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的新作《梁光正的光》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丰满斑驳、立体多维的主人公形象——梁光正。梁光正的出现无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独特神秘的农民父亲形象。小说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细节，在梁光正的葬礼上，不同的人眼中的梁光正形象得以瞬间呈现，盖棺定论般得到了集中爆发。文中这样写道：“梁光正的世界，梁光正的儿女们知道得并不多。”[1]那么，白衬衫于梁光正而言意味着什么？他的另一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他的多重形象是如何生成的？承载着哪些意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土地与白衬衫：烟火气息与知识分子气质

　　梁光正最基本的身份是农民，土地是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他终归一生都不是一个安分的农民。虽然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要搬砖扛泥打麦”，他常年却保持着身上白衬衫的一尘不染，哪怕为此遭受鄙夷与嘲讽。如果说土地是梁光正作为农民的一种物化象征，那么白衬衫则成了梁光正知识分子气质的外在表征。

　　从身世来看，梁光正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子弟。他母亲曾有过丈夫和孩子，因为灾荒和家暴而逃至穰县农村再嫁，生下了梁光正等三个孩子。梁光正童年时家境还算不错，家里开有油坊，但11岁时就失去了母爱。1958年19岁的梁光正与17岁的融芝（麦女儿）成了亲，便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且不说如何艰难地熬过饥饿年代及各种批判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梁光正在自家的几亩土地上开始接二连三地创业折腾，先后种了豆角、麦冬，甚至在古稀之年还承包了几十亩田地种油菜。他渴望在土地上折腾出个名堂，一遍遍地规划着美好蓝图，却总以失败告终。子女们认为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即使那么多年来，他必须依靠土地给他的家庭觅食，他也是应应付付……他很忙。忙着照顾病人，忙着帮别人打官司，忙着出门做小生意，忙着研究国家大事”[2]。穿着闪光白衬衫、行走在乡间土地上的梁光正为人间烟火奔波着，但他的内心追求、精神气质却远远地逸出了一个农民的本质身份。

　　对于梁光正来说，白衬衫绝非一件衣服那么简单。那是他在饥饿的年代省吃俭用购买的奢侈品，那是他不同于其他农民的身份象征。当他无法挣脱人间烟火的烟熏火燎之时，白衬衫意味着他最后的精神寄托。哼着小曲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成为梁光正对抗苟且生活的一种方式，即使被批斗游行之时、年老病重之后、临终之际，白衬衫也总不离身。很显然，白衬衫并非农民的标配打扮，而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意象象征，梁光正的身上也常常呈现出真正与白衬衫相匹配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审美趣味。

　　年少时的梁光正读过书，十三岁那年就因为聪明端庄而由未来的岳母做媒定了亲。他后来仍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总是以经济的眼光来计算土地。他夸奖曾当过幼儿园园长的妻子“个子也大，很朴实，也不白，紫赯色，主要是很文气”[3]，后来多次给子女讲述妻子的美丽时，也总是用“文气”一词，而非贤淑、贤惠、漂亮等字眼，他与子女们交流的方式之一是写信。当他“文气”的妻子在世时，梁光正哼着小曲讲着笑话，有了零钱给孩子们上街买连环画、带孩子看戏等，以平等的姿态和子女们的玩伴成为好朋友，给他们讲革命往事，针砭时事，儿女们都以他为傲。而梁光正的这些现代性的、带有知识分子气质的精神趣味来自于哪里？这是否就是一种内生于中国乡土的现代性[4]？我们无法从小说中读出更多的信息。梁鸿只是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的父亲是一个浪漫的农民，他喜欢读书。我们家孩子多，他们都是文学青年……”[5]。既然《梁光正的光》具有浓郁的自传色彩，我们就不难理解酷爱读书的梁光正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在梁庄的政治风云中特立独行，以白衬衫来安抚内心的不平静，他终归只是一个不安分的农民，却无法掩饰由内而外自然散发的知识分子气质。

　　二、梁光正的另一个世界

　　去世之前的梁光正在儿女们眼中，只是一个偏执的、爱折腾的、让人不耐烦的、给家人带来无尽麻烦的父亲。然而，在梁光正的葬礼上，梁家儿女们从为梁光正送行的人那里看到了一个他们未曾了解的梁光正。

　　蛮子提及父亲说“她这辈子就遇见他一个好人”，巧艳妈及巧艳们感念父亲生前对他们的照料和帮助，年老的妇女们感恩于梁光正伸张正义帮忙打官司，尤其是白发苍苍的、操着外乡口音的几位老人，恭敬、悲戚地在梁光正的遗像面前鞠躬、磕头，他们是梁光正外逃时的难友兄弟。梁光正的儿女们由此看到了一个充满正义感、有着侠肠道义的勇敢父亲，于是感慨道“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丈夫是一家。这是梁光正的风格。要不是他背后有这么多漏洞，这么多不堪的尾巴和拖累，梁光正的人生该是何等辉煌啊”[6]。他们开始理解父亲的不易，他在土地上折腾、投机倒把等，无非是为了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他爱女人、他反复地组建家庭，为几个家庭付出着、博爱着，这种选择正源于童年母爱的缺失；他离经叛道、与权势抗争、热衷于打官司，无非是坚守着人之为人的尊严底线与公平正义；他不断地寻亲，是将自己的忠心、侠义、担当传递下去，是滴水之恩的涌泉相报。梁光正自认为“从懂事以来，很注意道德，是一个感情脆弱重感情的人”[7]，梁家儿女们在他去世后终于“重又看见父亲和过去的一切。就好像第一次看见”[8]。

　　作为农民、作为父亲的梁光正是不合格的，但他是一个优秀的、情感细腻的丈夫，一个仁义、博爱的乡民，一个坚守正义的乡村知识分子。有一定知识积累的梁光正张扬着骨子里的耿直，坚信着朴素的真善美标准，保存着士大夫的气节。正如梁鸿早在创作《中国在梁庄》中所指出的，“正是父亲这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人，那些乡村的‘刺头儿’‘事烦儿’‘管闲事’的人，维护着乡村道德与正义的均衡。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见识，对权力、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自觉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9]。

　　于梁光正而言，他“不安分”、不安心做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渴望参与乡村政治却总是成为被打击、排挤的对象，他的农民形象中洋溢的知识分子气质使他成为一个矛盾的、近乎分裂的个体。然而，正是这种个性让其无意中承载了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使命，成为照亮乡村公共空间的光。

　　三、作为新农民形象的梁光正“新”在何处？

　　李敬泽在评价梁光正的形象时指出，“在现代性的农民形象谱系中，这是个‘新人’，其意义颇费参详”[10]。而邵丽则不同意李敬泽关于“新人”的说法，认为梁光正“一点都不新，有一点新东西也是时代折射在他们身上的余光，新生活的光芒永远不会照耀着他们”[11]。那么，作为农民父亲的梁光正是否可以认为是个“新人”，他“新”在何处？

　　梳理农民形象的谱系，我们不禁会想起百年新文学以来的文学农民阿Q、老通宝、朱老忠、梁生宝、李有才、李顺大、陈奂生、孙少安、孙少平们，以及文学父亲高老太爷、梁三老汉、白嘉轩们等。从梁光正所生活的时代来看，他与梁生宝有着更多血脉的相似，却又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的母亲都是逃荒后改嫁，在年龄上，出生于1925年的梁生宝比出生于1939年的梁光正年长十多岁，梁光正与梁生宝的妹妹秀兰及徐改霞的年龄更为接近。梁生宝通常被认为代表着社会主义新人的方向，但从精神气质上来看，梁生宝是一心扎根农村的典型农民，他没读过书、不识字。那么，在梁生宝所代表的新人的方向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接受过一定教育、具有浪漫气质的徐改霞进城落户走向了另一种尝试。而梁光正显然处于梁生宝与徐改霞的身份和境遇之间，梁光正想摆脱土地、想进城打工，但很快只能逃回来，继续耕种脚下的土地。

　　如果说梁生宝“作为政治新人，代表现实政治和集体观念”，徐改霞“作为生活新人，代表个人情感和审美世界”[12]，那么梁光正则代表着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的、又兼具生活新人特质的另一种可能，同时梁光正的形象具有时代连续性，一直行进至当下。梁光正的“新”体现在：梦想追求之“新”，“把生活过成一个舞台，是他的终极目标”[13]；实践经历之“新”，他不断地研究着新政策、规划着新蓝图；精神气质之“新”，他穿着白衬衫耕作在田间，却热情地参与公共事务、慷慨陈词。可以说，梁光正有着浓郁知识分子气质的农民身份在当代文学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丰富了乡村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代史的时代变革中的命运遭际，尤其是当他们遇到政治时，他们的梦想与激情、痛苦与失落、血与泪、爱与恨。

　　梁光正的形象是独特的、意味深长的，他多重的性格特征深刻地影响着梁家儿女们及更多的人。他所走过的不是一个人的路，而是时代裹挟之中上演的一代人的悲喜剧；他在历史面前并非完全渺小与无力，而是象征着人与历史之间一种新的蓬勃关系的可能；他不是懒惰的不合格的农民，而是洋溢着知识分子气质、闪烁在乡土原野上的火光。

　　【注释】

　　[1][2][3][6][7][8][10][13]梁鸿：《梁光正的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页、第192页、第181页、第292-293页、第170页、第312页、封底、第42页。

　　[4]参见金理：《在“文学父亲”的巨大谱系中，创造属于自己的那个“父亲”——读梁鸿长篇新作<梁光正的光>》，《文汇报》2017年12月22日。

　　[5]梁鸿、张丽军：《梁鸿：游荡在内心的写作——七○后作家访谈录之十六》，《芳草》2015年第2期。

　　[9]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11]梁鸿、邵丽、李敏、刘军：《“梁庄的堂吉诃德”——梁鸿作品对谈纪实》，《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2]贺仲明：《一个未完成的梦——论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形象》，《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