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熟悉陈希我的朋友，就都知道他的小说创作与日本这个国家，与日本文学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关系。之所以会是如此，或许与陈希我早年曾经在日本游学过长达六年的时间有关。但从更深的一个层次来说，恐怕还是陈希我的内在心性，与日本文学之间有着更多天然的相通之处。这一次，他的长篇小说《心！》（载2019《收获》长篇专号春卷），同样突出地体现着以上两方面的特点。

　　阅读陈希我的《心！》，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就是正文前的三段“题记”。一段“题记”来自于俄国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段“题记”来自于中国作家鲁迅；最后一段“题记”，则来自于一位名叫远藤周作的日本作家。

　　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鲁迅

　　八月一日，一艘中国帆船载杂物由福州抵达，十时左右，

　　看守发现长崎湾外六英里处有一艘帆船。

　　——远藤周作《沉默》

　　某种意义上说，陈希我这里所引述的分别来自于不同国度的三位作家，都是为作家所心仪折服的，简直可以被看作是作家的精神偶像。陈希我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把他们的三段文字当作“题记”放在小说正文的前面，在向他们三位表达充分敬意的同时，乃是为了从根本上暗示读者一定要依循他所给出的方向来进入并理解长篇小说《心！》。更何况，引自俄国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作家鲁迅的两段文字中，都已经明确地出现了“心”这个关键性的字眼。更进一步说，我们其实也不妨把陈希我的《心！》这部旨在挖掘、拷问与表现人物内在精神世界构成的长篇小说，看作是对三位作家所确立的某种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题记”之外，《心！》的引人注目，还在于艺术形式层面上两方面的特别设定。

　　首先，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

　　首先，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虽然说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定在当下时代已然是一种寻常不过的状况，但在一个具象的小说文本中，到底设定怎样的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却也还是值得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具体到陈希我的这部《心！》，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尽管一开始只是单纯地承担着叙述者的功能，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渐次演进，“我”却逐渐地融入到情节之中，并最终成为《心！》中不可忽略的一位次要人物形象。

　　“我”一开始的具体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本来正在日本为报社的一个系列专题做采访，主人公林修身并非“我”的采访对象，“之所以临时决定专访他，是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壮举，他表示要把全部财产捐出去。”没想到的是，就在电话约好具体采访时间的第二天，就从北京传来了林修身不幸离世的消息。这就是篇幅极其简短的第一章所描写传达的那个内容。

　　总之，一个显在的结果是，身为记者的叙述者“我”，对这位名叫林修身的日籍华裔商人产生了不可自抑的浓烈兴趣。正因为“我”对林修身其人产生了强烈兴趣，所以才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去进一步打探并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来历，尤其是那些一直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精神奥秘。遗憾之处在于，这个时候的林修身，已经因为后来才被认定并命名的所谓“心碎综合症”离开了人世。面对着躺在寿棺里的林修身，“我”一方面在“想象死者的心脏像饺子一样爆开”，另一方面，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这个老人跟林北方所描述的人联系起来。”问题在于，不管“我”对林修身其人产生多么大的兴趣，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却是其人已逝。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够借助于那些曾经与林修身有关亲密接触的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认识这个谜一般的人物了。

　　令“我”始料未及的一点是，自己对林修身的追逐与探究，却在不期然间经历了一个由“工作”到“私活”的转折过程。一方面是由于中日关系的迅速恶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林修身之子林太郎对父亲“裸捐”承诺的不认账，“关于林修身的宣传被取消”。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来，“我”却感觉到机遇来了：“本来，采访林修身只是我的工作，现在，我想做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我要挖出一个真实的林修身。当然，根本驱动力是我喜欢搞‘坏’，我有这癖好。我要利用我工作之便，收集林修身的材料。”没想到，“我”的如此一种努力却遭到了知己甚深的父亲的强力反对。父亲说：“你这是心理黑暗！是逆反，是戾气！那么多正面人物你没兴趣去追踪。你这样，是很危险的！”

　　来自于父亲的这段后来被证明的确是一语成谶的指责性话语，实际上有着双重的叙事意图。

　　其一，陈希我很显然是要借此而强有力地暗示给读者自己这部《心！》的基本写作方向，一种旨在对相关人物的黑暗心理进行深入探究的写作方向。某种意义上，叙述者“我”与林修身在黑暗心理这一层面上所实际构成的，乃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同构关系。更多地把关注点聚焦到人物内在的心理层面，尤其是特别注重于精神阴暗的深度揭示，乃是西方文学自有现代主义以来一种普遍的演进趋势，就此而言，陈希我小说创作之暗合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其二，事实上，也正是从“我”的自作主张，以及父亲对“我”的自作主张十分不以为然开始，身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在承担叙事功能的同时，却也逐渐地浮出水面，彰显着自身的存在。如果说“我”对林修身的关注以及相关采访活动起始于一九八五年，那么，仅仅是到了三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我”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我在美国采访。本来还计划在美国采访后，取道日本，干我的私活。将要飞日本，接到国内单位电话，要我直接回国。从父亲电话中，我知道事态严重。我怀疑有人在整我。我平时自视甚高，一定得罪了人。单是我之前去日本采访，就挤了别人的名额。”既然莫名其妙地被别人“整”，“我”便决定滞留美国不回。

　　就这样，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经济过于窘迫，充满失败感的“我”，才在父亲的强力督促下，黯然回国。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氛围相比较，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时代。尽管由于父亲的疏通，去职有年的“我”得以重返原单位工作，但真正回到原单位工作，给“我”带来的，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屈辱感。却原来，正如同作家随后已经明确点出来的，导致“我”突然间脸肿的根本原因，乃在于被迫“吃了回头草”之后的“我”，内心深处被一种耻辱感严重折磨的缘故。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奈地屈服于现实的生活逻辑之后，“我”不仅很快地成家立业，而且也还屡获升迁。一时之间，“在周围人眼里，我是成功的人。”

　　关于“我”的这些叙述中，需要注意的，是“我”与林修身之间的相同处。一个是耻辱感，另一个则是所谓的“心因性”疾病。也因此，在通过“我”审视表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蜕变史的同时，或许因为存在着以上相同处的缘故，“我”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自己当年被迫一度中断的那个“私活”，是对于林修身其人尤其是其灵魂或者说心狱的进一步寻根究底。因此，到了二〇一一年的时候，在“我”的现实生存条件大为改观的情况下，“我”又开始了关于林修身的相关采访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重新恢复继续寻访林修身的过程中，一种不依不饶的自谴式批判也在同时进行着：“我越来越会做噩梦，醒来，妻子总是已经坐着了。心脏像撞钟一样，我只能坐起。我的心脏也出了毛病。”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就是“我”强烈地怀疑自己如同林修身一样，也罹患了所谓的“心碎综合症”。

　　说到“我”的“心碎综合症”，说到陈希我借助于“我”所展开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清理，如下一段叙事话语的存在，或许是非常必要的：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些年，‘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正面交锋，八十年代的‘启蒙’随着一场失败戛然而止，聪明的知识分子倒戈于‘人文精神’。这当然很理性化、学术化。但不可否认有策略性因素。转向后的知识分子总得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根据，他们开始为‘世俗精神’正名。‘世俗精神’这名词冠冕堂皇，在西方，它解构神圣，因此在中国，它好像也有了同样的‘政治正确’。但中国的‘世俗主义’跟西方的‘世俗主义’其实是南辕北辙的。西方‘世俗主义’是把人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反抗，而中国，则是把尚未立起来的人丢进‘世俗主义’的被窝。中国的世俗化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三重语境中混世，它是价值观乱伦的‘怪胎’。”

　　尽管说我们这里的摘引显得有点篇幅较长，但若不如此就很难厘清致使叙述者“我”的灵魂事实上处于“被拉裂”状态的“心碎综合症”发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我”之所以后来在职场上能够节节攀升，正是因为放弃了“启蒙”立场，向所谓的“世俗化”大潮举手投降的结果。饶有趣味的一点是，陈希我的《心！》这样一部真切关注表现出场人物精神现实的长篇小说，其叙事时间竟然出乎预料地一直延伸到了距离现在还有整整十八个年头的未来的二〇三七年：“二〇三七年，我寿终正寝。”“我是一路做到厅级退休的。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升到这个位置。”之所以能一路做到厅级干部，所充分说明的，正是成功人士“我”在“世俗化”道路上一路狂奔的情形。

　　关键的问题是，尽管“我”的世俗人生相当成功，但其内心中知识分子的一面却一直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但我的心并没有安宁下来。我安慰了别人的心，我的心却更加彷徨。那天晚上，我又在照镜子时，蓦然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我一直都有抽自己耳光的习惯，就像果戈理一生没有戒掉自慰一样。”“我”的心之所以一直到去世时都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根本原因显然在于“我”始终未曾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立场。当然了，陈希我之所以一定要让这部小说的故事终结于未来的二〇三七年，乃是为了能够让“我”的心与林修身的心在三生石前相遇。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相遇的过程中，“我”的“心”经历了一场格外严厉的最后的灵魂审判：“你的心就不发抖？你的心就真可以这么昧着，你就不亏心吗？你就不怕最后的审判吗？抉出你的心来看看！看看是什么样的心！”这是林修身针对“我”发出的一种质问。

　　面对着林修身咄咄逼人的质问，“我”的强烈感觉是：“这简直是绑架。你说你自己的，你扯我干什么？你觉得自己有罪，你忏悔你的，跟我什么关系？但是它叫着，向我靠来。它没有脚，它是掷过来的，掷在我身上，就在胸口上。我的心被撞得发颤。”

　　质言之，当“我”的“心”面对着林修身咄咄逼人的“心”试图躲躲闪闪的时候，陈希我所写出的，就是当下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心灵裂变状况。也因此，假若说这部《心！》的确是一部旨在如鲁迅般“抉心自食”的大书，那么，陈希我所首先无情撕裂开来的，就是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自己的阴暗“心狱”。

　　其次，是类似于“罗生门”式的艺术结构的打造。

　　其次，是类似于“罗生门”式的艺术结构的打造。我们之所以要借用“罗生门”这一语词来说明陈希我这部《心！》的艺术结构特点，主要因为等到身为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明确表示要“裸捐”的日籍华裔商人林修身发生浓烈兴趣，试图对他的身世，当然更主要是精神世界进行深度探究的时候，林修身却已经因所谓“心碎综合症”的发作而一命呜呼了。林修身人死而不复再生，叙述者“我”就只能够通过对曾经与林修身有过亲密接触的相关人物深度采访的方式，来尽可能地了解并迫近林修身那真正堪称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由于与林修身之间情感关系的或亲密或仇恨，包括林北方、佐伯照子、坂本胜三、林太郎、森达矢、李香草、迈克尔·佩恩、香织在内的这些当事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描述展示着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林修身。

　　以我所见，与林修身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正面接触的叙述者“我”，到最后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部关于林修身的传记，端赖于这些切入角度不同的当事人所做出的甚至相互矛盾抵牾的讲述。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陈希我关于林修身的探究更多地着眼于其内在精神的缘故，所以，包括第七章与第八章林修身以及他的“心”自述的那些部分在内，这所有的叙述其实都带有特别突出的精神分析意味。

　　注释：

　　①②③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第121—122、2—3、3—4页，译林出版社2017年2月版。

　　2019年5月8日晚22时3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