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他奶奶的简直就是天堂。小叶说，你是第一次进天堂对吧？不瞒你，我也没有去过天堂，快说说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说，简单一句话，死了也不见得能去的地方！要不，你也别回咱们狗窝了，过来体验一晚上如何？小叶说，算了，我还是下地狱吧。

　　我告诉小叶，几百块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千四百四十分钟，每分钟折算下来就是五毛钱，我们说这么几句废话，已经把几块钱都撒出去了，他不来拉倒，反正有言在先，我的预算是两三千块，他可别指望我多出一分。小叶说，不用你出，也不用我出，反正有人愿意出，你尽情享受就行了。

　　我推开窗子，可以俯视楼下的马勒别墅，平时只能仰视的那美妙的尖顶和奇幻的灯光，确实让人暂时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似乎自己就像刚刚修成正果的神仙一样，有些飘飘然了。我说，爸，你看看，这酒店怎么样？

　　父亲自从进了房子，几乎都不敢迈步，一直静静地站在房子中间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感觉是那么不切实际，不说有多豪华和陌生吧，仅仅是那种色调——雪白雪白的色调，在他七八十年的生活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他进入房间之后，他的脑海里出现过冬天的雪地，也出现过春天的梨花，还出现过瓦罐里的盐巴，但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白得这么耀眼，白得这么不可思议。

　　父亲说，这应该花很多钱吧？我说，是啊，每天好几百块。父亲张大了嘴，半天才问，你说多少？好几百块一天？我说，这还是凭报社的关系打了折的。父亲说，妈呀，睡一晚上一头大肥猪都没有了。你每个月拿多少钱，经得住这样花吗？赶紧给我拿着东西回家！我说，爸你别急啊，又不用自己支付，都是单位报销的。

　　我正犹豫着那些水果到底是不是收费的时候，又收到小叶的微信，说房间里专门准备了水果，那都是免费的，千万不要忘记把它们给消灭掉。我把父亲拉到沙发上坐下来，给他剥了一个香蕉，父亲说感觉像神仙过的日子。我说，上海人本来就是神仙。

　　我摸索了半天，终于调好了热水，给父亲好好洗了一次澡，认认真真地替他搓了搓背。本来有两张床，可以各睡一张，我还是挤到父亲的脚边，要给父亲暖暖脚。父亲一辈子走过太多路，两只脚布满了老茧，硬得像一块粗糙的石头。父亲说这房子有空调，像春天一样，又不冷，暖什么脚啊？

　　我还是坚持抱着父亲的脚入睡了。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变成一只老鹰，长出了两只翅膀，突然飞了起来，他飞过了村子，飞过了门前的大山，飞过了江河湖海，飞到了上海。我像他叼着的一只小鸡，紧紧地抱着他的脚，也跟着飞起来了。我们飞过了楼顶，飞上了白云……他突然化为一颗流星不见了，而我一下子从天上坠落下来了。

　　我被吓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天已经亮了。父亲已经起床，坐在床边奇怪地盯着我看。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直直地看过我，似乎我是他刚刚才滴血相认的儿子一般，是那么陌生，又那么爱怜，还有几分歉疚。

　　我把自己的梦告诉了父亲。父亲说，看来阎王爷抓我来了。我说，你又梦见我妈了吗？父亲说，奇怪了，昨天晚上没有。我说，所以啊，你身体这么好，起码再活二十年。父亲说，人老了，脆得很，别说二十年了，能再活二十天就满足了，刚来就坐了那么高级的车，又住上了这么好的酒店，看你在上海混得不错，我也就放心了。

　　父亲从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个塑料袋，恐怕已经非常久远，所以已经发黄，而且油光发亮。父亲一层层地打开，数了数，又包了起来，然后放在我的手心。我知道里边装着的存折是父亲一辈子的积蓄，总放在父亲最贴身的地方，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财富，而是父亲生命的存在方式，它的分量超过了活着本身。所以我把塑料袋塞回了父亲的怀里。

　　父亲说，应该是时候交给你了。

　　他说着，就开始咳嗽了起来。

　　3

　　上海天气晴朗，天蓝得让人陶醉，感觉不在冬天，倒像春天已经来了，加上许多腊梅花开了，空气中像撒了调料似的，弥漫着一股香味。

　　早上九点半，吃完自助餐，当我带着父亲走出酒店，那辆油光发亮的小轿车早就停靠在门前。小叶甩了一下他的长头发，小跑着为我们打开了车门。我悄悄地问，怎么还不把车子还回去？我可没有多余的钱付给你！小叶说，单位派来的，要什么钱？我说，你就继续瞎编吧。小叶说，反正你别管，我们出发吧。我说，去哪里？小叶提高了声音说，去东方明珠！来上海不去东方明珠，那不是等于白来吗？

　　父亲嘟哝着说，算了吧，我是来看儿子的，又不是看景色的。小叶说，伯伯啊，那你更要去东方明珠了，你知道吧，东方明珠就是你儿子盖起来的。我说，你小心把牛皮吹破了，我到上海的时候，人家东方明珠已经盖好了。小叶说，但是，你经常去采访，刚刚还采访过擦玻璃的蜘蛛人对不？父亲说，小叶说得也对，你是记者嘛。

　　车子还没有开呢，小叶已经像导游一样开始讲解起来。他告诉父亲，酒店门前这条路叫陕西路，上海还有丹凤路，就是你们丹凤县的丹凤；也有商洛路，就是你们商洛市的商洛。我说，有这些路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小叶说，当然有，我专门查过地图，我们报社旁边，还有一条叫长安路。父亲突然问，有没有塔尔坪路？我说，应该没有，乡呀村呀，在上海是没有名字的，起码是县级以上的地方，才有资格成为上海人的马路。

　　小叶指了指对面的马勒别墅，说我去买几瓶矿泉水，你们先进去看看吧。父亲说，你们在里边上班吗？我说，不是的，刚解放的时候报社在里边办过公，不过现在是一家饭店。父亲说，不是你们单位有什么好看的。我说，里边像童话世界一样，你一辈子还没有听过童话呢，在童话里，鱼会变成女人，南瓜会变成汽车，兔子是会说话的，树是会走路的。父亲说，都是哄人的，别看了。

　　车子缓缓地开上了延安高架，小叶继续兴奋地介绍着说，左边是人民广场，那座四方形的火柴盒是市政府，市长就在里边上班，外表破旧了一点，但是里边到处都铺着软绵绵的红地毯，每一个水龙头随时一拧都有热水，洗完手往烘干机下边一伸，风就自动把手吹干了；大门口站着岗哨，腰上别着手枪，是二十四小时的，你进去出来呀，他都会立正，啪的一声，敬个礼给你。

　　我说，你进去过吗？小叶说，你忘记了，都是你告诉我的，你不是进去开过会吗？我说，你又在吹牛了。小叶说，我什么时候吹牛了？上海世博会开幕前，那天早上十点，我没有记错吧？

　　小叶确实没有记错，那天早晨我卖完报纸，刚刚回到位于苏州河边的发行部，突然接到了发行部主任的电话，让我立即准备一百份报纸送到市政府去。那里正在召开一个会议，是关于世博自愿者服务的，而我们报社当天出版了一百版的专刊，不仅刊登了世博场馆分布图，而且还刊登了各场馆的观看亮点。因为服务信息特别详细，得到了市领导的点名表扬，要求参会人员人手一份带回去学习。我问具体送到哪里？主任说，市政府啊。我说，那里有哨兵把守，我怎么进得去啊？主任说，你送到大门口，自然会有人接你的。

　　我开始卖报纸的时候，负责黄浦区这一片，不管在南京东路福州路，收工之后，总喜欢绕道人民大道，从市政府门前溜达一圈。一是我喜欢那条铺着毛糙的青石板路面，走在上边不会打滑，又十分有力，尤其下过毛毛雨，路面像用芝麻油刷过一样；二是我把脚步尽量放得从容一些，表现得可以自由出入的样子，似乎随随便便就能从哨兵的鼻子下通过，拐进那威严而高耸的大门，进入到上海市的心脏部位，来主宰这座城市。但是多少年来，我只能远远地走开，连靠近一点、看清楚哨兵的勇气都没有。

　　接到主任的电话之后，我是无比激动的。我欢呼着骑上自行车，带着报纸，吹着口哨，来到市政府大门口，真想向全世界宣告，我是来市政府上班的。当我扛着报纸，正要通过哨兵的时候，哨兵啪地敬了个礼，然后伸出机器人一样硬邦邦的手臂挡住了我。十分幸运的是，前来接收报纸的是个瘦弱无力的女人，她经过一番登记之后，让我带着报纸送入了大楼。也就是说，我沾了报纸的光，我的分量还不如一张报纸。

　　那座不太显眼的大楼给我留下了无法形容的印象——无处不在的红地毯，那悠长的永远没有尽头的通道，最令人震撼的是厕所。也许有些激动，放下报纸之后，我一时有些尿急，却半天找不到厕所，原因是人家不叫厕所，而叫盥洗室。最后冒死而入，又不敢撒尿，撒完尿去洗手，水龙头一拧，放出来的水竟然是温的，真把自己吓了个半死，以为自己走错了，进入了人家的厨房。

　　我指着市政府西边的大剧院告诉父亲，那里边天天都在演戏，可惜从来不演他喜欢的《卷席筒》；那八根白色大理石柱子，都是从希腊空运过来的，知道希腊是什么地方吗？它是一个国家，北京奥运会的火把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父亲问，离我们多远？我说，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竟然用飞机运石头，你觉得是不是笑话？我们村里到处都是石头，而且还有大理石，你用它们铺过台阶，也砌过猪圈对不对？

　　父亲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

　　车子开进了延安东路隧道，小叶继续介绍说，伯伯，你知道我们头顶是什么吗？是黄浦江！江水是从我们头顶流过去的，船也是从我们头顶开过去的。

　　父亲精神状态有些不好，不仅一直在咳嗽，而且有些迷迷瞪瞪，淡淡地闭上了眼睛。我问他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父亲说那么好的酒店，是几个月来睡得最香的，估计是晕车的毛病犯了。

　　到达东方明珠下边的时候，有个女孩对着我们招手。我熟悉这张赵薇式的脸，她就是我用来对付父亲的“女朋友”小青。

　　我抱怨小叶，她怎么来了？这又是你张罗的好事？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说别不好意思，肯定是你自己通知的。我说，我为什么要通知她？小叶说，那肯定是巧合。小青已经来到车边，瞪着眼睛说，什么巧合不巧合的，伯伯来上海了，我就不能陪陪吗？

　　父亲问，她是谁？我说，是朋友。父亲说，是女朋友对吗？我说，爸你就别瞎问了。父亲说，我怎么瞎问了，我认识她。我说，人家千金大小姐，你怎么认识她？父亲说，你忘记了，前年你回家，让我看过她的照片，这丫头长得细皮嫩肉的，和我儿子交朋友，真是吃大亏了。小叶也跟着起哄说，也不算吃亏，你儿子上辈子是积过德的。

　　小青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我去买票吧？需要买几张呢？小叶说，你们当会计的，是不是钱多啊？东方明珠都是我们修的，我们记者来了，上东方明珠还需要买票吗？

　　小叶说得不假，报社记者平时进公园，掏出记者证就行。虽然东方明珠不认记者证，但是报社经常在这里搞活动，和里边的经理非常熟悉，只要记者打个招呼，亲戚朋友就可以进去了。

　　小叶似乎有备而来，他仅仅打了一个电话，几分钟之后，有位姓蔡的经理就出现在入口处，拿着对讲机说了几句，旁边一道栅栏就徐徐地打开了。小叶顺着弯弯曲曲的通道，把车子直接开上了观景平台。有一名穿着红色礼服的小姐，走过来掬了个躬，便把我们带上了贵宾通道。

　　上海仍然属于旅游旺季，此时外边的栅栏里，正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据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正常排队的话，起码需要三个小时，而我们几十秒后就登上了几百米的高空。父亲说，到了？我说，是啊。父亲说，真快啊，我眼睛眨了一下。

　　我们来到二百五十九米处的悬空观光廊。过去，我不敢明目张胆地踏上去，总担心脚下的透明玻璃一旦碎裂，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我问，爸你怕不怕？父亲说，不怕，也怕。我说，有我在你怕什么？父亲说，我都忘记了，你已经长翅膀了。父亲从从容容地走上去，坐在了悬空玻璃上。悬空玻璃下边是上海最发达的陆家嘴，形形色色的车子在大转盘上跑着，像个滚动的大铁环。我说，爸你看看下边，那些车子像不像花大姐？那些人像不像洋辣子？小青问，花大姐和洋辣子是谁？不会是你的童养媳吧？小叶起哄说，快点交待吧，不然有人要吃醋了。

　　父亲说，我儿子从小就勤快，不到十岁就帮忙种庄稼，十几岁就挖药材赚钱，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小富翁。有好多姑娘要订娃娃亲，他却问找媳妇有什么用，我说可以绣花，可以做饭，还可以生孩子，但是被他拒绝了，说这些他自己都会，不需要。

　　小青说，你自己把孩子生出来了吗？

　　小叶说，你现在明白要媳妇有什么用了吧？

　　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花大姐和洋辣子的名字是我爸起的，它们是庄稼上常见的两种虫子而已。

　　我扶着父亲来到二百六十三米处，面对着外滩，指了指其中的海关大楼问他，大钟表看到了吧？小时候有一张年画贴在我的床头。父亲说，我当时以为是画呢，原来真有这么个钟表，比磨盘还大呀。正说着，伴随着一曲《东方红》的旋律，钟声铛铛地敲响了十一下。小叶说，伯伯你听见了吧，响了十一下，说明中午十一点了。

　　小青指着南京东路说，那就是十里洋场，原来是跑马的；小叶指着外白渡桥说，原来洋人过桥是免费的，中国人过桥是要收费的。我指着陈毅的雕像说，记得了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有一个大元帅叫陈毅，于是我把名字改成了陈元帅。父亲说，你在上海还叫陈元帅？我说，当时叫了十几天，早就改回来了，现在叫陈元你忘记了吗？小叶说，人家陈云的儿子叫陈元，我觉得你叫陈元帅更酷一些。小青就拍着手说，对呀对呀，你改名字吧，你如果叫陈元帅的话，我就……

　　我说，你就怎么样？

　　小叶说，你就以身相许对吧？

　　小青噘着嘴，抓住父亲的胳膊摇了摇说，伯伯你看看，他们欺负我，你也不管吗？

　　父亲就咧着嘴笑。

　　我还指着黄浦江说，水朝哪里流看不清对吧？实际上它是从外滩朝外白渡桥的方向流的，再流十几公里就是长江。我拉起父亲的手，指着一道伤疤说，当年，我们一起砍柴，你砍破了自己的手，流了好多血，你知道你的血都流到哪里去了吗？都顺着我们家的那条小河流到上海来了。父亲似乎已经不记得了，说我们一起砍过柴？

　　小青提到了汤臣一品，说是上海最贵的房子，十五六万一平方米。小叶说，你是不是还没有长大啊？那是十几年前的价钱了，现在早就涨到三十万了。父亲说，多少钱？小叶说，超过三十万了，而且有钱还买不到呢。父亲说，你们吓唬我的吧？我熬了一辈子，攒了六万块，才能买两个巴掌大的地方？

　　父亲为了攒钱，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几年不添衣服，遇到大毛小病尽量扛着，几乎不吃药也不打针，不仅戒掉了烟，而且把我们孝敬他的烟酒，都寄放在小卖部里让人家代卖，每次积累到一个整数，比如五十块，或者一百块，就拿到信用社存起来。父亲的钱是有去无回的，只要一存起来，就永远不会取出来了，有些钱已经存了四十年。

　　我说，爸你别听他们瞎显摆，你这六万块血汗钱是城市好比的吗？在村子里可以盖一座别墅了。父亲说，是啊，在农村可以买六十头小牛犊子了。小青说，我们的意思是房子再贵有什么用，听说里边都是空的。小叶说，确实是空的，传说有一对小夫妻买了一套，在里边结婚之后，每天晚上过了十二点，就听到有人在门外边吵架，一会儿为出轨，一会儿争房产，一会儿闹离婚，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开门一看，根本没有人，似乎是闹鬼了，闹了一年多时间，那对小夫妻果然就离婚了。

　　父亲盯着我说，你的房子呢？你的房子在哪里？我说，我买的是期房，还没有建好。父亲说，在哪里？不会在这么贵的地方吧？我说，这里是少数大老板住的，我们都是拿工资的，哪里买得起呀。小叶说，你的房子在青浦那边，估计是不是快要交房了？

　　小叶知道，我去青浦那边看过几次房子，不过，我的房子是虚构的，当初告诉父亲也是为了哄哄他，让他不要操心而已。

　　正好转到了国际会议中心前边，我赶紧岔开了话题，指着两个蓝色的玻璃球说，这叫国际会议中心，美国的克林顿，俄国的普京，都在这里开过会。小叶说，我也在里边开过会。小叶当发行员的时候，是负责陆家嘴这一片的，我估计他和我一样，仅仅是朝里边送过报纸。

　　我说，你又说假话了。小叶连甩了两下长头发，有些生气地说，我不仅在里边开过会，还和副市长握过手，人家副市长的手，我估计呀，比小青的手还软，摸起来太舒服了。

　　小叶抬起左手手腕，亮了亮他的伤疤，说伯伯你看到了吧，这道伤疤可以证明。父亲说，这是被谁砍的吧？小叶说，我抓小偷的时候被小偷砍的。父亲说，真是好孩子，现在还痛吗？小叶说，不痛了，除了大拇指有些麻木，其他地方都好了，挨这一刀挺值的，不然不可能进去开会，而且还见到了副市长。

　　小叶是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他说的那次应该是表彰大会和先进事迹报告会。

　　小青欢快地说，我决定了，以后就在那里结婚！小叶说，这想法不错。我说，什么不错啊，她这是想结婚吗？她是要接见外国总统！在那里摆酒席多少钱一桌子，你们知道不？起码需要上万块，谁要是新郎倌啊，把自己杀掉也拿不出那么多。小青说，拿不出这么多，就休想娶到我，谁想娶我的话，首要条件就是答应我，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婚礼，而且还要高唱国际歌。小叶说，别唱国际歌了，就唱小沈阳那首《我只是个传说》更合适。

　　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小声地哼了起来——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父亲笑了笑说，人家小青这么好的姑娘，想放在哪里结婚都不过分。父亲又从怀里掏出那个塑料袋，一层层地打开，数了数，又包了起来，然后递给小青说，我这点钱，买不了房子，办三五桌子酒席应该可以，你先替他保管着吧。小青说，伯伯你这是干什么呀？小叶打圆场说，应该是伯伯的积蓄，你不是会计吗？意思是先存在你这里。小青说，伯伯原来是大款呀，存在我这里要不要付利息啊？小叶说，当然要利息了！恭喜你发财了。

　　我感觉有些尴尬，于是接过存折，替父亲装回了怀里。

　　经过望远镜的时候，小青投入了一枚硬币，说今天天气不错，伯伯你用望远镜看看吧，也许能看到我家，旁边拉着高压电线，外墙贴着红色瓷砖，楼顶上一闪一闪的，那是避雷针。来到陕西省西安市的箭头前，我指着远方说，顺着这个方向一直朝前走就是咱们村，从村子再往前走两三百公里就是西安。上海回家一千多公里，人走路的话需要一个月，燕子需要飞半个月，风需要吹十天，开车需要一天半，如果是阳光的话不需要一秒。

　　我们花了四十秒，返回地面，返回零米的高度。

　　返回的路上，小青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她爸生病去世之前，她带着她爸妈来上东方明珠，在检票口被拦住了，检票员长着一对小眼睛。小眼睛问优惠票是谁的？她说是她爸的，他已经七十多了。小眼睛问身份证呢？门票和身份证必须一起。她把她爸的身份证递了上去，小眼睛看了看身份证又看了看她爸，奇怪地问，怎么像蒙面人似的，外边有那么冷吗？她说，立冬好几天了，而且这么大的风。小眼睛说，感觉有些不对吧？她说，我爸牙齿掉光了，头发全白了，有什么不对的？小眼睛说，我指的不是年龄。她说，那你指什么？小眼睛说，我觉得这张身份证不像他的。她说，为什么不像他的？小眼睛说，眼睛眉毛都不像，你们遮遮掩掩的，身份证不会是假的吧？有个染着白头发的年轻游客说，你们多大年纪可以优惠？小眼睛说，七十岁以上。白头发说，你觉得这位老人有没有七十岁？小眼睛说，我觉得有九十岁。白头发说，既然都九十岁了，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去？小眼睛说，他有没有九十岁，不是我随便说说的，如果随便说说的话，我看你的头发全白了，也可以买优惠票了，所以到底多大年纪，是要看身份证的。白头发说，人家不是有身份证吗？小眼睛说，光有身份证还不行，还必须和本人一致，不一致的话，怎么证明他就是他，你就是你？白头发说，你们是对老人优惠的，又不是对身份证优惠的。小眼睛说，你别和我绕，为了上去，有用假钱的，有用假证的，还有从铁栅栏上边往里跳的，我们什么没有见过？小青她爸的身份证是十几年前办的，那时候他额角的皱纹不多，眼睛光亮有神，张着嘴巴微微地笑着，还有一排整齐的牙齿。但是站在检票口的他，由于饱受病痛的折磨，嘴巴里没有一颗牙齿，眼睛里总是潮湿的，眼睑耷拉着，随时都会合上似的，尤其皱纹密布的脸，没有丝毫的光泽，而且缩小了一圈，像揉成一团的粗糙的火纸。如果把面前的他与身份证进行对比的话，确实一点都不像同一个人。

　　小青说，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补了一张全价票。

　　小叶也接着讲了一个故事，报社另一名记者叫小吴。小吴专门跑旅游条线的，所以东方明珠就像他家一样。有一天半夜，东方明珠已经停止售票了，小吴有一位诗人朋友急匆匆地打电话，说想上东方明珠,让一定想想办法。小吴以为诗人激情来了，要寻找灵感，所以很快找到了蔡经理，专门开了一次电梯。诗人爬上东方明珠，向一台望远镜里接连投了十几个硬币，像机关枪一样移动着，经过十几分钟来回扫射，把目光停在一座大厦身上。诗人高兴地告诉小吴，他的女朋友就在前边那座大厦工作，窗子里边的灯还亮着，说明她并没有骗他，她真的还在加班。还有一次，小吴自己心血来潮，在东方明珠上边睡了一个晚上，想体验一下在那么高的地方睡觉是什么感觉。他独自一个人躺在悬空玻璃上，果然做出了不同于平常的梦——平常无论做什么梦，背景全部都在老家的院子里，或者在那块庄稼地里。但是，那天晚上，他终于梦见了上海，梦见自己曾经丢失的黑色皮包，皮包里边的身份证、记者证、银行卡、信用卡，以及手机和电话号码，全部都找到了，去世好多年的爷爷奶奶都回来了，而且发了一笔大财，足够他买房子和车子了……他失去的身份恢复了，失去的人都联系上了，包括东方明珠的蔡经理……那种高高在上的状态，像一只飞舞的风筝，没有压迫，没有茫然，没有虚无，感觉人生是那么饱满而富有意义。最后，当小吴笑醒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夜色从悬空玻璃下边散去，那种离地万丈的光芒更加值得人们仰视。小吴个子很矮，每次有朋友来的时候，东方明珠是必到的地方，他想告诉朋友们一个道理，他个子虽然矮，但是有东方明珠垫底，他照样是个巨人——小吴说，你长得像姚明一样有什么用处呢？你上不了东方明珠其实都是渺小的。

　　小青说，还是你们当记者的牛啊！

　　小叶看了看我，不怀好意地说，当记者的女朋友就更牛了。

　　父亲问，门票是多少钱一张？小叶说，成人二百二十块，你已经过了七十岁，可以享受六折优惠。父亲咕咕叨叨地算了一笔账，跟着大家说，当记者确实不错，我们今天省了八百块，差不多是他一年的油盐。

　　已经午饭时间，在经过云南路美食一条街的时候，遇到一家陕西小吃楼，我们进去各自吃了一碗臊子面，而父亲是滴水未进的。按照他的意思，早上在酒店吃多了，三碗面条还没有消化。我说，不是三碗，也不是面条，你早上喝了一碗粥和半个鸡蛋。父亲嘟哝着说，那不是一样的吗？

　　小青说下午还要去外边办事，在消失的时候，担心地回过头说，伯伯，你们小心一点，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给你接风。（节选）

　　……

　　陈仓，70后诗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诗上海》《艾》等诗集，八本“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长篇四书《后土寺》《预言家》《地下三尺》《醒神》。自2013年以来，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近三十次，进入各类年度选本三十多次，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等机构评定的年度排行榜，获得第二届都市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以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