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又名狼山，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后，已是一座英雄之山，挺拔如脊，顶天立地。狼牙山不远处，汤汤易水河流过，从两千多年前的荆轲开始，易水河中流淌的就是英雄的血脉。这片热土是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的天然“堡垒户”，这里的人民用小米养育了八路军、游击队战士，而人民的军队以赤胆忠心为人民打下新的家国。抗战胜利后，华北野战军的子弟兵们肩负着老区人民的重托，转战大江南北，为新中国前仆后继。

　　1历史再宏大，终究由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合流而成；铁流千里，也莫不是一粒粒星火的汇聚。

　　秋雨绵绵，我冒雨到狼牙山采访。在“五勇士陈列馆”，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了。父亲年轻时在县城工作，一次他带回的画册上，我就见到了那张照片，从此知道了在家乡西北方向，越过唐河和通天河，进入崇山峻岭后就曾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的黄土岭战役、狼牙山五勇士的英雄事迹就发生在那里。

　　或许童年的阅读经历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参加工作后，各种地方史志摆放在案头，那张照片总会出现在关于敌后抗战的各种图录中。2015年，我从网上看到摄影理论家司苏实编著的《红色影像》一书，就在这部书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摄影干事刘峰拍摄的这幅照片再度出现，编著者将一组中的这幅作品称作“救救孩子”：一个上身赤裸，裤子和鞋子破败不堪，看上去只有五六岁的男孩坐在台阶上，怀里抱着一个只有一两岁的孩子；他的背后是断壁残垣，看得出遍布脚下的是碎石和掉落的墙皮。大孩子的胳膊和手费力地兜着小孩子的臀部，眉头紧锁，小孩子正在哭泣。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都能听到小孩子的哭声，心里不免追问：假如回到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我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将如何存活下去？每念及此，内心就生出巨大的恐惧。

　　陈列馆的馆长李芳是狼牙山本地人，从小听爷爷奶奶“讲古”，老人们讲得最多的就是抗日战争年代的事。他们是亲历者，对亲身经历过的事最是不能忘怀，因为那当中有他们吃过的苦、流过的血和泪，有他们对生活和爱的绝望与希望。受了老人们的熏陶，李芳从十二岁起就开始义务为来狼牙山的游客讲解五勇士的事迹，及至陈列馆建成，她索性当起了职业“讲故事的人”。出于工作需要，更受到内心的驱遣，李芳大量阅读与敌后抗战有关的史料，奔波各地采访与五勇士有关的事迹，寻访他们的家人，考证他们的生平，成了晋察冀抗战史和五勇士事迹的“百事通”。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向李芳馆长发微信请教关于照片的事。她回信息说，这张照片拍摄于狼牙山脚下的西步乐村，两个孩子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妹妹，兄妹二人都活下来了，妹妹去世的早，哥哥至今还健在。好像我一直牵挂的亲人有了平安的消息，看着屏幕上闪动的字符，我浑身一震，有一股暖流从心田流往四肢，忍不住眼睛也湿润了。我回了一句：“真是万幸！”而这“万幸”的偶然中，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创造出的必然。

　　李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她接待一个参观访问团，当她指着墙上马宝玉烈士的画像，讲解烈士的生平时，参观团中的一位老太太疾步挪动着小脚，几乎是扑到展板前，手摸展板放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李芳也含泪劝慰，老人渐渐平静下来才道出实情：“这是我二哥！”马宝玉从小父母双亡，17岁参军，21岁牺牲在狼牙山上，妹妹的一声“二哥”在心里憋了六十多年，其情其景又怎能不令人心碎！哥哥与妹妹，让我不由地想到照片上的男孩和他吃力抱着的妹妹。五勇士跳崖时马宝玉是班长，当他带领战友们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做出跳崖决定的时刻，他只想到宁死不做鬼子的俘虏，宁死不把枪留给敌人，一定来不及想那曾与他一同流浪的妹妹。几十年后，妹妹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痛断肝肠，谁又能说得清悲声中有多少爱和怨？

　　历史再宏大，终究由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合流而成；铁流千里，也莫不是一粒粒星火的汇聚。

　　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峰镜头中的哥哥和妹妹——以及在抗日战争中活下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虽然他们经历了灾难，但五勇士和被他们掩护而日渐壮大的人民抗日队伍，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守护神”。

　　2赵桂珍老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她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个人与时代相遇后的生命轨迹，更成为抗战时期边区军民鱼水情深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李芳带领我们去拜会两位与历史相关的“特殊”人物，一位住在石门，一位住在下隘刹。去往这两个小村庄的路，正是当年的“抗战路”——过去隐没在峰峦和草木间的羊肠小道，今天已被柏油马路取代。

　　84岁的赵桂珍老人住在石门村的女儿家，这座普普通通的北方小院坐落在邻近公路的村边。此时雨小了些，拾级而上来到屋里，这位身材微胖的老人坐在炕沿上，手扶着四脚助行器。看到我们进来，老人颤巍巍地起身迎接。李芳大声对老人说：“奶奶，您给俺们再讲讲白医生给您治伤的事吧！”一声“奶奶”，可见李芳对老人熟悉而又亲切；一个“再”字，更表明她曾多次前来。我趋前扶住老人的手，离近了才发现，老人颌下和脖子上有着明显的疤痕，看得出是由于年深日久的外伤形成的。

　　“我被狼叼了，咬在脖子上，褂子也被狼撕了。我爹把我送到甘河净找白医生，白医生给我治伤。伤好了难看呀！白医生跟我爹说，回家后去山上找小叶兰（一种草药），磨成面，用细箩筛了，敷在伤口上。我就这样活过来了。”由于年事已高，赵奶奶说话并不流畅，但感情炽烈，每一句话都拉长了声音才能讲出，而每一句话仿佛都是从心窝子里冲出来的，讲到动情处就失声痛哭，而作为听众的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安慰老人家。事前李芳也是卖了个“关子”，并未说明为何来拜访赵桂珍老人，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传递出的信息告诉了我答案：她是在白求恩大夫的救治下才活下来的！关于白求恩，无须再多做介绍，因为中国人对这位国际友人太熟悉了。但七八十年之后，我们还能见到他亲手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病人，怎不分外感慨和激动？

　　抗日战争时期，白求恩随晋察冀军区的部队转战在阜平、涞源、易县和唐县等地的抗日战场上，凭着高超的医术救回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同时，他也和部队医院的医生们一道，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为边区百姓看病疗伤，“洋大夫”也成了那时这一带百姓心目中能够起死回生的“神医”。回到市里，我又找了一些资料，结合赵桂珍老人的讲述，我们还是大致能够还原老人命悬一线的惊险遭遇和“不幸之中的万幸”经历：

　　193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距离易县甘河净三公里处的北桥子村，一条饿狼将赵家五岁的小女桂珍叼走。正在做饭的母亲听到哭声迅速赶来，见到地上的鲜血顿觉大事不好，于是大声呼救，桂珍的哥哥拿起棍子出门去追。饿狼看到来人，将小桂珍丢在地上逃之夭夭。而此时的她颈颌部位已被咬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而太行腹地，山高林密，交通闭塞。这件事如果发生在1938年以前，小桂珍断无生还之理。但此时，晋察冀一分区医院就驻扎在易县甘河净；那天，一位名叫白求恩的“洋大夫”正在这里为伤员做手术。

　　时隔多年后，一位叫余保成的采访者访问当时任一分区卫生部手术室卫生班长的高金山时，记录下了这个故事：

　　“正在紧张地为一位腹部受伤的战士做手术的白求恩大夫，听翻译告诉他说求救的是一位被恶狼咬伤的小女孩，且生命垂危。白大夫当机立断，决定亲自进行手术抢救。他当即把一分区卫生部手术室主任王道健招来替他完成战士善后手术工作，自己立即投入了抢救农家幼女的手术工作中去……此刻，幼女颈部鲜血直流，咬伤的小洞冒着气泡，经白大夫细致检查，清洗血污后，又及时对幼女的伤口进行了止血、气管缝合手术，敷药包扎后，又为幼女注射了抗毒狂犬菌疫苗。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紧张抢救，终于将这位幼女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术后，白大夫又让小桂珍留在边区医院观察调治。之后，白大夫每天坚持几次到病床前查看幼女的伤势恢复情况，他不顾连续手术、超负荷工作的疲劳，一会儿问小桂珍疼不疼，一会儿询问孩子的家长有何要求。同时，他还反复嘱咐卫生员要精心看护这位农家幼女。在白求恩大夫的关心下，赵桂珍很快痊愈，恢复健康。”

　　真实的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意”发生，那些不期而遇的遭际或幸福最能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赵桂珍老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她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个人与时代相遇后的生命轨迹，更成为抗战时期边区军民鱼水情深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在某种意义上，八十年后，她的经历还在为《纪念白求恩》这篇名作注入着鲜活的意义，我们甚至在老人的身上看到了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另一重解释。

　　因为老人太过激动，我们不得不选择尽快告退，老人却执意挽留。待我们走到院子里，仍旧听到老人拖长了声音在喊：“你们慢走啊……”小院整洁幽静，一串串成熟的葡萄挂在庭院的葡萄藤上，雨后四周群山寂静。我想，赵桂珍老人饱经沧桑后能够颐养天年，这才是人间的大幸吧！

　　3“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风骨，被一代又一代有名的和无名的、伟大的和平凡的英雄们，不断增添新的内涵，由此代代传递并日渐丰厚。

　　住在下隘刹的老人叫王金军。

　　李芳介绍说，王金军原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战士，1922年出生，按虚岁今年已经98岁了。他1942年入党，同年与二哥一起参军，二哥牺牲在了战场上。抗战胜利后部队转移，他因为身体不好留在了老家，终身未成家，目前跟随侄子生活，是易县当地参加过抗战的老英雄。

　　因为李芳提前联系过，老人已有所准备，当我们进到院子里，老人迅即迎出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英雄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硬朗，说起话来一脸笑意，那股精神劲儿令人难以将他与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百岁老人画上等号。当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虽然天气炎热，老人还是让侄子拿出来一件深色中山装穿上。此时我们才发现，中山装的左胸部位赫然佩戴着两枚勋章！老英雄手托勋章介绍说，这一枚是“毛主席时候”发的，这枚镀金的是2005年发的。仔细观看，那枚带有暗哑旧光的上刻“华北解放纪念”，另一枚仍闪着金光的则刻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字样。这两枚勋章证实了老人的身份：前一枚是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颁发给1949年5月华北完全解放前参加建制部队人员的；后一枚则是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的纪念章。

　　我们向老英雄请教他在战场上的经历，老人并不十分健谈，但简略的话语仍然将我带回历史现场。熟悉抗战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对晋察冀边区意味着什么，日寇五次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地抢夺人民群众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使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据李芳讲，这一时期敌后乡村党的工作更加秘密，为安全起见，在条件成熟时党员经常率先发展家人加入组织——这不是什么特权，而意味着牺牲——正是在这个严酷的环境中，王金军与哥哥一起入党并参军入伍。老人说：“那时跟随部队在狼牙山周边打仗，去满城、易县、涞源、高碑店端鬼子的炮楼。我们的武器不行，枪打一响就得再装子弹，但没有人怕死，就往前冲。在攻炮楼时我受了伤，大口吐血，被迫退下来了，后来身体不好就复员了。我二哥在战争中牺牲了。”

　　老英雄谈笑风生，平静地诉说着战争与人生，好像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我清楚，在这云淡风轻的背后，从个人的血到亲人和战友的血，再到狼山易水间的枪林弹雨，他放下了多少沉重与悲伤。他手托胸章时，笑容不见了，目光和神态变得肃穆起来，透出一种决绝的虔敬。老英雄的表情震惊了我，我相信，这个年岁的人，有什么没有经历过！近百年的风霜雪雨一定早已使他参透了生死，他所珍视的勋章绝非只是个人荣誉的标记，更是忠诚与信仰的图腾。

　　话别时，雨又下起来了，大家走出院子就急匆匆跑向停在马路上的车里，坐定后看向窗外，猛然发现老英雄和他年届古稀的侄子已经穿过院外的小路来到大路旁，满脸笑意地在雨中冲着我们挥手。

　　车开动了，渐行渐远，当他们融进太行山的背景中时，我心里生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崇敬。与时间相比，人类的历史只不过倏忽一瞬；与饱经沧桑的老人比，我们渺小如草芥，而英雄才是磅礴的大山。从未以英雄自居的老英雄，仍然像一位普通的老农真诚地生活着，他挥别我们的手——曾经握过钢枪、杀过鬼子……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风骨，被一代又一代有名的和无名的、伟大的和平凡的英雄们，不断增添新的内涵，由此代代传递并日渐丰厚。从英勇跳崖的五勇士和几十年埋首乡间甘做一名普通农民的老英雄王金军，再到我的同行者们，莫不是这太行山水间，一点点最璀璨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