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西，某废旧水泥住宅楼顶层，前印刷厂工人孙旭庭赤膊散发拎着菜刀冲出房门；楼下，肖树斌蹲在阳台喝酒，比划着他给儿子教练进贡那枚金镏子的大小；转下楼，失业工人孙少军一家，在除夕夜分食了家里最后一包廉价馄饨，从此家徒四壁；底楼，改造后的旧门头房，吕秀芬和刘建国夫妇坐在“菁菁足疗”的最里间发愁，要如何应付姐夫赵大明接二连三的勒索；出楼梯，左转，楼道口边儿上停着一辆“倒骑驴”，尿毒症晚期患者许玲玲缩在破棉絮里，等着父亲许福明熄灭外屋那盏灯，她好能回家……在班宇的小说里，这群离散于现代化时刻的破产工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被遗弃了。

　　从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方向看，这并没有经历很长的时间。从共和国最初兑现了关于革命的承诺，到新一轮的现代性神话，铁西区的产业工人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完肠胃里的红色果实，就被赶下了餐桌。90年代中期，铁西一年的下岗人数相当于10年来全沈阳下岗工人的总和，新世纪初，75万常住人口里已有70万人失业。（1）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充分理解“买断工龄、与企业剥离、退休退养退职”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就在机器关停、高炉熄灭、联排厂房的报废中得到了直观而沉默的答案，那是再多的“自助者天助”、“心不下岗再创辉煌”的文化麻醉剂也无法缓解的噩梦。班宇的东北故事里，净是这样的噩梦。梦境中，也曾有人想要渡过卫明渠，逃出荒废的老工业区。遗憾的是，历史的长时段沉默，组织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合谋，使那些试图涉渡的人群最终失去了上岸的可能性，永久地离散在东北漫长的冰河期之中。

　　01

　　班宇笔下的工人村，位于这座省会城市的最西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规划重点”的工业基地，始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的建设目标是全国示范性单位，“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潮流”，（2）“只几年间，马车道变成了人行横道，倒骑驴变成了有轨电车，一派欣欣向荣之景”。50至70年代的后革命叙事语境中，高配置的厂房和先进生活区是新中国对于工业现代化的最初想象，也是年轻的共和国对工人阶级主体身份的荣耀性命名。相应地，工业题材作品在合目的性的表述中，有将产业工人纳入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范畴的《铁水奔流》；有强调阶级属性的先进性和可靠政治身份的《百炼成钢》；也有相对意义上拥有优越生活的合法性和对自由经济贸易者不可推卸的改造任务的《千万不要忘记》；等等。

　　然而吊诡的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先进性”在90年代突然消失了，在“下岗再就业”的相关语境中，他们的身份修辞由“改造主体”变成了“被改造对象”。由效益论组织的社会新逻辑，将广义上的资本资源作为解释“历史理性的必然性”的万能模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是工人从改革中净获益的。90年代后期则是获益较少增加而所负担改革成本大大提高的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职业分化的进程，工人在城镇就业人群中独占鳌头、在社会生活中担任最重要角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3）葛兰西所说的革命主体，不再拥有历史语境中的革命领导者身份，与经济转轨期的新中国“分享艰难”是工人们站在“大厂”门槛内最后的体面。在更新了的市场化语境中，近70万铁西失业工人就像当初接受“计划”那样，接受了“计划的结束”；接受了被赶出工厂，成为无业者；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改革开放、产业结构转型中“落后”的部分。

　　从“先进”到“落后”，90年代下岗工人始终困惑于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身份差异。身处工人村腹地，他们比外界更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进入八十年代后，新式住宅鳞次栉比，工人村逐渐成为落后的典型。……九十年代里，生活成绩优异者离此而去，住上新楼，而这些苟延残喘的廉价社会住宅，也变成了古董”（《工人村》）。（4）他们不是没有机会改变。东北的现代工业起步很早，重工产业在1881年就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三四十年代的东三省，工业现代化程度已经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市。这还不算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劫掠，以及张作霖事件后被日军劫走的价值18亿美元的工业设备。（5）轻工业的发展同样举足轻重。191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东北的轻工业比重占到了27.2%，在全国位居前列。（6）东三省的历史经济成就对于新中国的战略性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时期被公认为“事关中国革命的最近与将来的前途”，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反复强调，“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7）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东北的工业基础给了新中国足够的信心，将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规划都放在这里。事实上，东北也从未辜负过期望，以辽宁为例，整个五六十年代，工业生产总值始终在全国排在前几位。（8）如果我们冒一点历史虚无主义的险，将90年代的经济史向后倒推，（9）建国30年里，当新中国借重劳动力资本进行工业化基础建设时，辽宁在做什么？作为新中国规模最大、职能最全、“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发育最完备”的工业基地，辽宁在集全省之力，为国家大小三线建设作重点支援，（10）为南方各地改革开放试验保驾护航。等到市场经济覆盖到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最晚的“共和国长子”已经错失了进入市场的最后机会。

　　无论历史叙述的语言主体需要为怎样的叙述逻辑负责，历史的主体始终是人。绕过东北的历史谈现在，任由今天充斥着目的论历史理性的批评噪音对着东北（东北人）指手画脚，悬置历史的真正主体，否认计划经济的脐带断裂对于尚未准备好入市的老工业区毁灭式的打击，那不只是对东北，更是对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盲视。正是在最基本的人道伦理上，班宇的小说扯掉了积在东北工人身上的历史封条，近距离观察他们离散于现代性危机的一刻。“厂区里总有下岗工人出现，有来办手续的，也有整理物品，或者跟工友叙旧的，甚至还有一觉醒来，照旧上班，到了单位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下岗，不知何去何从，围着厂区骑车绕圈……”这些被资本现代化进程所遗弃、又被现代性逻辑的文化殖民重新命名的弃儿们，构成了班宇小说的绝对主角，他们以当代生活的失败者身份对存在的意义伦理提出疑问，不被神偏爱的人，就不配拥有生活么？

　　02

　　“被放弃”是铁西人最常见的修辞，集中在班宇小说里，大多是本体隐喻，象征那些历史错动的时刻里，不断下沉的灵魂。他们不是没有挣扎，白山黑水从不滋生好逸恶劳，在历史书页的重墨之处，东北民族曾缔造过“半部中国史”。（11）铁路以西，被放弃的灵魂也曾很努力地转身，“我爸下岗之后，拿着买断工龄的钱，买了台二手摩托车拉脚儿”（《肃杀》）；“一九九九年，吕秀芬和刘建国先后从各自的单位下岗，家庭没有经济来源。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刘建国受偶像刘欢的歌声鼓舞，响应国家号召，开始自主创业，扎了个铁皮车，扛来煤气罐，在里面包起饺子”（《工人村》）。

　　然而，“从头再来”只能是励志歌词里的美好愿景，现实的老工业区不负责生产神话。真实的情况是，困在水底的无产者，就算拼了命地向上游，也还是够不到水面。“外省青年”孙旭庭，印刷厂职工“热情上进的主人翁精神”并没有换来等价的生活尊严。他先是被报废的印刷机绞断了胳膊，又因为销售盗版碟片皮子进了派出所，好不容易兑了个彩票点勉强糊口，前妻引来的高利贷把他逼到无家可归。那样认真用力地生活，生活却从不曾给过他机会。随着人生的可能性被尽数劫掠，孙旭庭最终被迫退化成一头赤膊裸身、“鼻息粗野，双目布满血迹”、满身斑纹的豹子。《枪墓》里，失业工人孙少军家道衰落，妻子和人私奔，父亲的骨灰装在铁皮月饼盒里，得不到善终。然而这仅仅是他噩梦的开始。当他绝望地发现自己无论再怎样拼命地卖面、拉脚、挣扎于生活的底部，也改变不了现实的处境时，他确信自己已经被神彻底抛弃了，“耶稣没能认出我来，我在水底”。整体性溃败的老工业文明，生活似乎从未真正向他们敞开过。

　　也有更年轻的一代，心怀改变命运的雄心，却遭遇了更快速的下沉。《梯形夕阳》中年轻的工人二代从生产线转到销售岗，“斗志昂扬，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扭转颓势”。然而费尽周折讨要回来的一点拖欠货款，却被销售科长悉数卷走，厂里的危机没能缓解，自己反倒成了协同作案的嫌疑犯，自救的持续性奋斗在长一辈的科长与年轻的销售员之间发生了代际的断裂，拯救者先于他的拯救对象被抛弃了。《冬泳》里的铁西姑娘隋菲，从往昔的健康美丽到如今丧失了生育功能，身体的变化使她具有某种符号性的象喻功能。生活在铁西以外、生活较为富庶的相亲男“小个子”对隋菲的爱也因此充满了拯救意味。随着小个子的爱遭遇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隋菲父亲的离奇死因（历史的困扰），以及隋菲前夫的勒索（现实的难度）等等，英雄主义的托举失败。拯救就像冬泳，数九寒冬，凿冰破洞，你用炽热的胸膛暖冰水，冰水却以更汹涌的速度冷却你。

　　也不是没想过逃。尤其在失掉了对故乡的信心之后，“人在加州，无论许什么愿，上帝好像都能听到，在沈阳就不行”（《凌空》）。可问题是，能逃到哪里去？《盘锦豹子》里的小姑，抛家弃子跑到外地开了间麻将馆，除了隔三岔五要靠家里接济，还把前夫的房子抵押给了高利贷；《渠潮》里的满晴晴，跟着未婚夫去了海南岛，吃完香蕉不认识垃圾桶，把果皮丢进海南人祭祀的祖龛，又因为不懂方言沟通无效。经济失利和文化上的差异，下岗工人可选择的路并不多，再加上血缘故乡的羁绊，基本上阻断了逃离铁西的路。最典型的文本是《逍遥游》，年轻的许玲玲每周要坐两次父亲许福明的“倒骑驴”拉脚车，这让她看上去颇有几分老子“倒骑青牛”的逍遥。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许玲玲身患晚期尿毒症，母亲为此心力交瘁，劳累过度猝死。已经成功逃离的父亲被血缘召回，放弃了新生活的可能性，靠着卖苦力维系女儿注定衰竭的生命。相比老子骑牛出关获得了天地般的自由，许玲玲好友三人的短途旅行却因为经济窘迫和体力不支止步于山海关前。更耐人寻味的是，意在逍遥的旅游并没有缓解许玲玲三人临行前的困扰，途中，两位友人的苟且将三人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不成功的逃离结果是，仅有的可以互相慰藉的三两个人也最终离散了。班宇的铁西故事里，唯一算得上逃离“成功”的，大概就是《渠潮》中的李漫了。那个刻苦读书，积极准备高考，却连续三年失利，没能考到理想之地上海的失意青年，他脆弱敏感的神经经不起现实生活的任何挑衅，在经历了伤人、入狱、疯癫和家破人亡后，李漫纵身跳入卫明渠。就算是自杀式逃亡，他也要离开东北，他坚信，只要身体随着明渠的水“绕城一周，进入浑河，最后流向大海”，他就能够以河道相通的方式，从明渠逃向黄浦江。这似乎暗示了，只有死亡，才能逃离铁路以西。

　　自救失败，出逃又不成功，被“铁路和一道布满油污的水渠”困在废旧工业文明的人们，只能滑向生活的最底部，像月牙儿、芳汀、拉斯蒂涅，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众多陷入绝境的无产者。工人村里，卖假古董的老孙，诓骗朋友拉脚车的肖树斌，被连襟频繁敲诈的刘建国，参与银行抢劫的孙少军，装神弄鬼的董四风，在旧皮包里装了刨锛子的父亲……“所有的灵魂都已非常疲惫，被语言、雨水与信仰反复刷洗，情绪内化生长，爱或者不爱，放弃与占有，责任与负疚，在内心战场上不断互相侵袭，世界却始终没有向他们展开过，哪怕只是一角。这是令人绝望的时刻，所有人束手待毙”（《山脉》）。班宇的小说里，一个无法回避的伦理困境是，那些破坏社会规则的违法行为，却是当地人维持生存的唯一途径。面对“类铁西”问题的复杂性，究竟是遵循社会学的法律道德标准，还是人类学的存在本体规则？对于当代不断被“污名化”的东北和东北人，这事关社会主义曾经允诺的公平正义，和每一副被道德感压垮的饥饿身体。

　　03

　　最初，作家似乎也尝试过以古老的东方哲学说服自己。千古荣枯，月盈月亏，一切都是文明的定数，“万物皆轮回，凡是繁荣过的，也必将落入破败”（《工人村》）。然而再高明的哲学也是抽象的，被绝对理念过滤后的理性逻辑解决不了非理性的温饱问题。每到濒临绝境时，那个隐藏已久的疑问就会随着肉身的下沉不断升腾，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生活，却还是失败了？

　　小说没有回避的问题是，新时期产业工人自身的局限性与他们失败的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和无人对此负责的历史羞耻感。班宇的铁西故事中，工人们并不具备“自助者天助”的自助能力。以小说《空中道路》为例，工人群体中文化水平最高的李承杰，是个连《日瓦戈医生》都看不懂的吊车司机，“看着就困，名字太长，不好记。……借错了，翻卡片借的，当时以为是讲白求恩的呢”。他对城市道路的规划想象，源于他在工厂车间里多年开吊车的实际经验，“我们可以开发空中资源，不用这种缆绳，不安全，受气候影响太大，直接用吊车，抗风，不挂霜，结实。比方说，我会开吊车，那么我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司机，你要去太原街，好，上车吧，给你吊起来，半空画个弧形，相当平稳，先抡到铁西广场，然后我接过来，抓起来这一车的人，打个圈，到太原街，十分钟，空中道路，你看着空无一物，没有黄白线和信号灯，实际上非常精密、高效，畅通无阻，也不烧油，顶多费点电，符合国际化发展方向”。如此脱离实际的荒诞规划，却是工人们对世界的最大想象，在很多年以后，仍然让他的同事工友们钦佩不已。工人阶级对公共生活美学的诗意表达，只能在离地半尺处飞翔。这样的知识结构显然无法应付改革开放和资本的全球化逻辑，他们甚至无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亲历事件，“厂子基本黄了，就留下几个打更的，每天瞪着上锈的设备，我不明白这东西有啥好守着的，谁能偷走咋的，白给我都不要。我叔指着那堆废铁说，经济滑坡啊。我说，那对。我叔说，原来几百个工人，现在都遣散了。我说，政策不行。我叔说，像你明白似的”（《凌空》）。对工人来说，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过于复杂，远远超出了想象的极限，然而无论“审慎上还是伦理上”，（12）都不曾有主动站到工人一边的社会力量。

　　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适度地表示一点怀疑，作者似乎有意将知识分子从工人群里剥离。他的工人主体群里很少出现知识分子形象（除了《渠潮》里尚未落实政策的鳏夫李老师，一个逃避现实不堪重任的小知识分子形象），这虽然与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常识性”认知结构有冲突，但未必不是作者的某种态度。在他为数不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表述中，形象几乎都不大体面。《肃杀》里的体育教练受贿了下岗工肖树斌“那么大”的金镏子；《工人村·破五》里的文化人“智慧林”，返乡途中赢光了老同学战伟亡母的殡葬费。最有意思的还是小说《空中道路》，开头饶有意味地交代了长江流域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抗灾前线上，解放军战士们冒雨负重，扛着一包包麻袋抢筑防水堤坝。大后方的演播厅里，负责解说的两位专家显出过分的无知、冷漠和知识抽象化，“其中一位说，听说袋子里都是水泥，干了之后就变成墙，非常坚固；另一个说不对，里边装的是面粉，科学研究证明，面粉的吸湿性最强，适合抵挡洪水”。这段看似闲笔的描写暴露的尖锐问题是，那些丝毫不了解底层，并且缺乏同情心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资格替“属下”说话？他们过于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是否还有能力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涉及到左翼文学写作被80年代的新潮文学覆盖后，当代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文学传统的问题。对此，底层写作和底层文学研究也曾有过激烈的讨论，其中涉及到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变化问题。学者蔡翔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因为占据着知识资本，很快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当代中国语境也因此形成了三种新的资本形式：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文化资本。（13）同时，根据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衡量阶层的三个主要标准是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其中只有文化资源能够自下而上地发生作用。（14）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来说，由于后革命时代语境已经失去了明确的革命对象，他们也就不再具备革命主体的身份和力量，革命的动机和革命目的论也因此成了“一个没有谜底的哑谜”；（15）再加上资本作祟的经济社会学又在反复强调分层理论是市场自由竞争阶段的合理化结果，使得原本就不占有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工人群体，在没有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源可以借重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发展主义的强势文化殖民。这样一来的结果是，工人群体既要面对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艰难的处境，又要接受该种结果的合理性。

　　这并不是说班宇的写作带有任何审美的政治化意图。相反，作为阐释世界或小说意义关系上的“居间者”，（16）班宇从未冒犯过文学本体的崇高性与超越性。他不滥用“美学的脱身术”，不过分展示苦难、伤疤，也没表现出任何“底层民粹主义”的用心。虽然他也写溃败，写挣扎，写刀锋穿透肉身的疼，写传奇消散于北风中。那是“乌鸦窝”（rookery）的孩子看到他“比外部世界更广阔”（17）的父兄们，在被神遗忘的角落、在历史叙述的集体沉默里，随族群的宿命和文明的生死，“从水中扬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的惶怵与孤独。卢卡奇所谓好小说的艺术判断对于班宇的美学表达显然是成立的，“小说是成问题的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追求意义的过程”，（18）以地缘心理为核心的共通感觉结构中，班宇借子一代的名义，成功复活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集体经验与集体美学记忆，并于问题链和意义链结构的再生语境里，（19）打开历史的时空隧道，正面迎向文明危机中那些不断下沉的、离散的灵魂，为其造像，在历史或事实已被确定后，寻找作为人的敞开性意义。

　　注释：

　　（1）（2）张立勤：《沈阳：被贫困撕裂的繁荣》，《南风窗》2001年第10期。

　　（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32-13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班宇：《冬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以下关于小说的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5）详见2011年11月5日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纪录片《风云百年·民国勋臣蒋作宾》。

　　（6）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第18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7）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话材料，转引自黄金生：《与国民党在东北角逐的“第二战场”》，《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期。

　　（8）黄巍：《突破与回归：辽宁三线建设述论》，《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9）经济学界认为90年代东北的经济低度化发展要追溯到60年代，甚至更早的19世纪中期。具体请参见〔英〕大卫·沃尔：《中国的开放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周明长：《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10）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三线政策，“好人好马上三线”，辽宁在1964至1970年调往大三线骨干技术人员接近十万人，迁出优质项目、设备及资源数以万计，有些产业甚至是整厂搬迁。详见黄巍：《突破与回归：辽宁三线建设述论》，《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11）梅毅、王彤：《入主中原，东北民族缔造中国》，《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10期。

　　（12）托尼·朱特认为，对托马斯·卡莱尔与英国费边主义者以及美国进步党人来说，大部分人会从审慎和伦理两个层面考虑如下问题：如何应对资本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怎样才能不谈经济规律只谈经济后果，等等。详见〔美〕托尼·朱特：《思虑20世纪》，第372-375页，苏光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3）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14）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关于阶层划分的资源标准，后被蔡翔与刘旭的对话中引用，详见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2期。

　　（15）陈晓明：《“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16）周荣曾在《班宇的分身术》（《青年文学》2019年第1期）中提到班宇的几重社会身份，编辑、译者、网络写手、码农、小说家等。

　　（17）（18）〔匈牙利〕卢卡奇：《小说理论》，第103-12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9）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与问题链》，《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