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再见日食》

　　1995年的春天，拓来到美国佩奥尼亚参加一个青年艺术家培养项目。来自东欧和亚洲的青年人们成日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文学、社会和世界，洋溢着困惑、热情和希望，只有泉很少参与。拓和泉成为了亲密的朋友，然而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拓才知道泉曾被当做教育改革的实验品。二十多年过去了，因为组织者乌卡的过世，拓重回佩奥尼亚。大家都已老去，而当年那个“天才女孩”，现在还好吗？

　　拓在丹佛机场的巴士站旁边看到一个年轻人靠在行李上看自己的小说。年轻人仿佛从暴雨的地域跋涉而来，湿掉的衣物和鞋子一样样摊开在旁边的栏杆上，他正舒适地待在被自己圈起来的庇护所，完全没有留意身边穿着牛仔衬衫的平凡中年人，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游荡的地方正是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拓不由想，他读到哪里了。

　　书里的故事关于1995年一支高中棒球队从日本来到美国参加棒球比赛。当时拓已经搬到了美国，决定只用英语写作，放弃日语并不是为了摆脱具体的束缚，也说不上是对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的确认。结果以练习的心情笨拙地写作，竟然获得了出乎想象的成功。他被认为在东方审美和西方价值观之间撑起一片虚拟的时代，守护着现实中原本不可能存活下来的美。在不知不觉中拥有越来越多年轻的读者，跟随着他，寻找通往不知何处的一个个出口。

　　拓最喜欢在读者见面会上朗读的段落是棒球少年们坐着巴士，沿东海岸一路去往纽约，经过一片水域，巴士像是行驶在海里，也像是银河铁道列车，有银白色的河滩，三角形的黑鸟，同行的朋友，以及即将到来的新大陆。然而他自己此刻正要去往的，却是彻底的新大陆的背面。

　　昨晚拓还在纽约参加文学节的开幕派对，他和几位同行喝了酒，他们中的好几个都在野心勃勃地写两卷本的大书，恨不得把时代吞吐干净。回到酒店以后他查收了出版社转发给他的电子邮件，其中一封的发件地址让他心脏狂跳。是停运多年的旧日机构，像是来自记忆之河对岸的挥手，那都是上世纪的事情了——乌卡去世了。邮件在编辑那里耽误了两天，拓看到的时候已经是葬礼的前一天。

　　拓立刻调整了后面所有的行程，取消了朗读会，买了第二天的机票。他有些庆幸自己在纽约，至少是在美国大陆，而不是游荡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不用怀着过分巨大的决心赶往佩奥尼亚。不是说他没有这种决心，而是出于恰恰相反的理由，他畏惧的正是伴随决心而来的汹涌情感。

　　但是从纽约到丹佛的飞机晚了四个小时，等他到达丹佛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当天仅剩的一班去往佩奥尼亚的飞机。命运像是要给他一些提示，或者一个缓冲地带。然而即便不可能赶上葬礼，他也无心在丹佛过夜，决定连夜换坐大巴继续前往佩奥尼亚。车厢出人意料地拥挤，都是要在霍克斯下车的学生。他们像潮水一样离开以后，司机关闭了音乐，留下长长一段漆黑的旅程，直到巴士钻出树林，斜前方出现一片冷冷的湖。正是小说里的棒球少年们所经历的那种夜晚。他想要休息一会儿，但是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思绪和期待，无论如何也合不上眼睛。他忍不住想象葬礼的情景，浮现在脑海里的却是1995年春天，他和新朋友们挤在面包车里，司机一路放着杜兰杜兰乐队的音乐。佩奥尼亚的本地居民在社区公园里搭好了大棚，大部分是教会的老人，他们陆陆续续过来，准备好食物和酒，欢迎年轻艺术家们一年一度的光顾。刚刚下过雨，拓穿着郑重其事的衣服在泥泞的草地里小心走动，害羞极了，尽量不和任何人讲话，坐在大棚里，低头吃着装在塑料盘子里的炖肉和蔬菜。长凳的另外一头坐着一位极其瘦小的女士，上了年纪，裹着颜色明亮的披肩，深色皮肤，一头发光的黑发像一朵镶着金边的乌云。她礼貌地挪过来，问候说：“东京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

　　“唉？”拓愣了一会儿才明白她指的是一个月前的毒气事件。

　　“你们年轻人以后的处境会越来越糟。”

　　“啊。不不。”拓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不想被当成年轻人的代表。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他并没有觉得世界正在变糟，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他心中怀着的苦闷也普普通通，是身处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所共有的东西。而这桩事件在他心中激起的不是怨恨和失望，只有剧烈的迷惘、不安和祈盼，以及一部分无法描述的恐惧。来美国前的两个月，他无心做任何事情，一边办理手续，一边处理租借的房子，每天都在关注调查进程。电视新闻里有一位被害者接受采访时说：“因为不理解他们的行为，所以也无法产生仇恨的情绪。”——他震惊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人投身邪恶的组织。拓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里也有一种初始的温暖光芒，他们追求的明明是清洁的世界，结果却被庞大的恶所污染。恶是什么？是世间的东西，是精神的产物，是体制，还是付诸人类身上的实践？二十岁出头的拓完全不明白，只凭着本能躲开，连一口浑浊的空气都不想呼吸。

　　所以这不是政治，不是阴谋，至少不是这位女士所以为的东西，而是虚构的意志力和无法被讨论的噩梦。拓喝了不少装在纸杯里的啤酒，满脸通红，最后没头没脑地说：“那个组织的成员给他们使用的空气清新器起了一个名字叫宇宙清洁器，那是在《宇宙战舰大和号》里出现的除辐射装置。”

　　“你说的是一部科幻小说吗？”

　　“是七十年代播出的动画片。”

　　“哦！你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孩。而且你讲话的口音也很可爱。”

　　直到这位女士被簇拥着上台致辞，拓才意识到她是乌卡。乌卡是印度裔的乌干达人，七十年代中期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和丈夫彼得一起，带着女儿蒂娜来到美国，不久，亚裔被阿明政府逐出乌干达，他们自此滞留在美国。八十年代中期彼得作为记者被派到中国完成一篇医疗系统的报道，之后他们从中国出发，一路在亚洲和东欧国家游荡，结交了不少记者和作家，流亡的世纪正接近尾声，小半个世界在命运的创伤和忧患中喘了口气。他们回到美国以后四处筹集资金，创立了这个青年艺术家培养项目，邀请来自东欧和亚洲的年轻人集体生活，提供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费，地点选在佩奥尼亚的小镇，大片的湖泊、草地和山脉交汇于此，正是一个能够承载年轻心灵的中间地带。

　　拓念中学的时候曾经在一本文学刊物上读到有关这个项目的文章，一位日本小说家在佩奥尼亚度过半年。她爱上来自波兰的男孩，波兰那年正在戒严期间，她每天都陪男孩跑去图书馆看报纸，晚上待在房间里喝伏特加。那篇文章很长，有大段匪夷所思的情欲描写。但是印在拓脑海里的却是夏天这位小说家和朋友们在金色的池塘里游泳，野鸭低低地从头顶飞过，女孩男孩纷纷扎进水里。除了平静和美之外，还有令人向往到震颤的自由。

　　——真想去那里啊！

　　他这样想着，巴士司机提醒说十分钟以后就要到达佩奥尼亚，拓起身去车厢后面用厕所，一脚踩进湿滑，便桶像被刚才的少年们用屎炸过，他扶着把手，在狭窄的箱体里晃动，狼狈得不行，等坐回到座位上又觉得好笑，几乎想要笑出声来。不由想起刚刚那个看书的男孩，希望他旅途愉快，能够感受到小说里干燥清洁的世界。

　　第二天清晨，拓被旅馆房间的电话叫醒——“拓？”电话里传来女人迟疑的声音，得到确定以后那个人立刻惊呼起来：“快下楼，我等不及要见到你！”拓身处不知何处的梦境，放下电话以后看到挂在镜子跟前的黑色西装，彻底清醒。他在狭小的卫生间里飞快地洗漱，套上衬衫，又换成运动衫，最后穿上一件在旅途中穿的旧T恤。走在楼梯口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紧张到微微出汗。

　　小镇没有建造新的旅馆，二十多年来都是同一幢小楼，在小河边，挨着公共图书馆，总共三层，有二十来间房间，背后有一整片核桃树，每到秋天，绿壳的核桃掉得满地都是，再慢慢腐烂。拓走了两层楼梯，推开通往门厅的门，没有来得及迟疑，便看到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从立柱后面转出来，快走了两步朝他跑来，几乎撞在他的肩膀上，紧紧抱住了他。拓在她结结实实的拥抱中平静下来。哦，蒂娜，当然是蒂娜，像旋风一样，带来外面夏日的暑气。直到蒂娜挽住拓的胳膊坐下来，拓才得以将视线停留在她的脸上，她曾经宽阔舒展的骨骼似乎稍稍改变了形状，显得更为强韧和可信赖。

　　“我老啦！”蒂娜打断了他的注视。

　　“那你找到小行星了吗？”拓问。

　　“哈哈哈。何止一颗。”蒂娜的眼角闪出泪花，而拓笑起来，几乎松了口气。他们刚认识那会儿，蒂娜稍稍激动，便会泛起泪光，接着脖子和胳膊上也会起一层薄薄的疹子，这样无法控制的生理现象常常因为被误以为是过度真诚而遭受嘲笑。蒂娜比拓年长几岁，当时正打算从物理学专业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念宇宙学，于是那年回到佩奥尼亚，一边自学编程，一边补习量子物理，同时申请新的学位。这期间她不得不反复和年轻的艺术家们解释宇宙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发现小行星，而是在于学习宇宙的诞生和演化，宇宙所包含的一切中只有极其微弱的一部分是可以被感知的，剩余的则无法被命名，甚至无法被想象。这样的讲法听起来很酷，但是在拓的记忆里，蒂娜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公共图书馆的计算机前面修正代码，她称之为模拟。那些数字和字母的复杂组合到底是如何用一种抽象模拟另外一种抽象的，拓一点都不明白。蒂娜缺乏科学家的严谨和条理。她饮酒过度，健康美貌，像当时广告片里的标准美国青年一样高大，拥有最洁白的牙齿和最灿烂的笑容，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令人难以忘怀。而这样的人一旦进行起枯燥的运算，却仿佛依靠着非凡的身体本能撬动起意识的杠杆，给人一种正全身心维护着宇宙进程的印象。

　　当时乌卡常常安排大家去家里做客，他们家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半山腰上，跟前有一片草坪。蒂娜会做好两大盆奶酪通心粉，两大盆洋葱色拉。冷肉，芝士和饼干仿佛怎么也吃不完。即便是现在，拓还常常会按照她的方法做色拉，最关键的是放上大把切成薄片的洋葱和生蘑菇，也不要吝啬橄榄油。如果遇上节日、生日或者橄榄球的重要比赛，他们便会动用院子里的烧烤架，委托邻居一早送来新鲜的鸡肉、玉米和土豆。乌卡自己吃得很少，仿佛不靠实体的物质活着，有时候一天只吃一点水果，两片吐司，但喝很多很多酒，也睡得很晚，神采奕奕。每天都是从傍晚开始喝酒，为其他人准备好红酒和啤酒，自己喝白兰地，一再地挽留大家，多半过了凌晨才会散。她要是兴致勃勃，便会提出要开车送大家回去，谁也不能拒绝，于是剩下的人尽量挤进她的车里，大家醉醺醺的，她也醉醺醺的。白晃晃的车灯粗暴地打在黑暗的山路上，只照着眼前那一小段。

　　那时彼得已经去世，拓没见过他，但乌卡讲起他，就好像他还活着，是大家熟识的朋友，或者此刻就坐在他们中间。每个去乌卡家里做客的人都转述着彼得的事情。彼得英俊温厚，虽然凭记者身份的便利访问了很多难以抵达的地方，却很少主动谈论见闻，反而是一个极好的旁听者。身材高大的他总是半侧着身体，兴高采烈地听其他人讲述自己的苦恼，自己国家碰到的问题。只有在谈论到时代残留下的哲学问题时，他才会发表一些意见。他是橄榄球迷，之前每逢相邻城市的体育场有重要比赛，他一定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顺上几位朋友一同前往。通往体育馆的马路从好几公里外就开始堵塞，所有人都高高兴兴的，车子的后备箱里放着啤酒和披萨。即便在买不到球票的日子里，彼得也执意要去球场附近的空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一起，观看投影上的比赛实况。和他一起去看过比赛的人写下的回忆文章都贴在乌卡的剪报本里，晚饭以后大家继续围坐在桌子旁边，传阅剪报本。拓曾经反复地想象这样的场景，到后来文字和语言变成了虚构的影像留存于视网膜，构成温情的持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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