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对于刘荣书的创作并未特别关注，然而一旦开始关注，就发现他的存在非比寻常。仅自然抵达我的视野的阅读而言，最近就有他的中篇小说《雪人》（《江南》2019年第4期）和《虚拟爱情》（《福建文学》2019年第7期），这算不算是一种当红的佐证？当然，我重点关注的还是他这个中篇小说《扯票》。

　　扯票，在冀东方言里是撒谎的意思，文学化一点表达，也可以说是：虚构。其实从广义上来说，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扯票。小说中这个颇具扯票才华的聪明的小丫头，就基本具备了一个非专业的生活小说家的雏形。然而生活终究不是小说，小说可以任由小说家去创作，正如刘荣书在创作谈《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中所言：“我自由地建构我的世界，我的王国。修筑我的城堡，我的家园。我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我有改变他人命运的权力，也能让一个人深陷绝望时，让他看到前路的光明……”生活本身却由不得人去创作，在现实既定的限制之中，人对生活自由创作的可能性很小，而人终其一生顽强地活着，不过就是在争取那一点点可能性。

　　虽然现在有一个说法：作家太多的才华用在了写创作谈上，但我还是要把刘荣书的这篇创作谈《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所给予我的触动，不折不扣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对于我理解《扯票》这篇小说很重要。我曾经不明白，刘荣书为什么一定要用“扯票”这种有局《名作家记》

　　作者：张守仁

　　ISBN：9787530219256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定价：58.00元

　　编辑推荐

　　《十月》杂志创始人之一、编辑家张守仁怀人忆事散文集

　　四十余个中国文坛绕不过去的名字

　　文学黄金岁月的鲜活记录 一本独一无二的“个人文学史”

　　老编辑的视角 散文家的韵致

　　见旁人未见 写他人未写

　　写下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十月》的风采，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活细节，不让它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是我晚年必须做的事，也算是我这个老编辑留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吧。——张守仁

　　内容简介

　　这是《十月》杂志创始人之一、编辑家张守仁先生的最新散文集，记述他与数十位著名作家的交往。在四十余年的文学编辑生活里，围绕文学和作品，他和作家们接触渐深，成为挚友、诤友，情谊深厚。作者记忆力超群，又常年以日记记录点滴，故他笔下所写皆能准确详实，细微处也毫不模糊；他同时是位散文家，书写真挚投入，文采斐然，人事讲述款款道来。

　　这本书中，可见名作家们的人生经历、文学见解、个性特质甚或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可观时代细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变迁。作者用一种让文学史形象化、具体化、鲜活化的方式，对中国文学的黄金岁月进行了一次深邃的凝视。“不让它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给时代中的各种人物和经典文学以独一无二的认识方式，有见解、有温度、有呼吸。

　　作者简介

　　张守仁，出生于1933年，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十月》文学期刊创始人之一，曾任《十月》杂志副主编。从事文学编辑四十余年，被誉为北京文坛“四大名编”之一。

　　他既是一位编辑家，又是一位散文家、翻译家。著有散文集《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爱是一种伤害》，译作有《道路在呼唤》（俄）、《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屠格涅夫散文选》（俄）等。他编发的《高山下的花环》《张铁匠的罗曼史》《公开的情书》等许多作品，在全国获奖并得到广大读者喜爱。

　　我永远感激他们——《名作家记》自序

　　张守仁

　　在首都文学界纷纷庆祝《十月》创刊四十周年、欢度这一文坛节日之际，不禁回想起1977 年夏天，我、王世敏、章仲锷仨人，在山东济南南郊宾馆商议出版一本大型文学杂志，以打破封冻的坚冰，吹响文艺的号角，迎接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到来。

　　当时想了许多刊名，先后提议的有《东方》《东风》《首都文学》，全被否定，最后王世敏想出《十月》的刊名。我眼前一亮，说这个名字富有意义：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在193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 1949 年 10 月，打倒“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章仲锷也赞同，说“十月”还能表示金秋丰收的喜悦之情，以此园地迎接作家们归队后的创作高潮。我们仨人决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冲出禁区，思想领先，让新办的刊物走在时代的前面。

　　王世敏当时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他办事果断，有权调配人力，回京后立即挑选黎汀等人筹备班子，组织稿件，请故宫博物院书法家写刊名。经过一年多策划，《十月》创刊号（当时以书代刊），终于1978年8月问世。这是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个大型刊物，新华社立即播出通稿，将这一重要文学消息昭告全国读者。由于第一期登出了茅盾、臧克家、杨沫、李准的稿子，由我编发了刘心武冲破禁区的小说《爱情的位置》，由黎汀在“学习与借鉴”栏目里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等赏析文章，故刊物大受欢迎，各地读者奔走相告。

　　紧接着佳作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于《十月》编辑部：丁玲的《“牛棚”小品》、黄宗英的《大雁情》、王蒙的《相见时难》、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汪曾祺的《岁寒三友》、蒋子龙的《开拓者》、冯宗璞的《三生石》、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白桦的《苦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季羡林的《天雨曼陀罗》、理由的《痴情》、陈祖芬的《经济和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孙犁的《书的梦》、巴金的《致〈十月〉》、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贤亮的《绿化树》、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陈建功的《鬈毛》、 梁晓声的《雪城》……好稿多得用不完， 佳评如潮。当时《十月》刊发的许多中篇小说被人转载，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广播剧、京剧、评剧，导致《十月》发行量节节攀升至六七十万，成为当时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中领队的大雁。读者来信堆积如小山，只能用一条条麻袋来装。公众场合常能听到人们议论《十月》新发的作品；高校图书馆管理员常提出要添购《十月》，以满足大学生急切的阅读需要；湖北一位作家作品获奖，宝贵奖品竟是一本《十 月》。《十月》成了文坛的精神高地，全国有百多家杂志， 强烈要求和我们交换刊物。1981年春天、1983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两次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共有三十部作品获 奖，其中就有十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十月》上，得奖数竟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巴金老人在 20 世纪80年代初，专门撰写《致〈十月〉》一文，表扬“《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 刊物”。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于2003年12月初写的《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中说：“《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我经历了《十月》从创办到全盛的黄金时期，因而我和众多作家有了频繁接触、深入了解的机会。我常和他们通宵达旦地畅谈，国情民情、人生经历、创作甘苦，无不涉及。熟悉了，成了挚友和知音，就向他们约写最使他们激动、最难忘、最擅长、最拿手的题材，因而常能创作出超水平的小说，使《十月》在众刊中独占鳌头，大放光彩。

　　时光流逝，人生苦短。从80年代至今三十多载过去了，“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我和他们打过交道的、给《十月》写过稿的，如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邓 拓、汪曾祺、孙犁、徐迟、季羡林、钱钟书、杨绛、冯牧、 陈荒煤、吴伯箫、李准、林斤澜、冯其庸、刘绍棠、骆宾基、张贤亮、张一弓、张天民、张笑天、余易木、章仲锷、史铁 生、程乃珊、苇岸、胡冬林、张弦、张玲、秦志钰……先后离世。我时常怀念他们。

　　回忆往昔，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前辈们的嘉言懿行、为人为文，足资楷模。我牢记着南方旅途中和汪曾祺共居一室时他对我说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如水，波涌 推动，前后相连，不可切割。我早年写的作品，在半年之内 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打印过程中有一幕戏的原稿 弄丢了，打字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安慰她，叫她放心， 便坐在打字机旁，从那场戏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我所 以能背，因为文章内流贯着节奏和韵律。

　　1992 年春天，我和徐迟、王元化、丁宁、江波、涂光群、李天芳等十多位作家聚在深圳西丽湖畔度假，临别时大家排 列在“创作之家”门前草坪上合影留念。七十八岁的徐迟年 纪最大，竟抢先在前排蹲了下来。他笑容可掬，孩童般天真 可爱，毫无大作家架子。我钦佩前辈师长们的学养深厚、知识渊博。

　　1961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北京晚报》不久， 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带领副刊部主任顾行和我到京 西调查、寻找“燕山夜话”的素材和题目。他站在一幢古建 筑废墟上，俯身捡起一块黄琉璃瓦碎片对我和顾行说：“琉 璃瓦古称缥瓦，唐宋时代就有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宋代学 者王子韶都在他们作品中提到过。除琉璃瓦外，封建贵族们 还造过铁瓦、铜瓦、银瓦、金瓦。但底层老百姓只能在屋顶上铺上石瓦、竹瓦甚至稻草，有的甚至头无片瓦、足无寸土。可见即使一块瓦片，如对它深入研究，会发现它包含着深刻 的社会内容。”1991年4月，“云南通”冯牧任采访团长率领我们到彩云之南采风。参观玉溪北门街 3 号聂耳故居时，他竟如数家珍般给我们十多位作家当起了导游。他说：“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父亲聂鸿仪开过一间‘成春堂’小药铺。聂耳小时候爱听民间音乐，爱拉民族乐器，学谱曲子。后到了上海，1933 年，他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根据田汉被捕前，匆忙写在香烟纸盒上的歌词，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这就是如今我们大家唱的《国歌》。”

　　我感谢我年轻的同事、诗人骆一禾对《十月》诗歌栏目的创造性贡献。是他首先在《十月》上编发了海子、西川等名诗 人的作品。海子铁轨上去世后，他奔赴山海关，料理海子丧 事，接待、安抚他的父母，搜集、编定他的遗稿，积劳成疾， 于 1989 年炎夏，以二十八岁的芳华青春，遽然离开了我们。我尤其感动于史铁生临死前捐献了自己的肝脏、角膜让患者 复活、复明；又捐出脊椎、大脑，供医院研究。面对如此大爱，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才配赞美他那高洁的灵魂。我记起了爱笑的程乃珊在上海她那“蓝屋”“丁香别墅”般的花园洋房里，向我诉说家庭的重要：“人生在世，应该有个温馨的家庭。家好比是人的大后方、根据地。有了美好、和睦的家庭作为宿营地，一个人在外奔波，即使再苦再累，也无后顾之忧。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和谐的家庭，而能全神贯注于事业之中。我甚至认为：‘文革’中那些挨斗、挨揍的名人，因同时遭受家里亲人的斥责、批判，才走上自尽的不归路。”我赞赏京郊昌平的苇岸、吉林长白山的胡冬林，是他们在生态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倡实践大地伦理学，一生钟情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把它们视作亲人般精心呵护、百般珍惜……

　　2004 年 1 月，我到芝加哥探望女儿、外孙时，接到文友李陀从安娜堡（Ann Arbor）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到他执教的密歇根大学一游。域外遇故交，我欣然前往，乘火车在 雪原上穿行四小时抵达安娜堡。李陀和他教比较文学的夫人 刘禾等在车站上迎接我。当晚，在寓所外朔风呼啸中，我们 围着壁炉，吃着烤白薯，回想设立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北京 文学联络站的往事，以及我和陈建功走了许多路寻找到李陀 在小西天附近平房里的家，听他朗读刚写出的短篇小说。那 晚长谈中，李陀对我说，现代文学资料书一本本出得不少了， 建议我写写当代作家的故事，记下他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 程、创作特点。尤需注重时代细节，让当代文学形象化、具体化、鲜活起来，显示它的呼吸、脉搏和体温。把当代文学实况血肉丰满地详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是你和崔道怡、章仲锷等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全过程的老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

　　从那时至今又过了十四载。直到今年才完稿的这本《名作家记》，实乃履约包括李陀在内的众多文友们对我的嘱托和我自己的承诺。

　　我所交往的、经历苦难的作家们，都有强烈的责任感， 身怀一腔爱国心。他们关切着可爱祖国母亲的命运，幸福着她的幸福，痛苦着她的痛苦。跟他们接触多了、深交了，我感悟到：所谓爱国，就是爱我们脚下的绿色土地，爱绿色土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爱红旗上空蓝天里掠过的一行白鹤， 爱白鹤飞往的、远方黧黑的山岚，更爱锦绣河山上勤劳、实干的伟大人民。因此，我对那些以民为本，将自己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在文学园地里辛勤笔耕，且给予我温暖、友情和支持的作家朋友们，永怀炽烈的感激之情。

　　是为序。

　　跋

　　看完本书校样，忍不住还想说几句话，作为跋语，附在书尾。

　　我在自序中感激那些以最佳作品支持《十月》的作家们，如丁玲复出后最早写的《牛棚小品》、蒋小龙的《开拓者》、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宗璞的《三生石》、张贤亮的《绿化树》、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

　　在后记里我要感谢《十月》编辑部的同事们。是他们齐心协力约到、编出了许多好稿，才使《十月》在新时期文坛上大放光彩。一个刊物办得出色，是团队协作，群策群力的结果。

　　1978年5月之后，全民都在讨论、热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是个文艺破冰、思想大解放的时段。我要感谢当时北京出版社的领导陆元炽、鲁刚、田耕们。他们以开放、宽容的态度，放手让我们大干，敢为人先，走在时代前面。只是引导，从不干涉。我要感谢和我一起创办《十月》负责人苏予、张兴春。我感身在编辑工作中给予我帮助的黎汀、晏明、田增翔、侯琪、王洪先等同事。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只是《十月》这道绿色篱笆上的一个桩而已。离开集体的共同努力，《十月》决不会成为那个黄金时段领队的大雁。

　　我还要感谢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责编章德宁、左曼丽以及装帧设计的美术编辑。没有他们的厚爱、精心、辛劳，《名作家记》决不会出得如此精美。

　　一直关心这部书稿的责编章德宁女士，建议我在书中添上名家们的照片、手迹、书法、绘画，使之真正成为一部令读者喜爱的“图书”。我欣然接受。因为本书中写到的作家大多作古，我只能从个人相册、作者赠我的作品、画册、传记中寻找。找不到的话，只得求助于作家们的亲属、向我提供他们的生活照。每当找到一帧传神的照片、一幅有个性的字画，犹如猎人在广漠荒原上寻觅到了稀罕猎物那样，喜不自胜。《十月》编辑中，最有才华的是年轻诗人骆一禾。他1984年北大毕业后来《十月》工作，1989年夏天因病去世。5年时间内我们共处一室，没有一起照过相。找不到他亲属，却偶然在电脑上找到一帧他身穿白色西装的照片，英俊、帅气，便拍了下来，收入本书之中。徐迟在武汉东湖旁寓所里告诉我，五四以来，论诗人，徐志摩第一。受了他的影响，我沿着徐志摩的足迹，走了许多路，去了欧洲的巴黎、佛罗伦萨（徐在诗文中把它译成寓有诗意的“翡冷翠”）、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并在花团锦族的康桥上徘徊良久。我翻阅了能找到的他的传记、诗集，但始终找不到令我满意的照片。后来竟然在我收藏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5卷336页“徐志摩”词条中，看到一帧风流倜傥，才华横溢、英气逼人的照片，眼前一亮，便用剪刀把它剪下来收入本书之中。还有一次在一本文史杂志上，看到一帧1993年11月冯牧和陈荒煤受中国作协委把专程去上海探望九十大寿的巴金的照片：三位作家笑容可掬，神态自若，我如获至宝地把它收进书中。每次觅到一帧理想的照片，我心花怒放，仿佛中了头彩般喜出望外。

　　本收写作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通读了《十月》创办以来记下的六十多本日记，重新翻阅了书中提到的那些各篇，又采访了几位健在的作家，故花费了我许多心血。

　　每当长夜无眠、辛勤笔耕之际，我的老伴总在耳边唠叨：“你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头了，早就评上了北京市劳动模范，名声也有了，还值得这样厌寝忘食地拼着老命写作吗？”

　　我沉默不语。如果实话相告，我已八十六岁，进入“黄瓜敲金锣”的耄耋暮年，早已活运了中口人平均寿命76岁的年龄，离世之日不会太久了，因此要把该做的事抓紧做完。她听了肯定不高兴，所以任她絮叨，我自笔耕云辍。

　　西州有首名诗《一个人老了》云：“一个人老了……黑暗逼近。”正如史铁生先生所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近十多年，那些姓张的名作家，那些与之倾心交谈的挚友，悄悄离世，默默远行。比我年长的有作协领导张光年、《十月》负责人张兴春；和我同龄的有《创业》作者张天民、曾任中国作协专职副主席的张锲；比我年轻的有张弦、张一弓、张贤亮、张笑天、张胜友……我这个姓张的人，决不例外，必将追随文友们而去，加入他们的行列。如今编《十月》的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编辑部的。他们对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情况不了解，所以我这个《十月》老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写下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十月》的风采，写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活细节，不论它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是我离世前必须做的事，也就是我这个老编辑尚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吧。

　　2019年2月18日

　　选读

　　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汪曾祺

　　在我多年编辑生涯中，面对有几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赏的份儿，他们的文本严谨得不能动一个字，比如邓拓、孙犁、汪曾祺。

　　阎纲兄是资深老编辑，春节期间我向他祝贺乙酉新年吉祥时谈起这种职业经历，他对我说，他编叶圣陶、老舍的稿子，也是这样的感受。

　　自从拜读了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记事》后，我多次央请汪老给《十月》写稿。我发现，就是萝卜白菜，他也写得异常精彩。我曾编发过他的一篇散文《萝卜》。他从从容容，娓娓道来，谈及高邮家乡的杨花萝卜、萝卜丝饼如何好吃。说北京人用小萝卜片汆羊肉汤，味道如何鲜美。他说一位台湾女作家访问他，他亲自下厨，给她端出一道干贝炖萝卜，吃得她赞不绝口。说天津人吃萝卜要喝热茶，这是当地风俗。写到四川沙汀的小说《淘金记》里描述那幺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萝卜，吃得一家人脸上油光发亮。还提到爱伦堡小说里写几个艺术家吃萝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别有风味。还写到他在美国爱荷华中心附近韩国人开的菜铺里买到几个“心里美”萝卜，拿回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开嘎嘣脆的“心里美”差远了。他随随便便地写下去，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一直读到“日本人爱吃萝卜，好像是煮熟蘸酱吃的”，文章戛然而止。我深感遗憾，嫌它太短了。读完了， 欣赏完了，也就编完了。那不是工作，是美餐一顿的享受。

　　其实，在旅游途中或到外地讲学或开笔会，跟汪老共住一室，深夜无拘无束神聊，更来劲。

　　记得1991年4月，作家朋友们在冯牧率领下，组团去云南采风。我们在下关市游了洱海，参观了蝴蝶泉，参加了大理白族歌舞团为我们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会，回到宾馆脱衣就寝。汪先生靠在床栏上神秘又得意地对我说，他写过几篇论述烹饪的文章，是《中国烹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说他爱吃苏北家乡的醉螃蟹、上海的黄田螺、北京天桥的豆汁、天津的烩海羊（烩海参、螃蟹、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和汽锅鸡。他吃过蛇、穿山甲、老鼠干巴（肉丝）、炸蝗虫、牛肝菌、炒青苔。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尝一尝。他认为名厨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做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绝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种菜不妨叫作“夹馅回锅油条”，对此他要申请专利权。他称赞香港有道菜做得别致，用冷布包住鸭肝，滤掉筋头和粗糙部分，把鸭肝汁放入打碎的鸡蛋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味道极佳。

　　话说到这里，老人家更来了兴致，坐直了身子告诉我， 他有一次细看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想瞅清画面案几上的碗碟里放的究竟是什么食物。用放大镜看，有一只碗里，盛的好像是白肉丸子，有一碟颜色鲜红，似乎是摆着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许多碗碟里盛的是什么菜肴、瓜果， 就怎么也看不清了。他遍览《东京梦华录》等著作，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他仔细研究过元朝菜谱《饮膳正要》。他还考察过天坛祈年殿里每个皇帝神位前案桌上的祭器里摆放的黍、稷、稻、粱、蔬菜、肉类、酒类、瓜果等供品，从而研究明、清皇帝们的食谱……

　　汪先生对于食文化有研究、有实践、有理论、有创造， 是个真正的美食家。如果说他老师沈从文解放后是衣文化、服饰文化的权威，那么汪曾祺无疑是一流的食文化专家。

　　有一年我在《十月》上给汪老签发过一个短篇小说《露水》，才三千多字。写的是从高邮到扬州往返行驶的运河轮船上两个艺人做露水夫妻卖艺的底层生活。从小说看，汪先生对小曲、唱词、胡琴、通俗节目、苏北一带平民百姓的习俗相当熟悉。语言干净得像用水洗过似的。读了以后，如含橄榄，余味悠长。

　　汪老一辈子重视民间文化。他当过《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的编辑，与酷爱民间文艺的赵树理共事过，整理过评书《程咬金卖柴筢》，写过关于民歌的论文《读民歌札记》。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的《我和民间文学》中告诫青年作家：“我认为，一个作家想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他的小说都是以平淡的文风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方面，他继承了“五四”前后平民文学的思潮，将目光转向绝大多数民众，就是实践一种走向民间的布衣精神。他的众多作品的表现对象大都是民间的能工巧匠以及在封建礼教压迫下命运悲惨的妇女，对他们表示出一种同情、善良、温婉的情怀。

　　有一次和汪先生到南方水乡讲学，因他喜跟我聊天，又让我跟他同住在一起。讲学后傍晚出去散步，我看见湖边青郁浓密的芦苇荡，对汪老说：我不是京剧迷，但对您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特别欣赏，铭记不忘。汪先生手里夹着一支烟，凑到嘴边吸了一口，笑道：“你对这段唱词别看得太认真。我在那里故意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其中‘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他这样一讲，更使我吃了一惊。我说：“没有诗词修养、旧学功夫，是写不出这段唱词的。您的古文底子是怎样打下的呢？”

　　汪老看了一眼宽阔的湖面，回忆着遥远的童年，说：我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年的拔贡，特别宠爱我。从小就督促我握笔描红、背古文。到了小学五年级他亲自给我讲《论语》， 叫我多练毛笔字。祖父说：“你要耐心，把基础打好了，够你受用一辈子呢。”我小学高年级、初中写的作文，老是被老师批“甲上”，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我十三岁那年写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见了叹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老爷子见我有了长进，就赠我他收藏的几本名贵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砚。

　　这时候，夕阳西下，晚霞染天，映照得湖面、芦苇都红了，连汪老原本黧黑的额头也红了。我说：“您祖父宠爱您， 得到了他严格的言传身教。”汪先生说：“我父亲汪菊生也多才多艺。”走回宾馆的路上，汪老怀念起他的父亲来了。他说：“我父亲汪菊生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胡琴拉得很好。我在小学演戏时，还叫父亲去给我们伴奏呢。我父亲手很巧，会糊风筝，会扎荷花灯。早年在南京读中学时，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在校足球队踢过后卫，做过撑竿跳高选手，并在江苏省运动会上拿过冠军。母亲杨氏得肺病去世，那年我才三岁。母亲死后父亲用各种色纸亲手给亡母做冥衣。四季衣裳，单夹皮棉，应有尽有。裘皮衣服做得极细，和真的一样，还能分辨出羊皮、狐皮。我父亲还喜画画。画友中有一个铁桥和尚，是高邮善因寺的方丈。父亲画过一阵工笔花卉，用笔似乎仿效吴昌硕……”

　　我想：汪曾祺文好、字好、诗好，兼擅丹青，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位文人作家，这是因为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就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

　　汪先生在《七十抒怀》中写道：“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我和汪老多年接触中，发觉他嗜酒嗜烟。我对他日常生活爱好的概括是：“每饭不离酒，香烟常在手。”

　　汪先生爱喝酒。他十几岁就和父亲对坐饮酒。父亲抽烟时拿出两支，一支给儿子，一支给自己，真可谓“多年父子成兄弟”。

　　有一年在泰山笔会上，他写字赠送给东道主，请与会者叶梦弄点酒来陪他喝，他说只有喝了酒，字才写得好。叶梦听命陪他喝。汪先生喝一杯，写一幅字。喝着喝着汪老就写了一大摞字。因此叶梦认为，汪老的字里，飘着浓浓的酒香。

　　那次到云南旅游采风，不论中餐、晚餐，一路上先生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并不挑剔。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鉴别酒的产地和质量。一瓶威士忌端上来，他尝一尝，就能品出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产品。到了玉溪卷烟厂，攀登红塔山时，汪先生崴了脚，从此脚上敷了草药，缠裹了绷带，拄杖跛行。于是我搀扶他，和他同桌就餐。席间，他喝了一口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缠着纱布的脚上，“足饮”起来。我感到纳闷，问他：“您为什么不仅嘴喝，还让脚喝呢？”他笑道：“这样可以杀菌。”

　　汪先生喝酒史上，有一桩轶事：20 世纪 40 年代，有一次在昆明西南联大，他喝得烂醉，像个醉汉似的，昏坐在路边。沈从文那天晚上从一地方演讲回来，看见前边有个人影， 以为是个从沦陷区来的难民，生了病，不能动弹。走近一看， 原来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喝醉了。他连忙叫了两个学生搀扶着他的得意高足回到住处，给汪曾祺灌了好多酽茶，他才清醒过来。

　　在联大，汪曾祺特爱听闻一多讲《楚辞》和唐诗。闻一多以魏晋人王孝伯语“痛饮酒、熟读《楚辞》，乃可为名士” 作开篇。汪曾祺是否受了魏晋风度的影响呢？醉酒路旁是一种失态，我不好意思问他。

　　汪先生是位烟精。一支烟，他用手摸一摸，即可知道制作工艺水平如何。捏一捏，蹾一蹾，看一看，闻一闻，就可评定烟的质量。据他考察，云南烟业的兴起，大约是在 20世纪40年代初。那时的农业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云南土壤、气候适宜种烟，于是引进美国弗吉尼亚的大金叶，试种成功， 当地烟业随后得到大发展。玉溪的纬度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相似，土质也相仿，故烟叶长得好。滇中的空气湿度有利于烟叶存放，是个天然烟库。加之制作精细，配方得当，故“红塔山”牌香烟，味道醇，享誉全国。后来汪老给《十月》写过一篇《烟赋》，说纪晓岚嗜烟，是一边吸着烟，一边校读《四库全书》的。他爱吸“红塔山”，为之赋五言打油诗一首： “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汪老之嗜烟酒，竟至于斯，乃性情中人也。

　　我记得游星云湖、抚仙湖那天晚上，汪先生喝了酒，面色红紫，容光焕发，呈微醺状。额上的皱纹也就展开了，谈话就多起来了。高洪波、李林栋、李迪、高伟等作家聚集在我房间里听汪曾祺聊文学创作。汪先生说，早年他写的作品， 在半年之内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在打字过程中， 有一场戏的稿子丢失了，打字员急得团团转。他安慰她，叫她放心，坐在打字机旁，从该场戏第一个字一直背到最后一个字。之所以能背，他说是由于文章有内在的韵律。他对在座的年轻作家们说：要随时随地注意用精确语言描写生活现象。有一次，他在北京西单看见一辆宣传交通安全的车子， 听到车上喇叭里说：“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这句话不能增减一字。西四一个家具店，有修理棕床、出售椅子的业务。营业员在店前写道：“本店修理旧棕床、出售新椅子。”只加了“新”“旧”二字，就增添了文学意味……

　　汪曾祺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应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邀请作演讲，题目就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语言的重视。汪先生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语言。在他的小说中，你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失眠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燃烧着。”“马儿严肃地咀嚼着草料。” 他觉得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还认为不能把语言和思想内容剥离开。语言不能像橘子皮那样，从果肉内容上剥下来。

　　我喜欢写散文。便利用同住一室的方便，向旅伴请教写散文的经验。汪先生告诉我：写散文应克制，不要像小姑娘的感情那么泛滥。老头写情书，总归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一团火，熊熊燃烧，但看完空空洞洞，留不下什么印象。没有坎坷，没有痛苦，便写不出来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要平易自然。我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像家常便话、写家信那样，切忌拿腔拿调。当然也可以工笔、繁密，像何其芳的《画梦录》，别有风采，但那是另一种秾丽的花， 我写不出来。

　　住在一起的日子多了，我和汪老相处得很随便。南方天热，每天都要在宾馆里洗澡、换衣。汪老擦完身子，站在盥洗室洗脸盆前搓洗衣服。他洗衣速度极快，三四件衣服，搓巴搓巴，十来分钟就洗完了。我问：“您怎么比我还洗得快呢？”他回答：“见水为净，去掉点汗渍味即可。”我曾经偷偷检查过汪先生洗的衣服，仔细翻看过衣领和袖口，发现其洁净度比我的要高。先生在1957年“整风”中因对人事部门提了点建议被打成右派，送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在艰苦的塞外练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在口外刨粪、运粪，十分卖力，1960年就摘掉了右派帽子。三年困难时期，当地的马铃薯价值突然提高。马铃薯又称山药蛋。当地民歌唱道： “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山药蛋是那一带的活命粮。故农科所十分重视马铃薯的品种、质量、退化等问题。汪曾祺会画画，农科所就交给他画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他到城里买了颜料纸笔，回来到薯田里掐了把花枝，插在玻璃瓶里，对着实物画。马铃薯花一落，薯块成熟，就挖出来，放到桌上临摹。画完，埋进火里烤。烤熟了，就吃。这时他想起梵·高的名画《吃土豆的人们》，不禁哑然失笑。画多了，汪曾祺发现马铃薯不同品种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个儿大如瓜，一个能当一顿饭；有的外皮呈乌紫色，烤熟后味道像栗子；有的形似鸡蛋，生吃时味道甜脆如水果。他还发现有一种马铃薯花是香的，连所里的专门研究人员听了都觉得新奇。这部《中国马铃薯图谱》，像他的恩师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是被迫改行后创作的一部奇书— 遗憾的是它的原稿在农科所“文革”中毁掉了。

　　汪先生像他父亲那样，也是多才多艺。他在西南联大和同学们一起演过戏，扮演过话剧《家》中的更夫和《雷雨》中的鲁贵。他能吹笛子，喜欢京剧，尤爱唱昆曲。这给他后来执笔写《沙家浜》这样的剧本打下了某些基础。至于他的诗、书、画，更是秀逸婉约，惹人喜爱，故求索者甚多，一般来者不拒，都能满足大家。

　　跟他多次同住一室之后，我发觉他分对象，区别男女， 相应地或赠字，或送画，或赋诗。外出旅游，对接待单位， 他一般写几幅字，留赠主人，以表谢意。他对男士们一般写诗相赠，而对女士们、女作家们，则大抵送画—因为他主要画花卉。我曾在张洁和平门的寓所里，看见她新装修的素墙上挂着一幅汪先生的《水仙》：水仙们亭亭玉立，葱绿可爱。他送给宗璞的画则是一幅墨叶红花的牡丹。但也有例外， 男作家邓友梅名字中因有一个“梅”字，他画了一幅铁秆梅花相赠。树干树枝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有一次乘车参观崇文区百工坊，坐在我身边的友梅告诉我：“汪曾祺曾送给我一幅画，画中夹着一个字条，上写：‘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 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韩舞燕（友梅夫人—编者注）猜了两个月也 没猜出来。”我问友梅：“那到底用的是什么颜料？”友梅说：“汪老后来告诉我—牙膏 !”

　　我读过汪曾祺先生许多旧体诗。1984 年发表的散文《昆明的雨》，写的是四十年前即 1944 年他和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朱德熙从西南联大新楼舍到莲花池去。池边有小酒店。他们进店买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边喝边等雨停下来。院子里有一棵木香花，被雨水淋得湿透。雨下大了，没法走， 他俩一直等到午后。先生在文末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那诗很有味道，我看了一遍也就记住了。

　　撰写本文时，我一抬头就见书房右侧墙上挂着汪老于辛未秋日给我写的赠诗：

　　独有慧心分品格，

　　不随俗眼看文章。

　　归来多幸蒙闺宠，

　　削得生梨浸齿凉。

　　前两句诗是汪老对我这个后学的过奖之词，实不敢当。“慧心”和“品格”，应属于汪老。后两句却是实情，我曾告诉过汪老，我懒得吃水果，都是妻子把苹果、梨削去了皮送到书桌上，我才勉强吃几口。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有三个支撑点，即三个系统：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的影响面很广，佛教次一点，道教就更少一些。但它们都对人们的生活，甚至是家庭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我看来，汪曾祺除了大学时代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现代派文学有过某种短暂的心仪之外，他一生主要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他自己在一首四言诗里就说过：“有何思想？实近儒家。”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你从他的许多小说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对佛学颇有研究。我就亲耳听过他和何洁即圆各居士（流沙河妻子）探讨佛、禅方面的学问。汪先生的作品从最初的《复仇》到他后来的名篇《受戒》，经常写到寺庙、小庵、禅房、斋戒、经文。晚年他以优美的文笔为《世界名人画传》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他的慈悲、平和、富有同情心，是和他喜研佛学分不开的。汪先生年轻时爱读《庄子》，受到过老庄的熏染， 一生自自然然，随遇而安，把事情看得很淡。他甚至豁达、幽默地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他的小说《徙》《鉴赏家》里的人物，无不表现出典型的道家风度，寄托着他的人生理想。

　　因此可以说，儒、释、道文化是汪曾祺思想血脉的三个源头。像汪曾祺这种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爱的老头儿，

　　只能孕育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西南联大那样特别自由的教育方式。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这是中国文坛的遗憾，但这是属于历史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汪曾祺生于1920年3月5日，卒于1997年5月16日。至今年5月，去世已整整八载。谨以此文，追念我所敬爱的老师辈作家。

　　我认为，李清泉主持的《北京文学》，推出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是新时期文学的大亮点。它们将像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那样， 彪炳于文学史册。

　　2005年2月

　　限的方言？读了这篇创作谈，我明白了，因为他一直“蜗居在村子里”，做着一个从隐秘到无法隐秘的写作者。“扯票”这一词汇所传达出来的，就是他的文学肌理本身，就是他的文学地气，他很难把来自村里的小丫头的“扯票”命名为“撒谎”，那会让他感到陌生和异样，会隔绝他与小丫头之间的心气相通。刘荣书甚至没有给小丫头一个名字，我想这是有意为之，她已经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女孩，而是已然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而又进入不了城市的所有女孩的缩影。

　　小女孩有点可笑又有点可爱的扯票，是为了满足一个孩子“得到一颗糖吃”的愿望，这天真幼稚的试炼，如同她向生活的索取，之所以总能够得到满足，是因为有一个“爷爷”在托底。然而，“爷爷”并不总是存在的，并非“四海之内皆爷爷”。其实，小姑娘和爷爷这样的一对存在，本身就是令人揪心的，即便温暖，也带有脆弱的暂时性。如果说“爷爷”是一个古老的黄天厚土血肉亲情的隐喻性存在，“父亲”和“继母”则是离开土地的农民被城市冲刷洗牌后的隐喻性存在，“母亲”则直接不存在了。爷爷逝去之后，接管小丫头的是住在城中村的父亲和继母。城中村是一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是一个既非城又非村的蝙蝠一样的存在，是一个“奈何桥”般的无奈的过渡，向上向下皆难兼容，无法定义也无法定性，只能尴尬地存在于模糊地带。

　　这个机灵的小丫头既然已经来到城中村，触摸到“城”的边界，就必然要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城”；她凭着自己良好的记忆和自学识得的几个字，一点点走出城中村，走进“城”。小丫头对于“城”的隐秘探索，让我想到刘荣书的写作行为本身。写作既是他向外面的世界伸出的触须，也是他与虚构世界之间的一条暗道，他由此而确认自我的存在。打通了“彼岸”的“此在”，才是真正的存在。然而，他在村子里写作的行为，如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在村子里刷牙，毫无疑问地遭到群嘲。任何超越村庄层面的追求，都会被视为村庄的异端，作为异端的个体的自尊，必然要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围剿。他的写作成了一种“暗疾”，一种对自身的“间接的伤害”，只能为他带来“隐秘的羞愧”。写作本身就够沉重的了，还要额外地去突围那些裹挟着自身的庸常与狭隘，这样的存在定然不会轻松。只有“泯然众人矣”，才能活得轻松，为此，刘荣书一度放弃写作，过上了一个正常的乡下青年的生活，结婚、生子、喝酒、赌博、滋事，“活得比周围任何一个人都要正常”。然而，“时不时地，某种孤独与颓废的情绪会像幽灵一样控制了我。”他终究是要宿命一般地回到文学。如果脱卸压力使人更加沉重，那就不如勇敢承受。刘荣书的写作是可敬的。再次回到写作的刘荣书，“始终处在一种封闭游离的状态中”。作为一个唯恐被嘲弄的写作者，在幽闭中穿行于小说世界的心态与状态，与小丫头由城中村向外探索的身影是重合的，俨然往返于暗道的路径也是一致的，小心翼翼又野心勃勃，好奇的试探与迷途的恐惧杂糅。刘荣书在书写小丫头的越走越远时，有着极大的耐心与张力，既抑制又放任，那是他的某种生命体验的间接代入。

　　哪怕是一棵野草，也有向着世界伸展的欲望，小丫头那一点点延长的对“城”的探索，是再自然不过的共通人性，算不上贪婪。然而，一次被继母责打的委屈，既偶然又必然地把她的欲望膨大起来，使她扯了大大的一票，使她的离家出走变成了变相的被拐。这一次，她不仅没有逃离“城中村”而进入“城”，反而进入了连“城中村”都不如的垃圾村。这时候，小丫头不光想起乡下温暖的爷爷如契诃夫笔下的凡卡对爷爷的思念，就连父亲甚至继母和弟弟，在她心里也是温暖的了，但她的信息已经无法抵达他们，如同凡卡的信无法寄达“乡下爷爷”。

　　走出这个垃圾村，回到原来的城中村，她用了三年的时间，而这两处的距离不过六公里。刘荣书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一个猝不及防的逆转，往往令人瞠目结舌。荒诞的背后，呈现的是深刻的本质。小丫头倏忽之间被好人带走，这意味着什么？相信每个人读到这里，都会为她命运的擢升过于容易而有所怀疑。此处，我们来自生活的经验论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命运的推进终将证明，小丫头并没有拔出自己的根。她不仅没有追上城市，反而又落到了城中村的后面。

　　看起来，是小姑娘的扯票使她陷入了困境，然而，城市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它诱惑你跳起来，以为会抓住它，结果却使你跌到了更低处。它给你生活在它怀抱里的假象，然而，城中村的真相却是：在城中，属性依然是村；失去了村的自然属性，又无能上升为城。城与村，近在咫尺，甚至看起来融为一体，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鸿沟远比看上去巨大，大到令人绝望，而且，渴望越深，绝望越深。那貌似不存在而又有霄壤之别的落差，比显而易见的落差给人更大的伤害和悲凉感。她在城市的迷宫里绕来绕去，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归属。城与村之间，尚有可能构成一个“围城效应”：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小丫头就是如此，渴望城市，但有一天来到城市，又怀念起村子的人情与美。但城与“城中村”之间，却连“围城效应”都不可能，她并未真正进入“城”（围城），更谈不到想出来了。她甚至未曾穿越城市，只是从边缘堕入更边缘，从底层堕入更底层。

　　走不出去的命运魔圈又把小丫头送回了原地，人好像磨道里的驴，怎么走都是在原地打转。安殿荣在《刘荣书的小说王国》（《时代文学》2017年第11期）一文中写，刘荣书小说一个比较突出的叙事策略是原点式书写，即在经历了波折的故事之后，主人公们重新回到生活出发的某个原点……确实，《扯票》就是刘荣书的又一次原点式书写。不过，这一次，连原地都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因为她的失踪，继母带着弟弟离去了，家不存在了，父亲也老了。此刻只感到团聚就好的父女二人，选择了离开城中村。台湾电影《鲁冰花》中，一只小小的茶虫，在茶农的儿子古阿明眼里，却是那么巨大！他画出来的茶虫，有着邪恶的眼神，恶魔一般的摧毁力跃然纸上。因为，茶虫可以吃掉他家赖以为生的茶叶，那就意味着吃掉了他的书本、画笔，乃至吞噬了他整个的生活。画中的茶虫，就是他内心感受的放大性呈现。城中村与城之间，似乎无缝对接，然而那看不见的鸿沟之巨，在小丫头这三年、六公里的感受中，想必亦如不寒而栗的深渊，所以，她和父亲选择离开。可是，他们将去往哪里？何处是他们的家？小说没有指明去路，只说可能回到了老家，但那“从此过上了幸福而稳定的生活”的童话故事的反讽，显然又是在否定“回到老家就找到幸福”的可能性。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小丫头——作家也只能徒然一问。

　　小丫头及其家庭的问题，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城乡之别，贫富之差，比族群与地域差别更加触目惊心。阶层固化的当下，底层如何突围？这是一个用小说回答不了的问题。小说只是带着悲悯去体察和揭示，寻求关切的目光，吁请探讨解决之道。与其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来虚假抚慰，不如像梁漱溟那样去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托尔斯泰那一代巨匠之批判现实主义，往往亦未指出方向，未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们有时将宗教奉为精神上的去路，那仍然不是现实去路。

　　小丫头的谎言太小，世界的谎言太大，谁在对谁扯票？小丫头的谎言是感性而柔软的，世界的谎言却是客观而坚硬的。面对坚硬的现实，文学何为？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闭上眼睛写作也很容易，闭上眼睛沉溺于歌舞升平更容易，然而，如果没有摸黑前行的勇气，作家何以称为社会的良心？鲁迅曾经提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同样，批判现实主义不能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是的，心灵鸡汤灌溉不了现实的贫瘠，批判现实主义理应成为对“岁月静好”型创作的合理补充。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罗曼·罗兰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以理想为出发点，所以充满激情。而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是肩着黑暗闸门的悲壮担当，注定不可能飞扬。刘荣书属于后者。经不起世俗价值评判的写作不能“给边缘写作者带来尊严”，就连“作家”的称谓都相当于一个笑柄和绰号，这种体验使刘荣书“在生活中潜伏下来，以一种悲观的、怀疑和逼视的态度，揣测并窥伺着我周遭的世界”，换言之，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刘荣书导向了批判现实主义之途。对于自己文学尊严的卫护，使刘荣书更在意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与文学的尊严在他是一体的，而批判正是为了使尊严成为可能。刘荣书的小说经常渗透着一种压抑感，那不是感同身受，而是直接源于自身的压抑感。他是以一种防御性的自尊守卫着自己的写作，守卫着文学的尊严，所以，他对文学没有任何玩味之态，也无意于炫技。

　　在压抑与羞辱感之中对文学的坚守，“让我与外部世界有了间接的沟通与联系，从而具备了审视的目光，敌对的情绪，以及怀疑的能力”——这就是刘荣书批判现实主义的发生和内核。宿命亦是使命，注定要走在文学的路上，刘荣书就无法放弃批判的使命。“写作换不来局外人对你的尊重”，然而，你还是要为那些“局外人”发声，就是这样悖谬。鲁迅那些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作品，绝大多数需要被启蒙的“国民”恰恰是不会去看的。文学的处境从来如此。

　　小说不能代替生活，然而小说又确乎是生活。作家在现实面前没有装聋作哑的权利，文学必须担起负重前行的责任。刘荣书批判的力度也是柔中带刚的，那是一种谨慎绵柔、悲悯体恤的看似无力的贴地飞行。刘荣书的批判又是彻底的，《扯票》中，他写城乡结合部困窘的底层生存，并不试图去打捞，而是任其沉沦到底，这是一种批判的完成。未必只有纵横开阖大气磅礴才是道义担当，以作家的个体之力承担起自己那一份，面对时代的庞大身躯，直视凋残，不避卑微，这就是勇力。

　　把生命自由的空间拓宽一点点，都像蚍蜉撼树一样艰难，都需要付出被生活“扯票”的代价，但人终究还是要去尝试，要往前走。我们还是愿意以慈悲，以爱意，去祝福那个爱扯票的小丫头。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