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山墙

　　谢宜修像一张活动的照片，永远是一个表情。一堆人里有她跟没有她一个样。她也尽可能跟人群保持距离。上工下工，要么前面，要么后面，她总是一个人，跟大伙隔着一段路。在地里做事，她手脚不是最快的，也不是最慢的；不跟人拼命，也不挨懒拖沓。收了工，城里人的宿舍，男男女女放了羊，闹成一团，吵翻了天，她不看、不听、不加入，也不躲开，倾着头，一心忙自己的。她好像总有忙不完的事：洗洗晒晒，缝缝补补，收收捡捡。

　　城里下放的女伢，一有机会就跟分场、总场的干部搭壳。像甘卫华那样胆大脸皮厚的，夜里一堆人围着一盏煤油灯听总场干部念文件，她紧挨干部坐着，直接就把手从桌子底下伸到干部胯裆里。

　　谢宜修每次都坐在一圈人外面的暗影中，不管那一堆人又哭又笑，拍手顿脚，她都没有动静。散会，她从不头一个站起，等大家都起身了，才跟在一堆人中间走出去。连跟个人收入有直接关系的评工分，也听不到她的声音。评上多少是多少，从来不吵。评先进、入团、参加民兵，就更没有她什么事，没有人找她，她也不找人。她身上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寒气，让人不好接近。她也不接近别人。大家只隐约听说，她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手下有过千军万马。她身上那股寒气，应该是从父亲那里带来的。

　　歇坡的时候，几个凑一堆共用一根竹烟筒轮流抽黄烟的老倌，偶然看到从面前走过的谢宜修，说：这女儿命苦，孤寡。

　　谢宜修没有听见，听见了也像没有听见。

　　好像是哪个事先写了剧本，三队也有一个这样的孤寡角色：张可凡，说是个男的，头发跟女的差不多长。荷包里永远搁把梳子，一有空就拿出来梳头，梳一把用巴掌拢一把，把个大披头搞得水亮，苍蝇站不住脚。两边的鬓角一直伸到腮帮子。脸刮得铁青。不管天怎么热，一身上下都包得丝风不透：衬衫领口和袖口决不解开；瘦裤腿把两条细脚杆子弄得像笔管；尖头皮鞋的鞋带绑得牢靠。

　　张可凡害怕任何人碰他的东西，包括漱口缸子、牙刷牙膏、香皂剃刀、脸巾脚布；他的床铺不许有一个褶皱，床沿铺着一块浴巾，坐脏了随时换洗。有人走近他的床，他就心惊肉跳，生怕那块浴巾被污染。

　　大家也就恰恰以此为乐：只要他走开一会儿，他那张床就被蹂躏得跟狗窠一样；一大块香皂没有几天就变成一小片；新买的牙膏转眼就不见，找了半天，原来在他床沿上的浴巾下面，已经被他自己坐扁了，牙膏都从针扎的孔里挤出；雪白的脸巾总是会闻到一股臭脚味儿；锃光瓦亮的漱口缸子盛满了骚哄哄的黄汤……他张口结舌，脸色惨白，半天说不出话。这正是那班作案的火板儿想要的结果，他们躲在一边死命压抑着声音，笑得直不起腰。万般无奈，他就只好掏干净身上的零花钱，一个个向大家敬烟，敬烟时还点头哈腰。岂不知，越敬越倒霉。大家把他的孝敬当作奖赏，为了得到更多奖赏，就要让他倒霉更多。

　　在三队，张可凡就是个笑话的代名词。老老少少都喊他“戳屎包”。

　　用压泵喷雾除虫，让他负责供水。他双手抓着扁担，哆哆嗦嗦，前冲后仰。一担水好不容易挑到地头，已经晃出了多半，落地的时候，后面一桶忽然滑出扁担头，扁担失去平衡，飞起老高，他自己也往前栽个嘴啃泥。

　　棉花地锄草，他的锄子只挖棉花，就是不挖草。队长朱瘌痢气得瘌痢头通红，大骂：你眼瞎了啊，指头粗的棉花秆你看不见？叫你锄草你锄棉花做什么？他被骂得双手发抖，小小心心地下锄，一挖，还是挖断了棉花秆。

　　朱瘌痢当胸一掌把他推了个趔趄：

　　你长这一头毛有什么用？还不如老子个××！

　　张可凡抬眼看了看队长的瘌痢头，赶紧低了头。

　　说你还上过大学？

　　上过。

　　那你说，你会什么？

　　我会多来米花所拉稀多。

　　张可凡嗫嚅。

　　一棉花地累得贼死的人顿时一阵轻松：

　　拉稀多！拉稀多！

　　拉稀？还多？

　　朱瘌痢很困惑：

　　那你就蹲下，拔草，想拉稀就拉稀。

　　给张可凡定的工分是四分半。最低的工分标准是五分。

　　鬼都看不起张可凡。一有空他就只好去江边吊嗓子。

　　江面很阔，对面一线山影，帆船像贴着水面飞的鱼鸟。张可凡“呃呃呃呃”的声音传得很远。江风刮过，听起来像喊冤、像号丧、像叫魂。

　　听着张可凡狗不像狗叫、猪不像猪哼的怪声，坝头上走过的人都会丢一句：

　　戳屎包。

　　要过年了，城里人回家探亲，一个个大包小包：决算分红的花生、芝麻、黄豆、棉花，不多，也不值钱，但到了城里，都是稀缺的宝贝。

　　谢宜修居然是一大担，压弯了扁担。

　　挑担的是吴老六！

　　吴老六是二队队长吴毛俚房下的侄子。娘老子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等着再生两个女儿——洲上的大圆满讲究“五男二女”。生到吴老六，还是个带把的，懒得起名字。

　　一家六个儿子，个个莽长莽大，赛似金刚。前面五个，都在外面成了家。老六是满崽，留在身边。

　　吴老六不到二十岁就是二队拿满分十分的劳力。他说话做事都麻利，一阵风，快刀斩乱麻。队上人上工一条龙，下工一窝蜂，他永远在头里。在地里，从来没有人见他坐过。歇坡，一帮人嘻嘻哈哈、大话闹天，他瞪着眼睛莫名其妙，看一阵，径自拿起锄头或是扁担又去做事。场部下来蹲点的黄场长搞定额包工试点，按件计工，正对了他的路。他有用不完的力气，技术又全面，没有他拿不下滩的事，一天赚两三个人的工分。他生下来好像就是来做事的，一天到黑，吃饭睡觉之外，除了做事还是做事，跟人没有争执。若是你惹毛了他，那就莫怪。

　　下半年，棉花收上来，各队把晒干的棉花装上牛车，送场里的轧花厂。吴老六赶着牛车，把摇摇晃晃的一大车棉花拉到接近轧花厂的坝头，被前面停着的一长串也是送花的牛车堵住了。他跳下车杠，跑到前面，看到下坝的斜坡口上，一辆满载的牛车，牛卸了轭，在斜坡上啃草。

　　哪个的车？

　　吴老六喊了好几声，蹲在坝头抽烟的一个人回过头：

　　我的。

　　是三队队长朱瘌痢。

　　车坏了？

　　我要抽根烟。

　　抽烟？堵许多车！

　　我只能在这里抽！你看看下面。

　　下面？

　　你瞎眼了？墙上的字。

　　坝下，轧花厂大车间的墙上顶天立地写着“严禁烟火”。

　　换作是别个，会对朱瘌痢说：那你也莫堵在路头上啊，少走一脚多走一脚哪里不好停车？

　　吴老六没有许多话：

　　你抽你的，我把你车赶到下面去。

　　说着就去牵牛，上轭头。

　　莫动！

　　朱瘌痢吼道。

　　你讲不讲理？

　　不讲理！怎样？

　　朱瘌痢把烟头摔下，伸脚用力一蹍。他在场里的威风，哪个也不能挑战。

　　有一年，各队壮劳力去江里起化肥，一帮人起哄打赌。朱瘌痢用嘴咬着两袋各一百公斤重的麻包，手倒背在身后，踏着没有起运的化肥，从船舱走上船头。船上别的人都停下来，憨了一样睁大眼睛张着嘴巴。反而是朱瘌痢本人显得轻松。

　　朱瘌痢光着上身。鼓鼓凸凸的肉块，随着身子的弯曲、扭动、伸展，起起伏伏。在晃眼的阳光下，亮部和暗部都极为鲜明。都说，把这个蛮子钉进棺材，他可以从里面把棺材撑开。

　　朱瘌痢走下船的跳板之后，并不沿着人们已经踏得十分坚实的那些坡度平缓的路径走，而是在那些错错落落的坍塌的江坎土块上笔直往上走，脚后跟响起一片碎土的滚落声。上了江坎，过了江滩，走到坝脚下，他也不像别人那样斜着走，仍是笔直上坡。

　　一直走上大堤。

　　站住，转过身。面对所有在坝下仰望着的人，然后，松开牙齿；然后，直起腰，露出雪白的几乎没有缝隙的牙齿。那牙齿，曾经有一次打赌咬断过八号铁丝。

　　先是静默。随后是一片欢呼：

　　“瘌痢！”

　　“瘌痢！”

　　“瘌痢！”

　　这次打赌，朱瘌痢赢了三十个拳头大的麦粑、两斤红烧肉、一斤烧酒，他一口气吞个精光，之后还喝下去整整一水瓢米汤。

　　那天吴老六也在，他从头到尾不看周围发生的事，天塌下来也跟他不相干。

　　把轭头卸下来！

　　朱瘌痢喊。

　　吴老六跳上车，一抖牛绳。

　　朱瘌痢冲过去，伸手一把扯下牛杠上的吴老六：

　　下来！

　　吴老六落地，“咚”的一响，稳稳站住。

　　朱瘌痢当胸一把猛推吴老六。

　　莫起手动脚。

　　吴老六纹丝不动。

　　朱瘌痢那一把像是推到了墙上，火了，又推一把。

　　这一次吴老六抓住了朱瘌痢的腕子：

　　真的假的？

　　朱瘌痢挣了一下没挣动，又伸出另一只手。

　　吴老六一并抓住：

　　莫作死。

　　朱瘌痢的脸由红变白，然后煞白，全身一软。

　　从后面堵着的一长串跑过来赶热闹的众人，眼睁睁看着朱瘌痢栽在吴老六手上，霎时憨了：

　　果然天下只有第七没有第一啊！

　　但是，这样的事，不过是一种意外，而谢宜修跟吴老六搭上了壳，就不只是意外，而是出奇。

　　吴老六把谢宜修一直送到班船上，把索子在扁担头锁紧，就下了船。船到县城码头，谢宜修照吴老六的叮嘱，坐着不动，等下船的人走差不多了，就见从码头上下来的一个跟吴老六一样的大块头走到船上，说，我是老五，来接你。

　　老五是司机，跑长途货运，直接把谢宜修送回省城的家。

　　若是一般的帮忙，没有这么周到的。

　　正月，农事空闲，要做屋的人家就在这时开工。

　　吴家城里的五兄弟都带着家眷回来了，他们各家早已做了屋，五幢屋在二队的屋场一字排开，一色的清水砖、黑棉瓦，齐齐的山墙比屋场所有的山墙都高。五幢屋的顶头，留了一大块屋墩给老六，做屋的料也是早就备好了，只等他订了亲就动工。

　　满载做屋，特别排场。

　　做屋、结亲、死，是江州人一生三件最大的事，皆不能敷衍。一家做屋，队上家家出人帮工，这是习俗。城里下放的人则自便，愿来就来，不愿来不强求。二队探亲回来的城里人都来了，一是顿顿有鸡鸭鱼肉，油水厚；二是吴老六做屋，是跟谢宜修订了亲。

　　事先一点口风也没有，平时又少有交道，见到在吴家忙忙碌碌的谢宜修，大家一时竟不晓得说什么好。

　　做屋有许多仪式：奠基、挖墙脚、立门方、上梁、盖瓦，都要喝彩。其中上梁是高潮：

　　各家帮工都到齐了，两个木匠把一根刨得鲜亮的中梁抬到了肩上，一人扛着中梁的一头，各自从两边的梯子往上爬。

　　领彩的老鼠嘴举起手，龇开一口白牙：

　　敲起锣来！

　　嘿依！

　　天上金鸡叫，地下凤凰啼，八仙云里过，正是上梁时啊！

　　嘿依！

　　此梁此梁，生在九龙山上，千人抬不起，万人也难扛，等到洪水涨，漂到码头上。贤东看中此木，买回做栋梁啊！

　　嘿依！

　　脚踏楼梯步步高，我为贤东摘仙桃。

　　嘿依！

　　两个木匠师傅每爬一级，老鼠嘴就喝一道彩，底下所有的人就跟着呼应一声。

　　呼应的人都依列站在两边，像合唱队。两排之间的半空，横着那条梁。领彩的老鼠嘴站在梁下，操纵着众多的嘴巴，抬头喊一声，低头听一声。

　　老鼠嘴每喝过一道彩，谢宜修就挽着一只竹篮给每个人分块麦粑或是发饼。她穿了一身当地老巴嫂腋下开襟的新棉袄，头上包了块手巾，举手动脚还是个城里人，一向板着的眉眼有了一些灵活。

　　敲起锣来。

　　嘿依！

　　手提贤东一只瓶，千两黄金巧打成。上打金狮来盖顶，下打莲花妤彩瓶。此瓶里面装琼浆，琼浆上梁祭神人。

　　老鼠嘴举起一只酒瓶咕嘟咕嘟地猛喝了一气，唱：

　　一家饮酒千家醉，一户开坛十里香。我今夸酒有四好：

　　嘿依！

　　一好婚姻喜事，二好置买田庄，三好迎宾待客，四好做屋上梁。

　　嘿依！

　　酒祭东，孔明借东风；酒祭西，七仙女做了凡人妻；酒祭南，好比芙蓉配牡丹；洒祭北，贤东好比刘玄德。

　　嘿依！

　　祭梁头，儿孙封侯；祭梁尾，荣华富贵；祭梁肚，开门发户。

　　嘿依！

　　自从今日喝彩后，大富大贵大吉祥！

　　嘿依！嘿依！嘿依！

　　……

　　仪式十分冗长，又单一繁复。队上的老职工倾着头，一心喝酒吃粑。城里来的人有些烦了。下放的人因为是吃白食，不好多嘴。先是吴老六一大帮侄子不肯安生，满屋子疯跑乱撞。嫂子们跟着坐不住了，嘀咕：不是要请戏班子的吗？

　　老六安排好了。

　　谢宜修说：

　　一会儿请大家欣赏。

　　除了吴老六，没有一个人想到谢宜修请来了张可凡。

　　张可凡出现在屋场上的时候，所有人倒吸了口气，满场鸦雀无声，好像是给惊吓住了：

　　一身笔挺的黑西装，雪白的领口扎着鲜红的领结，笔管样的裤管下尖头皮鞋闪闪发亮。长发蓬松，大鬓角把涂了油彩的脸衬得格外神气，怎么看也不像那个天天被大家捉弄、当下饭菜、寻开心、造锅巴孽的戳屎包。

　　喝吧，朋友们，美酒能使我们陶醉！

　　喝吧，朋友们，把一切烦恼都丢开！

　　张可凡扬起双臂，亮开嗓子：

　　尽情地喝个痛快，

　　把所有忧郁都忘怀！

　　干杯！干杯！为一时的异想天开干杯！

　　干杯！干杯！为瞬息即逝的幻想干杯！

　　干杯！干杯！为昙花一现的欢乐干杯。

　　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中间，张可凡的样子很古怪，很可笑。但没有人笑。他的光彩照人，他的作古认真，他的全力以赴，震住了大家。

　　老职工不晓得他唱的是什么，但是晓得一个人能发出农场喇叭里那样好听的声音不是容易事：难怪老是听他喊冤、号丧、叫魂。

　　城里人有几个晓得他唱的是歌剧《茶花女》，吴老六二哥两口子都在大学教音乐：唱得还真不错！他们低声赞叹。二嫂忍不住站起来，走到张可凡身边：

　　喝吧，朋友们，别虚度了我们的青春！

　　喝吧，朋友们，我们的生命由欢乐和爱情组成！

　　明天会怎样，谁都难预见。

　　无论多么美丽的花儿，

　　鲜艳的日子也过不了几天！

　　盼望，遐想，憧憬，都将是黄粱一梦……

　　干杯……玻璃杯的叮当声，绝不会吓走爱神！

　　二嫂绝对专业的对唱，让过了年继续下队蹲点的黄场长也拍起巴掌来。

　　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

　　是的，爱你的人是多么快乐。

　　……

　　谁会爱我呢？我根本不知道。

　　……

　　是我，我这是在劫难逃。

　　……

　　那顿饭，从来滴酒不沾的张可凡连喝了几碗。碗是乡下的土碗，酒是州上的土烧，刚喝没什么事，后劲厉害。那天回到宿舍，他一通翻肠刮肚的呕吐，只差没有把肠子呕出来。呕吐完之后，就是一通号啕大哭，不晓得的人以为他刚死了娘老子。

　　在酒桌上黄场长对张可凡交代：

　　回去跟你们朱队长讲，就讲我讲的，调你去场文工团，回头去场办开个介绍信，这两天就去报到。

　　黄场长说话的时候，不时扫一眼吴家城里来的五兄弟，很威严地清一下嗓子：

　　不过，你要剪一剪头发，刮一刮鬓角，莫像现在这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这下好了，戳……张哥一步登天！恭喜恭喜！

　　平时一口一个“戳屎包”地喊张可凡的那班人乱糟糟地端起酒碗，意外、眼红、真心真意，都有。

　　最惊喜的是谢宜修。

　　年前回去，才知道母亲已经住院两个多月了，大手术，自己硬熬着，不准上小学的儿子给姐姐写信。幸好护士马姨听说谢宜修也在江州，跟她儿子一个农场，格外照应。见到谢宜修就问知不知道她儿子张可凡？

　　知道。

　　谢宜修说。她还知道农场里谁都可以欺负张可凡，但她不能把这些告诉马姨。

　　他太懦善了，一个人会很吃亏的。

　　马姨说着眼泪就掉下来。

　　……

　　谢宜修不知该怎样安慰她。

　　从小他就只喜欢唱歌，千艰万难考进了艺校，又给人家开除了。

　　开除的原因是“调戏女同学”：进校第二年，学歌剧《茶花女》，有天晚上离开排练室，他看看走廊前后没人，忽然从怀里抽出一枝花，单膝跪下，拦在那个跟他演对手戏的女生面前，把人家吓得惊叫。那女孩儿特别求上进，刚写了入团申请书，觉得受了侮辱，直接去校长那里哭诉，伤心得像是被强奸了。

　　他其实单纯得像个婴儿，一点坏心也没有。你们同事，要是帮得上就拜托多帮帮他。

　　马姨瘦削白皙的手冰凉，小小心心地捧着谢宜修已经有些粗糙的手。好像谢宜修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谢宜修帮张可凡的忙，也就是做屋的那一次。张可凡正儿八经高唱一曲之后，大家不再喊他戳屎包了，连朱瘌痢都说：操，没想到我这里还卧虎藏龙。

　　但张可凡没有照黄场长的调动去场文工团，因为他打死也不肯“剪一剪头发，刮一刮鬓角”。朱瘌痢不再难为他，让他在食堂灶前烧火，菜地浇水。后来被当作“外国特务”打断脚骨子是别分场人做的事。再后来他跟着大伴回了城。

　　农场有人在码头上遇见过张可凡。他拄着一根洋式的手杖，站在江堤的矮墙边抽烟，还是一头的长发，还是大鬓角，嘴里吐出一个接一个的烟圈，洋味儿十足。见到熟人，他很客气。如果是个男的，就拉到僻静地方，递上一张名片，说：

　　想要，就打上面的电话。

　　名片后面，有几行四言八句儿：

　　放下金绡帐，

　　银钩钓情郎。

　　摊上席梦思，

　　接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钱，

　　全凭腿一张。

　　搂着说最爱，

　　过后不认账。

　　人一走，

　　就冲凉，

　　下一对哥姐做鸳鸯。

　　二队一直没有回城的，除了省城孤儿院来的张社宝，就是谢宜修。某年有记者来采访，问她为什么嫁农民，她只回了一句：

　　因为我不如农民。

　　谢宜修跟着吴老六一直过得很享福，生了一堆儿女。她父亲被政府特赦释放后，吴老六把岳父岳母一块接来了江州，在屋场上山墙最高的那幢大屋里安享晚年。

　　农场改制后，江州的青壮许多去了经济发达的外省。谢宜修跟吴老六商量，把抛荒的地都租下来，六兄弟贷款集资，盘下倒闭的轧花厂，一年后又办起纱厂，注册了江州棉业公司。

　　这些都是后话，不赘。只简单交代一下两个人物的下落：一，朱瘌痢做了公司保安的头；二，去找过张可凡来公司的小剧团，张可凡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一脸恐怖：回江州？

　　吴家人财两旺，州上人说：还真莫不信，那是得力他们家的山墙高。

　　蜜 桃

　　甘卫华脸白得像石灰抹的，精瘦、窄长、薄嘴唇，为人尖刻，一张刀子嘴，从来不说人好话，说话一定伤人。跟她一批下放的男男女女，除了剃头佬潘伢儿，没有一个愿意接近她，她也一个都不放过：女的胸大的是没脑，屁股高的是“三翘”，眉眼活的一定做过婊子；男的不是太干瘪，就是太奶油，要不就是潘伢儿那样的长不大的憨包。潘伢儿有次歇坡在地里追蝴蝶，她说你跑给哪个看？这里哪个会看你？

　　在大家的印象里，全农场甘卫华只说过一个人的好话，就是李部长。人前人后，她都一点不隐藏对李部长的仰慕：那才是十足的男人。

　　场里还有劳改队的时候，李部长是管教。后来劳改队撤销，劳改犯留场就业，李部长转为新成立的场武装部的干部，再后来，当了部长。他个头不高，粗壮敦实，头和身子几乎是一小一大两个正立方体，打破这种方正的是胸前斜挎的驳壳枪背带，好比是从场部隔三岔五放的电影上走下来的游击队长。

　　李部长总是一身灰制服，很容易跟群众打成一片。从场部出来，下队工作，要经过二队。他人很和气，只要见到地头有人，就会停下来跟大家聊几句。甘卫华每次都挤到他身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不管他说什么都鸡啄米样地点头。听说场部的干部都要分到各个分场蹲点，她伸手攀住李部长的驳壳枪背带，嗲声说：李部长应该来我们二队蹲点。李部长退后一步，摆脱她攀住驳壳枪背带的手，说：是是，我一定来。

　　说话算数，我等你哟。

　　本应是“我们等你哟”，甘卫华省去了“们”。全不顾周围人的白眼。潘伢儿忍不住咕哝：憨包！

　　潘伢儿不怕得罪场部干部。这帮下放的人里，他出身最好：祖父那一代逃荒进城，传到他这一代，一直是做剃头手艺。他小学没有上完就出来跟老子学徒，几年后满师，在理发店做得好好的，看见甘卫华下农场，也跟着跑来了。也真是一物降一物，别人眼里甘卫华一无是处，潘伢儿就是服了她，像是上辈子欠了她，这辈子来给她做牛马。他们从小在一个巷子里长大，念书的时候，上学放学总是一路。长大了，稍通些人事，来往疏了。但潘伢儿一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就心不在焉，隔着理发店的玻璃盯着外面，等着甘卫华的出现，一天没看见，心里就不是味儿。

　　一见潘伢儿走神，同在店里做的老子就骂：你莫做梦了，她那么泼辣，丫鬟的命小姐的心，你吃得住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甘卫华根本就不把潘伢儿当回事，从来就不正眼看他。他长得一张娃娃脸，一个剃头佬，头发却遮住了半边脸。因为口臭，嘴里总含着薄荷糖，其实更难闻了。到了农场，一有空他还要给人剃头赚外快，这习惯也就保留着。他有事没事老往甘卫华身边凑，甘卫华闻着就想吐。

　　甘卫华老子是二贩子，每天天亮前去郊区收菜，天亮在城里摆摊，跟工商税务的人捉迷藏。她自己从小特别要强，个子小，喉咙却大，动不动跟人吵架，嘴巴连珠炮一样响个不停。对方如果横不下心一巴掌拍死她，就只能是溜之大吉。老子在打击投机倒把运动中丢下一大家人突然没有了音信，老娘一个人扛不住，甘卫华只好退学，去一个民办小学代课，帮在国营菜场扫菜帮子的老娘养家。代课不到一个学期，校长知道了她老子的事，责怪介绍人之前没有讲清楚：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不起，这种人我们不好用的。

　　街上的高音喇叭天天在播北方的一个城里女学生的光辉事迹：她不上高中，主动要求参加社会主义农业第一线建设，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成了时代的楷模、青年的表率。这边居委会也在上门登记各家没有上学也没有就业的闲散人口，动员“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甘卫华特地跑到街道办事处，找到一把手，强烈要求下放，情绪激动得像是有人在威胁阻拦她：头可断，血可流，不达目的誓不休！

　　街办主任笑起来：好好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不过就是下乡劳动安家，不需要断头流血。

　　从街办出来，甘卫华扬眉吐气。之前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人跟在她后面叫“二贩子”。现在，她将要成为“时代的楷模，青年的表率”了，眉毛高了三尺。

　　母亲从菜场下工回来，抱住她大哭。她扶住母亲的肩膀说：

　　莫哭。这条巷子里，我回来时会活得比哪个都强！

　　没有等到“回来”，甘卫华第二天就“活得比哪个都强”了：

　　省城的大报小报都出现了她的名字；省城开欢送大会那天，因为许多人直到要动身了还是一百个不情愿，她的表现就尤其突出，省报记者专访了她，随后她的大幅照片还上了报纸。潘伢儿就是看了报纸，疯了样地跟着跑来江州的。

　　李部长真的来二队蹲点了。本来从场部到二队就一脚路，他完全可以住在场部自己的宿舍里，但他说既是蹲点，就应该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住到了队里。农场给下放人员建的宿舍很宽裕，临时调整了一下，给他腾出了一个单间。

　　除了场部有事，李部长每天都跟大家一起上工放工。吃过夜饭，大家就挤在他的房间里读报纸、学文件、谈理想。一张饭桌搁在中间，两边是单人床铺，以李部长为中心，其他人围着桌子，床上坐不下就站着。每次甘卫华都早早地在别人前面进去，大喊大叫着靠拢组织，紧挨李部长坐下。

　　李部长说：对对，靠拢靠拢。

　　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桌子周围都在暗影里。李部长把报纸凑到灯下，甘卫华则把头凑到李部长头边，越凑越近。暗中有人嘀咕：是要耳鬓厮磨啊？

　　专心读报的李部长不熟悉省城的话，把“厮磨”听成了“什么”，问：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由此成了甘卫华的外号。

　　来农场之后，甘卫华一直等着在省城欢送会上说过要追踪采访的记者。她家、她自己一直被人看不起，下农场让她成了新闻人物。这样的感觉让她上瘾。老子靠不上了，再找一个可以靠得上的人就是。现在她认准了李部长。都说他很快就要当场长了，就是不当场长，凭那把驳壳枪，他也是场里最有权的人之一。靠上他，她也就有了分量。

　　甘卫华的心思再明白不过，她因此很孤立，下放的个个觉得她贱。男的骂女的就是：“你是什么什么啊？”女的回骂就是：“你娘才是什么什么！”

　　对这些，甘卫华嗤之以鼻：这帮人，哪个敢说自己不贱。表面上骂，心里其实嫉妒；表面上正经，心里其实想坏没本事坏。她长大了，犯不着像先前那样遇事就发泼。

　　白天，宿舍一般都不关门，李部长也一样，那把驳壳枪带在身上，房里也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甘卫华一有空就去给他洗衣浆衫。州上没有街上那样的自来水，都是去江里挑水。一担水从江里挽起，走过老长的江滩，再翻过大坝，挑到屋场，累死半条命。江水尽是泥沙，混浊得像黄浆，必须用明矾把水澄清了才能吃用。力气不够的人，洗衣服只能去坝外找有水的土塘。那些土塘是挖土筑坝留下的，下雨的积水，比江水清多了。甘卫华每次都要跑得老远，非找到她觉得最清的水不可。衣服洗净晒干了，又用茶缸子盛了开水当作熨斗，熨得平平整整。

　　李部长先前当管教的时候，这些琐事都是劳改犯抢着做的。后来转到场部做事，换下来的脏衣服臭袜子就堆成一堆，等星期天老婆从市里来看他时一次性清理。甘卫华代劳，他觉得再好不过，给老婆省了事，也省了埋怨。每次甘卫华送来干干净净散发着淡淡的肥皂味儿的衣服，他并不特别感谢，随便说一句“就搁那”了事。甘卫华把这种随便看作对她的接受，满心欢喜，越来越没有顾忌。

　　有一次读报的李部长读着读着“噌”一下忽然站起，脸上白一阵红一阵，侧脸看一眼甘卫华：

　　今天晚上就读到这里，大家回去休息吧。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又一齐看定李部长身边若无其事的甘卫华，想象刚刚在桌子底下发生的事。

　　第二天，李部长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把甘卫华喊到一边，很严肃地告诫她：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追求进步是好的，但要正正当当，不能动手动脚腐蚀干部，那是犯罪！

　　甘卫华说：

　　我不是腐蚀你，我是……我是喜欢你……爱你！

　　李部长沉下脸，下意识地扶了一下驳壳枪的背带：

　　这是什么话！

　　真心话。

　　胡闹！莫说我有家室，就是没有，我也有立场！

　　甘卫华还要说什么，李部长甩手走了。

　　在市剧团演戏的李部长太太带着他们的儿女在城里住，他在场里过单身日子，不会对一个黄花闺女——而且还是个省城学生——不动心，他说“腐蚀”，不过是装模作样，他到底还不摸她的底细。州上人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她不放手，一个大男人没有拒绝的道理。

　　甘卫华依旧信心十足。

　　半夜，忽然响起了军号。甘卫华头一个跑出了女生宿舍。

　　几天前李部长就在会上说过，全场民兵要进行夏季训练，为了检验每个人的警惕性，具体时间不会事先通知。这些天甘卫华夜里一直睡不踏实，一有响动就醒了。有一次听见喇叭声爬起来，跑到外面才听清是农机修理厂加班的汽车喇叭。

　　这次甘卫华没有搞错。一出门就看见许多人在坝头上跑，她赶紧跟上去。气氛很紧张，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咯噔”的脚步声。

　　麦场上，先到的人已经按照李部长的口令站成了排，后到的依次排后。全体面对李部长。

　　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李部长很威严地整了整驳壳枪的背带，喊了几声“立正”“看齐”之类，一手从身上摸出一张纸头，一手抓着手电筒照着那张纸头点名。

　　点到名字的被要求出列，在最前面站成一排。甘卫华不记得自己是第几个被点到名字的，听那些名字，她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要么是下放前有前科的街痞子，要么是她这种出身不好的。果然，李部长清了清喉咙，厉声说：

　　喊到名字的，统统有——立正——稍息——解散！

　　没有一丝风，四下里一片蛙声聒噪。三伏的夜晚，热得人像在蒸笼里。甘卫华却一阵阵发冷。军训是民兵的军训，她没有当民兵的资格！她忽然明白了李部长说的“我也有立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甘卫华迷迷糊糊地在床上躺了两天，身子一会儿像是塞进了大火熊熊的灶膛，一会儿像是掉进了寒气彻骨的冰窖。第三天头上清醒，全身透湿，像刚从水里捞起来。

　　同屋的人都去上工了。宿舍的一长排平屋寂静无声。甘卫华摇了摇头，脑子特别清楚。她想不起两天来有人问过她的死活，她要真就这么死了，说不定就像条狗一样被拉到州尾巴的江滩埋了。忽然她闻到有一种气味，一种她曾经很厌恶的气味，薄荷味！

　　揭开桌上的茶缸子，里面是半缸子薄荷糖。

　　就是说，潘伢儿来过。

　　眼泪“唰”地流下来。不是感动，是可怜自己：这么大个农场只有一个潘伢儿还在乎自己的死活。

　　她决不甘心。

　　星期天，李部长太太照例来农场。

　　甘卫华下了早工，吃过早饭，没有再下棉花地。从城里到农场的班船半上午到。她在宿舍门口等着，远远地看到坝头上出现李部长太太的身影，她轻飘飘地进了李部长的房间。

　　李部长太太看见老公床上短褂短裤、赤脚光腿的甘卫华，抱着一本书，看得得味不过，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正要退出，床上的甘卫华懒懒地把书从脸前移开，又鲤鱼打挺一样弹起：

　　哟，李姨来了。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

　　李部长太太赶紧道歉。

　　没有没有，这就是李部长的房间。

　　甘卫华慌慌张张地下床，一面支支吾吾：

　　今天天好，我想……想给他洗一下被褥。

　　那你洗吧。

　　李太太怔了一下，转身走了。

　　午饭前，甘卫华就给叫到场部。跟她谈话的是农场妇联冯主任：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老实说，跟李部长有没有关系？

　　有。他是干部，我是职工，干群关系。

　　有没有男女关系？

　　有。他是男的，我是女的。

　　你上过没上过他的床？

　　上过。我们夜夜挤在一张床上读报。今天上午我还上过。

　　你莫装糊涂。我是问你们两个有没有睡过觉？

　　睡过。不止我们两个，哪个没有睡过觉？

　　我说的不是睡觉，是……直接说吧，他有没有在你身上睡过？

　　那又怎样？有一次我从市里回来，在班船上看见赵场长也睡在你身上。

　　冯主任的脸一下煞白。有一次她跟赵场长从市里开会同船回来，赵场长的确是靠在她肩上睡着了。关于他们的风言风语，场里早传得沸沸扬扬。

　　你回吧。

　　冯主任一扬手。

　　甘卫华最后的回答，等于是承认了李部长跟她搞过。

　　传说中，因为晓得赵场长的生活作风问题，上面要把他调走，让李部长接替。现在好了，李部长也当不成场长了。冯主任心下有点为赵场长幸灾乐祸。

　　正在训练民兵的李部长被场办的蒋忠诚突然喊回场部，很是莫名其妙，一路上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当过兵的蒋忠诚始终不吭声。到了场部，场党委的桂书记已经在走廊上等他：

　　回头你去下面卷铺盖回来吧。

　　为什么？

　　你这个点蹲得也太深入了。

　　什么意思啊？

　　去问你老婆，她在你屋里。

　　无论李部长怎样赌咒发誓，李太太都不肯相信。男人借口蹲点，跟一帮城里下放的男男女女打得火热，她上几次来就有感觉，今天她的亲眼所见差不多就是捉奸在床了。

　　场里许多人，尤其是二队的人，都觉得李部长很冤枉。李部长做人方方正正，做事一板一眼，从不邪头鬼脑，特别是没有一点架子。反过来，甘卫华看上去就是个白骨精，李部长吃了她的亏，很不值当。背后都对她指指戳戳。

　　甘卫华那段时间很诡秘，有事没事就搭场渔业队的便船往对面的县城跑，头天去，二天回，从不跟队长请假，队长也懒得问。每次她回来，潘伢儿都在江边等她，问她，她理也不理。不久大家就看出，她肚子大了。

　　原来，甘卫华这一趟一趟是去做检查。

　　潘伢儿实在忍不住，揪住她：

　　说，是哪个的？

　　你管得着吗？关你什么事？

　　甘卫华看也不看他。

　　是不是姓李的那狗日的？

　　潘伢儿绝望地大喊，“”哭起来。

　　甘卫华甩开他的手。第二天气昂昂地找到队长吴毛俚：

　　这回我跟你请个假，我今天回省城，把小杂种打掉，怕是要住些日子。

　　甘卫华这一走，把李部长往死里最后推了一把。

　　李部长不但没有当上场长，场武装部长也给免了。李太太本来就忍受不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又不肯来农场，既然他早已有了外遇，趁这机会正好跟李部长离了婚。

　　约莫年把以后，李部长的冤情水落石出：

　　从农场去对面的县城，可以搭场渔业队的便船，从县城的码头又可以搭去市里的便车。一个流氓团伙长年霸在码头上，专门用上便车诱骗州上舍不得花钱坐班船的城里下放女孩。他们很看不起这些女孩，审问时交代说把她们搞到手比抓只鸡还便宜，最多一碗肉丝面就够了。最便宜的一个只用了一只蜜桃。

　　她叫什么名字？

　　办案的很好奇。

　　好像……好像叫甘……对了，甘卫华。

　　但是对李部长来说，一切都晚了：

　　办完离婚手续没有几天，李部长病倒了。他后来的日子几乎就是在县、市、省里的医院进进出出，把两个正立方体熬成了两个三角立方体，直到不治。

　　潘伢儿耐心等了几年，总算遂了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把甘卫华娶到了手。因为多一门手艺，婚后的日子比一同下放的人滋润。高兴的时候，潘伢儿问甘卫华：想大肚子，何必跑去江对岸，我不是现成的吗？甘卫华说：让你上了，还有人会疑心李部长吗？

　　没想到下放的人还有回城的一天，潘伢儿两口子回到了他们从小长大的巷子。

　　早年国营的理发店已经解散，潘伢儿老子自己单干，潘伢儿回来，父子两个把老屋改成了剃头铺，名叫“天鹅发屋”，表明他老子当初骂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梦想成真。

　　甘卫华老子在外面做了十几年盲流，回来光明正大地开了个肉菜小店。甘卫华不用另外去找事做，就在店里做账。

　　说起早年下放的故事，甘卫华感叹：没想到李部长那么一个大男人会那么不经事，还不如我们家这个到死也长不大的潘伢儿。

　　我恋爱了

　　李部长出事以后，黄场长从南边公社调来场里当副场长，分管政工。听说二队那么复杂，决定亲自下去抓一抓。

　　黄场长有点像老猴子。人瘦成一把筋，背驼着，脸极力仰着，颧骨很突出。走路步子不大，但总是精神抖擞，不时很响亮地喀一下喉咙。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老婆一直留在山里种田，给他养着老人和一大堆儿女。他有肺结核，长年咳咳喀喀，这回调来农场，才把上完初中的女儿黄梅子带到场里来做农工，就安排在场部边上的二队。父女两个好有个照应。

　　在队上转了两天，观察了两天，也思考了两天，接受李部长的教训，黄场长决定，跟这帮下放人员不能馊亲热，要来硬的、狠的。头一次全队大会上，他特地严肃指出：城里下放的同志，现在已经不是客人了，场里不会一直客气下去，表扬也好，批评也好，都要跟老职工一样对待，一视同仁。接着宣布了几条：

　　头一条，刷墙。把屋场上所有眼睛能看到的墙面，都画上宣传画，写上大标语。

　　二一条，夜校要夜夜上课，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一条，公开场合，衣服该遮住的地方必须遮住。

　　四一条，男女之间不可以随便摸摸捏捏。

　　在下放人员里，条子是最扎眼的一个：人老长，像根坝头上挂高音喇叭的电线杆子，头发女人样的直拖到肩上，风一吹，旗样的在头上飘扬。上身褂子长到膝盖，满是五颜六色的油彩，大长腿上的大裤脚在地上扫得稀烂。那么长个人，走路还总昂着头，从不看人，除了跟省城来的“鸡屎分子”韩昕有几句话说，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傲气十足。老职工说起他就说那个“拗粪兜子”。

　　条子老子是小学美术老师，想做大画家没做成，把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条子从小跟老子学画，到初中已经有了一点小名气。画人像，画一个像一个。毕业那个学期，特崇拜他的一个女同学把他邀到家里，让他给自己画人体。刚脱光，还没有摆好姿势，门窗就被人敲得山响。居委会几个老巴嫂早盯上了他们两个，领着派出所的警察把他们抓了个现行。

　　离毕业没有几天，条子被学校开除了，成了社会闲散人员，每天背着画夹子去公园写生，画人像赚钱。画了两年，不让画了，居委会天天上门动员下乡。下乡之前，老子反复交代：种田可以，千万莫荒废了艺术。

　　条子会画画，刷墙的任务就落到他身上。他不搭理人，做事倒是认真。每天天不亮，上工的钟一响，他就跟着大家起床，别人下地，他去屋场，爬上架子，画到别人收工，他跟着下来去食堂吃饭。有时候画得兴起，干脆把饭省了，在架子上一站一天。

　　黄场长时不时来看一眼，每次都很满意。条子画的有年年看得到的“麦地金波”“棉海银花”，也有科学幻想的“飞播杀虫”“机器除草”……正是他心里想的口里说不出的。但是这种满意从不流露，他觉得对条子这样的“拗粪兜子”，决不能轻易表扬。他把二队这些下放人员的档案都仔细翻过一遍，条子家里不是依靠对象，本人又犯过大错，成分应属不高不低，对他的态度也就宜不冷不热。

　　你能不能改一改？

　　条子从架子上下来，黄场长说。

　　哪里要改？

　　条子眼睛看着刚画的墙面。

　　我说的不是画，是你。

　　我？

　　条子回头俯瞰黄场长。

　　头发，能不能叫潘伢儿剪短些？褂子，能不能换件干净合适的？特别是裤子，扫把一样。你这个样子把老职工的年轻人都带坏了，钟国宝不就是学你的嘛！

　　条子看着黄场长的秃顶，嘴角一撇。

　　怎么，不同意？

　　黄场长仰面对着条子，用力喀了一下喉咙。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这是我自己的事。

　　条子说。

　　黄场长噎了一口，忍住了：画画的只有条子一个。

　　夜校是在屋场边一块空地上临时搭起的草棚，搭得很大，全队开会也可以用，但老职工大多喊不动，黄场长也就不强求，毕竟这帮下放人员才是工作的重点。每天收了工，不管多晚，吃过夜饭，黄场长就紧盯着，把宿舍的人一个个请进草棚。二十几个下放人员，加上钟国宝几个喜欢跟下放人员搭壳的老职工后生，男女各坐一边，草棚里显得空空荡荡。

　　黄场长规定的课程跟先前的李部长没有大出入：读书、读报、读文件，只不过最后他的讲话每次都很长，但是不空洞，什么人、什么事，一个个、一件件，具体、精确：

　　哪间宿舍我就不明说了，过了半夜，女同志房里还有男同志的叽叽咕咕。声音我是听得出的，就不在这里明说了，你们自己心里晓得就行，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不过，下回我就不客气了！

　　还有，坝外的柳树林是防浪林，用来在汛期缓冲江水保护堤坝的，不是让人在里面浪荡胡搞的。我夜夜都会去巡查，有人给我撞见了，有人没有撞见。撞见了的以后不要再犯，没有撞见的不要得意，走多了夜路总要碰到鬼的——当然，我不是鬼，我是为你们好。

　　桌上的煤油灯忽忽闪闪，从下往上照着从来不笑的黄场长。他不时很响亮地喀一下喉咙，仰着枯黄的脸，突出的颧骨挡住了眼睛，样子很阴森。

　　想象着一只老猴子每天半夜蹑手蹑脚地贴到宿舍的窗户脚下，或是像个影子一样在坝外的树林子里飘来飘去，所有人都觉得背脊上有一条冰冷的蛇在爬，汗毛直竖。坐在最后一排的人老是扭头看身后，总觉得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无声无息地爬到背上来。草棚的门关不严，不时被夜风吹得叽嘎作响，一响人就吓得往起一跳。

　　今天，我要讲一讲鸡矢同志的四言八句儿。

　　黄场长用力清了一阵喉咙。

　　鸡矢是韩昕的外号。他性格很孤僻，从来不跟各级干部搭壳，两只鬼灵精怪的贼眼总是瞪得老大，连李部长、黄场长这样的人都看得心里冒寒气。凡是有头有脸的事他都沾不上边。他也就拐子拜年就地一歪，正好没人打搅，一有空隙就翻书，一面竟异想天开地写起诗来。在棉花地里边锄草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爬格子……结果制造了一堆文字垃圾。因为老是写写画画，落了个“鸡屎（知识）分子”雅号，众人觉得“分子”多余，直接就叫“鸡屎”，他顺手拿它作了笔名。稿子寄到杂志社，有个编辑实在看不得，给他回了一封信：先不讲别的，光这个名字就一股臭味，哪怕改成个“鸡矢”也好些。他就改成了“鸡矢”。

　　黄场长说的鸡矢的“四言八句儿”，是他新写的诗，预备给条子抄到墙报上去的，先送了黄场长审阅。题为“我恋爱了”：

　　我恋爱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你的笑容

　　在熔岩一样的温度里

　　理想被烈火点燃

　　在我们中间，隔着时间和空间

　　让我们创造丰收的激情无法相遇

　　这有什么

　　我要爬上空间的山峰去进入你

　　我要涉过时间的水波去进入你

　　我要在你滚烫的怀里徜徉

　　让你把我最后的一滴血吸干

　　你，灼灼其华，蜂歌蝶舞

　　你，敞开胸怀，身披残冬

　　喷薄最灿烂的光芒

　　惊艳半壁江山

　　我骑上春梦的快马

　　让所有的惊艳兜着春风

　　让一寸寸沃土永远失去荒草

　　饱蘸春色，写意碧空

　　柔软如初启的星光散开

　　挺直了坚挺的画笔

　　向绿色的棉林无限进入

　　直抵垄沟的尽头

　　在那里纵情歌舞

　　在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

　　当金属与泥土交接

　　从土地到土地，从心到心

　　一种生命的狂欢

　　完成了挥霍

　　“请你给大家讲讲，你写的是什么。反正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怎么也读不明白。你那个‘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们的自由莫非是假的？‘生命的狂欢’？还‘挥霍’？那不就是无法无天吗？横竖我听起来怪怪的，像是说胡搞的事。”

　　黄场长把那几张纸头拿在手上，甩得哗哗响。

　　这是韩昕自认为下乡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写的是每天出工下地的感受：“恋爱”是爱农场，“摸索”是因为天黑，“笑容”“胸怀”都是说棉花地，“山峰”和“水波”是路上的坡坎和沟渠，“画笔”是锄子，“狂欢”是劳动，“挥霍”是形容奉献。但黄场长的神态和口气，明显不是要听他解释。他瞪着两只鬼灵精怪的贼眼，等着黄场长的下文。

　　果然，黄场长喀了一下，接着说：

　　你们下放是来改造思想的，要好好向州上的劳动人民学习。他们世世代代创造了无数的好文化，比方“五句头”山歌，是个人一听就懂，为什么不学？拿这些“鸡屎分子”的东西来吓哪个？

　　煤油灯把黄场长的影子投射到背后的墙上和草棚顶上，黑压压地晃动。

　　韩昕觉得那晃动有些滑稽。他不想辩白，很平静地说：

　　我重写。

　　农场的老职工，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歌子或戏文。韩昕听着还真是喜欢，留心收集记录了不少。那些歌子或戏文，八九不离十，大多跟男女有关，而且大多质朴直白，一点不遮遮掩掩，拐弯抹角。黄场长说话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一首“五句头”《车水》：

　　新打脚车四步头，

　　架在大姐奶上头。

　　日里车干姐的水，

　　夜里车干姐的油。

　　车得大姐乐悠悠。

　　韩昕一眨眼就念出来：

　　新打脚车四步头，

　　架在农场渠上头。

　　日里车干长江水，

　　夜里旱地水如油。

　　车得棉林乐悠悠。

　　“你看看，劳动人民的水平多高，你那个‘恋爱’根本没法比，对不对？你虽说多认得几个字也不能不承认，对不对？”

　　黄场长大声说。

　　韩昕真诚地说：

　　我承认。

　　四下里响起窃窃的笑声。听过这歌子的并不止韩昕一个。钟国宝一来宿舍，他们就围着他，让他唱这类荤歌子。但能一眨眼就改得又时兴又像那么回事的，只有韩昕一个。条子在后面捅了捅韩昕，用伸出的一只大拇哥。

　　大家说，对不对？

　　黄场长提高声音问。

　　对！

　　底下齐齐发喊。

　　不消说，这是对他工作能力强、水平高的最明白不过的反应。黄场长很欣慰地喀了一下喉咙。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黄场长的工作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帮下放人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站有站样，坐有坐相，一个个乖溜了，至少当面看不到七颠八倒、伤风败俗的行为。在棉花地，只要场部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一响，他们就齐声跟着高唱，唱得热火朝天，豪情澎湃。

　　到底年青，又是城里人，脑筋转得快，晓得好歹，说变就变了。

　　有关这段工作的总结被一个省报记者拿到省报报道出来，被省里一位管农垦的领导看到，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由市、县派的领导陪同，下来调查。二队屋场满墙的标语宣传画、下放人员宿舍里跟兵营一样的整洁，给了他们极为深刻的印象。最火爆的是座谈会：调查组传达了省领导的关怀后，让大家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他们带回去汇报，一定尽量满足大家。

　　大家正默着，没想到甘卫华抢先站了起来。自从李部长因为她撤职丢官、家庭破裂，除了剃头佬潘伢儿像是捡回了被人抢走的宝贝，大家都离这个白骨精生怕不远。但她却表现得像是大家公推的代表：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因为我们恨不得一天能干完两天的活！

　　从省里来的调查组和市、县陪同领导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黄场长和场里其他领导虽然知根知底，也跟着鼓掌。毕竟，甘卫华为农场争了面子。

　　“希望一天有四十八个小时”后来成为一句青年豪言壮语的经典，在国家级的青年报刊上大字通栏登出，广为流传。农场一下在全省、全国的农垦系统出了名。

　　可惜，那句经典豪言壮语的发明权归了“江州农场一群朝气蓬勃的下放青年”，没有甘卫华什么事，她并没有因此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她很后悔，当初应该说“我没有别的要求”，而不该说“我们”。

　　看甘卫华那样不屈不挠，一而再再而三的白费苦心，不管别人说什么心里总是明明白白的韩昕好意奉劝：

　　何苦呢？

　　甘卫华从上到下白了韩昕一眼：

　　你算老几？

　　韩昕脸一热，立刻闭嘴。

　　黄场长本人在成绩面前很谨慎，提醒自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帮人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决不可疏忽大意。

　　条子始终保持着写生的习惯，画夹子不离身，只要坐下来就抓起画笔：堤坝、屋场、树林、菜地、野花、江上的帆船、路上的牛车、皱纹密布的脸、零乱稀疏的白发、骨节粗大的脚板、青筋暴露的手臂……见什么画什么。

　　正值农忙，三顿饭都送到地里，早上出了工，夜黑才回屋。下了棉花地，条子就只能把画夹子留在地头。黄场长有意无意翻开，眼睛一亮，画夹子里好多页画着黄梅子：

　　头部的各个侧面，以及眼睛、鼻子、嘴、耳朵、辫子各个局部，画得那么细致，那么用心，长长的睫毛、耳垂下面的发丝纤毫毕见，简直画活了。

　　难怪郑书记那么器重这个条子。他在县里分管文教，上次陪同从北京下来的调查组，临走的时候跟场里说想把条子调到县文化站去，县里办展览就差这样会画画的。当时场里主要领导没有马上答应，主要是黄场长犹豫，心下嘀咕：你要会画画的，我就不要会画画的吗？

　　黄梅子长得像市里百货商店卖的洋娃娃，真想不出猴样的黄场长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来。条子头一眼见到她就小声对韩昕说：这是西画少女的典型素材。最难得的是，她刚来二队的时候，大家都尽量不挨她的边，怕惹发了她的小姐脾气，搞不好得罪黄场长。过不久大家就看出，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伢，出工从来不偷懒，虽然不是太能干，但绝对卖力，从来不拿自己是场长女儿说事。平时不声不响，一旦开口，声音也是细细的、柔柔的、甜甜的，听得让人心软。跟这帮下放人员处得不近也不远，见男的都喊“哥”，见女的都喊“姐”。不论看见他们做什么，都会轻轻地一笑，笑得干净透明，没有一点杂念。她对哪个都不防范，纯得像早晨的露水，只得人疼，得人怜惜，不敢动歪心思，更不敢打坏主意。

　　黄场长自然很为女儿骄傲。黄梅子是他的脸面，他的光彩。黄梅子也是这帮下放人员的榜样，让他们晓得，什么样的女伢才是好女伢。

　　一遍又一遍欣赏条子画的女儿，想象着画画的场面，黄场长忽然发现了不对头：条子画女儿的距离，几乎可以听得到她的呼吸，闻得到她的发香，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场合，这个犯过流氓罪的家伙这么接近过自己的女儿？

　　心下一阵发紧，黄场长越想越怕，等不得收工，紧赶慢赶跑回屋场，冲进黄梅子的宿舍。

　　打死也想不到，黄梅子背地里会有那种样子。

　　黄梅子的枕头底下，露出一个纸角，明显是夜里看了，早起上工匆忙，来不及塞好。抽出那张纸，黄场长眼前一黑，跌在床上：

　　一捆收割的菜籽前面，仰面半躺着黄梅子，两只手抱着后脑壳，憨憨地笑着，下面——黄场长闭上眼睛，倒吸了口气——女儿长大后他再没有看过她一丝不挂的样子，两条交叉的大腿中间，那么深的黑色是存心要戳瞎他的眼睛。恨恨地把纸上的光屁股女儿反扣到桌上，却又看到了一首诗——那是要他的老命啊：

　　我恋爱了，

　　我在阳光下摸索你的笑容

　　在熔岩一样的温度里

　　欲望被烈火点燃

　　……

　　……

　　一个激灵醒来，天已黑了，屋场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了收工的喧闹。黄场长摇摇晃晃站起来，踩着棉花似的走出女儿的宿舍。

　　在一批从城里下放的人中，条子是头一个走出江州的。

　　场里终于决定放行，让他去了县文化站。

　　这狗日的真是有吃屎的八字，有女人缘，到哪里都走桃花运。

　　郑书记的千金郑晶晶在县文化站做展览讲解员，在郑书记眼里她差不多就是公主，不嫁则已，要嫁，起码嫁到省里。至于县城十里埠镇的镇上人，不要说挨不得撞不得，就是多看两眼，他也是要不高兴的。

　　条子跟郑晶晶开过玩笑，请她做模特。也就是开玩笑，哪里敢动真的。按她老子的标准，他起码要先做成省里的画家。

　　只要接到举行全省和全国画展通知，条子见天就在美工室一大堆颜料瓶、桶和夹着臭袜子的纸捆中间坐下，腌萝卜干就白开水，开始呕心沥血地构思。然后就一连几天关在垃圾箱样的屋里，眼睛斜斜地眯起，凝视着画布，拿画笔的手微微抖着，在空中画着看不见的线条，突然扑向画布。一边画，一边跺脚、挥手、翘起下巴、抿紧嘴唇，“唔唔”地哼。据说大画家都是这样哼的。

　　每经过这么一次，条子就像大病了一场，刀削似的越来越细，披头散发像个吊颈鬼。这样努力的结果，居然参加了一次全市画展。

　　不拼命的时候，条子随时随地画站里的人：劳碌快活的厨娘；一团和气的站长；总跟人过不去的老会计；俊朗严肃的文学组长；过街老鼠似的内控分子。有一次，偷偷画了趾高气扬的郑晶晶，没有想到给郑晶晶发现了，竟瞪着眼睛看得发呆。

　　郑晶晶后来成了条子的专职模特。一有空，两个人就关上美工室的门，躲在里面，一磨蹭就是老半天。站里个个都睁只眼闭只眼，只瞒过了郑书记两口子。等到他们发觉，生米已成了熟饭。

　　条子离开江州以后再没有回来过，一点不晓得二队后来发生的事。

　　黄梅子在条子走的第二天发现不见了“条子哥”，问队上人，队上人回答：问你老子。问老子，老子回答：你还有脸问？最后是鸡矢见她一下掉了魂，先前那么光鲜的一个女孩转眼黯然失色，实在不忍心，告诉她：条子调去县里画画了，等安顿好了，会回来看你的。

　　我去县里看他。

　　黄梅子洁白的小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印。

　　你要敢去，我打拐你的脚！

　　黄场长发恶。

　　那我去码头等他。

　　黄场长以为女儿撒娇，喀了一下喉咙，没有在意。

　　黄梅子不是撒娇。第二天起，每天在班船快到的时候她就站在码头。船到了，下船的人走完了，没有见到条子，口里就不停地喃：条子哥呢，条子哥为什么没有来……

　　黄场长头几天又是喝骂又是拉扯，忽然意识到女儿连他也不认得了。只有把她送回南边山里老屋。

　　农场先前的一把手赵场长因为作风问题调离，黄场长去掉副场长的“副”升为一把手。

　　场部干部感慨：黄场长为工作牺牲了女儿，太可敬了。2019-5《十月》·短篇小说︱陈世旭：江州往事

　　原创：陈世旭十月杂志昨天

　　陈世旭，男，汉族，1948年1月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世纪神话》《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等以及《风花雪月》《都市牧歌》《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陈世旭卷》等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多部。发表有关先秦诸子文论、中国小说史及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并有多篇被转载。其中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惊涛》获全国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马车》获全国1987年-1988年优秀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

　　江州往事

　　陈世旭

　　最高的山墙

　　谢宜修像一张活动的照片，永远是一个表情。一堆人里有她跟没有她一个样。她也尽可能跟人群保持距离。上工下工，要么前面，要么后面，她总是一个人，跟大伙隔着一段路。在地里做事，她手脚不是最快的，也不是最慢的；不跟人拼命，也不挨懒拖沓。收了工，城里人的宿舍，男男女女放了羊，闹成一团，吵翻了天，她不看、不听、不加入，也不躲开，倾着头，一心忙自己的。她好像总有忙不完的事：洗洗晒晒，缝缝补补，收收捡捡。

　　城里下放的女伢，一有机会就跟分场、总场的干部搭壳。像甘卫华那样胆大脸皮厚的，夜里一堆人围着一盏煤油灯听总场干部念文件，她紧挨干部坐着，直接就把手从桌子底下伸到干部胯裆里。

　　谢宜修每次都坐在一圈人外面的暗影中，不管那一堆人又哭又笑，拍手顿脚，她都没有动静。散会，她从不头一个站起，等大家都起身了，才跟在一堆人中间走出去。连跟个人收入有直接关系的评工分，也听不到她的声音。评上多少是多少，从来不吵。评先进、入团、参加民兵，就更没有她什么事，没有人找她，她也不找人。她身上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寒气，让人不好接近。她也不接近别人。大家只隐约听说，她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手下有过千军万马。她身上那股寒气，应该是从父亲那里带来的。

　　歇坡的时候，几个凑一堆共用一根竹烟筒轮流抽黄烟的老倌，偶然看到从面前走过的谢宜修，说：这女儿命苦，孤寡。

　　谢宜修没有听见，听见了也像没有听见。

　　好像是哪个事先写了剧本，三队也有一个这样的孤寡角色：张可凡，说是个男的，头发跟女的差不多长。荷包里永远搁把梳子，一有空就拿出来梳头，梳一把用巴掌拢一把，把个大披头搞得水亮，苍蝇站不住脚。两边的鬓角一直伸到腮帮子。脸刮得铁青。不管天怎么热，一身上下都包得丝风不透：衬衫领口和袖口决不解开；瘦裤腿把两条细脚杆子弄得像笔管；尖头皮鞋的鞋带绑得牢靠。

　　张可凡害怕任何人碰他的东西，包括漱口缸子、牙刷牙膏、香皂剃刀、脸巾脚布；他的床铺不许有一个褶皱，床沿铺着一块浴巾，坐脏了随时换洗。有人走近他的床，他就心惊肉跳，生怕那块浴巾被污染。

　　大家也就恰恰以此为乐：只要他走开一会儿，他那张床就被蹂躏得跟狗窠一样；一大块香皂没有几天就变成一小片；新买的牙膏转眼就不见，找了半天，原来在他床沿上的浴巾下面，已经被他自己坐扁了，牙膏都从针扎的孔里挤出；雪白的脸巾总是会闻到一股臭脚味儿；锃光瓦亮的漱口缸子盛满了骚哄哄的黄汤……他张口结舌，脸色惨白，半天说不出话。这正是那班作案的火板儿想要的结果，他们躲在一边死命压抑着声音，笑得直不起腰。万般无奈，他就只好掏干净身上的零花钱，一个个向大家敬烟，敬烟时还点头哈腰。岂不知，越敬越倒霉。大家把他的孝敬当作奖赏，为了得到更多奖赏，就要让他倒霉更多。

　　在三队，张可凡就是个笑话的代名词。老老少少都喊他“戳屎包”。

　　用压泵喷雾除虫，让他负责供水。他双手抓着扁担，哆哆嗦嗦，前冲后仰。一担水好不容易挑到地头，已经晃出了多半，落地的时候，后面一桶忽然滑出扁担头，扁担失去平衡，飞起老高，他自己也往前栽个嘴啃泥。

　　棉花地锄草，他的锄子只挖棉花，就是不挖草。队长朱瘌痢气得瘌痢头通红，大骂：你眼瞎了啊，指头粗的棉花秆你看不见？叫你锄草你锄棉花做什么？他被骂得双手发抖，小小心心地下锄，一挖，还是挖断了棉花秆。

　　朱瘌痢当胸一掌把他推了个趔趄：

　　你长这一头毛有什么用？还不如老子个××！

　　张可凡抬眼看了看队长的瘌痢头，赶紧低了头。

　　说你还上过大学？

　　上过。

　　那你说，你会什么？

　　我会多来米花所拉稀多。

　　张可凡嗫嚅。

　　一棉花地累得贼死的人顿时一阵轻松：

　　拉稀多！拉稀多！

　　拉稀？还多？

　　朱瘌痢很困惑：

　　那你就蹲下，拔草，想拉稀就拉稀。

　　给张可凡定的工分是四分半。最低的工分标准是五分。

　　鬼都看不起张可凡。一有空他就只好去江边吊嗓子。

　　江面很阔，对面一线山影，帆船像贴着水面飞的鱼鸟。张可凡“呃呃呃呃”的声音传得很远。江风刮过，听起来像喊冤、像号丧、像叫魂。

　　听着张可凡狗不像狗叫、猪不像猪哼的怪声，坝头上走过的人都会丢一句：

　　戳屎包。

　　要过年了，城里人回家探亲，一个个大包小包：决算分红的花生、芝麻、黄豆、棉花，不多，也不值钱，但到了城里，都是稀缺的宝贝。

　　谢宜修居然是一大担，压弯了扁担。

　　挑担的是吴老六！

　　吴老六是二队队长吴毛俚房下的侄子。娘老子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等着再生两个女儿——洲上的大圆满讲究“五男二女”。生到吴老六，还是个带把的，懒得起名字。

　　一家六个儿子，个个莽长莽大，赛似金刚。前面五个，都在外面成了家。老六是满崽，留在身边。

　　吴老六不到二十岁就是二队拿满分十分的劳力。他说话做事都麻利，一阵风，快刀斩乱麻。队上人上工一条龙，下工一窝蜂，他永远在头里。在地里，从来没有人见他坐过。歇坡，一帮人嘻嘻哈哈、大话闹天，他瞪着眼睛莫名其妙，看一阵，径自拿起锄头或是扁担又去做事。场部下来蹲点的黄场长搞定额包工试点，按件计工，正对了他的路。他有用不完的力气，技术又全面，没有他拿不下滩的事，一天赚两三个人的工分。他生下来好像就是来做事的，一天到黑，吃饭睡觉之外，除了做事还是做事，跟人没有争执。若是你惹毛了他，那就莫怪。

　　下半年，棉花收上来，各队把晒干的棉花装上牛车，送场里的轧花厂。吴老六赶着牛车，把摇摇晃晃的一大车棉花拉到接近轧花厂的坝头，被前面停着的一长串也是送花的牛车堵住了。他跳下车杠，跑到前面，看到下坝的斜坡口上，一辆满载的牛车，牛卸了轭，在斜坡上啃草。

　　哪个的车？

　　吴老六喊了好几声，蹲在坝头抽烟的一个人回过头：

　　我的。

　　是三队队长朱瘌痢。

　　车坏了？

　　我要抽根烟。

　　抽烟？堵许多车！

　　我只能在这里抽！你看看下面。

　　下面？

　　你瞎眼了？墙上的字。

　　坝下，轧花厂大车间的墙上顶天立地写着“严禁烟火”。

　　换作是别个，会对朱瘌痢说：那你也莫堵在路头上啊，少走一脚多走一脚哪里不好停车？

　　吴老六没有许多话：

　　你抽你的，我把你车赶到下面去。

　　说着就去牵牛，上轭头。

　　莫动！

　　朱瘌痢吼道。

　　你讲不讲理？

　　不讲理！怎样？

　　朱瘌痢把烟头摔下，伸脚用力一蹍。他在场里的威风，哪个也不能挑战。

　　有一年，各队壮劳力去江里起化肥，一帮人起哄打赌。朱瘌痢用嘴咬着两袋各一百公斤重的麻包，手倒背在身后，踏着没有起运的化肥，从船舱走上船头。船上别的人都停下来，憨了一样睁大眼睛张着嘴巴。反而是朱瘌痢本人显得轻松。

　　朱瘌痢光着上身。鼓鼓凸凸的肉块，随着身子的弯曲、扭动、伸展，起起伏伏。在晃眼的阳光下，亮部和暗部都极为鲜明。都说，把这个蛮子钉进棺材，他可以从里面把棺材撑开。

　　朱瘌痢走下船的跳板之后，并不沿着人们已经踏得十分坚实的那些坡度平缓的路径走，而是在那些错错落落的坍塌的江坎土块上笔直往上走，脚后跟响起一片碎土的滚落声。上了江坎，过了江滩，走到坝脚下，他也不像别人那样斜着走，仍是笔直上坡。

　　一直走上大堤。

　　站住，转过身。面对所有在坝下仰望着的人，然后，松开牙齿；然后，直起腰，露出雪白的几乎没有缝隙的牙齿。那牙齿，曾经有一次打赌咬断过八号铁丝。

　　先是静默。随后是一片欢呼：

　　“瘌痢！”

　　“瘌痢！”

　　“瘌痢！”

　　这次打赌，朱瘌痢赢了三十个拳头大的麦粑、两斤红烧肉、一斤烧酒，他一口气吞个精光，之后还喝下去整整一水瓢米汤。

　　那天吴老六也在，他从头到尾不看周围发生的事，天塌下来也跟他不相干。

　　把轭头卸下来！

　　朱瘌痢喊。

　　吴老六跳上车，一抖牛绳。

　　朱瘌痢冲过去，伸手一把扯下牛杠上的吴老六：

　　下来！

　　吴老六落地，“咚”的一响，稳稳站住。

　　朱瘌痢当胸一把猛推吴老六。

　　莫起手动脚。

　　吴老六纹丝不动。

　　朱瘌痢那一把像是推到了墙上，火了，又推一把。

　　这一次吴老六抓住了朱瘌痢的腕子：

　　真的假的？

　　朱瘌痢挣了一下没挣动，又伸出另一只手。

　　吴老六一并抓住：

　　莫作死。

　　朱瘌痢的脸由红变白，然后煞白，全身一软。

　　从后面堵着的一长串跑过来赶热闹的众人，眼睁睁看着朱瘌痢栽在吴老六手上，霎时憨了：

　　果然天下只有第七没有第一啊！

　　但是，这样的事，不过是一种意外，而谢宜修跟吴老六搭上了壳，就不只是意外，而是出奇。

　　吴老六把谢宜修一直送到班船上，把索子在扁担头锁紧，就下了船。船到县城码头，谢宜修照吴老六的叮嘱，坐着不动，等下船的人走差不多了，就见从码头上下来的一个跟吴老六一样的大块头走到船上，说，我是老五，来接你。

　　老五是司机，跑长途货运，直接把谢宜修送回省城的家。

　　若是一般的帮忙，没有这么周到的。

　　正月，农事空闲，要做屋的人家就在这时开工。

　　吴家城里的五兄弟都带着家眷回来了，他们各家早已做了屋，五幢屋在二队的屋场一字排开，一色的清水砖、黑棉瓦，齐齐的山墙比屋场所有的山墙都高。五幢屋的顶头，留了一大块屋墩给老六，做屋的料也是早就备好了，只等他订了亲就动工。

　　满载做屋，特别排场。

　　做屋、结亲、死，是江州人一生三件最大的事，皆不能敷衍。一家做屋，队上家家出人帮工，这是习俗。城里下放的人则自便，愿来就来，不愿来不强求。二队探亲回来的城里人都来了，一是顿顿有鸡鸭鱼肉，油水厚；二是吴老六做屋，是跟谢宜修订了亲。

　　事先一点口风也没有，平时又少有交道，见到在吴家忙忙碌碌的谢宜修，大家一时竟不晓得说什么好。

　　做屋有许多仪式：奠基、挖墙脚、立门方、上梁、盖瓦，都要喝彩。其中上梁是高潮：

　　各家帮工都到齐了，两个木匠把一根刨得鲜亮的中梁抬到了肩上，一人扛着中梁的一头，各自从两边的梯子往上爬。

　　领彩的老鼠嘴举起手，龇开一口白牙：

　　敲起锣来！

　　嘿依！

　　天上金鸡叫，地下凤凰啼，八仙云里过，正是上梁时啊！

　　嘿依！

　　此梁此梁，生在九龙山上，千人抬不起，万人也难扛，等到洪水涨，漂到码头上。贤东看中此木，买回做栋梁啊！

　　嘿依！

　　脚踏楼梯步步高，我为贤东摘仙桃。

　　嘿依！

　　两个木匠师傅每爬一级，老鼠嘴就喝一道彩，底下所有的人就跟着呼应一声。

　　呼应的人都依列站在两边，像合唱队。两排之间的半空，横着那条梁。领彩的老鼠嘴站在梁下，操纵着众多的嘴巴，抬头喊一声，低头听一声。

　　老鼠嘴每喝过一道彩，谢宜修就挽着一只竹篮给每个人分块麦粑或是发饼。她穿了一身当地老巴嫂腋下开襟的新棉袄，头上包了块手巾，举手动脚还是个城里人，一向板着的眉眼有了一些灵活。

　　敲起锣来。

　　嘿依！

　　手提贤东一只瓶，千两黄金巧打成。上打金狮来盖顶，下打莲花妤彩瓶。此瓶里面装琼浆，琼浆上梁祭神人。

　　老鼠嘴举起一只酒瓶咕嘟咕嘟地猛喝了一气，唱：

　　一家饮酒千家醉，一户开坛十里香。我今夸酒有四好：

　　嘿依！

　　一好婚姻喜事，二好置买田庄，三好迎宾待客，四好做屋上梁。

　　嘿依！

　　酒祭东，孔明借东风；酒祭西，七仙女做了凡人妻；酒祭南，好比芙蓉配牡丹；洒祭北，贤东好比刘玄德。

　　嘿依！

　　祭梁头，儿孙封侯；祭梁尾，荣华富贵；祭梁肚，开门发户。

　　嘿依！

　　自从今日喝彩后，大富大贵大吉祥！

　　嘿依！嘿依！嘿依！

　　……

　　仪式十分冗长，又单一繁复。队上的老职工倾着头，一心喝酒吃粑。城里来的人有些烦了。下放的人因为是吃白食，不好多嘴。先是吴老六一大帮侄子不肯安生，满屋子疯跑乱撞。嫂子们跟着坐不住了，嘀咕：不是要请戏班子的吗？

　　老六安排好了。

　　谢宜修说：

　　一会儿请大家欣赏。

　　除了吴老六，没有一个人想到谢宜修请来了张可凡。

　　张可凡出现在屋场上的时候，所有人倒吸了口气，满场鸦雀无声，好像是给惊吓住了：

　　一身笔挺的黑西装，雪白的领口扎着鲜红的领结，笔管样的裤管下尖头皮鞋闪闪发亮。长发蓬松，大鬓角把涂了油彩的脸衬得格外神气，怎么看也不像那个天天被大家捉弄、当下饭菜、寻开心、造锅巴孽的戳屎包。

　　喝吧，朋友们，美酒能使我们陶醉！

　　喝吧，朋友们，把一切烦恼都丢开！

　　张可凡扬起双臂，亮开嗓子：

　　尽情地喝个痛快，

　　把所有忧郁都忘怀！

　　干杯！干杯！为一时的异想天开干杯！

　　干杯！干杯！为瞬息即逝的幻想干杯！

　　干杯！干杯！为昙花一现的欢乐干杯。

　　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中间，张可凡的样子很古怪，很可笑。但没有人笑。他的光彩照人，他的作古认真，他的全力以赴，震住了大家。

　　老职工不晓得他唱的是什么，但是晓得一个人能发出农场喇叭里那样好听的声音不是容易事：难怪老是听他喊冤、号丧、叫魂。

　　城里人有几个晓得他唱的是歌剧《茶花女》，吴老六二哥两口子都在大学教音乐：唱得还真不错！他们低声赞叹。二嫂忍不住站起来，走到张可凡身边：

　　喝吧，朋友们，别虚度了我们的青春！

　　喝吧，朋友们，我们的生命由欢乐和爱情组成！

　　明天会怎样，谁都难预见。

　　无论多么美丽的花儿，

　　鲜艳的日子也过不了几天！

　　盼望，遐想，憧憬，都将是黄粱一梦……

　　干杯……玻璃杯的叮当声，绝不会吓走爱神！

　　二嫂绝对专业的对唱，让过了年继续下队蹲点的黄场长也拍起巴掌来。

　　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

　　是的，爱你的人是多么快乐。

　　……

　　谁会爱我呢？我根本不知道。

　　……

　　是我，我这是在劫难逃。

　　……

　　那顿饭，从来滴酒不沾的张可凡连喝了几碗。碗是乡下的土碗，酒是州上的土烧，刚喝没什么事，后劲厉害。那天回到宿舍，他一通翻肠刮肚的呕吐，只差没有把肠子呕出来。呕吐完之后，就是一通号啕大哭，不晓得的人以为他刚死了娘老子。

　　在酒桌上黄场长对张可凡交代：

　　回去跟你们朱队长讲，就讲我讲的，调你去场文工团，回头去场办开个介绍信，这两天就去报到。

　　黄场长说话的时候，不时扫一眼吴家城里来的五兄弟，很威严地清一下嗓子：

　　不过，你要剪一剪头发，刮一刮鬓角，莫像现在这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这下好了，戳……张哥一步登天！恭喜恭喜！

　　平时一口一个“戳屎包”地喊张可凡的那班人乱糟糟地端起酒碗，意外、眼红、真心真意，都有。

　　最惊喜的是谢宜修。

　　年前回去，才知道母亲已经住院两个多月了，大手术，自己硬熬着，不准上小学的儿子给姐姐写信。幸好护士马姨听说谢宜修也在江州，跟她儿子一个农场，格外照应。见到谢宜修就问知不知道她儿子张可凡？

　　知道。

　　谢宜修说。她还知道农场里谁都可以欺负张可凡，但她不能把这些告诉马姨。

　　他太懦善了，一个人会很吃亏的。

　　马姨说着眼泪就掉下来。

　　……

　　谢宜修不知该怎样安慰她。

　　从小他就只喜欢唱歌，千艰万难考进了艺校，又给人家开除了。

　　开除的原因是“调戏女同学”：进校第二年，学歌剧《茶花女》，有天晚上离开排练室，他看看走廊前后没人，忽然从怀里抽出一枝花，单膝跪下，拦在那个跟他演对手戏的女生面前，把人家吓得惊叫。那女孩儿特别求上进，刚写了入团申请书，觉得受了侮辱，直接去校长那里哭诉，伤心得像是被强奸了。

　　他其实单纯得像个婴儿，一点坏心也没有。你们同事，要是帮得上就拜托多帮帮他。

　　马姨瘦削白皙的手冰凉，小小心心地捧着谢宜修已经有些粗糙的手。好像谢宜修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谢宜修帮张可凡的忙，也就是做屋的那一次。张可凡正儿八经高唱一曲之后，大家不再喊他戳屎包了，连朱瘌痢都说：操，没想到我这里还卧虎藏龙。

　　但张可凡没有照黄场长的调动去场文工团，因为他打死也不肯“剪一剪头发，刮一刮鬓角”。朱瘌痢不再难为他，让他在食堂灶前烧火，菜地浇水。后来被当作“外国特务”打断脚骨子是别分场人做的事。再后来他跟着大伴回了城。

　　农场有人在码头上遇见过张可凡。他拄着一根洋式的手杖，站在江堤的矮墙边抽烟，还是一头的长发，还是大鬓角，嘴里吐出一个接一个的烟圈，洋味儿十足。见到熟人，他很客气。如果是个男的，就拉到僻静地方，递上一张名片，说：

　　想要，就打上面的电话。

　　名片后面，有几行四言八句儿：

　　放下金绡帐，

　　银钩钓情郎。

　　摊上席梦思，

　　接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钱，

　　全凭腿一张。

　　搂着说最爱，

　　过后不认账。

　　人一走，

　　就冲凉，

　　下一对哥姐做鸳鸯。

　　二队一直没有回城的，除了省城孤儿院来的张社宝，就是谢宜修。某年有记者来采访，问她为什么嫁农民，她只回了一句：

　　因为我不如农民。

　　谢宜修跟着吴老六一直过得很享福，生了一堆儿女。她父亲被政府特赦释放后，吴老六把岳父岳母一块接来了江州，在屋场上山墙最高的那幢大屋里安享晚年。

　　农场改制后，江州的青壮许多去了经济发达的外省。谢宜修跟吴老六商量，把抛荒的地都租下来，六兄弟贷款集资，盘下倒闭的轧花厂，一年后又办起纱厂，注册了江州棉业公司。

　　这些都是后话，不赘。只简单交代一下两个人物的下落：一，朱瘌痢做了公司保安的头；二，去找过张可凡来公司的小剧团，张可凡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一脸恐怖：回江州？

　　吴家人财两旺，州上人说：还真莫不信，那是得力他们家的山墙高。

　　蜜 桃

　　甘卫华脸白得像石灰抹的，精瘦、窄长、薄嘴唇，为人尖刻，一张刀子嘴，从来不说人好话，说话一定伤人。跟她一批下放的男男女女，除了剃头佬潘伢儿，没有一个愿意接近她，她也一个都不放过：女的胸大的是没脑，屁股高的是“三翘”，眉眼活的一定做过婊子；男的不是太干瘪，就是太奶油，要不就是潘伢儿那样的长不大的憨包。潘伢儿有次歇坡在地里追蝴蝶，她说你跑给哪个看？这里哪个会看你？

　　在大家的印象里，全农场甘卫华只说过一个人的好话，就是李部长。人前人后，她都一点不隐藏对李部长的仰慕：那才是十足的男人。

　　场里还有劳改队的时候，李部长是管教。后来劳改队撤销，劳改犯留场就业，李部长转为新成立的场武装部的干部，再后来，当了部长。他个头不高，粗壮敦实，头和身子几乎是一小一大两个正立方体，打破这种方正的是胸前斜挎的驳壳枪背带，好比是从场部隔三岔五放的电影上走下来的游击队长。

　　李部长总是一身灰制服，很容易跟群众打成一片。从场部出来，下队工作，要经过二队。他人很和气，只要见到地头有人，就会停下来跟大家聊几句。甘卫华每次都挤到他身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不管他说什么都鸡啄米样地点头。听说场部的干部都要分到各个分场蹲点，她伸手攀住李部长的驳壳枪背带，嗲声说：李部长应该来我们二队蹲点。李部长退后一步，摆脱她攀住驳壳枪背带的手，说：是是，我一定来。

　　说话算数，我等你哟。

　　本应是“我们等你哟”，甘卫华省去了“们”。全不顾周围人的白眼。潘伢儿忍不住咕哝：憨包！

　　潘伢儿不怕得罪场部干部。这帮下放的人里，他出身最好：祖父那一代逃荒进城，传到他这一代，一直是做剃头手艺。他小学没有上完就出来跟老子学徒，几年后满师，在理发店做得好好的，看见甘卫华下农场，也跟着跑来了。也真是一物降一物，别人眼里甘卫华一无是处，潘伢儿就是服了她，像是上辈子欠了她，这辈子来给她做牛马。他们从小在一个巷子里长大，念书的时候，上学放学总是一路。长大了，稍通些人事，来往疏了。但潘伢儿一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就心不在焉，隔着理发店的玻璃盯着外面，等着甘卫华的出现，一天没看见，心里就不是味儿。

　　一见潘伢儿走神，同在店里做的老子就骂：你莫做梦了，她那么泼辣，丫鬟的命小姐的心，你吃得住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甘卫华根本就不把潘伢儿当回事，从来就不正眼看他。他长得一张娃娃脸，一个剃头佬，头发却遮住了半边脸。因为口臭，嘴里总含着薄荷糖，其实更难闻了。到了农场，一有空他还要给人剃头赚外快，这习惯也就保留着。他有事没事老往甘卫华身边凑，甘卫华闻着就想吐。

　　甘卫华老子是二贩子，每天天亮前去郊区收菜，天亮在城里摆摊，跟工商税务的人捉迷藏。她自己从小特别要强，个子小，喉咙却大，动不动跟人吵架，嘴巴连珠炮一样响个不停。对方如果横不下心一巴掌拍死她，就只能是溜之大吉。老子在打击投机倒把运动中丢下一大家人突然没有了音信，老娘一个人扛不住，甘卫华只好退学，去一个民办小学代课，帮在国营菜场扫菜帮子的老娘养家。代课不到一个学期，校长知道了她老子的事，责怪介绍人之前没有讲清楚：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不起，这种人我们不好用的。

　　街上的高音喇叭天天在播北方的一个城里女学生的光辉事迹：她不上高中，主动要求参加社会主义农业第一线建设，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成了时代的楷模、青年的表率。这边居委会也在上门登记各家没有上学也没有就业的闲散人口，动员“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甘卫华特地跑到街道办事处，找到一把手，强烈要求下放，情绪激动得像是有人在威胁阻拦她：头可断，血可流，不达目的誓不休！

　　街办主任笑起来：好好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不过就是下乡劳动安家，不需要断头流血。

　　从街办出来，甘卫华扬眉吐气。之前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人跟在她后面叫“二贩子”。现在，她将要成为“时代的楷模，青年的表率”了，眉毛高了三尺。

　　母亲从菜场下工回来，抱住她大哭。她扶住母亲的肩膀说：

　　莫哭。这条巷子里，我回来时会活得比哪个都强！

　　没有等到“回来”，甘卫华第二天就“活得比哪个都强”了：

　　省城的大报小报都出现了她的名字；省城开欢送大会那天，因为许多人直到要动身了还是一百个不情愿，她的表现就尤其突出，省报记者专访了她，随后她的大幅照片还上了报纸。潘伢儿就是看了报纸，疯了样地跟着跑来江州的。

　　李部长真的来二队蹲点了。本来从场部到二队就一脚路，他完全可以住在场部自己的宿舍里，但他说既是蹲点，就应该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住到了队里。农场给下放人员建的宿舍很宽裕，临时调整了一下，给他腾出了一个单间。

　　除了场部有事，李部长每天都跟大家一起上工放工。吃过夜饭，大家就挤在他的房间里读报纸、学文件、谈理想。一张饭桌搁在中间，两边是单人床铺，以李部长为中心，其他人围着桌子，床上坐不下就站着。每次甘卫华都早早地在别人前面进去，大喊大叫着靠拢组织，紧挨李部长坐下。

　　李部长说：对对，靠拢靠拢。

　　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桌子周围都在暗影里。李部长把报纸凑到灯下，甘卫华则把头凑到李部长头边，越凑越近。暗中有人嘀咕：是要耳鬓厮磨啊？

　　专心读报的李部长不熟悉省城的话，把“厮磨”听成了“什么”，问：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由此成了甘卫华的外号。

　　来农场之后，甘卫华一直等着在省城欢送会上说过要追踪采访的记者。她家、她自己一直被人看不起，下农场让她成了新闻人物。这样的感觉让她上瘾。老子靠不上了，再找一个可以靠得上的人就是。现在她认准了李部长。都说他很快就要当场长了，就是不当场长，凭那把驳壳枪，他也是场里最有权的人之一。靠上他，她也就有了分量。

　　甘卫华的心思再明白不过，她因此很孤立，下放的个个觉得她贱。男的骂女的就是：“你是什么什么啊？”女的回骂就是：“你娘才是什么什么！”

　　对这些，甘卫华嗤之以鼻：这帮人，哪个敢说自己不贱。表面上骂，心里其实嫉妒；表面上正经，心里其实想坏没本事坏。她长大了，犯不着像先前那样遇事就发泼。

　　白天，宿舍一般都不关门，李部长也一样，那把驳壳枪带在身上，房里也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甘卫华一有空就去给他洗衣浆衫。州上没有街上那样的自来水，都是去江里挑水。一担水从江里挽起，走过老长的江滩，再翻过大坝，挑到屋场，累死半条命。江水尽是泥沙，混浊得像黄浆，必须用明矾把水澄清了才能吃用。力气不够的人，洗衣服只能去坝外找有水的土塘。那些土塘是挖土筑坝留下的，下雨的积水，比江水清多了。甘卫华每次都要跑得老远，非找到她觉得最清的水不可。衣服洗净晒干了，又用茶缸子盛了开水当作熨斗，熨得平平整整。

　　李部长先前当管教的时候，这些琐事都是劳改犯抢着做的。后来转到场部做事，换下来的脏衣服臭袜子就堆成一堆，等星期天老婆从市里来看他时一次性清理。甘卫华代劳，他觉得再好不过，给老婆省了事，也省了埋怨。每次甘卫华送来干干净净散发着淡淡的肥皂味儿的衣服，他并不特别感谢，随便说一句“就搁那”了事。甘卫华把这种随便看作对她的接受，满心欢喜，越来越没有顾忌。

　　有一次读报的李部长读着读着“噌”一下忽然站起，脸上白一阵红一阵，侧脸看一眼甘卫华：

　　今天晚上就读到这里，大家回去休息吧。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又一齐看定李部长身边若无其事的甘卫华，想象刚刚在桌子底下发生的事。

　　第二天，李部长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把甘卫华喊到一边，很严肃地告诫她：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追求进步是好的，但要正正当当，不能动手动脚腐蚀干部，那是犯罪！

　　甘卫华说：

　　我不是腐蚀你，我是……我是喜欢你……爱你！

　　李部长沉下脸，下意识地扶了一下驳壳枪的背带：

　　这是什么话！

　　真心话。

　　胡闹！莫说我有家室，就是没有，我也有立场！

　　甘卫华还要说什么，李部长甩手走了。

　　在市剧团演戏的李部长太太带着他们的儿女在城里住，他在场里过单身日子，不会对一个黄花闺女——而且还是个省城学生——不动心，他说“腐蚀”，不过是装模作样，他到底还不摸她的底细。州上人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她不放手，一个大男人没有拒绝的道理。

　　甘卫华依旧信心十足。

　　半夜，忽然响起了军号。甘卫华头一个跑出了女生宿舍。

　　几天前李部长就在会上说过，全场民兵要进行夏季训练，为了检验每个人的警惕性，具体时间不会事先通知。这些天甘卫华夜里一直睡不踏实，一有响动就醒了。有一次听见喇叭声爬起来，跑到外面才听清是农机修理厂加班的汽车喇叭。

　　这次甘卫华没有搞错。一出门就看见许多人在坝头上跑，她赶紧跟上去。气氛很紧张，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咯噔”的脚步声。

　　麦场上，先到的人已经按照李部长的口令站成了排，后到的依次排后。全体面对李部长。

　　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李部长很威严地整了整驳壳枪的背带，喊了几声“立正”“看齐”之类，一手从身上摸出一张纸头，一手抓着手电筒照着那张纸头点名。

　　点到名字的被要求出列，在最前面站成一排。甘卫华不记得自己是第几个被点到名字的，听那些名字，她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要么是下放前有前科的街痞子，要么是她这种出身不好的。果然，李部长清了清喉咙，厉声说：

　　喊到名字的，统统有——立正——稍息——解散！

　　没有一丝风，四下里一片蛙声聒噪。三伏的夜晚，热得人像在蒸笼里。甘卫华却一阵阵发冷。军训是民兵的军训，她没有当民兵的资格！她忽然明白了李部长说的“我也有立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甘卫华迷迷糊糊地在床上躺了两天，身子一会儿像是塞进了大火熊熊的灶膛，一会儿像是掉进了寒气彻骨的冰窖。第三天头上清醒，全身透湿，像刚从水里捞起来。

　　同屋的人都去上工了。宿舍的一长排平屋寂静无声。甘卫华摇了摇头，脑子特别清楚。她想不起两天来有人问过她的死活，她要真就这么死了，说不定就像条狗一样被拉到州尾巴的江滩埋了。忽然她闻到有一种气味，一种她曾经很厌恶的气味，薄荷味！

　　揭开桌上的茶缸子，里面是半缸子薄荷糖。

　　就是说，潘伢儿来过。

　　眼泪“唰”地流下来。不是感动，是可怜自己：这么大个农场只有一个潘伢儿还在乎自己的死活。

　　她决不甘心。

　　星期天，李部长太太照例来农场。

　　甘卫华下了早工，吃过早饭，没有再下棉花地。从城里到农场的班船半上午到。她在宿舍门口等着，远远地看到坝头上出现李部长太太的身影，她轻飘飘地进了李部长的房间。

　　李部长太太看见老公床上短褂短裤、赤脚光腿的甘卫华，抱着一本书，看得得味不过，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正要退出，床上的甘卫华懒懒地把书从脸前移开，又鲤鱼打挺一样弹起：

　　哟，李姨来了。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

　　李部长太太赶紧道歉。

　　没有没有，这就是李部长的房间。

　　甘卫华慌慌张张地下床，一面支支吾吾：

　　今天天好，我想……想给他洗一下被褥。

　　那你洗吧。

　　李太太怔了一下，转身走了。

　　午饭前，甘卫华就给叫到场部。跟她谈话的是农场妇联冯主任：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老实说，跟李部长有没有关系？

　　有。他是干部，我是职工，干群关系。

　　有没有男女关系？

　　有。他是男的，我是女的。

　　你上过没上过他的床？

　　上过。我们夜夜挤在一张床上读报。今天上午我还上过。

　　你莫装糊涂。我是问你们两个有没有睡过觉？

　　睡过。不止我们两个，哪个没有睡过觉？

　　我说的不是睡觉，是……直接说吧，他有没有在你身上睡过？

　　那又怎样？有一次我从市里回来，在班船上看见赵场长也睡在你身上。

　　冯主任的脸一下煞白。有一次她跟赵场长从市里开会同船回来，赵场长的确是靠在她肩上睡着了。关于他们的风言风语，场里早传得沸沸扬扬。

　　你回吧。

　　冯主任一扬手。

　　甘卫华最后的回答，等于是承认了李部长跟她搞过。

　　传说中，因为晓得赵场长的生活作风问题，上面要把他调走，让李部长接替。现在好了，李部长也当不成场长了。冯主任心下有点为赵场长幸灾乐祸。

　　正在训练民兵的李部长被场办的蒋忠诚突然喊回场部，很是莫名其妙，一路上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当过兵的蒋忠诚始终不吭声。到了场部，场党委的桂书记已经在走廊上等他：

　　回头你去下面卷铺盖回来吧。

　　为什么？

　　你这个点蹲得也太深入了。

　　什么意思啊？

　　去问你老婆，她在你屋里。

　　无论李部长怎样赌咒发誓，李太太都不肯相信。男人借口蹲点，跟一帮城里下放的男男女女打得火热，她上几次来就有感觉，今天她的亲眼所见差不多就是捉奸在床了。

　　场里许多人，尤其是二队的人，都觉得李部长很冤枉。李部长做人方方正正，做事一板一眼，从不邪头鬼脑，特别是没有一点架子。反过来，甘卫华看上去就是个白骨精，李部长吃了她的亏，很不值当。背后都对她指指戳戳。

　　甘卫华那段时间很诡秘，有事没事就搭场渔业队的便船往对面的县城跑，头天去，二天回，从不跟队长请假，队长也懒得问。每次她回来，潘伢儿都在江边等她，问她，她理也不理。不久大家就看出，她肚子大了。

　　原来，甘卫华这一趟一趟是去做检查。

　　潘伢儿实在忍不住，揪住她：

　　说，是哪个的？

　　你管得着吗？关你什么事？

　　甘卫华看也不看他。

　　是不是姓李的那狗日的？

　　潘伢儿绝望地大喊，“”哭起来。

　　甘卫华甩开他的手。第二天气昂昂地找到队长吴毛俚：

　　这回我跟你请个假，我今天回省城，把小杂种打掉，怕是要住些日子。

　　甘卫华这一走，把李部长往死里最后推了一把。

　　李部长不但没有当上场长，场武装部长也给免了。李太太本来就忍受不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又不肯来农场，既然他早已有了外遇，趁这机会正好跟李部长离了婚。

　　约莫年把以后，李部长的冤情水落石出：

　　从农场去对面的县城，可以搭场渔业队的便船，从县城的码头又可以搭去市里的便车。一个流氓团伙长年霸在码头上，专门用上便车诱骗州上舍不得花钱坐班船的城里下放女孩。他们很看不起这些女孩，审问时交代说把她们搞到手比抓只鸡还便宜，最多一碗肉丝面就够了。最便宜的一个只用了一只蜜桃。

　　她叫什么名字？

　　办案的很好奇。

　　好像……好像叫甘……对了，甘卫华。

　　但是对李部长来说，一切都晚了：

　　办完离婚手续没有几天，李部长病倒了。他后来的日子几乎就是在县、市、省里的医院进进出出，把两个正立方体熬成了两个三角立方体，直到不治。

　　潘伢儿耐心等了几年，总算遂了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把甘卫华娶到了手。因为多一门手艺，婚后的日子比一同下放的人滋润。高兴的时候，潘伢儿问甘卫华：想大肚子，何必跑去江对岸，我不是现成的吗？甘卫华说：让你上了，还有人会疑心李部长吗？

　　没想到下放的人还有回城的一天，潘伢儿两口子回到了他们从小长大的巷子。

　　早年国营的理发店已经解散，潘伢儿老子自己单干，潘伢儿回来，父子两个把老屋改成了剃头铺，名叫“天鹅发屋”，表明他老子当初骂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梦想成真。

　　甘卫华老子在外面做了十几年盲流，回来光明正大地开了个肉菜小店。甘卫华不用另外去找事做，就在店里做账。

　　说起早年下放的故事，甘卫华感叹：没想到李部长那么一个大男人会那么不经事，还不如我们家这个到死也长不大的潘伢儿。

　　我恋爱了

　　李部长出事以后，黄场长从南边公社调来场里当副场长，分管政工。听说二队那么复杂，决定亲自下去抓一抓。

　　黄场长有点像老猴子。人瘦成一把筋，背驼着，脸极力仰着，颧骨很突出。走路步子不大，但总是精神抖擞，不时很响亮地喀一下喉咙。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老婆一直留在山里种田，给他养着老人和一大堆儿女。他有肺结核，长年咳咳喀喀，这回调来农场，才把上完初中的女儿黄梅子带到场里来做农工，就安排在场部边上的二队。父女两个好有个照应。

　　在队上转了两天，观察了两天，也思考了两天，接受李部长的教训，黄场长决定，跟这帮下放人员不能馊亲热，要来硬的、狠的。头一次全队大会上，他特地严肃指出：城里下放的同志，现在已经不是客人了，场里不会一直客气下去，表扬也好，批评也好，都要跟老职工一样对待，一视同仁。接着宣布了几条：

　　头一条，刷墙。把屋场上所有眼睛能看到的墙面，都画上宣传画，写上大标语。

　　二一条，夜校要夜夜上课，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一条，公开场合，衣服该遮住的地方必须遮住。

　　四一条，男女之间不可以随便摸摸捏捏。

　　在下放人员里，条子是最扎眼的一个：人老长，像根坝头上挂高音喇叭的电线杆子，头发女人样的直拖到肩上，风一吹，旗样的在头上飘扬。上身褂子长到膝盖，满是五颜六色的油彩，大长腿上的大裤脚在地上扫得稀烂。那么长个人，走路还总昂着头，从不看人，除了跟省城来的“鸡屎分子”韩昕有几句话说，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傲气十足。老职工说起他就说那个“拗粪兜子”。

　　条子老子是小学美术老师，想做大画家没做成，把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条子从小跟老子学画，到初中已经有了一点小名气。画人像，画一个像一个。毕业那个学期，特崇拜他的一个女同学把他邀到家里，让他给自己画人体。刚脱光，还没有摆好姿势，门窗就被人敲得山响。居委会几个老巴嫂早盯上了他们两个，领着派出所的警察把他们抓了个现行。

　　离毕业没有几天，条子被学校开除了，成了社会闲散人员，每天背着画夹子去公园写生，画人像赚钱。画了两年，不让画了，居委会天天上门动员下乡。下乡之前，老子反复交代：种田可以，千万莫荒废了艺术。

　　条子会画画，刷墙的任务就落到他身上。他不搭理人，做事倒是认真。每天天不亮，上工的钟一响，他就跟着大家起床，别人下地，他去屋场，爬上架子，画到别人收工，他跟着下来去食堂吃饭。有时候画得兴起，干脆把饭省了，在架子上一站一天。

　　黄场长时不时来看一眼，每次都很满意。条子画的有年年看得到的“麦地金波”“棉海银花”，也有科学幻想的“飞播杀虫”“机器除草”……正是他心里想的口里说不出的。但是这种满意从不流露，他觉得对条子这样的“拗粪兜子”，决不能轻易表扬。他把二队这些下放人员的档案都仔细翻过一遍，条子家里不是依靠对象，本人又犯过大错，成分应属不高不低，对他的态度也就宜不冷不热。

　　你能不能改一改？

　　条子从架子上下来，黄场长说。

　　哪里要改？

　　条子眼睛看着刚画的墙面。

　　我说的不是画，是你。

　　我？

　　条子回头俯瞰黄场长。

　　头发，能不能叫潘伢儿剪短些？褂子，能不能换件干净合适的？特别是裤子，扫把一样。你这个样子把老职工的年轻人都带坏了，钟国宝不就是学你的嘛！

　　条子看着黄场长的秃顶，嘴角一撇。

　　怎么，不同意？

　　黄场长仰面对着条子，用力喀了一下喉咙。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这是我自己的事。

　　条子说。

　　黄场长噎了一口，忍住了：画画的只有条子一个。

　　夜校是在屋场边一块空地上临时搭起的草棚，搭得很大，全队开会也可以用，但老职工大多喊不动，黄场长也就不强求，毕竟这帮下放人员才是工作的重点。每天收了工，不管多晚，吃过夜饭，黄场长就紧盯着，把宿舍的人一个个请进草棚。二十几个下放人员，加上钟国宝几个喜欢跟下放人员搭壳的老职工后生，男女各坐一边，草棚里显得空空荡荡。

　　黄场长规定的课程跟先前的李部长没有大出入：读书、读报、读文件，只不过最后他的讲话每次都很长，但是不空洞，什么人、什么事，一个个、一件件，具体、精确：

　　哪间宿舍我就不明说了，过了半夜，女同志房里还有男同志的叽叽咕咕。声音我是听得出的，就不在这里明说了，你们自己心里晓得就行，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不过，下回我就不客气了！

　　还有，坝外的柳树林是防浪林，用来在汛期缓冲江水保护堤坝的，不是让人在里面浪荡胡搞的。我夜夜都会去巡查，有人给我撞见了，有人没有撞见。撞见了的以后不要再犯，没有撞见的不要得意，走多了夜路总要碰到鬼的——当然，我不是鬼，我是为你们好。

　　桌上的煤油灯忽忽闪闪，从下往上照着从来不笑的黄场长。他不时很响亮地喀一下喉咙，仰着枯黄的脸，突出的颧骨挡住了眼睛，样子很阴森。

　　想象着一只老猴子每天半夜蹑手蹑脚地贴到宿舍的窗户脚下，或是像个影子一样在坝外的树林子里飘来飘去，所有人都觉得背脊上有一条冰冷的蛇在爬，汗毛直竖。坐在最后一排的人老是扭头看身后，总觉得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无声无息地爬到背上来。草棚的门关不严，不时被夜风吹得叽嘎作响，一响人就吓得往起一跳。

　　今天，我要讲一讲鸡矢同志的四言八句儿。

　　黄场长用力清了一阵喉咙。

　　鸡矢是韩昕的外号。他性格很孤僻，从来不跟各级干部搭壳，两只鬼灵精怪的贼眼总是瞪得老大，连李部长、黄场长这样的人都看得心里冒寒气。凡是有头有脸的事他都沾不上边。他也就拐子拜年就地一歪，正好没人打搅，一有空隙就翻书，一面竟异想天开地写起诗来。在棉花地里边锄草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爬格子……结果制造了一堆文字垃圾。因为老是写写画画，落了个“鸡屎（知识）分子”雅号，众人觉得“分子”多余，直接就叫“鸡屎”，他顺手拿它作了笔名。稿子寄到杂志社，有个编辑实在看不得，给他回了一封信：先不讲别的，光这个名字就一股臭味，哪怕改成个“鸡矢”也好些。他就改成了“鸡矢”。

　　黄场长说的鸡矢的“四言八句儿”，是他新写的诗，预备给条子抄到墙报上去的，先送了黄场长审阅。题为“我恋爱了”：

　　我恋爱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你的笑容

　　在熔岩一样的温度里

　　理想被烈火点燃

　　在我们中间，隔着时间和空间

　　让我们创造丰收的激情无法相遇

　　这有什么

　　我要爬上空间的山峰去进入你

　　我要涉过时间的水波去进入你

　　我要在你滚烫的怀里徜徉

　　让你把我最后的一滴血吸干

　　你，灼灼其华，蜂歌蝶舞

　　你，敞开胸怀，身披残冬

　　喷薄最灿烂的光芒

　　惊艳半壁江山

　　我骑上春梦的快马

　　让所有的惊艳兜着春风

　　让一寸寸沃土永远失去荒草

　　饱蘸春色，写意碧空

　　柔软如初启的星光散开

　　挺直了坚挺的画笔

　　向绿色的棉林无限进入

　　直抵垄沟的尽头

　　在那里纵情歌舞

　　在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

　　当金属与泥土交接

　　从土地到土地，从心到心

　　一种生命的狂欢

　　完成了挥霍

　　“请你给大家讲讲，你写的是什么。反正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怎么也读不明白。你那个‘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们的自由莫非是假的？‘生命的狂欢’？还‘挥霍’？那不就是无法无天吗？横竖我听起来怪怪的，像是说胡搞的事。”

　　黄场长把那几张纸头拿在手上，甩得哗哗响。

　　这是韩昕自认为下乡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写的是每天出工下地的感受：“恋爱”是爱农场，“摸索”是因为天黑，“笑容”“胸怀”都是说棉花地，“山峰”和“水波”是路上的坡坎和沟渠，“画笔”是锄子，“狂欢”是劳动，“挥霍”是形容奉献。但黄场长的神态和口气，明显不是要听他解释。他瞪着两只鬼灵精怪的贼眼，等着黄场长的下文。

　　果然，黄场长喀了一下，接着说：

　　你们下放是来改造思想的，要好好向州上的劳动人民学习。他们世世代代创造了无数的好文化，比方“五句头”山歌，是个人一听就懂，为什么不学？拿这些“鸡屎分子”的东西来吓哪个？

　　煤油灯把黄场长的影子投射到背后的墙上和草棚顶上，黑压压地晃动。

　　韩昕觉得那晃动有些滑稽。他不想辩白，很平静地说：

　　我重写。

　　农场的老职工，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歌子或戏文。韩昕听着还真是喜欢，留心收集记录了不少。那些歌子或戏文，八九不离十，大多跟男女有关，而且大多质朴直白，一点不遮遮掩掩，拐弯抹角。黄场长说话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一首“五句头”《车水》：

　　新打脚车四步头，

　　架在大姐奶上头。

　　日里车干姐的水，

　　夜里车干姐的油。

　　车得大姐乐悠悠。

　　韩昕一眨眼就念出来：

　　新打脚车四步头，

　　架在农场渠上头。

　　日里车干长江水，

　　夜里旱地水如油。

　　车得棉林乐悠悠。

　　“你看看，劳动人民的水平多高，你那个‘恋爱’根本没法比，对不对？你虽说多认得几个字也不能不承认，对不对？”

　　黄场长大声说。

　　韩昕真诚地说：

　　我承认。

　　四下里响起窃窃的笑声。听过这歌子的并不止韩昕一个。钟国宝一来宿舍，他们就围着他，让他唱这类荤歌子。但能一眨眼就改得又时兴又像那么回事的，只有韩昕一个。条子在后面捅了捅韩昕，用伸出的一只大拇哥。

　　大家说，对不对？

　　黄场长提高声音问。

　　对！

　　底下齐齐发喊。

　　不消说，这是对他工作能力强、水平高的最明白不过的反应。黄场长很欣慰地喀了一下喉咙。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黄场长的工作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帮下放人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站有站样，坐有坐相，一个个乖溜了，至少当面看不到七颠八倒、伤风败俗的行为。在棉花地，只要场部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一响，他们就齐声跟着高唱，唱得热火朝天，豪情澎湃。

　　到底年青，又是城里人，脑筋转得快，晓得好歹，说变就变了。

　　有关这段工作的总结被一个省报记者拿到省报报道出来，被省里一位管农垦的领导看到，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由市、县派的领导陪同，下来调查。二队屋场满墙的标语宣传画、下放人员宿舍里跟兵营一样的整洁，给了他们极为深刻的印象。最火爆的是座谈会：调查组传达了省领导的关怀后，让大家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他们带回去汇报，一定尽量满足大家。

　　大家正默着，没想到甘卫华抢先站了起来。自从李部长因为她撤职丢官、家庭破裂，除了剃头佬潘伢儿像是捡回了被人抢走的宝贝，大家都离这个白骨精生怕不远。但她却表现得像是大家公推的代表：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因为我们恨不得一天能干完两天的活！

　　从省里来的调查组和市、县陪同领导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黄场长和场里其他领导虽然知根知底，也跟着鼓掌。毕竟，甘卫华为农场争了面子。

　　“希望一天有四十八个小时”后来成为一句青年豪言壮语的经典，在国家级的青年报刊上大字通栏登出，广为流传。农场一下在全省、全国的农垦系统出了名。

　　可惜，那句经典豪言壮语的发明权归了“江州农场一群朝气蓬勃的下放青年”，没有甘卫华什么事，她并没有因此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她很后悔，当初应该说“我没有别的要求”，而不该说“我们”。

　　看甘卫华那样不屈不挠，一而再再而三的白费苦心，不管别人说什么心里总是明明白白的韩昕好意奉劝：

　　何苦呢？

　　甘卫华从上到下白了韩昕一眼：

　　你算老几？

　　韩昕脸一热，立刻闭嘴。

　　黄场长本人在成绩面前很谨慎，提醒自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帮人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决不可疏忽大意。

　　条子始终保持着写生的习惯，画夹子不离身，只要坐下来就抓起画笔：堤坝、屋场、树林、菜地、野花、江上的帆船、路上的牛车、皱纹密布的脸、零乱稀疏的白发、骨节粗大的脚板、青筋暴露的手臂……见什么画什么。

　　正值农忙，三顿饭都送到地里，早上出了工，夜黑才回屋。下了棉花地，条子就只能把画夹子留在地头。黄场长有意无意翻开，眼睛一亮，画夹子里好多页画着黄梅子：

　　头部的各个侧面，以及眼睛、鼻子、嘴、耳朵、辫子各个局部，画得那么细致，那么用心，长长的睫毛、耳垂下面的发丝纤毫毕见，简直画活了。

　　难怪郑书记那么器重这个条子。他在县里分管文教，上次陪同从北京下来的调查组，临走的时候跟场里说想把条子调到县文化站去，县里办展览就差这样会画画的。当时场里主要领导没有马上答应，主要是黄场长犹豫，心下嘀咕：你要会画画的，我就不要会画画的吗？

　　黄梅子长得像市里百货商店卖的洋娃娃，真想不出猴样的黄场长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来。条子头一眼见到她就小声对韩昕说：这是西画少女的典型素材。最难得的是，她刚来二队的时候，大家都尽量不挨她的边，怕惹发了她的小姐脾气，搞不好得罪黄场长。过不久大家就看出，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伢，出工从来不偷懒，虽然不是太能干，但绝对卖力，从来不拿自己是场长女儿说事。平时不声不响，一旦开口，声音也是细细的、柔柔的、甜甜的，听得让人心软。跟这帮下放人员处得不近也不远，见男的都喊“哥”，见女的都喊“姐”。不论看见他们做什么，都会轻轻地一笑，笑得干净透明，没有一点杂念。她对哪个都不防范，纯得像早晨的露水，只得人疼，得人怜惜，不敢动歪心思，更不敢打坏主意。

　　黄场长自然很为女儿骄傲。黄梅子是他的脸面，他的光彩。黄梅子也是这帮下放人员的榜样，让他们晓得，什么样的女伢才是好女伢。

　　一遍又一遍欣赏条子画的女儿，想象着画画的场面，黄场长忽然发现了不对头：条子画女儿的距离，几乎可以听得到她的呼吸，闻得到她的发香，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场合，这个犯过流氓罪的家伙这么接近过自己的女儿？

　　心下一阵发紧，黄场长越想越怕，等不得收工，紧赶慢赶跑回屋场，冲进黄梅子的宿舍。

　　打死也想不到，黄梅子背地里会有那种样子。

　　黄梅子的枕头底下，露出一个纸角，明显是夜里看了，早起上工匆忙，来不及塞好。抽出那张纸，黄场长眼前一黑，跌在床上：

　　一捆收割的菜籽前面，仰面半躺着黄梅子，两只手抱着后脑壳，憨憨地笑着，下面——黄场长闭上眼睛，倒吸了口气——女儿长大后他再没有看过她一丝不挂的样子，两条交叉的大腿中间，那么深的黑色是存心要戳瞎他的眼睛。恨恨地把纸上的光屁股女儿反扣到桌上，却又看到了一首诗——那是要他的老命啊：

　　我恋爱了，

　　我在阳光下摸索你的笑容

　　在熔岩一样的温度里

　　欲望被烈火点燃

　　……

　　……

　　一个激灵醒来，天已黑了，屋场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了收工的喧闹。黄场长摇摇晃晃站起来，踩着棉花似的走出女儿的宿舍。

　　在一批从城里下放的人中，条子是头一个走出江州的。

　　场里终于决定放行，让他去了县文化站。

　　这狗日的真是有吃屎的八字，有女人缘，到哪里都走桃花运。

　　郑书记的千金郑晶晶在县文化站做展览讲解员，在郑书记眼里她差不多就是公主，不嫁则已，要嫁，起码嫁到省里。至于县城十里埠镇的镇上人，不要说挨不得撞不得，就是多看两眼，他也是要不高兴的。

　　条子跟郑晶晶开过玩笑，请她做模特。也就是开玩笑，哪里敢动真的。按她老子的标准，他起码要先做成省里的画家。

　　只要接到举行全省和全国画展通知，条子见天就在美工室一大堆颜料瓶、桶和夹着臭袜子的纸捆中间坐下，腌萝卜干就白开水，开始呕心沥血地构思。然后就一连几天关在垃圾箱样的屋里，眼睛斜斜地眯起，凝视着画布，拿画笔的手微微抖着，在空中画着看不见的线条，突然扑向画布。一边画，一边跺脚、挥手、翘起下巴、抿紧嘴唇，“唔唔”地哼。据说大画家都是这样哼的。

　　每经过这么一次，条子就像大病了一场，刀削似的越来越细，披头散发像个吊颈鬼。这样努力的结果，居然参加了一次全市画展。

　　不拼命的时候，条子随时随地画站里的人：劳碌快活的厨娘；一团和气的站长；总跟人过不去的老会计；俊朗严肃的文学组长；过街老鼠似的内控分子。有一次，偷偷画了趾高气扬的郑晶晶，没有想到给郑晶晶发现了，竟瞪着眼睛看得发呆。

　　郑晶晶后来成了条子的专职模特。一有空，两个人就关上美工室的门，躲在里面，一磨蹭就是老半天。站里个个都睁只眼闭只眼，只瞒过了郑书记两口子。等到他们发觉，生米已成了熟饭。

　　条子离开江州以后再没有回来过，一点不晓得二队后来发生的事。

　　黄梅子在条子走的第二天发现不见了“条子哥”，问队上人，队上人回答：问你老子。问老子，老子回答：你还有脸问？最后是鸡矢见她一下掉了魂，先前那么光鲜的一个女孩转眼黯然失色，实在不忍心，告诉她：条子调去县里画画了，等安顿好了，会回来看你的。

　　我去县里看他。

　　黄梅子洁白的小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印。

　　你要敢去，我打拐你的脚！

　　黄场长发恶。

　　那我去码头等他。

　　黄场长以为女儿撒娇，喀了一下喉咙，没有在意。

　　黄梅子不是撒娇。第二天起，每天在班船快到的时候她就站在码头。船到了，下船的人走完了，没有见到条子，口里就不停地喃：条子哥呢，条子哥为什么没有来……

　　黄场长头几天又是喝骂又是拉扯，忽然意识到女儿连他也不认得了。只有把她送回南边山里老屋。

　　农场先前的一把手赵场长因为作风问题调离，黄场长去掉副场长的“副”升为一把手。

　　场部干部感慨：黄场长为工作牺牲了女儿，太可敬了。

　　老职工叹气：黄场长升官赔了那么好个女儿，不划算。

　　老职工叹气：黄场长升官赔了那么好个女儿，不划算。

　　陈世旭，男，汉族，1948年1月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世纪神话》《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等以及《风花雪月》《都市牧歌》《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陈世旭卷》等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多部。发表有关先秦诸子文论、中国小说史及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并有多篇被转载。其中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惊涛》获全国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马车》获全国1987年-1988年优秀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