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篇小说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文体。一方面，它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始终没有获得独立而清晰的文体地位，不像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那样，拥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建构和审美形态的定位；另一方面，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又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在许多重要的文学思潮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直拥有极为广泛的接受群体。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固然可以列出诸多原因，譬如西方文学中就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中篇小说是中国大型文学期刊催生的特殊文体，文艺理论家对中篇小说的自律性特质缺乏建构热情等，但结果仍是老方一帖，没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中篇小说。

　　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能从篇幅上对它进行一个大致的划分，即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如果参照全国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征集公告，中篇小说就是指版面字数在2.5万至13万字之间的小说。仅仅依据篇幅来划分一种文体，当然会存在某些不足，但是“存在即合理”，多年来大家也都一直默认了这种划分原则。因此，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卷迭浩繁的中篇小说，我们也只能大体上参照这一原则进行考察。当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也会努力渗透自己对于中篇小说在文体层面上的理解和思考。

　　一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篇小说发展，其轨迹差不多呈现出一种波浪形状。“前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属于波浪的蓄势阶段，中篇发展相对平静，小说领域主要由短篇和长篇掌控。新时期之后，浪潮开始迸发，虽无惊涛拍岸之势，但也是浪花飞溅，璀璨夺目，中篇小说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成为各种文学思潮的标志性作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长篇小说发展迅猛，并逐渐占据了小说创作的主导地位，中篇小说创作开始进入平稳期。但是，如果立足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向度和审美观念，从小说的时代意识、伦理思考和人性关怀等内在基本属性来考察，我们又会发现，70年来的中篇小说在这三者的关系处理上，呈现出较为清晰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而且这种特征直接影响了中篇小说在文体意识上的成熟。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的30多年里，中篇小说虽然无法抗衡有着“文艺轻骑兵”称号的短篇小说，但它在时代意识的关注上，依然处于重要位置；日常生活的伦理规约或人性诉求，主要是为了映衬时代意识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对时代意识的维护和赞许，始终是中篇小说最重要、最集中的叙事主题，伦理和人性问题常常我为张力叙事的一种必要陪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篇小说进入一种文体发展的自由拓展期，受当时文化大环境的影响，时代意识要么不再占有核心位置，要么成为作家审视和反思的对象，而日常生活伦理和人性的自然诉求，则成为创作主体共同推崇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时代、伦理和人性这三者之间，很难看出哪个更重要，哪个更突出，不同思潮和不同作家的中篇创作对它们各有侧重，三者受到的关注度差不多旗鼓相当。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个人化写作”思潮的影响下，中篇小说明显强化了日常生活伦理和人性问题，时代意识慢慢消隐到叙事的背景之中；世俗人性的合理吁求，成为这一时期极为突出的主题；以世俗人性的合法性为中心，很多中篇开始对历史、现实与伦理等进行了别有意味的思考。从时代意识的集体性推崇，到世俗人性的普遍性张扬，中篇小说的这种审美变化，无疑隐含了当代作家在主体精神及其美学观念上的变迁，也折射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审美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应该是《人民文学》在1949年10月创刊号上推出的刘白羽的《火光在前》。这是一部正面书写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作品，充满了大无畏的革命豪情和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随后，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孙犁的《铁木前传》、杨尚武的《戈壁滩上的风云》、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陈登科的《活人塘》、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康濯的《水滴石穿》、柳青的《狠透铁》、方纪的《来访者》等中篇不断涌现，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反响。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中篇小说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算非常突出。具体地说，题材相对集中，绝大多数立足于战争记忆、社会主义建设和边疆生活的特殊风情；主题相对单一，主要是通过正与反的张力结构，传达作家对时代意志的颂扬和赞许；叙事较为传统，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手法；文体意识并不突出，很少有作品能够从容地展示中篇特有的叙事容量，线索、结构和人物关系处理，均处于短篇增殖的维度上。就我们的审美经验来说，《铁木前传》《来访者》《水滴石穿》等作品要稍显成熟一些，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将时代意识置于背景性的叙事之中，故事的核心部分更多地呈现了作家对日常生活伦理及其人性的洞察与思考。

　　孙犁的《铁木前传》虽然没有脱离时代的特殊印痕，但它始终立足于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巧妙地呈现了身份变化与情义伦理之间的内在博弈。木匠黎老东与铁匠傅老刚因为手艺人的合作关系，渐渐变成亲密无间的朋友，甚至彼此认了亲家。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的变化，精明的黎老东开始富裕了，而老实的傅老刚依然一贫如洗。于是，围绕着制作大马车的过程，傅老刚终于感受到了黎老东的傲慢心态，包括黎老东对九儿和六儿亲事的回避。傅老刚果断浇灭了炉火，搬离了黎家。财富的变化，最终摧毁了两家之间珍贵的情义伦理。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孙犁对黎老东的傲慢与傅老刚的自尊在分寸感上把握极准，精妙地呈现了情义与身份之间的博弈过程，以及这种博弈对两家后代的人生影响，显示了作家内在的艺术腕力。康濯的《水滴石穿》不仅呈现了太行山乱泉村的诗意风光，还通过乡村女性申玉枝的情感纠葛与选择，从伦理与人性的角度，积极地呼应了时代意识。

　　方纪的《来访者》则动用了双重视角，叙述了一位小知识分子与民间女艺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其中，以康敏夫的视角所呈现出来的叙事，饱含了年轻人对爱情的狂热追求与病态般的痴迷，也折射了小知识分子渴望扮演拯救者的理想冲动。然而，当他与女艺人真正建立家庭之后，作为传统男人骨子里的自尊与自私，便与他的敏感多疑聚合在一起，逐渐消解了自己当初作为启蒙者和拯救者的价值承诺，导致女艺人断然出走，康敏夫由此走向颓废与自虐。细细品味康敏夫的角色，我们既可以看到鲁迅笔下涓生的影子，也可以发现郁达夫笔下于质夫的形象，隐含了启蒙、被启蒙甚至是反启蒙的复杂意绪。而在“我”的视角之下，叙事则充满了时代特有的观念性话语，人性的复杂、微妙和温暖，虽也不时地击中了“我”，但最终“我”还是被历史意志所左右，失去了应有的人情伦理。而这，同样也有其耐人寻味之处。

　　“文革”期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处于低潮，中篇小说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中篇主要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浩然的《西沙儿女》，辛刚的《海防线上》，李学诗的《矿山风云》，张长弓的《青春》，杨啸的《红雨》，以及刘心武的《睁大你的眼睛》等。因为历史的局限性，这些作品过于强调时代观念，先在的集体性理念不时地左右了人物的言行，因此无论审美内涵还是叙事策略，都相对单一，尚缺乏能够反复阅读的经典意味。

　　新时期开始的最初几年，中篇小说创作迅速恢复了创作活力。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中篇小说几乎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存在。如伤痕文学中，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张抗抗的《分界线》等；反思文学中，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谌容的《减去十年》等；改革文学中，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张炜《愤怒的秋天》，邓刚的《阵痛》，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都是极为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中篇对于其相关的文学思潮，均发挥了引领性的作用。但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对伤痕的倾诉，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对改革的吁求，这一时段的中篇小说突出强调的，仍然是创作主体对时代意识的集体性首肯，尽管不少作家也对人性表示了高度的关注，但人性的扭曲主要是作为主体反思的合法性依据而存在，尚未回到日常生活的生命常态之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张贤亮的《绿化树》。这部中篇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揭示了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精神的多重扭曲。这些扭曲，以饥饿与荒芜为表征，使章永璘的自我拯救陷入无边的迷津。只有当马缨花出现之后，章永璘的生命从食物、肉体到精神，才开始出现苏醒的迹象，也使他在爱与理想之间有了更丰沛的生命体验。小说中的马缨花作为一个拯救者的形象，撕开了时代、人性与知识分子理想的各种错位及荒谬，并成为章永璘这一代人渴慕的生命安慰剂。这部中篇，与作家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作品，共同构建了一个有关生命拯救的寓言。

　　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篇小说真正地进入发展的繁荣期。其重要标志是，集体性的、单一的时代意识逐渐淡化，不同作家的主体思想与审美诉求，开始成为小说表达的主要目标，并由此催生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各不相同的文学思潮。这既体现了作家主体精神的多维度彰显，也展示了中篇小说在文体拓展上的强劲动力。譬如，在寻根文学中，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三王”等，都属于引领性的作品。在先锋文学中，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洪峰的《极地之侧》《瀚海》，史铁生《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苏童的《刺青时代》等，均为标志性的作品。在新历史小说中，莫言的《红高粱》，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等，也是代表性作品。新写实小说中，池莉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刘恒的《白涡》等，都是重要之作。换句话说，正是这些重要的中篇小说，有效体现了这些文学思潮的基本属性与审美特质。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文学思潮的相互激荡，中篇小说在文体发展上也迎来了自身的黄金时期，并涌现了一批具有经典意味的作品。

　　在这一时期的中篇创作中，集体性的时代意识虽然淡化，但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并没有停止，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现实，都成为作家审视的对象，而且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大量作品都体现出现代性的反思与人本主义倾向。因此，这一时期的中篇在时代意识、伦理关系和人性问题的处理上，各有侧重，且构成为一种相互质询的关系。譬如，在“新写实”等现实题材的中篇里，世俗伦理与人性的冲突始终是叙事的焦点；有些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则坚持从人性的角度，有效审视了传统文化伦理的内在痼疾；而在先锋文学中，非理性的人性则成为重要的叙事目标，甚至与某些历史记忆中的非理性情形形成了呼应。当然，中篇小说在文体上的有效拓展，也因此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现实生活的叩问与质询中，很多优秀的中篇都开始着眼于正常的人性诉求，直面各种复杂的现实境况，于人生的困境中展示了人们生存的精神面貌和理想欲求，也对人性及命运进行了别有意味的思索，如张洁的《方舟》、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朱苏进的《射天狼》、王朔的《顽主》、方方的《风景》等。像张洁的《方舟》，就是一部质询性别文化的锋利之作。它在启蒙主义的文化视域中，从两性情感与婚姻的角度，为当代女性的独立与自由发出了强烈的生命吁求。无论是荆华、柳泉还是梁倩，作为现实社会中的精英式人物，她们在两性情感或家庭婚姻中，却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屈辱性遭遇，这也使她们深刻地意识到，男权背后所固有的文化沉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规训着女性生命的自由成长。

　　路遥的《人生》可谓一曲城乡对立中的生命悲歌。它以三角恋为故事主线，通过高加林在刘巧珍与黄亚萍之间的情感游弋，表达了“爱欲与文明”的潜在同构。小说中的黄亚萍代表了一种充满异质性的城市生活、城市情调和城市镜像，而刘巧珍则是稳固、贫穷、质朴而熟悉的乡村生活代表。高加林在爱欲的获取中，几乎是必然性地选择了城市文明的符号化对象。这既是为了反抗命运，也是源于人性的自然吁求，但它与强大的传统伦理却构成了尖锐的对抗，也使高加林注定要成为生活的失败者。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孤独的硬汉形象。这个硬汉没有清晰鲜明的容貌，也没有立体化的性格；他永远在路上，以一种探索者的背影，传达了创作主体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寻，洋溢着作家对灵魂殉道者的膜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是一部将时代观念、青年亚文化、艺术创新与个体解放融为一体的优秀之作。小说以一种充满玩世般的轻松语调，呈现了李鸣、孟野、森森等一群作曲专业的大学生散漫而无序的校园生活。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对创新与实验充满激情，然而他们却不得不以各种消极方式，与平庸的教学模式抗争，与陈旧的审美观念进行博弈，以呼应变革时代的艺术诉求。

　　朱苏进的《射天狼》以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成功地塑造了袁翰等中国当代军人的铁血形象。在和平年代，军营也宛如一个小社会，各色人物、各种利益、各种关系也同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场所。但军人的天职与梦想、家国情怀与英雄情结，依然主宰着真正军人的灵魂。由是，当家庭的困境、妻儿的无助和军人的天职出现巨大的冲突时，袁翰最终还是以硬汉的姿态，战胜了世俗伦理的纠缠。

　　方方的《风景》作为“新写实”小说的扛鼎之作，充分发挥了中篇小说在文体上的特殊优势，以死亡视角和全知视角的交叉叙述，呈现了一个底层家庭缭乱、粗粝、暴烈、无望的日常生活。在那里，所有的血缘亲情被粗野的人性所践踏，所有的世俗伦理被本能式的生存所剥夺，生命的野蛮生长成为人生最无奈的风景。失序时代的种子，最终成长为社会边缘地带的野草，虽然找不到生命应有的尊严，却透射出强劲的生命力。

　　王朔的《顽主》是一部充满了解构意味的优秀之作。小说围绕着“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所展开的各种业务，通过于观、杨重、马青等青年人的四处奔波和玩世般的生存体验，撕开了日常生活中各色人等的生存困惑或尴尬处境。在那里，他们替作家宝康策划并举办颁奖晚会，替不能按时赴约的人去赴约，替不能满足妻子要求的丈夫陪其夫人聊天、挨骂……他们乐此不疲，是因为他们洞悉了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人性；他们玩世不恭，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只是生活的润滑剂；他们简单率性，是因为他们看透了太多的虚伪与做作；他们乐于以低俗的方式随波逐流，是因为“端庄与高雅”常常显得不堪一击。所以，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生存方式，将那些看似庄严的生活伦理击打得体无完肤。

　　在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反思中，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莫言的《红高粱》、铁凝的《棉花垛》、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无疑都是精粹之作。这些作品要么从现代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审视；要么从平民立场，对宏大历史进行了鲜活多样的重构。像陆文夫的《美食家》，就是从传统饮食文化出发，通过朱自治的纯粹、执着与通达，展示了中国传统饮食的内在魅力。它既有寻根文学的流韵，又传达了“民以食为天”的人本思考。朱自治的“过分”或纯粹，就在于他不识时务，不积极地投身于集体主义的召唤，甚至不遵从劳动者的基本伦理，一生所忙就是凭借祖上留下的大量房产，四处寻吃觅喝，让自己每天吃得称心如意。虽也逃不脱各种挫折，但他最终还是由一个浑浑噩噩的吃客变成了社会名流“美食家”，其中既体现了时代的人本变迁，也展示了传统饮食特有的文化魅力。

　　阿城的《棋王》是一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之作。小说中的王一生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饥饿中成长，只能借助下棋来抵抗生活的双重匮乏，并由此领悟到棋道中的儒、道、释之文化精髓，最终演绎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车轮大战”，成为一代棋王。这部小说的特殊魅力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抽象成具有特殊意味的哲学，并以互渗互补的方式，转化为有关棋品和棋艺的寓言。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演绎了一段传统畸形文化在近代社会中的崩落过程。戈香莲通过艰辛曲折的缠足，终于使自己在佟忍安的家族里成为传奇。这种传奇，当然是以满足男权文化的陋习为前提，以女性生命的玩具化为代价。戈香莲无法认识到这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相反，她开始依仗自己的“成功”人生，规训后辈继续重演自我的人生轨迹，结果在时代的变迁中彻底破产，以至于在“缠足与天足”的对抗中，被出走多年的女儿牛俊英当场羞辱。它让人想到张爱玲的《金锁记》，使我们看到，某些反人性的传统伦理，总是以奇特的方式获得了自我承传的特殊能力。

　　铁凝的《棉花垛》是一部别具韵味的农事诗。它从乡村伦理中特有的宽容性出发，让世俗的人性欲望与贫瘠的物质生活交织在一起，演绎了一曲愉悦而又芳香的生命之歌。小说中的米子，用自己的坦率与妖娆，让贫乏枯燥的百舍村活出一些生命的诗意。或者说，米子和小臭子这一对母女的生活，不仅照亮了乡村，也使我们看到传统伦理与人性之间的进退自如。

　　莫言的《红高粱》是新历史小说的发轫之作，在文体的开拓与内涵的拓展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动用了三重叙事视角，从“我”、父亲豆官和全知角度，围绕高密东北乡一场民间抗日伏击战，展示了中国乡村民间生活形态，芜杂缭乱却又生机勃勃，善恶交织却又是非清晰；它动摇了历史的可勘证性，将宏大的抗战史转换为平民自发的抗争史，使历史主体彻底返回到平民身上；它在细节处理上，动用了大量超验性的叙述，给人以鲜活而又惊悚的审美感受。它充分展现了莫言在混杂性上的美学追求，也表明了莫言对粗粝的日常生活的强大还原能力。

　　苏童的《妻妾成群》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情境，借助重构性的写实手法，鲜活地呈现了一个封建家族中妻妾之间的权力博弈。小说中那位虚弱不堪的家长陈佐千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陈佐千的权力意志调控下，四太太颂莲、二太太卓云和三太太梅珊之间，在传统伦理的遮蔽之下，不断上演各种或明或暗的生存之争。这种争斗，从地位、尊严，到权力、命运，步步为营，甚至关乎生命。它既体现了传统家族伦理巨大的吞噬能力，连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也无法挣脱，又揭示了人性深处的晦暗与疯癫。

　　在人性面貌的探索中，不少中篇都借助特殊的历史境遇，展示了人性扭曲乃至畸变的状态，也折射了当代作家对“文学即人学”的深度思考。其代表性的作品有王安忆的“三恋”、余华的《一九八六年》、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等。像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就是一曲有关荒凉岁月里人性扭曲的生命挽歌。在剧团里一起成长的一对青年男女，因为练功失败而导致身体变形，又因为身体变形而导致理想的破灭，最终从舞台中心滑向幕后的角落，并由身体和理想的扭曲，转向两性之间的纵欲。这种纵欲，看似折射了特定时代的荒凉人性，实则体现了扭曲者的绝望式反抗——以短暂的、扭曲的狂欢，对抗无望的未来，体现了作家对理想与命运的双重审视。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采用了“倒影式”的叙述策略，站在“文革”结束十年之后的时间维度上，不断推演曾经遭遇的一些历史记忆。迫害致疯的历史老师无意中重返小镇，成了人们每天取乐的对象。没人有知道他是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处，疯子用曾经谙熟的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酷刑不断自戕，最终获得的只是看客们的快乐。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苦难和遗忘、看与被看被作家巧妙地拼接在一起，并通过令人惊异的血腥细节，一幕幕地呈现出来，体现了小说内在的巨大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受惠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中篇小说的叙事形式也获得了极大的开拓，并涌现了大量备受热议的丰沛之作，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和《虚构》、史铁生的《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等。其中，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就是一部在叙事形式上有着革命性意义的中篇。它以“元小说”的叙述方式，在犬牙交错中讲述了三个故事：陆高和姚亮去看“天葬”的故事，藏族猎手穷布发现喜马拉雅山雪人的故事，顿珠和顿月兄弟的故事。这些故事要么虎头蛇尾，要么不断节外生枝，要么逻辑线索含混不清，甚至缺乏必要的可信度，但它们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呈现了西藏高原的神秘、广袤、纯洁与传奇，也展示了作家在讲述故事过程中的现代技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诱惑”。

　　史铁生的《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同样是一部在叙事形式上具有变革意味的中篇。它以寓言式的叙事策略，将人生喻为一种迷局：一、谜面一出，谜底即现；二、己猜不破，无人可为其破；三、一俟猜破，必恍然知其未破。在这种充满禅机的隐喻之中，作家演绎了四个小故事：“我”与奶奶关于谜语的对话；“我”与她（妻子）的电话交流；病中的“我”、1床、3床三位患者与她（医生）面对生死的态度；“我”、骑车男围绕一对少年之爱的自省与思虑。这四个故事，从不同角度折射了人生与命运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表明人生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人生就像猜谜，谜底永远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不同个体对自己命运的理解和把握。

　　格非的《迷舟》在一种宿命式的叙事氛围中，讲述了一个命运失控的故事。萧旅长从跨过那条为父奔丧的河流之时，命运便变得不可把控。在自己的部队中，他掌控数千人的生命，然而，当他一旦离开自己的部队，连自己的生命也变得游移不定。在他踏上故土的过程中，一连串的偶遇和巧合，注定了他不可能握住自己的命运。所以，萧旅长的死，与其说是一种身份的错位，还不如说是命运的荒诞。在这里，时代与伦理退到了幕后，小说所呈现的，是格非在先锋文学时期对非理性人生境遇的特殊迷恋。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审美内涵还是文体形式，都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地位。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决于当代作家主体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全面复苏，也取决于他们娴熟而又灵活地协调了时代、伦理和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中篇小说真正地立足于人性、伦理层面，从日常性的生活出发，映照了时代的某些精神镜像，并凭借自身特有的叙事容量传达了作家多层面的审美追求。

　　三

　　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面对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深入，曾一度涌现了大量有关社会问题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都是一些中篇小说，包括谈歌的《大厂》和《车间》、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但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消隐，这些作品也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紧随其后，又出现了“个人化写作”思潮，同样涌现了一大批专注于女性个体生命体验性书写的中篇小说，如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和《无处告别》、林白的《致命的飞翔》和《瓶中之水》等。这些中篇当然别具特色，包含了强烈的个体独立意识，但同时，它们对时代意识和世俗伦理常常采取避而不见，或随意否定，导致一些作品缺乏中篇应有的内在张力。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长篇小说发展极为迅猛，并在小说创作领域逐渐占据了统领地位。一些实力派作家经过中篇小说的历练之后，纷纷从事长篇的写作。因此，这一阶段的中篇小说发展显得相对平稳。

　　但是，如果从时代、伦理和人性的关系处理来看，这一时期中篇小说创作开始呈现出“小叙事”倾向，时代意识在作品中明显减弱，消费文化驱动下的人性欲望成为叙事的主要目标，人性与伦理的内在纠葛一直是大量中篇集中表达的主题，像朱文的《弟弟的演奏》、韩东的《障碍》和《交叉跑动》，艾伟的《小姐们》，李洱的《午后的诗学》，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其中值得人们反复品味的优秀中篇，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起舞》，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雨把烟打湿了》等。但是，从中篇小说内在的丰厚性和力度感来说，拥有时代的质询立场无疑更具意味。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毕飞宇的“三玉”、《青衣》，陈昌平的《国家机密》《英雄》《汉奸》，以及王瑞芸的《姑父》、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等，都因为与历史或现实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呼应，呈现出特有的审美意蕴。

　　在这方面，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无疑是一部重要作品。在我们眼里，它甚至是一部才华横溢的黑色幽默之作。“下放知青”王二和陈清扬，并未对物质困顿的现实表示不满，却对精神的匮乏耿耿于怀。面对貌似强悍的精神禁锢，他们虽然不断地寻找反抗之路，但每每陷入更大的命运陷阱。于是，他们将绝望伪装成玩世不恭，将解构作为反抗的手段，果断高举着自由和欲望的大旗，在一次次痛快淋漓的生命宣泄中，彻底击溃了时代伦理的虚弱与诡异。饶有意味的是，王二和陈清扬的“伦敦友谊”，既是青春和人性的妙曼之舞，又是虚无与绝望的抗争方式。

　　毕飞宇的《玉米》则巧妙地探入时代的权力末梢，让一位少女为了内心的体面和尊严，在强大的世俗伦理中勇敢地抗争。当玉米还是小大人的时候，她就深知家庭尊严的重要，并学会了利用一切手段，对有损于自家尊严的人群进行还击；当玉米看到父亲失势、家庭即将坍塌之时，她便以小小的身躯换取权势的资本；当看到妹妹的不幸之后，她又以惊人的膂力，为妹妹设计命运。在这个弱小而又强悍的女孩心中，权力、自尊、人性等以极为罕见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注视着各种吊诡的世俗伦理，从而使她不断地坠入命运的怪圈。

　　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一首生命的恋曲，展示了人性中情深悲切的无助状态。痛失爱人的主人公，原本想通过一次漫游来驱散内心的悲苦，不料却在小镇乌塘目睹了更多的悲情。在这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镇里，既有终日买醉的蒋百嫂，将丈夫尸首藏匿在冰柜里；也有男矿工浑然不知地供养着专程来“嫁死”的妻子。有人专情，有人图利，悲与喜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如此微妙地聚合在一起，骇人听闻，却又波澜不惊。即使她逃到了三山湖，遭遇的依然是遍体伤痛的男孩云领。当有爱有情的人，总是撞见那些无爱无情的人群，其悲何其深也！其痛何其长哉！

　　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一部在叙事上极具挑战的中篇。王老炳一家三口都是残障人员：瞎子父亲王老炳，聋子儿子王家宽，哑巴儿媳蔡玉珍。这个无法交流的家庭，注定了叙事发展的艰难，也注定了他们生活的不幸。在内外交困的现实中，他们终于借助一种特有的智慧达到了生活的默契——让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头，聋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由此实现了必要的生存交流。特别是当心智健全的王胜利出生之后，一切都充满了希望。然而，当王胜利步入校园，却被同学们击毁了所有尊严，并慢慢变得沉默寡言，全家从此又过上“没有语言的生活”。他们战胜了不幸的命运，却无法战胜世俗的卑琐眼光。

　　王瑞芸的《姑父》通过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再现了一位备受时代摧残的姑父形象。姑父年轻时是一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精英人物，因为报馆老板逃到台湾前无意中给他留了一把枪，结果被判入狱二十年，从此沦为一位自私、懦弱、委琐的老头。在漫长的晚年生活中，他不仅要饱受梦魇的折磨，还要备受亲情的伤害。他像一个人鬼难分的幽灵，以罕见的悲剧命运，见证了时代的荒谬和人性的荒凉。

　　陈昌平的《英雄》是一部有关平庸人生的梦幻曲。退休工人老高一生平淡无奇，却又想着生命的某种辉煌，于是在自我吹嘘中不断步入失控状态。一方面，他在幻象般的历史记忆中，体验着“英雄角色”所带来的人生快意，寻求一生中最后的辉煌和荣耀；但另一方面，历史背后的权力又不断地向他发出邀请，使他一步步不自觉地踏进了真正的幽暗地带。最后，当他被带到一位老干部的家中，一次看起来非常轻松、非常随意的谈话，便结束了老高的“英雄”梦想。

　　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是一部有关历史反思的精致之作。它从异域的文化背景出发，带着人们对自身“原罪”的追问与忏悔，引出了特殊年代里人们在青春、情爱与性欲的压抑之中所做出的暴力冲动。由这种冲动所构成的内心伤痛，使他们一生都无法逃离，更无法诀别，以至于在多年之后的异域他乡，特蕾莎与王旭东都还在为此纠缠。别有意味的是，当特蕾莎认定王旭东就是当年侵犯自己的“流氓犯”时，王旭东的叙述却表明他是另一个女孩的“流氓犯”，这说明了此类情形在那个年代并非个案。围绕着这样的“原罪”，特蕾莎和王旭东都进行了漫长的忏悔，这种忏悔既深入到历史与时代之中，还渗透到人性的自省与自救之中，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考。

　　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无疑是一部有关人性的解剖小说。一对恩爱的夫妇，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入室抢劫案，导致了心灵的彼此疏离。在芥子的心目中，身材高大的丈夫钟桥北有一万个理由对抗矮小的抢劫犯，并保护好自己的妻子，但是事如愿违。这件事像一把手术刀，迫使芥子不断地解剖丈夫，从客观实情到心理动机，从家庭伦理到人性品质。然而，人性是经不住如此解剖的，尤其是当解剖者受制于某种先在的理念时，她的每一刀划开的，可能都是不忍目睹的暗痕。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警察谢高，职业伦理与人性质询使他陷入更深的困境。在这部中篇里，须一瓜为我们揭示了一种角色伦理对人性进行强制性规定后所导致的可怕境遇。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优秀中篇还有很多，尤其是70后作家的一些精彩之作，像田耳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魏微的《沿河村纪事》等，都对时代的某些现象做出了特殊的思考。

　　T.S.艾略特在评价《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曾由衷地说道：它“是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菲茨杰拉德在其中描写了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凡此种种，曾风靡一时”。如果我们将《了不起的盖茨比》视为一部经典性的中篇小说，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艾略特的“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等评价中，看到中篇小说对时代、伦理和人性应有的统摄能力。在这部中篇里，作家让人物始终置身美国“咆哮的20年代”之前沿地带，通过财富梦的现代伦理与传统情爱伦理的奇妙纠缠，在一场又一场幻象般的欲望派对中，深切地展示了时代、伦理与人性同欢共舞之后的命运悲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审美认知，我们也选择了时代、伦理与人性的关系，重新观察了70年来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发展的艺术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