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已经成了路面上的交通灾难。行驶中我也受到过它们的妨碍。但我很难去谴责它们，因为在情感上，我觉得自己可能算得上是这个行当最早的从业者之一。我经常会把自己想象成快递小哥们的先驱。

　　那年我十七岁出头，差不多算是抢了一匹这样的铁马，一路风驰电掣地穿行在玉林街。本来也没什么目标，非要说有的话，我心里最初的方向纯然只是一个念头。那个念头的心理地名叫“透口气儿”或者“撒个欢儿”，就是诸如此类的情绪而已。临近高考，你能明白我干嘛会想这么干。

　　结果是电动三轮车上载着的包裹驱策我将纯然的心理地标换成了玉林街。没错，那儿正是这件包裹需要派送的地址。

　　你看，这没什么好说的，既然你跨上了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你就得把车上的货给送了。

　　那件货挺大，用绳子捆在三轮车货箱的顶上。如果它是塞在车厢里，没准我就不会奔赴玉林街了。可它正是如此拉风和招摇，摆明了你不重视它，你就是犯下了天大的罪过。有些事态一旦摆在眼前，就会成为态势，你必须对它做出反应，好比一只沙袋吊在眼前，你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忍着疼，挥拳狠狠地揍那么几下。我把这种事态称为“规定性事态”。

　　那时，一件“规定性事态”的包裹捆在车顶，我必定会被唤起某种给定的身份归属感，它让整部电动三轮车有种满载了一番道义的属性，甚而，我还会因之升起一种自己也不大确定的荣誉感。你知道，顶着它，电动三轮车偶有颠簸，车身会发出不稳定的摇摆，于是好了，在这种不稳定的摇摆中，骑手的荣誉感却油然升起。

　　这匹铁马是我从张桓那儿抢来的。彼时恰在午后，张桓将他的坐骑停在了学校门口。“坐骑”这词儿，是张桓自己的命名，想必给了他有效的心理暗示，让他在蓉城走街串巷时豪情陡生。他需要这个，否则无法面对我们这帮朋友——大家初中毕业后分道扬镳，有人接着读高中，有人跨着坐骑送快递去了。读高中的实则羡慕跨坐骑的。快递员在那时还是个新兴职业，而所有新兴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都天然地具有正确性与优越感。当时，一群人围着电动三轮车，可不真的就像是在瞻仰赤兔马？它还真是有点威风八面，黑色的车体，白色的大LOGO，在一帮高中生眼里，有股身份确凿者才有的派头。

　　我得骑着它走一遭。这念头不由分说，就是一只沙袋吊在你眼前于是你便只能攥紧了拳头迎上去的状况。

　　我问：“跟骑摩托差不多吧？”

　　这么问，是因为我会骑摩托。

　　“一样的。不过货拉得多就得当心点儿，搞不好会侧翻。”张恒说。

　　他可能嗅到了不祥的气味，于是企图吓唬我。

　　我说：“我这身板儿问题不大，镇得住。”

　　张桓单薄得像张纸片儿，不言而喻，所谓侧翻，对他也许才是成立的。而那时候，我处在人生吨位最重的好年华。足足一百九十三斤，我比身边所有的人都大了不止一圈，自我判定为一个失败的胖子。但这个失败的胖子，在这件事儿上难得地摊上了优势，我完全称得上是一块可靠的压舱石，能够稳定住一切妄图侧翻的坐骑。想把我掀翻，那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然而张桓还是不肯轻易让出他的权力。他以掌权者才有的口吻宣布说：

　　“不开玩笑，公司有明文规定，货车严禁交给他人。”

　　此话蹊跷，对于那时的我们，完全是另外一套话语路数。“严格”“明文”“他人”，至少，这些话当时在一个失败的胖子听来，只能加深这个胖子的失败感。除了不祥，张恒肯定又嗅到了另外的气味，混杂着沮丧的酸味儿和悲愤的硫磺味儿。他絮絮叨叨地说他送了一早上的货，送货是有时效的，他必须赶在下午三点之前干完这一趟活儿。

　　我问他：“那你还跑这儿嘚瑟什么？”

　　他说：“歇口气儿呗，看看你们呗……”

　　好了，“歇口气儿”直接诱发了我“透口气儿”的联想。我们都受制于一口气儿，这就好办了，既然这是大家共同的困境。我冲他笑笑，手已经搭在了他肩膀上。我在使劲儿，尽管还没有形成暴力，但向他传递的意思明白无误：走开，否则我帮你走开。

　　“真不行啊，哥们儿，”张桓下意识夹紧了腿，像是夹紧了他的马背，“这车是交了押金的，有个闪失我的饭碗就没了。”

　　我在跟他对话，但用的是手语，最后他还是听懂了。

　　他说：“那你骑一圈吧，试试就好啊，其实没啥好玩儿的。”

　　彼此换位，跨上去，我觉得车身被我压得向下一矬，那感觉就像是真的跨上了一匹马，它极富灵性地微微下沉，缓冲掉瞬间的重荷之后，又柔韧地挺起了腰背。顿挫之间，简直就是一个活物。

　　张桓讪讪地问：“怎样？是不是没啥特别的？”

　　“挺好。”

　　我由衷地说，手里尝试着打火。

　　那家伙被驱动了，向着街对面歪歪扭扭而去。这一段我是在逆行，三轮车走着不规则的曲线。扶上马，送一程，张桓跟在后面慢跑，像个跟在大统领座驾边儿慢跑着的保镖。其他人在起哄。随后我在路面上掉了头，迎着张桓马力十足地开过去。他望着我笑，继而把笑凝固住。当他的坐骑有如马儿嘶鸣一般从他身边轰吼着驰过时，他只来得及在我身后丢下这么一句话：

　　“货得送到玉林街啊。”

　　这句话他说得上气不接下气，听上去像一声力不从心的叹息。

　　电动三轮车很好骑，我的确镇得住它。它在路面上畅行无阻，那些耀武扬威的大家伙不得不挤作一团蠕动的时候，恰是它灵动流畅的时刻。这感觉对一个失败的胖子而言，真的是美妙极了。囿于肉体的庞大，生活中我已经习惯了笨拙和艰难，而此刻世界变得像丝绸一样光滑。于是行动本身不断自发地推远着目标。最初，我不过是想要跑一小圈儿，我的那口气经年累月，堪称一口浑厚的恶气，浑厚到都已经让我不大敢使劲儿吞吐的地步，至多吹气如兰地吁一吁。可在车流中穿梭了几下后，我就有了吞吐大荒的气魄。三轮车的轻盈成为了我的轻盈，它黑色的车身和白色的大LOGO，显赫地重新命名了我，让那顶失败者的帽子从我的胖脑壳上随风吹落。我生活在黑色的六月久矣！即便是冬天，也被那个可怕的月份所折磨。现在，我才意识到原来成都四月份的天气这么巴适。我觉得我是逆行在时光的隧道里，从四月回向三月、二月、一月。总之，与那个不由分说、只能蛮横逼近的高考时刻背道而驰。

　　我的确有可能真的害死张桓了。“严格”“明文”“他人”这些词儿，将会因为我的行径而去围剿他，“押金”“饭碗”这些狠词儿，将会不由分说地揍翻他。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走进校门，认领命运，逐渐膨胀，直到坐在我那张课桌前，成功地蜕变为一枚失败的胖子。而我，渐渐地成为一张美妙的纸片儿，跻身于快递行业最早一批从业者的行列。此刻发生着的一切，对我终归只是一个故事，但对张桓，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故。他此刻该有多崩溃，我是完全能够想象的，纸片儿一般的他跨着坐骑乘兴而来，却不料被敲掉了饭碗。但我没法不混蛋这么一次，就像谁都不应该在四月却过着六月的日子，就像没谁可以剥夺成都四月份巴适的好天气。为此，你被授权可以嚣张地去冒险、去慷慨地犯浑。

　　铁马在不自觉地往玉林街方向跑。这点起初我是没有意识的，我只是被莫名的力量所驱使。回头想想，这事儿其实好懂：老马识途，一旦你跨上了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你的路线与目标便已经被圈定。

　　这是我第一次驾驶电动三轮车，但我熟练得就像是驾驶过它一辈子，我觉得我完全就是在做着一件压根不需要学习的事情；做一个快递员，我压根不需要被教育，它就是我生而为人的本能。

　　我加大马力，并不知道自己是往玉林街跑。我还以为我是冲着烤兔跑呢，这对一个失败的胖子而言，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方向。华西医院对面有我钟爱的烤兔——华西医院在玉林街方向，这个逻辑的链条，是一个失败的胖子内心朴素无华的真理。循着真理的轨迹，我在华西医院对面成功地吃到了烤兔。坐在店里享用，悠哉游哉地隔着玻璃瞅向停在路边的电动三轮车，我将此刻的美食当做了辛劳工作间歇的一顿犒赏。

　　重新上马，被满足了的胃便不再为我引路了，偶尔颠簸的三轮车，终于开始提醒我身负着某种使命。我在路边停下，研究那件车顶上的包裹。它贴着的包裹单上确实有个写着玉林街的地名：

　　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

　　我想，这并不难找，因为这个地址看上去就不像是个泛泛之辈。我转进巷子里，信马由缰，开始蛮有派头地梭巡。打麻将的妇女被惊动，目光警惕地尾随我。我经过了坐在板凳上嘬荷叶菊花的闲汉、当街开张的剃头匠，沿着一条乌黑的排污沟前进。而后兜转一圈，恍然又是打麻将的妇女、坐在板凳上嘬荷叶菊花的闲汉、当街开张的剃头匠。显而易见，我迷失在四月的时光里了。玉林街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迷宫啊。不过我才不在乎呢，并不在乎被绕晕，不在乎妇女、闲汉、剃头匠次第在我眼前打转，不在乎骑着赤兔马却走了麦城。作为一个失败的胖子，我从来不在乎铩羽而归。

　　可事态一旦成为了态势，便自有其意志。几圈之后，我看到一家杂货店门口蹲着个跟我一样胖的女孩，她穿了件阔大的老头衫，却长发披肩。三轮车在她面前停稳，我下来了，看清原来她也是坐在一张板凳上的，不过板凳比起她来，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让她看上去咄咄逼人地像是蹲着。

　　“我找民航成都飞机公司，”我说，意识到并没说准，定定神，又说一遍，“我找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嗯，职工宿舍。”

　　“找去呗。”

　　她一出声，我就知道我遇见了一个同伙。她的那种腔调、冷漠、无理，有点儿幸灾乐祸和缺心眼儿，诚然就是一个失败者的腔调。你也看出来了，这女孩就是我的翻版，不过比我多了一头披肩发而已。

　　她盯着我身后的三轮车问：“你是送煤气罐的嗦？”

　　我知道，她的眼睛要绕过我看到我身后的风景该有多难，我常常自诩为是一堵墙。我善意地错开一点儿，以便让她看得分明。这对我而言，绝对称得上是善举。你要知道，仗着一副庞然的身板儿，我可没少跟世界作对：故意扩张，为的是挡住后排家伙求知若渴地望向黑板的目光；故意扩张，为的是塞住门框，阻挡住尿急者错乱的脚步。而且我也相信，所有失败的胖子多多少少都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世界抱有不大不小的寒碜的敌意。

　　“不对，我是个送快递的。”我几乎是温柔地向她解释，“和邮递员差不多，但是比那帮家伙更高更快更强。”

　　“你不是飞机公司的吗？”她说，“没有比飞机更高更快更强的了吧？”

　　一刹那，我觉得我是被她戏弄了，她这个失败的胖子，在智力上至少比我成功，但我很快不这么想了，因为我从来笃信，没有一个胖子的智力会高过我。还有就是，尽管这世上失败的胖子不少，但让他们狭路相逢，却一定是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我的经验里，从未遇到过像眼前这个女孩一般与我旗鼓相当的。怎么说呢，嗯，金风玉露，对她我竟有股惺惺相惜的爱惜。

　　“别逗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帮我想想，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嗯，职工宿舍在哪？”

　　我说得诚恳。

　　她威武地站起来了，动静令我都不由得想退避一步，更加让我确认自己是找到了一个同伙。

　　“胖子，这里压根就不可能有飞机场。”她用一根一点儿也不亚于我的胖指头环指一圈，“全是楼，全是楼啊。”

　　我也冲她伸出一根粗壮的食指，勾一勾，示意她过来，瞅瞅车顶上的那只包裹。

　　她倒是大方，凑过来看。

　　“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嗯，职工宿舍。”

　　我吁了口气，幸好，是个识字儿的。

　　她拍拍我的肩膀，那真是砰砰有声。

　　“你完了，胖子。”

　　她的声音像我一样温柔。

　　“啥意思？”我说。

　　“玉林街。”她重复一遍。

　　“是咯，难道这儿不是玉林街吗？”

　　我错开一步，看她身后的门牌号。没错啊，玉林十巷七号。旋即，我便知道我是真的完了。可不是吗？以“玉林”之名，至少有十巷之多，而这个包裹的单子上只大而化之地写着“玉林街”，就好像玉林街如同中南海一般独一无二。

　　“你得帮帮我。”我温柔地说。

　　“这个可不好帮，”她耸肩，做了个很够劲儿的动作，“不光不知道是几巷，你还不知道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我还是知道的咯。”

　　我顿了顿，整理了一下方向感，觉得把握尚存。

　　“玉林分玉林东路、玉林西路、玉林南路、玉林北路。”

　　她当然是笑起来了。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人冲着我笑，甚至我自己对着镜子冲自己笑，我都是不惮以恶意来揣测的，但此刻我不觉得她带有讥讽。

　　是啊，这是很崩溃，我所面临的困难不亚于课桌上堆积如山的习题。然而我一点儿都不焦灼。我想，是对面这个女版的自己安抚了我。她把握十足地站在我面前，加强了我们失败胖子阵营的砝码，我们无所畏惧，大不了彼此依赖，共同失败，共同胖下去。

　　果不其然，她又一次拍打我的肩膀，说道：

　　“没事儿，就一起找找呗。”

　　我重新跨上坐骑，一瞬间，甚至想象着一把也将她拽上来，从此扬鞭策马、红尘潇洒。她自岿然不动，嘴角挂着平静的笑意。我立刻感到了羞愧，为我的幼稚和盲目。现实从来残酷，我却心怀叵测的梦想——这辆电动三轮车，承载了我，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重新下马，我推着那家伙走。这是眼下行走在玉林街唯一正确的姿势。我当然还可以骑着它，跑慢点儿，但我没法想象一个胖女孩像个跟在大统领座驾边儿慢跑的保镖那样地尾随着我。谁能想到呢，我从张桓那里抢来一匹快马，原来却终究是要推着走的。如果知道是这样的局面，张桓他也是会宽恕我的吧。

　　我们走在四月的玉林十巷里。不必说，路面完全被我们堵塞了。这却给予我们一种满盈的豪情。我们最大程度地充斥了虚无的时光，拥有了结结实实的肉身者的尊严。迫于无形的压力，路人一定是要给我们让道的，贴着墙根，让我们簇拥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先行，款款而过，我们就是这样被世界礼遇，连风都得绕着我们走。

　　想必她的心情也与我仿佛。证据是，走了大约十分钟后，她开始显得有了些闲情逸致。

　　“核桃树开花了嗦。”她指着排污沟边浓荫蔽日的树木说。

　　对于树木，我是一窍不通的。顺着她的胖指头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一种树。这树，大约有二十多米高，树皮灰白，纵向排列着浅纹，花苞完全颠覆我对花朵固有的认知，差不多就是我眼里认定的果实，只在顶部有那么一点儿花的意思。

　　“我家地里种了好多核桃树。”她说。

　　我不觉得她这是在卖弄，因为种核桃树这类事儿，在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值得卖弄的事儿了。很久以来，人们卖弄着的，早已经是种摇钱树之类的把戏了。可我还是感到了羡慕。让我羡慕的，除了种核桃树这事，还有她大大方方说出此事的从容和磊落。我想我是做不到的，我也是个只配跟人吹嘘栽种了摇钱树的家伙。所以，尽管我们同样是个胖子，也许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一个失败的胖子，但至少她在种核桃树这类事儿上，境界遥遥地领先了我。

　　“真不错。”我赞叹道。

　　她话头一转说：“还有金银花，我妈在核桃树下还种满了金银花。”

　　我一时有些转不过弯儿，仰着的脑壳不由自主地埋下来，好像生怕一不小心践踏了那核桃树下的金银花。没错，我出现幻觉了，感觉不是行进在玉林街的某一巷里，而是如沐春风，徜徉在一派田园风光中。

　　“知道啥是金银花不？”

　　“不知道，”我说，“——噢不，我知道，冲凉茶的咯。”

　　我不想在她面前暴露我的无知，不是好强，竟只是温柔地不再与世界拧巴的心情。

　　“没错，可是你肯定不知道它还叫别的啥名字。”

　　她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的眼神胖胖地对撞了一下。

　　“它还叫忍冬花。”她说，“因为开出来的花先是银白色的，再变成金黄色，才被叫成了金银花。”

　　“还是叫金银花好听，又是金又是银的。”

　　我依然是个只晓得摇钱树的浅薄蠢货。

　　“其实没那么富贵，金银花一点儿也不娇气，种上能有三十年的收成呢。”她停了话头，发出一声缥缈的叹息，“马上五月了，田里的金银花就要采摘了。”

　　说完这话，她便离我而去，仿佛直接去往田野里摘金银花去了。

　　我当然是回不过神儿，换了谁都会一下子回不过神儿。何况我还推着辆电动三轮车，于是只能傻在那儿不动。只要想象一下当你从某个动人的、关键还是与某个人共享着的蓝图里突然被遗弃，你就会明白我当时的滋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可能是中暑了。推着辆电动三轮车，即便是在巴适的四月里，一个胖子也会汗流浃背。更可怕的是，这个胖子方才还因为有了另一个胖子的加盟而变得怀有了温情和善意，变得不再觉得自己纯然就是一个失败的胖子，变得鄙视自己的摇钱树思想，变得对植物学发生了轻微的兴趣，变得萌生了一丝去见识田园风光那种自己经验之外景致的愿望——变得就像他自己的一身肥肉那样柔软。

　　不是说好了吗，“没事儿，就一起找找呗。”

　　我不得不做出判断：嗨，死胖子，你今天撞鬼了。哪儿有什么电动三轮车，什么烤兔，什么玉林街，什么飞机场，全是楼，全是楼啊。但做出此种判断的同时，我的脑子里依然充斥着一派自己未曾经验过的风光。

　　当年，在四月的玉林街上，你可曾看到过一个被雷懵的、茫然无措的失败的胖子？那天我骑着一辆抢来的电动三轮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穿行在玉林街上。我不甘心，我在拼命地找，拼命地找。我找的既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也不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要“找到点儿什么”这个念头本身，也许才是左右着我的真正动力。

　　当暮色四合，我将三轮车开回学校门口时，好几个张桓一起向我扑来。

　　那是张桓、张恒的哥哥、张桓的爸爸以及张桓的亲戚们。他们是一个纸片儿的家族，在我眼里，就是好几个张桓。还没下马，我的后脑壳就挨了一巴掌。那也不过是纸片儿般的一巴掌，却将我的眼前打出了华丽的金星。

　　知道吗？我看到了硕果累累的核桃树，我看到了一望无尽的金银花。

　　许多年过去，如今快递小哥没啥神气的了，新事物成为旧事物，都是这样的结局。

　　刚刚我还趴在家里的露台上，看小区保安扭着一个快递小哥往外赶。这位小哥端的像张纸片儿，不能不让我将其想象成我的同学张桓。如若真的是张桓，那么他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快递楷模。可这显然没有可能，我为自己滑稽的想象而沮丧。多么无聊啊，或者多么伤怀，一转眼，你就是一个无所事事、胡思乱想的中年胖子了。

　　我回身进到客厅，倒在沙发上，安静地聆听楼下的吵闹，从呵斥与争执，到辱骂与咆哮。

　　我一直在周而复始地减肥，这差不多成了我毕生的志业。效果最好的时候，我减到了一百四十五斤——那可真是个像模像样的公子哥儿。但我最初并不知道，上帝赋予我沉重的皮囊，本来是要平衡我灵魂中根深蒂固的轻浮。这是上帝和我之间一桩很严肃的密约。我就是自己灵魂的秤砣，是我自己船身的压舱石，我轻了，灵魂便四方飘散，我轻了，就得翻船。大学毕业两年后，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一百四十五斤的我搞砸了家里原本非常兴旺的企业，一夜之间，连居住的房子都得抵押给银行还债。那是我老爸一生的心血。一个公子哥儿倒下了，他在半年之内，体重重新攀爬到一百九十斤以上。

　　我跟着爸妈离开了成都，就像是一个拖累着双亲的巨型婴儿。我们一家人在西安开了个只有两张桌子的串串店，每天呼吸充满牛油与花椒味的空气，至少还可以让我们不觉得已然背井离乡。

　　有那么一个深夜，我在浓厚的川味儿中失声痛哭，老爸不得不连哄带吓地把我拖到街边儿去，以免我惊走店里本就稀缺的客人。他手足无措地站在我身边，而我干脆一屁股坐在了马路牙子上。我这个失败的胖子无法完成蹲姿，要么站着，要么只能坐着，上帝没收了我身体折中的姿势。老爸系着脏兮兮的围裙，神情木然，只能说一些“重头再来”之类的废话。后来我哭累了，抬头发现，自己原来是坐在一棵核桃树下，黑暗中密实的树叶混为一个整体，从而在夜风中神圣摇曳着的就是整个树冠，那是我唯一认得的树木。

　　我知道我得振作起来，这并不说明我天生有自强不息的品质，我只是在十七岁时被上帝调教过。可我一旦振作，体重便开始下降，就像是一个悖论。我惧怕自己重新变得轻浮，于是振作一段时间后便重回消极气馁，在某个深夜坐在核桃树下恸哭一场，继而，再度振作。朝三暮四，我活在时重时轻的轮回里。

　　说来也很神奇，最重的时候，我没突破过一百九十三斤，最轻的时候，也再未跌至一百七十三斤以下。从一百九十三斤到一百七十三斤，这个区间，俨然是我开展生命运动唯一可行的活动半径，我的跑道并不长，只能折返在这样的一个摆幅里；我所有的悲伤与欢乐，见诸肉身，不过起伏在这样一截微不足道的波段里。不过区区二十斤——等我有一天终于勘破了这个秘密，我就突然得到了解放。因为我看到了本质，看到了生命的限度。

　　那一年冬天，我在将鸭肠和豆皮串成一把把串串之余，开启了在网络上写穿越小说的生涯。我的网名叫做“不过区区二十斤”。这个网名决定了我直抵某种神秘本质的书写能力，我觉得我多少摸准了自己命运的脉搏。事实也证明，这回我算是弄对了。

　　差不多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我向爸妈宣布他们可以搬回成都去了，我已经有能力为他们在成都买下最体面的房子，但他们异口同声地向我表示：此地乐，不思蜀。串串店当然是不用再开下去了，而且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三口都心照不宣地拒绝吃一切与牛油和花椒有染的食物。我的确赚到了不少钱，但我未曾松懈过。网络作家的生活非常适于我，后来，我在一些活动中与同行碰面，发现十有八九，大家个个都是一副失败胖子的尊容。这个群体日以继夜地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不免苍白而浮肿，像极了挂在天边败絮般的云团。

　　刚刚我在露台上还称了体重，一百七十三斤。这是我人格的红线，按照经验，我应当开始一斤一斤地爬升了。就是说，我该启动消极气馁的按钮，让心情沉下去，让体重升起来。可是这回我有点儿拿不准，因为我竟感到消极沮丧也不是说启动就能够马上启动了。至多，我不过是感到了多么无聊或者多么伤怀，可这与那种浑浊而滞重的悲观相距甚远。

　　我已经不能调节自己精神的重量了吗？或者说，我已经开始丧失悲伤的能力？我尝试着让自己想想女人，想想那些最能唤醒一个男人痛苦经历的记忆。我当然有过自己的女人，我在一百四十五斤的公子哥儿时期，有过不止一个女朋友，如今靠写古代爱情赚到了钱，自然也不缺乏伴侣，但此刻我将她们一一检索，她们所有的欢笑与泪水、激情与消沉，她们的身体与灵魂所带给我的一切冲击，竟然全都止步于一个具体的数据——一百二十斤。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尽管我不可能给她们一一称重，但我可以断定，她们绝对不会超越这个额度。一百二十斤，大约是个什么概念呢？我环顾四周，寻找可以比附的物件，目力所及，那大约是四台电视的重量？一定不会比真皮沙发重，也不会重过实木茶几……

　　就这样，一个胖女孩走进了我的记忆。我望着她，仿佛反观着自己。这么多年过去，我几乎已经遗忘了玉林街。不久前我听到一个歌手在歌里唱出“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这样的句子，也只是略感恍惚而已，就像他吟唱着的，并不是成都，是一个叫做爪哇国的地方。但是此刻，我清晰地听到有个声音对我说：

　　“玉林分玉林东路、玉林西路、玉林南路、玉林北路。”

　　这些具体的路标如同大地的经纬，为我迅速地构建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迄今为止，我没跟谁说过我曾在十七岁时干过一个下午的快递员。这不太像是我的风格。至少，在我一百四十五斤左右的时候，我算得上是一个喜欢夸夸其谈的家伙，我会将自己乏善可陈的成长史夸大其词地渲染给人听，以此佐证，眼前这个公子哥儿的青春曾经多么的富有戏剧性与叛逆精神，尽管他一度是一个失败的胖子，但这个失败的胖子忧郁虚无，同时又敢做敢当，像是贾宝玉灵魂与鲁智深肉身的合体。那么，十七岁那个四月午后的经历，理应是一个极好的噱头，堪可拍成一部文艺片，可我为何却不曾对人提及？我不知道，在这件事儿上是什么遏制了我天性中的轻浮，让我下意识地拒绝将其亮出来跟人卖弄。

　　那个胖女孩被我从记忆里叫醒，她在玉林街上向我迎面走来。我们遇到的时候，她应当也有一百九十斤左右的体重，对一个女孩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指标，我不免会去想象她在这些年来都将遭遇些什么：一个个跟她比起来只能显得轻如鸿毛的男孩在她面前溃败，所有好的或者坏的运气一旦撞向她都会被她弹开。无论如何，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她都太庞大了，真是不幸，上帝在这个配额上赋予了她更大的艰难。如今她有自己的男人了吗？恐怕没有，不知为何，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将自己与她无缝对接在了一起，似乎，在这个世上，“她的男人”断乎只能是我。这个舍我其谁的念头，说没道理也没道理，说有道理也有道理，就像在一些特定的时空，天经地义，核桃树只能够般配着金银花。

　　核桃树下金银花，此刻，我非常确凿地看到，她就置身在某个这样的背景里。我感到我的心微微地开始痛苦。

　　我要回趟成都，我知道我意已决。然后我意识到，自从离开我竟从未回去过。爸妈近年倒是常来常往，毕竟成都有他们的亲戚、老同事、老朋友，何况如今我也算让他们重新挺起了腰杆，为何我却从不曾想到要回去呢？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这里面的缘由，而且我更愿意倾向于其实压根儿没什么缘由。歌手在歌里唱道“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我在成都没什么是可带走的。但这个认识现在被打破了，我想起，千真万确，是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过那么一走的。于是，我觉得自己与那座城市重新被某种微弱却又强韧的线索牵系在了一起。

　　是的，我得回去走一走，这念头渐渐变得强烈，最后变得就像在那个四月的午后，我面对一辆电动三轮车时的心情一样——我得骑着它走一遭。这念头不由分说，就是一只沙袋吊在你眼前，于是你便只能攥紧了拳头迎上去的状况。

　　第二天一早，我乘上了飞往成都的班机。

　　初秋的成都依然很热，当然变得让我几乎无法与离开时的记忆对应起来，但我并不觉得陌生，就像我已经不记得对于它的熟悉。飞机没落地前，我产生过奇思异想：我是不是可以找辆电动三轮车骑到玉林街去呢？好在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如今我实在没有了将生活戏剧化的兴头。我叫了辆车，先去了华西医院。那家烤兔店没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它要是还在，可能才算奇怪。我信步到了锦江边，在耍都吃了几把串串。吃完我意识到，这是自从我们关了串串店之后，第一次重新把竹签捏在手里。我留意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让我欣慰的是，很好，我的确非常之平静。我的内心没什么波澜。然而有些重大的缝隙已经被时光抹平。

　　玉林街当然也不是当年的玉林街了。至少，排污沟看不到了，它被齐整的石板覆盖掉，街道俨然有了花园的意思。我从路边墙壁上的宣传栏得知，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叫做芳草翠园，它是一个模范街区。但当年的楼群还在，并且全是楼、全是楼啊。打麻将的妇女、坐在板凳上嘬荷叶菊花的闲汉、当街开张的剃头匠，他们都还在。

　　走向玉林十巷七号，远远地，我一度真的确信，她也还在，穿着老头衫，像是蹲着一样坐在一张板凳上，等着一个在她眼里貌似送煤气罐的家伙到来。

　　然而那家杂货店不在了，门脸儿被墙壁砌住，依然保留着曾经是个门脸儿的轮廓而已。

　　我感到了热，后背的汗水已经湿了T恤。一桌打麻将的妇女围坐在墙根，我走过去席地坐下看她们鏖战。能被我看到牌面的那个妇女警惕地回头看我一下，可能她是被我的身量吓到了吧，不由自主把身子向牌桌倾斜了一下。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身后，谁都会感到不适的。但我马上意识到，不是这么回事，现在的我只有一百七十三斤，算不得渺小，可也够不上庞大。是什么令这娘们紧张？那不过是因为她被人看清了自己的牌面而已，就仿佛暴露了她内心深处的幺鸡与白板。

　　她不时回头看我一眼。我只能抱歉地对她笑笑。几把过后，她输了钱，不免要迁怒于我。

　　“讨嫌喽。”

　　她侧着脸用眼睛的余光扫视我，心里的阴影面积跟我的体积一样大。

　　我觉得是该进入主题了。

　　“大姐，跟你打听个事儿。”

　　我尽量让自己的口气显得谦恭。

　　“啥事嘛？”

　　一旦交流起来，她好像反而轻松了。

　　“这儿有个胖女娃，你认得不？”

　　“胖女娃？”她扭脸从头到脚看我一遍，回头继续码牌，“有多胖嗦？”

　　“嗯，差不多比我能胖上一圈。”

　　我思索了一下才说，因为我差点儿说出“和我一样胖”。

　　“比你还胖一圈？”

　　她不得不又回头看我了。

　　“是，比我还胖一圈。”

　　我直直腰，以便给她提供一个准确的参照。

　　“不认得。”她说。

　　我认为她不是在敷衍我，“比我还胖一圈的女娃”这个条件，耀眼得就像地上掉着的一百块钱一样不容人敷衍。

　　我并不甘心，继续给她提供线索：

　　“年龄嘛，和我差不多。”

　　她又回头看我，噗嗤笑了，说：

　　“和你年龄差不多？那还是啥子女娃嘛，胖婆娘嘛。”

　　我竟有些害羞，老实地点点头说：

　　“对头，她十几年前住在这儿，那时候，这儿有家杂货店。”

　　“不就是那家乡下人的胖女娃嘛！”

　　对面的妇女开口了，她的年龄明显是这堆人中最老的。

　　没错，就是她。我知道对上号了。当年，女孩对我说她们家的地里种着核桃树和金银花，只是当时我并没意识到，那只能是一种乡间的生活。

　　“走咯。”

　　“想起来咯，那家人去汶川咯。”

　　“去汶川咯？”

　　“可不是嘛，说是大地震全埋在楼板下头咯。”

　　“哎呦哎呦。”

　　妇女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我站起来，发现她们全闭了嘴，齐刷刷地抬头看我。我身前的那个妇女手里举着一张红中，像是正在盘算要不要当成防身的武器。

　　我说：“你们耍我嗦？”

　　“耍你做啥？”对面的老妇女接话道，“我跟她家邻居，她家是租房住下做点小生意的，还有老乡也在附近做买卖……”

　　我向前两步，把整个身子俯下来，两只手撑在牌桌上。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的心是静止的，因为时间静止了。我应该是想了一想，最后还是决定把这张牌桌掀翻算了，好像掀翻了牌桌，人生便可以重新开局了，但我并没有马上行动。

　　“她活着。”

　　我试图和她们商量。

　　“死咯。”

　　她们跟我对着干。

　　“她活着。”

　　“就是死了嘛。”

　　妇女们就是这般惊人的倔强。

　　“她家地里的金银花可以摘三十年，你说，现在才过去多少年？”我继续说。

　　我觉得我是说出了一个完全无法被推翻的事实，这事实经得起上帝的检阅。但是说完之后，我就把那张牌桌掀翻了。

　　妇女们在我身后尖叫。我一边回头走，一边用手揩眼泪。我等着有人在我身后袭击我，用巴掌或者干脆用红中也罢棒子也罢的什么把我打翻在地。那样的话，我就会在眼冒金星中看到一片无垠的金银花在风中摇曳。胖女孩将我遗弃在玉林街上，不就是走向了那片田野吗？她足足有一百九十斤以上，什么样的楼板都压不垮她，我们并肩走在玉林街，路面完全被我们堵塞，我们因之有了一种满盈的豪情，我们最大程度地充斥了虚无的时光，拥有了结结实实的肉身者的尊严，我们被整个世界礼遇，连风都得绕着我们走。

　　是她令我在那个下午与世界达成了片刻的和解，我没法不去这么想。

　　回到酒店，我习惯性地打开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准备按部就班地更新自己的作品。自从开始在网络上码字，我就没有一天中断过，这已经是我获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可是我知道，今天这活儿我干不下去了。有一个人，因为我今天的归来而死去，我还他妈的能去虚构那么多压根就没在这世上活过的家伙吗？如果今天我没有回到玉林街，那么她就永远在核桃树下的金银花丛中劳作与收获，永远活在我十七岁的一次冒险中，健壮、雄阔、矜重而有威仪。

　　十七岁的那个下午，我载着一件地址不详的包裹，风驰电掣地穿行在玉林街。它没有收件人的名字，自然也就没有收件人的电话。它就是上帝因材施教给我的一个三无考验，想要我见识的真理不外乎是：既然你跨上了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你就得把车上的货给送了。上帝知道我有多潦草，对这个世界有多不耐烦，于是差遣了一个胖天使蹲在路边，让她陪我走上一程，软化我，给我这个失败的胖子加添肉身的尊严，她给我指认了此生的第一棵树木，启发我对原野展开想象。事实证明，这一切多么有效。当她完成了使命离我而去，我始终身在一种对于非凡风景的憧憬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穿行在玉林街上。我不甘心，我在拼命地找，拼命地找。要“找到点儿什么”的这个念头本身，充斥在我全部的一百九十三斤的灵肉里。

　　而这个“找到点儿什么”，不过就是一个肥胖少年应当早一点比别人学会的对于“规定性事态”的服从。你可以说那是提前学会认怂，但你也得承认，那里面，于劳作中蕴含着责任与义务自重的美德。

　　我找到了，它在玉林六巷一号。我完全相信，今天你若是按图索骥，依然会在此看到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今天看一定显得寒酸，因为当年此地就不是什么堂皇的所在，然而最初入住的扎根者，肯定也壮志凌云，对未来抱有无端的信心与可被理解的妄想。

　　那天黄昏，我将上帝的三无包裹准确地投放在了它应当抵达的终点。门房签收了它，无师自通，我还郑重地让门房在包裹的底单上签下了名字。

　　那是迄今为止我所做过的唯一一件有头有脸的事儿。

　　我不止一次想过，那件包裹总归是会有一个收件人的，或者那就是上帝本人，当他用裁纸刀割开胶带，看到满满一箱的核桃与金银花时，会不会想到，有一个少年快递员风驰电掣地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向着他永远的翻版与镜像，向着一个胖天使，一头冲进漫天遍野的壮观的花海里。

　　【作者简介】

　　弋舟，小说家；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鲁彦周文学奖、敦煌文艺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以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提名，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等重要榜单；现任《延河》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