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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雯 来源:  本站浏览:236        发布时间:[2018-04-16]

石一枫在他的小说《借命而生》中,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定位于1988年,这显示出几分不同寻常。石一枫是少数几个对于当代生活有着巴尔扎克式的好奇心的作家。当代生活,于他而言,不止是在素材意义上而存在;准确地说,当代生活就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沸腾的当代生活,仿佛一个历史学家专注于某段历史一样,企望目睹一座海市蜃楼从奔流的波涛与迷蒙的雾气中缓缓生成。他渴望在其中发现某种真理性的东西——它像微小的火焰,在一瞬间照亮纷乱,让我们得以整理我们的生活。石一枫告别练笔之后的创作无不清楚地显现这一点。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当他从当代抽身出来,转而书写八十年代,绝不是出于怀旧的目的,也不是出于扩大题材领域的需要,我只能谨慎地猜测,他一定是发现了当代精神生活的某种根源。要说清楚这一点,必须回到八十年代。或者说,八十年代,蕴含着理解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钥匙。那么,石一枫在八十年代发现了什么?

来不及寻找答案,我已然被警察杜湘东的形象所吸引。老实说,警察的形象在当下的小说中已然蔚为大观。作家们从格雷厄姆·格林们的小说中得到灵感,发现了警察(或侦探)这一充满魅力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机敏的头脑、不凡的身手,在职业领域简直堪称英雄,却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搞得一团糟。这样的人物在人的尺度上充满张力,对我们有着无可救药的吸引力。此外,警察这一人物形象是撬动小说的有力杠杆。有警察,一般来说就有案件。案件构成了小说的戏剧性层面,推动了小说情节的进展。警察这一人物形象就像透镜,透过他,我们看到了五彩斑斓的人生。这样一个典型的警察形象在《借命而生》中也有,那就是为杜湘东提供了帮助的被形容为大虾米般的警察。他的人生故事俨然传奇,嵌套在小说中,为小说增添了一抹绚丽而悲怆的色彩。

但杜湘东显然不是这样的警察。纵观他的一生,他并未建立起任何值得叙说的丰功伟绩,他的人生干巴巴的,似乎也无法吸引更多目光的停留。但是,作为小说着力叙述的对象,石一枫提醒我们注意他的精神性存在。是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精神内涵似乎比他表现出来的行动、他的话语都要丰富得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带有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的人物。“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对现代化的热烈憧憬,又有人对自身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既有对现代性异化的批判,又有对专制社会的强烈抗击……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之中,相互纠缠而组成十分强大的情感力量,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清楚。它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型态,使人在种种困窘之中爆发出强烈的奋进精神。”[1]杜湘东身上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刑警这一职业对于他而言,不止于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追求,是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为了这一点,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2]。他渴望在职业追求中奉献他自己,也成就他自己。这股昂扬奋进的精神紧紧地抓住了读者,是啊,谁没有过这样的时光呢?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着,好像要不顾一切地奔涌着泼洒出去,似乎只有如此,人才能像人一样活着。石一枫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属于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通过杜湘东这样一个人物,让属于八十年代的氛围笼罩了我们,叫我说,这是比通过器物抵达时代更为高明的写法。

然而,我们又知道,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正在于它位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与现实世界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年轻的杜湘东,必然要遭遇挫折,甚至必然要成为悲剧。从一开始,石一枫在描绘杜湘东的时候,用的词语是“憋闷”。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写照。可想而知,杜湘东的理想主义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迸出怎样的火花。首先是职业理想落了空。没有关系的杜湘东来到了郊县的第二看守所,结结实实感受到了因为理想所带来的“寂寞”。但似乎寂寞也并未完全消磨了杜湘东。现实世界展开了对他的第二重考验,那就是婚姻。有意思的是,石一枫在叙述“心里有那么点儿浪漫”的杜湘东着实一点都不浪漫。他创造了一个以“忧愁”为主要特征的人物刘芬芬,从此杜湘东的人生就陷落在日复一日的“忧愁”之中,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所淹没。叙述到这里,我们大约瞥见了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影子,假如小说在此收束,那无非是另外一个小林,是又一个版本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故事,是日常生活对于理想主义的吞噬。当然,也不全然是吞噬,杜湘东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他成为理想与现实的拉锯场。现实如同潮水般涌来,看上去白茫茫一片,但潮退之后,理想的岛屿居然还顽强地在。杜湘东之所以能从八十年代走入我们的生活,并深深地打动我们,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感谢被押送到看守所的倆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他们扰动了或者改变了他的人生,但某种程度上也把他带入“当代”——我们得以目睹一个时代是如何消失在另一个时代之中的,并从这无可避免的消失之中发现崭新的美。

如果说,杜湘东披挂着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光晕,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则代表了八十年代精神的另外一个层面,即对于个人的确信。从源流上讲,姚斌彬、许文革同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中的杨小东等人物处于同一精神谱系。他们都是国企里的青年工人,聪明,有活力,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中被认为是支持改革、支持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生活?改革文学的作家们似乎都报以乐观的期待。三十年过去了,在回首这一时期的文学时,我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假如把时间线拉长了看,改革终究要涉及利益再分配的问题,杨小东这样的‘个人’迟早是要承担改革的‘阵痛’。我们大概能料想到,杨小东们之后会下岗、会待业,会遭遇今天我们遭遇到的种种问题。‘人’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被解放了出来,是为了将其组织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制度关系中去,组织到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中去。‘政治个人’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化为‘经济个人’,早晚会接受‘市场经济’对‘个人’的新一轮异化。那个时候,杨小东们还会这么意气风发吗?这是历史的疑问。”[3]现在看来,石一枫也注意到了他们,他愿意满腔热情地想象他们此后意气风发与颓唐沮丧交织的人生。杜湘东与姚斌彬、许文革的第一次见面是以冲突开场的。他们的角色定位虽然不同——一方是管教者,一方是被管教者,但是他们的确分享了共同的精神处境。当姚斌彬发出“我不该在这儿呀”的哀鸣的时候,他唤起了杜湘东内心深处的共鸣,他们都拒绝时代给他们的规定角色与规定位置,希望能从中突围出来,建立属于个人新的秩序。随后,姚斌彬和许文革在看守所里凸显出来并引起了杜湘东的注意,则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在八十年代末,劳动本身还有着社会主义中国所赋予的神圣的光泽,人们依然保有对“技术”以及由“技术”而来的“力量”的巨大信心。姚斌彬和许文革则凭借其“技术”优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哪怕是在看守所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空间内。“技术”令他们脱颖而出,成为杜湘东观察的对象。与此同时,姚斌彬对于因为手受伤所带来的劳动能力丧失的担心则构成了叙述的暗线,它的影响甚至要到小说终了才能为我们所意识到。从另一个角度看,杜湘东如此关注他们,难道不是因为他身上也背负着他引以为豪的“技术”么?他相信,他所具有的职业技能是其理想主义精神的有力支撑。只有在八十年代,“技术”与“人”的关系还十分密切,它尚未脱离人本身,成为异己的力量。那时候的人们,尚且能从容地享受“技术”或“劳动”所带来的的荣耀与体面。他们如此信赖“技术”,认为“技术”能帮助他们过上他们所梦想的生活。于是,我们看到,在“技术”这一核心点上,杜湘东与姚斌彬、许文革再次相遇了。他们共享了八十年代的精神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八十年代之子。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个体的偶然遭际,也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命运。石一枫通过他们,奇迹般地召回了八十年代,让我们沿着我们的来路,重新走一遍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探寻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的历史投影。由此,《借命而生》获得了历史感,而我们早已确信,当下其实是被历史塑造的。

然而,写到这里,我突然又生出了怀疑。我和石一枫是在八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并未经历八十年代的精神场域。无论是石一枫所书写的,还是我所击节赞赏的,其实都是关于八十年代的想象。这想象来自于从这个时代走过的人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的叙述与回忆,很难说没有变形和虚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命而生》又是关于虚构的虚构,关于想象的想象。这么一想,这个让人颇有些沉重的小说立刻有了丰盈的质地。是的,像鸟儿那样轻,而不是羽毛。

石一枫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密实的纹理——我们仿佛与他们近在咫尺,能够感受到他们沉重而缓慢的呼吸,他们的表情里有他们的来路,也隐藏着他们的去处。不仅如此,石一枫更用心于人物关系,他发明了一套叙述法则,让人物关系构成小说的核心与情节动力,小说自身获得了动力。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看上去陈金芳是主要人物,其实还有一个主要人物“我”。“我”不单承担叙述的职责,还有义务在叙述中有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生活,由此,“我”的波澜不惊的人生与陈金芳波澜壮阔的人生构成对比,在陈金芳颇为戏剧性的故事背后,“我”的恒长不变成为另外一种价值体系,就像是背景,一明一暗,丰富了小说的层次。这套叙述法则是如此屡试不爽,在石一枫的大部分小说,比如《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特别能战斗》中都能看到这一叙述法则的影子。

《借命而生》也不例外。石一枫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核心叙事法则,着力打磨了两个层面的人物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关系。姚斌彬与许文革为金石交,两个人对彼此的理解与互相成全,几乎是这部小说最动人的地方。细察文本,可以发现,石一枫有意赋予两者以差异,从而形成张力。外表上两人一高一矮,许文革“高而壮”“一张脸像西方雕塑似的棱角分明”——这一外貌特征彰显了人物性格之冷而硬,姚斌彬则是“一张娃娃脸,两颊各有婴儿似的一嘟噜肉。眼睛又大又圆,长睫毛上沾着泪水,让人想起某种鹿类”——“婴儿”云云似乎在暗示他的软弱。两人构成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杜湘东对两人在看守所一举一动的观察也无不验证这一点。所谓观其人,识其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所看到的全部事实,就一定是生活的真相吗?石一枫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只有在经历了一辈子那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才得以通过许文革的自述来接近真相——“我和姚斌彬从刚进厂子当工人,就开始给外面搞维修。上面说我们干私活儿,隔三差五地敲打我们,就连我都打算收手了,可姚彬彬才不管那一套。他这人看起来性子软,但骨子里比我可‘轴’多了。外人都以为我一直护着他,其实大事儿我都听他的。”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身份突然调转过来,让人错愕,也有力地解释了越狱这一小说的核心事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有技术、也有主见的“新人”,当姚斌彬知道了自己已经因为所谓的“偷盗”事件失去了劳动能力,他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进入新时代的资格。他所能做的,是通过逃跑,将警察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给许文革一条生路。也就是说,眼看着一个新时代的闸门在他眼前缓缓落下的时候,他选择了以一己之身抗住闸门,让许文革逃出去。这真是一个悲情的故事,特别是考虑到两人本来有着历史的恩怨,是姚斌彬的妈以爱化解了这一切之后,你就会更加感慨造化弄人。石一枫为什么要这么写?姚斌彬和许文革之所以会承担这样的命运,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历史的关口,中国社会刚刚开启了从集体思维到个人思维的变化。石一枫着力写出历史转型期人的变化——他们有的越过了这个历史关卡,成为了今天所谓的“成功人士”,有的则被关在了大门之外。石一枫需要不同的人物来呈现这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姚斌彬与许文革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与此同时,两个人作为精神共同体暗示我们,所有实现了的与并未实现的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作家石一枫

当然,石一枫用力最多的,还是杜湘东与姚斌彬、许文革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一组人物关系支撑了小说的全部叙事。如前所述,一开始,杜湘东与姚斌彬、许文革是看守者与被看守者的关系,但正是在这看似严峻的关系中,杜湘东感受到了二人对他精神上的吸引力。说到底,他们是被共同的时代风气所影响的人物。紧接着,发生了逃跑事件,姚斌彬与许文革一个慨然赴死一个亡命天涯,杜湘东与他们的关系变成了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可以说,在追捕过程中,杜湘东的生命活力被激发出来,他不再是体制下的一个螺丝钉,他终于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当刑警的理想;也是在追捕过程中,他得以近距离观察他的理想的“现实形状”——大虾米般的警察将他向往的一种可能在他面前生动展开。大虾米般的警察的成熟世故映照出他的幼稚单纯,大虾米般的警察的机警映照出他的莽撞……这本应是他人生最高潮的一刻:在种种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他居然前所未有地逼近他的猎物,却最终让许文革逃脱了。这是杜湘东与现实的一次近距离交锋,一个转向了个人化的社会却向他展现出了他从未想象过的狰狞面目。在杜湘东和许文革的想象中,个人一旦从集体的庞大阴影中挣脱出来,将会展现不可限量的活力。然而,实际情形是,“这是一支面目模糊、好像由影子组成的队伍,人人沉默不语,脸上黝黑一片。”在小说中,这是对矿工的描绘,但更像是对一个时代的隐喻。如我们所想象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被解放出来的个人重新回归无名状态。让杜湘东憋闷的不仅是许文革的逃脱,更是他深刻意识到理想的失落,无论他面对新的时代如何置之不理,现实是,他在少年时期苦练的一套本领并不能帮助他成为他想象中的优秀刑警。缺乏与现实的碰撞,不经过现实的打磨,理想终究会失去它诱人的光泽,就像一把闲置已久的剑渐渐卷刃。

杜湘东与许文革再次相逢已经是2001年,这期间,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过去了,“喧哗与躁动”的九十年代也过去了,到了新千年,一切都变了,时代仿佛被新的逻辑所占领。什么逻辑呢?金钱的逻辑。这个时候,杜湘东与许文革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表面上看,他依然是管教者,许文革依然是被管教者,但因为许文革有了足够多的金钱,杜湘东感觉自己处于心理角力的下风。他虽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小权力让许文革没那么痛快,但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孩子无关痛痒的捣乱。金钱的逻辑不仅在于杜湘东的心理层面,也在于现实层面。因为金钱的魔力,许文革终于脱离了逃犯身份,回到了阳光之下。“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励志的传奇,一个暴富的神话。”曾经的猎物成为了时代的英雄,作为捕猎者,“他感到了彻骨的乏力”。

憋闷到了极点,反而让杜湘东生出了力量。“而在此前那些年里,他本人的存在价值仿佛仅仅是为了陪衬‘他们’,以显示‘他们’才是强悍的、磊落的、高尚的——所以他才会长久地憋闷,憋闷得让他忘了自己也是能发光的。现在,他必须做点儿什么了。他得换个角色,还得向他所处的世道讨个说法。”杜湘东从之前的观察者、沉思者变成了行动者,显然,让杜湘东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世道变了,公平的问题取代了发展的问题。现在,许文革成为了杜湘东所不理解的世道的肉身,他必须采取行动,才能真正搞清楚他究竟面对的什么样的时代。杜湘东在展开侦查的同时也让自己切切实实成为了窥探者。这窥探是可笑的,就像“三蹦子”在面对这个时代的庞然大物之时显得那么渺小与荒谬,如此不堪一击。说起来,他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个时代的敌手的,也没有能力与这个时代的成功生意人许文革抗衡,假如许文革不是还保留着八十年代的初心,假如这个时代仍然延续之前的逻辑的话。

在杜湘东一成不变的生活与对生活的理解中,时代又迅速发生了让他看不懂也弄不清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他曾经试图挣脱的机构将他遗忘在了原地。另一个变化是,时代的逻辑再次发生了变化,许文革也彻底被甩在了时代之外。这一次,他们又站在了一起,就像八十年代一样。

小说是以杜湘东的视角来展开叙事,杜湘东成为小说的取景器,通过他的眼睛,我们得以看到姚斌彬、许文革的生活。当然,杜湘东这一取景器不是恒定不变的。拉近,拉远,再加上杜湘东的所思所想,取景器构成了对所拍摄事物的占有,也构成了对所拍摄事物的扰动。正如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说的,“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它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这是一种觉得像知识,因而也像权力的关系。”[4]而杜湘东与姚斌彬、许文革的关系,与其说是权力关系,不如说是精神同谋关系;与其说是观察者与行动者的关系,不如说是共同经历这个时代,只是以不同的形式;与其说是失败者与成功者的关系,不如说他们都是失败者——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不同的失败,但这失败中也透露出光亮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虽败犹荣。

人与时代的关系是这部小说不彰自显的主题。石一枫试图以二十年的时间跨度,来探寻人如何处理自身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关系。这是一个经典的文学主题,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面对的主题。

小说人物出场的时候,他们处于领先于时代的位置。如前所述,杜湘东是有理想主义追求的,“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博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杜湘东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并希望藉由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实现个人价值。如果说,杜湘东还只是朦胧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那么,姚斌彬则是准确地洞见了时代的本质,并积极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做好准备。“姚斌彬告诉我世道变了,在新的世道里,人应该有种新的活法,活得和以前不一样,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他还说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变成有本事的人。”许文革的这番自述打开了当年他们之所以如此的黑匣子。一个时代的变化,全然有赖于先行者发现变化的契机与可能,然后带动更多的人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行者将会获得时代的酬报。恰恰相反,时代的进步有时候是以对先行者的毁灭作为代价。鲁迅在《药》就描绘了一个肉体被“杀”和精神被“吃”的先行者形象。杜湘东、姚斌彬等先行者付出了各自的代价。杜湘东与单位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成就感只能来自于“真寂寞”。这种格格不入逐渐磨损他的志气,消耗他的力量感,把自己变成了他曾经难以忍受的环境的一部分。“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在哪里见过呢?其实并没有‘见’过,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微微鼓起的后视镜里映出了一张滑稽变形的脸。两腮深陷,被风吹乱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齿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脱脱地向着老吴那个方向飞奔。”当然,杜湘东的改变,直接原因是姚斌彬、许文革的逃跑案件带给他的巨大挫折。但我以为,遇不遇上这回事,杜湘东大概率是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的。

姚斌彬和许文革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熟悉汽车,两个人被当做小偷送到监狱,一辈子无法洗脱自己。更可怕的是,姚斌彬甚至被偶然选中,失去了劳动能力,最后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亡让他永远停留在八十年代。他被八十年代的光晕笼罩着,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怀念。许文革呢?他看似侥幸从落下的闸门下勉强逃生,但一辈子只能以“无名”的状态生活着。至于他顽强地从无名状态中挣脱出来,那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姚斌彬的英雄主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命而生》是关于先行者悲剧的故事,杜湘东、姚斌彬和许文革三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叠加着,浓墨重彩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一个时代的先行者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时代的落后者。这部小说的另外一部分则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如果说,在故事的前半部分,杜湘东、姚斌彬和许文革,包括那个叫老徐的大虾米般的警察,或多或少显示出了英雄主义的气概,那么,到了后半部分,除了死者永生,其他的人都被时代无情地碾压,光环散去,生活的卑微本质显露出来,每个人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杜湘东显示出了失败者的面容。随着逃跑者许文革的抓捕失败,振奋着他,让他不至于出溜下去的那口气也就烟消云散了。一开始就纠缠着他的世俗生活成为他最大的敌手。表面看上去,他与世俗生活和光同尘,但是杜湘东知道,一直注视着他的我们也知道,他从来没有向世俗生活屈服过——世俗生活既没有成为他的价值观,也没有构成他的行动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杜湘东与姚斌彬一样,一直活在了八十年代。

那么,对于许文革来说,情形又不太一样。一度,许文革与九十年代的时代逻辑是合拍的。这逻辑就是通过劳动积累资本,利用资本进一步改进技术,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本的不断升级。就这样,许文革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名成功商人,他与“身为一名穷人”的杜湘东的关系进一步拧紧。然而,资本趋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不断逃离劳动来摆脱对劳动进行管理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是资本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劳动是许文革根深蒂固的逻辑,他不理解也不接受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更新之路,这也决定了他必然从时代的列车上滑落,同杜湘东一样,成为被时代抛弃的失败者。

老实说,这些年来,在文学的世界,我见多了形形色色的失败者。他们是局外人,是多余者,以自己的存在说明世界的荒谬,也见证并加强了文学的否定性价值。这当然也不错,至少,文学存在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向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可能。但是,看得多了,失败者也令我感到倦怠。假如失败者没有恒久的信念与信仰,假如失败者不能从失败中穿透出光亮,那么,这失败也就是失败了。然而,读《借命而生》的时候,我却不忍心将他们称呼为失败者。是的,无论他们如何衣衫褴褛,如何形容枯槁,我被他们强烈而高贵的思想感情所打动。他们就像一个标本,留在时代的夹缝中,却拓下了时代最真实的形象。这大约就是《借命而生》的价值所在。

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请我们注意“重复”这一文学现象。他说,“在各种情形下,都有这样一些重复,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5]。在这部小说里,石一枫刻意实践了“重复”。比如,在写到许文革的时候,石一枫多次重复“一张脸像西方雕塑似的棱角分明”,在读者心目中将许文革与“雕塑”一样的脸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既是许文革的典型特征,也暗示了许文革的力量感。事实上, “重复”体现在关于“好人”的对话中。“好人”也成为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钥匙。

在小说中,姚斌彬四次被不同的人表述为好人。第一次,在杜湘东约了一位法医,给姚斌彬看手之后得知姚斌彬已经成为残疾之后,杜湘东出于各种考虑,并没有让姚斌彬知道真相,反而告诉他“没大事,养养就好了”的时候,姚斌彬突然说,“您是个好人。”此时的“好”,是与“坏”构成二元对立关系的。杜湘东在什么意义上被姚斌彬确认为“好人”?是因为杜湘东并未像工厂里那些人一样,对他们超出时代的探索不仅不予以理解,反而在不问缘由的情况下将他们定性为盗窃,还是因为杜湘东在履行管教的同时对他们施以人道主义的善意。石一枫并未打开姚斌彬的内心,我们只能猜测可能两者都有。特别是,当读完全书再回头读这一段时,我们会发现,此时的姚斌彬已经知道了他已经残疾,他唯一可以依靠的迈入新时代的劳动能力已然丧失,此时姚斌彬的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冷静到残酷。他没有为不公的命运而哀嚎,顶多只是“表情有点儿呆滞”。在命运向他显示出狰狞面容的时刻,他居然还能接受杜湘东对他伤残情况的隐瞒,并认定杜湘东是个好人,这个“好”反而映衬出姚斌彬的善。此时的“好”,从人道主义的层面径直上升神圣的层面。看似柔弱的杜湘东示范了“善好”足以到达的高度——他能敏锐地发现善的行为,并承认善的限度。所谓承认善的限度的意思是,当善与个人保存发生冲突的时候,承认他人个人保存的优先级。从姚斌彬的角度来看,他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也清楚以杜湘东的能力不足以帮助他逃离此悲惨境地,所以他没有对杜湘东过多要求,也不责备他隐瞒自己伤残的事实,反而是对杜湘东显露出来的善意表示感谢。从这个意义上说,“好”映照出来的不仅是杜湘东,更是姚斌彬。

第二次,是许文革向杜湘东表示,“您是个好人”。这仿佛是许文革和姚斌彬作为精神上的同胞兄弟对杜湘东的再次确认。姚斌彬和许文革或许并不清楚杜湘东对案件的再调查,也不知道杜湘东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他们能强烈感受到,杜湘东是把他们当正常人看待,并未因为身份的差别而对他们存有偏见。这是“好”的另一层面的涵义,即人和人是平等的,应当以同情心、同理心视之。此外,从小说的叙事角度看,“好人”的断语事实上隐藏着许文革的愧疚之情。他们已经为逃跑做好了准备,而这个准备建立在杜湘东对他二人信任的基础上。承认杜湘东是好人,言下之意是他们即将辜负这个“好人”。或许,“好人”不可避免被辜负的命运吧。

第三次,当许文革逃跑之后,杜湘东开始照料姚斌彬他妈的日常生活,也是进一步进入姚斌彬许文革之前的生活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姚斌彬他妈说出了儿子曾经说过的话,“杜管教,你是个好警察。”请注意,此时的杜湘东,是从职业层面被认可的。有意思的是,在每次有人对他说“好人”或“好警察”的时候,他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心理活动。“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他‘好’了。但他这个‘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这番话涉及到“好”的第三个层面:好在思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分裂。从思想层面上看,杜湘东、姚斌彬和许文革毫无疑问都是“好人”。杜湘东对自己有职业要求,也有人道主义追求。他尽他所能地平等对待他人,哪怕对方是被他管教的犯人,在法律意义上是有瑕疵的人。这也是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但是,他对他人的信任在客观上导致了逃跑事件的发生,这成为了他职业上一辈子无法抹去的污点。而这一污点对他是致命打击,要知道,他是将职业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好”的想法却导致了不那么“好”的结果。同理,对于姚斌彬和许文革来说,他们追求的是技术熟练,是自我实现,但“好”的追求却因为方式之不合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其实都是“好”的受害者。美德并不意味着好的命运,恰恰相反,美德往往是悲剧性的。这也就是杜湘东所领悟到的他们被困在复杂的中间地带的原因。

杜湘东第四次被人评价为“好警察”,是通过一个律师的转述许文革的话,“这是个好警察”。显而易见,这个律师并不认为正义是美德的一种,他唯一忠诚的是他的职业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适合职业评价,而不是道德评价。因此,当这样一个律师对杜湘东进行职业评价的时候,杜湘东的反应可想而知。正是在这一评价之后,小说达到了情感高潮。两次“好”的评价之间,隔着漫长的时间跨度,这期间,沧海桑田,时代的转折已经让一切面目全非。这个“好”,与其说是道德评价,不如说是许文革对杜湘东的最深沉的信任,这信任因为时间的加持而具有了厚度和深度。“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杜湘东和许文革灵魂深处的面容。追逃者和被追逃者之间,因为对彼此的关注,竟成为各自都不自知的知己。在那一瞬间,杜湘东其实已经从感情上理解了许文革,也理解了自己被这“好”所蹉跎的人生。

然而,他仍然需要一个解释。或者说,杜湘东与许文革需要抛弃其他的中介,面对面地辨认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杜湘东的查案、追踪、盯梢显得更像是一个事件的回声,是促使他们见面的理由。这一天终于到来,当许文革将一切和盘托出之时,对于杜湘东来说,除了感慨自己的“窝囊”和“白活了”以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他怀着满腔热情要投入这个时代,要让生命焕发出光彩,可偏偏却成为时代的旁观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文革替姚斌彬,也替他自己活了出来。许文革该怎么安慰他呢,除了那句“好人”以外,许文革似乎没有其他的言语。但此时的“好人”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好”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没有成为行动者,并不意味着人生就没有意义。终其一生,杜湘东用他的生命捍卫了“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杜湘东、姚斌彬和许文革非但不是失败者,而是英雄。在这个几乎所有价值都需要重新勘定的年代,石一枫以他的小说,他的小说人物,轻轻擦亮了“好”这根指针,让钟表重新滴答作响。这一刻,我心存感激。

毫无疑问,《借命而生》以严肃的方式诚恳地面对我们的时代。石一枫坚定地知晓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激情,我们的困惑……唯一的问题是,他可以有所不知。这是从优秀小说家向杰出小说家迈出的重要一步。

 

【注释】

[1]蔡翔、罗岗、薛毅:《理想主义的昨天与今天》,《山花》1998年第7期。

[2]石一枫:《借命而生》,《十月》2017年第6期。本文所引用的文本均来源于此,以下不赘。

[3]岳雯:《抒情的张力》,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0页。

[4][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插图珍藏本),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5][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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