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叔叔比我大十来岁，现在还活着，活得好像还不错。他是初中文化程度，平日里爱看看报纸。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篇小说，担心他看了会自动对号，会引起一些不愉快。所以我不能写他的真名，只能给他起一个代号，叫他刘本华。

　　在刘本华初中将要毕业那一年，空军部队到我们那里招兵，招飞行员。刘本华以优良的身体素质，合格的家庭政治条件，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成为空军部队的一员。

　　刘本华当上了飞行员，而且是到北京的空军部队当飞行员，这个消息带给我们刘楼村的效应是轰动性的。试想想，在刘楼村几百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当过飞行员，刘本华可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人。有鸟在天上飞，那只能是飞行鸟，不算是飞行员。只有人开着飞行器在天上飞，才算是飞行员。我们那里形容办一件事比较难，往往会说比登天还难。那么，刘本华当上了飞行员，不是等于登上了天嘛！另外，在某种意义上，北京也被人说成是天。刘本华到北京当飞行员，不是一下子登上了两重天嘛！老天爷，这可怎么得了！

　　在这个堂叔去北京当飞行员之前，因年龄差距，我对他几乎没什么印象。直到他有一次回家探亲，我才对他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探亲期间，他保持着操练的习惯，每天一大早就外出跑步。社员们每天也早起，那是为了下地干活儿，为了割豆子，或是掰棒子。刘本华早起外出，单纯是为了跑步，为了保持飞行员所应有的健康体魄。他跑得距离不算近，每天都要跑十来里路。他跑的路线是固定的，从我们刘楼跑到五里之外的李楼，然后才返回来。跑步时，他脚上穿的是军用运动鞋，下面穿的是蓝色的军裤，上身穿的是雪白的背心，背心掖在军裤里面。刘本华这样的装扮和这样的晨练，在乡村田野的田间土路上是很显眼的，如果说他构成了一道风景，一点儿都不夸张。正干活儿的社员们看见他跑步，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移动的“风景”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有的社员嘴里还不由地发出啧啧的称赞。

　　不同的看法还是有的，有人说刘本华当了两年兵，说话的腔调儿变了，不说老家的话了，撇开了京腔。比如我们的村子叫刘楼，村里人说起刘楼时，都会在楼后面加一个儿音，说成刘楼儿。刘本华撇京腔时把儿音去掉了，说成刘楼。在乡亲们听来，他把楼说成漏，漏风漏雨的漏，刘楼变成了刘漏。漏什么漏，喝稀饭漏豆子，难道他的嘴漏了吗！

　　探亲假结束后，刘本华又返回北京去了。人们估计，刘本华这一走，恐怕至少又得两年见不着他的面。

　　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刘本华返回北京连十天都不到，他竟然背着被子回来了。

　　咦，这是怎么回事？他刚探完亲，不是又回来探亲吧？上次回来探亲，没见他背被子呀，这次回来怎么连被子都背回来了呢？不会是他出了什么问题吧？人们打探的结果，得知刘本华是犯了错误，被部队给开除了。他犯的是什么错误呢？据传是作风方面的错误，也叫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至于他所犯错误的具体细节，人们就不知道了。也许他的档案里会有记载，可一般人谁会看到他的档案呢！

　　社会上大起大落的事情总是很少，大都是小起小落。而刘本华的经历堪称大起大落。您看嘛，他从地上飞到天上，不是大起是什么！他又从天上落到了地上，可不就是大落嘛！他的大落，连落到地上都不止，简直是落到了泥巴窝里，简直是落到了粪坑里。一个本来前程无限宽广无限光明的人，却栽到男女关系的粪坑里，真是太丢脸了，太丢人了，他以后还怎么见人呢！村里人遂有些看不起他，有人说：你不是撇京腔吗，看你还撇不撇！

　　刘本华京腔倒是不撇了，不过他的样子有些无所谓，走起路来腰杆还是挺得直直的，鼻孔里喷出来的气还是傲气。他知道别人看不起他，他装作也看不起别人。

　　他毕竟是有文化的人，加上他哥哥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回到村里务农不久，队里就让他当上了记工员。以前生产队里的工分是草纸印成的纸片，容易破损，不易保存。后来进行了改革，就不发工分了，改成用记工册子记工分。每到傍晚收工之前，记工员就拿着记工分用的册子，见哪块地里有社员在劳动，就去那里为每个社员记工分。刘本华担任的就是记工分的角色。除了每天给出工的社员记工分，社员们往生产队里交拾到的粪肥，或交自家尿罐里积攒的尿水，都可以记工分，不同的分量记不同的工分。给粪肥和尿水称分量的当然是刘本华，记多少分的决定权也属于他。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以接近每一个男女社员。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他很快就与本村一个颇具姿色的少妇勾搭成奸。两个人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找一个背人的私密地方不行吗？没有，他们大概有些急不可耐，在露天的野地里就干开了，就野合上了。春日的一天傍晚，西天飞满了红霞。少妇担着尿罐子，到刚刚起身的麦子地里去交尿水，刘本华在春风荡漾的麦苗丛中等着她。他们大概提前约好了，少妇等别人都走了，最后一个去交尿水。少妇刚把尿罐子从肩膀上卸下，刚把尿罐子里的尿水倒掉，刘本华就把她放倒了，放得仰面朝天，两男女在起起伏伏的麦苗地里做到了一处。

　　麦苗还不够深，可以埋住老鸹，还埋不住人。一个人平躺在麦地里，都不能完全埋住，如果上面再叠加一个人，就更埋不住了，只能是暴露无遗。

　　生产队的一个副队长，躲在一座坟后面吊着刘本华和少妇的线，当两人随着麦苗的起伏刚开始“起伏”，副队长飞奔过去，当场就把作奸的双方捉住了。刘本华的样子有些气恼，大概是恼副队长中断了他的好事。气恼归气恼，好事是不可能继续做下去了。

　　副队长有些兴奋，好像在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方面立了一个大功一样，他得意地宣称：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两个交尿水收尿水是假，往“尿罐子”里尿尿才是真，怎么样，被我逮住了吧！一泡尿还没尿出来，就被我逮住了，真他妈的有意思！

　　在光天红霞之下，刘本华做下这样的丑事，应该够他喝一尿罐子的。说他当兵期间犯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那只是听说，村里人都没有看到。而这一次刘本华所犯的作风错误，是副队长亲眼所见，他想提起裤子不认账是不行的。大家估计，村里至少会召开一个全体社员大会，让刘本华在会上交代自己的错误，并作出深刻检查。之后，大家还要对刘本华进行批斗。平日里，社员们并不是很喜欢开会，不少会都寡淡无味，让人提不起精神。要是开刘本华的批斗会，应该比较有趣味，有意思，差不多等于看一场戏，很值得期待。

　　社员们盼来盼去，村里风平浪静，连一点儿开批斗会的迹象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刘本华干坏事白干了？难道副队长煞费苦心地捉奸白捉了？有人着急，就到副队长家里去打听。这次有些气恼的是副队长，他气哼哼的，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他再也不管了，有的人就是把“尿罐子”的罐底子捣掉他也不管了。你道怎的，原来跟刘本华做到一处的那个少妇家里是地主成分，她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地主家的儿子在几千里外的四川当煤矿工人，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回，他老婆就跟刘本华好上了。这样一来，事情就跟家庭成分联系起来了，就跟阶级斗争挂上钩了。搞阶级斗争，首先要分清阶级，要以阶级划线，分清你是哪一拨儿的，我是哪一拨儿的。也就是说，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样一分，阶级阵线就弄清楚了。刘本华家里是贫农成分，当然是我们的朋友，是团结和依靠对象。而地主家的儿媳妇呢，当然要划在阶级敌人的阵营里，不能团结，也不能依靠，只能打击。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这么一看，事情的性质就翻过来了，不是刘本华道德败坏，调戏妇女，而是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地主家的儿媳妇在利用自己的姿色，勾引贫农家的儿子，把贫农家的儿子拉下了水。要检查，只能让地主家的儿媳妇检查。要批斗，只能批斗地主家的儿媳妇。

　　看来阶级斗争的作用也具有两面性，他能挑起什么，也能掩盖什么。反正麦苗地里发生的事情没对刘本华造成什么影响，他该当记工员还当，该收尿水继续收。只是那个少妇不去交尿水了，改由她的婆妹子去交。

　　有媒人给刘本华介绍了外村的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各方面的条件还不错。对于刘本华被部队开除，还有刘本华回村后做下的风流事，那个姑娘应该有所耳闻。可不知为什么，那个姑娘竟没有计较，没有挑剔，同意了跟刘本华结婚。这也可能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在起作用，人们对女孩子的失身总是不能容忍，而对男人做下的风流韵事似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同时也说明，这位堂叔在身材、长相、文化、见识、说话等各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优势。这些优势让他在农村为我为我们找一个好婶子不成问题。

　　这位堂叔的岁数比我大那么多，如果后来我们两个不打什么交道，也许没什么有价值的故事可写。交道即故事。人与人之间有多少交道，就有多少故事。一般的交道，产生一般的故事。不一般的交道，产生不一般的故事。我不敢说我与刘本华的交道多么不一般，但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件事确实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不吐不快。接下来，我会主要讲讲这件事，也就是托媒的故事。

　　我1967年初中毕业后，没能上高中，就回乡当了农民。上高中的同学还是有的，全班只有五个。但升学已不是考试制，而是推荐和选拔制。推荐和选拔的条件是什么呢？首要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二七公社”，另一个是被简称为“河造总”的河南省造反总司令部。后来，“二七公社”被定为造反派组织，而“河造总”被定性为保守派组织。我在“文革”开始时站错了队（其实无所谓对错，政治游戏而已），站到了保守派的旗帜下，成了保守派的一分子。既然是保守派，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儿。“文革”开始前，我对自己的学习充满自信，相信自己能够考上高中，说不定还能考上大学。“文革”一来，我继续求学的梦就破灭了。我认为我和刘本华不一样，他是犯了错误被部队开除的，我只是因为没赶上好时候。

　　回到农村，在走投无路、心情最苦闷的阶段，我尝试着写了一篇大批判稿，投给了县里的广播站。县广播站有自办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安在全县各生产队的有线舌簧小喇叭广播一些大批判稿。我们家也安了一只小喇叭，我听来听去，广播的大批判稿都是别的公社的人写的，我们公社连一个写批判稿的人都没有。不要以为我们刘庄店公社无人，有枣没枣打一竿，我来写一篇试试。说来真够幸运的，我写的第一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稿子就广播了。广播员用普通话播送道：现在播送，刘庄店公社郜庄大队刘楼生产队贫农社员刘庆邦写的一篇广播稿。前面冠以贫农社员是必要的，这是我写广播稿的资格，如果不写上贫农社员，说不定还要对我进行一番政治审查，才能决定是否采用我所写的稿子。第一篇稿子广播后，我信心大增，写稿的积极性也提高不少。我如法炮制，又连着写了几篇稿子。请相信我没有吹牛，我写的每一篇稿子都广播了。广播了又能怎么样呢，广播又不是白纸，广播员的播音又不是黑字，广播了就过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写的稿子连续被县人民广播站广播之后，还是有一些积极效应的，人们在纷纷打听，谁是刘庆邦？刘庆邦是干什么的？

　　我有一个同学叫张丰丽，她的家在张庄，我们同属一个大队。张丰丽的哥哥在县里邮政局上班，他也听到了我写的广播稿，并记住了我的名字。有一次回家，他向张丰丽提到我写广播稿的事，问张丰丽是不是认识我？张丰丽说认识呀，我们是同学，在中学宣传队里我们还一块儿演过节目呢。那么张丰丽的哥哥就问张丰丽：他现在有没有对象？

　　张丰丽羞涩地笑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又说：可能还没有吧。

　　你对你这个同学印象怎么样？

　　你问这个干什么？

　　哥哥说：要是你不反对，我托人给你们俩介绍一下怎么样？

　　张丰丽的脸一下子红透，她没有说话，没有表示反对，只是低下了头。

　　机不可失，当哥哥的立即行动起来，开始请托媒人给他的妹妹介绍对象。他托人给妹妹介绍的对象是哪一个呢？这个您已经知道了，我就不用说了。而张丰丽的哥哥托的媒人是谁呢？是他的中学同学。他的中学同学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堂叔刘本华。张哥骑着自行车到刘本华家里去了，把为妹妹介绍对象的事托给了刘本华。刘本华满口答应，说没有问题，这个事包在他身上，让老同学尽管放心。

　　设想一下，如果刘本华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会很高兴，我也会很高兴。这是多么大的好事呀，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呀，我们没有理由不高兴。然而，刘本华却把人家托他给妹妹介绍对象的事给截留了，截留后并密封起来，封的一点风都不透，好像人家从来没托过他一样。

　　这个事情刘本华一直把我瞒得结结实实，始终没漏过半点儿口风。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儿不透风，那儿透风；短时间不透风，时间长了总会透风。若干年后，我才一点一点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逐渐连缀起来，清晰起来。

　　……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五次；《小说月报》百花奖七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